文艺批评编者按
在疫情影响之下，中美间关系再生变局。各种讨论纷纭复杂，构成了百年变局时代的特殊场景。许倬云先生客居美国六十余年，对美国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多有思考。在他看来，初期的美国违背了开国总统的嘱咐，走向了扩张主义但仍旧坚守着“立国”的理想，这一高尚理想也无法使美国摆脱帝国主义的道路，但美国并没有维系帝国体制的政权性要素。在美国的长期努力之下，成为了世界霸主，其虽对世界有过正面贡献，但其所维系的世界体系是内部不均衡的体系，仍然面临战争危险。美国国内金融资本的扩张，需要我们对资本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审视。同时，在资本的扩张之下，美国国内的社会阶层与思想潮流渐成分裂之势，如何平衡离隙并走出困境，仍然是对美国国内的巨大考验。他感慨，当年初到美国之时，曾佩服这一国家的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然而近60年来，其境况竟如此日渐败坏，不仅财富成为统治势力之寄托，而且出现了柏拉图所谓的“僭主政治”的诸多特征，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首要之道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
本文摘自《许倬云说美国》2020年7月版第十四章，篇幅所限，有所删减，转载自公众号“文化纵横”，特此感谢!
未成的帝国和败坏的资本主义
文/许倬云
美国的扩张主义，违背了开国总统的嘱咐
美国向外扩充并不是建国时的构想，反之，华盛顿总统在离任的时候曾经留下对于后人的嘱咐：旧大陆各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和复杂的国际关系都与美国无关，让我们好好地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的理想。
美国没有遵循开国领袖的嘱咐，一步一步地走向扩张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对外战争并不是很多，只是在建国之前和建国初期与法国争夺密西西比河上的通道，又曾经短暂地侵入加拿大—这就是在美洲本土上最早的国际冲突。1845年后，一连串的冲突则是针对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削弱其实力以夺取其领土，包括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论其总面积，据有今天大半的南美洲、全部的中美洲、今日美国西部和部分内陆，疆域辽阔，超越了美国当时的疆域。
在太平洋西岸，美国的海军和民兵合击西班牙在今日加利福尼亚州的殖民地，将圣地亚哥到旧金山之间的土地纳入美国版图。这些明明是侵略的行为，却因当地的居民很多已经是美国过去的移民，乃以人民的名义，自称符合“昭昭天命”的任务。
在亚太地区，美国袭击西班牙的据点菲律宾和中途岛，从此建立了东南亚的殖民基地。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活动有严重的历史污点。
与大英帝国相比，美国存在政权结构的三大不足
美国虽有立国的高尚理想，但仍然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阶段。这一段历史，也是美国建立“帝国”过程之一部分。弗格森认为美国建立帝国的过程过于短暂，成果不彰。
美国历史学家将美国的扩张政策与理想的政治制度配套，称为“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s)：美国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权。
弗格森的著作将美国当作帝国，也就是根据美国自己宣称的特殊权力，才有如此独特的帝国结构。与大英帝国发展的形态相比。他认为美国大帝国功业实际上并没有落实，其缘故在于美国政权结构：第一，总统任期太短，每个总统要做的事业和后任之间无法衔接;第二，上层和下层之间沟通不易，因为美国体制是三权制衡和分州治理的联邦制，不同部分不易协调共同推动扩展国力的规划。美国人所认为的“美国特殊论”，以及美国所谓的“天赋使命”，其伪善的成分其实未必令人相信。
于是，弗格森总结：大英帝国崩溃以后的“大英联邦”至今还是一个共同体。美国帝国体制没有继长增高，乃由于三方面的不足：投入资源不足、执行过程不完整、执行方向的理念不清楚。弗格森的说法未尝不是诚实的评断，只是他没有将这些借口后面的真实情况明白交代给读者。
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体制”及其非均衡性
美国在世界霸主这个位置上的所作所为，有称职的地方，也有必须检讨之处。美国立国的理想是实现上帝赐给他们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实现这些天赋的人权给予他们的福祉。
在国际行为上，美国确实也经常以“自由民主捍卫者”的身份出场。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一半，英国、法国几乎招架不住了，美国以民主国家的身份帮助民主体制的英国和法国出兵参战，击败了还是在皇权统治下的德奥俄集团。决定了一战的胜负。
在战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建议成立“国际联盟”，在这一架构之下，全世界人类都是平等的，所有国家都有同样的权利，大家可以建构一个共同协议的国际秩序，解决彼此的纠纷，以维护世界的和平。
这一理想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将一个高尚的理念付之于行动。可惜后来威尔逊自己在国内遭逢反对，国会拒绝这个建议，但同样的理想，在二战之后终于实现了，就是今日的联合国。联合国在许多地方固然并不尽理想，但至少这一个世界各国共同接受的组织是走向世界人类共同社会的第一步。
整体而言，美国对世界的确有过特别的贡献。美国教会的传教工作和美国的贸易几乎同步进行，有美国商人的地方就有美国教会。在非洲，美国传教士成立的医院和学校遍地都是，甚至超过若干非洲殖民帝国主义宗主国提供的数量。从 1960 年开始，肯尼迪呼吁美国青年参加“青年服务队”(Yout Corp)，在非洲等处帮助当地百姓，体现的仍是人类历史上前所罕有的利他精神。
矛盾之处在于，美国对于周边的邻居，那些中南美的小国，却并没有给予当地急需的帮助。南美的大国如阿根廷、巴西、智利，都有自立的能力，墨西哥和秘鲁也还过得去，但中美的小国几乎都是由于美国鼓动，从西班牙殖民帝国独立建国。它们处处依赖美国，尤其是巴拿马，完全是依靠巴拿马运河而成立的国家，一切接受美国控制。这些国家其实即是门罗主义主张“保护”的对象，可是美国并没有帮助它们建立健全的民主政府。至今，中美不少小国军阀主政仍是常态。古巴革命接受社会主义体制，美国立刻将古巴视同仇敌，绝交数十年。江湖上的“老大”，对于小弟兄们有照顾的责任，但美国这一“老大”对于邻居却只要求服从，并未尽提携扶掖的责任。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商业利益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其他部分。在美国势力所及的范围，“老大哥”并不容许“小弟兄们”挑战其权威。日本在20世纪后半段的情形颇可显示美国的如此作风。
美国成为霸主之后，成本由美国承担，损害由当地百姓承担
这个没完成的帝国，虽然从弗格森的眼光来看，是一个铜铸的巨人，终于因为两条泥腿而垮掉。
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参战决定了同盟国得到了胜利，重新塑造了世界的秩序，美国成为世界的盟主。这是第一次出现全球性的大国。但从杜鲁门开始到里根时代，冷战延续了五十年之久，大冲突未起，小冲突不断。美国因此必须维持庞大的军备，也必须派遣大量的军队驻屯在欧洲。这种大帝国的格局，史无前例。古代最大的帝国如中国、罗马，都未见“冷战”，只有征伐。
中东地区，重要的战争包括美国参与的波斯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一直到最近还在进行的叙利亚等地的冲突。伊斯兰国家和欧美国家之间的仇恨，又转移为各处的恐怖分子活动。自“9·11”事件到今天，全世界各大城市、欧美各处，几乎都有恐怖分子不时的袭击事件。
以上这些战争，已经持续进行了七十多年了。美国的国防经费，包括防恐、反恐的经费，每年都到了天文数字，形成国家沉重的负担。
为了应付这些战争，美国取消了过去的征兵制，采取募兵的方式维持一个常备军;尤其投入真正的战场时，还另外招募“雇佣兵”(例如，伊拉克战争时，以“黑水公司”为名招募雇佣兵参战)。如此方式，将美国的军事人员从一般的人口之中逐渐分离，军人成为不同于一般公民的职业。
美国作为世界帝国，在资源的运用和人力的动员方面，都有不足之处;一般的国民对于维持世界霸权的意义，既不了解也没有表示可否的机制。弗格森认为这是美国无法成为世界大帝国的原因，或者是他所谓“帝国”的对外干涉为时短暂而成果却不彰显的原因。对于这些现象，他并没有具体讨论，美国立国体制其实没有预料，也没有设计过如何负担世界大帝国的责任和地位。
在新大陆以外，作为大帝国必须要有取有予。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来，帮助欧洲复兴、救济东亚战后残局，凡此都是付出。甚至过去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教育和卫生的贡献，也都是付出。但是，战争本身的成本是美国承担的，而战争造成的巨大损害则由当地老百姓承担。战争没有受益者，虽然美国作为大帝国，也不能逃避这些经验、这些与地位俱来的责任。
重新认识资本的可能性方式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其实常常改变。20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西蒙· 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主张，生产不断提高，社会累积的财富也因此增加，而这增加的价值为全社会共有。因此，随着国民生产经济水涨船高，只要提升生产量，最终可以使每个人得到获取利润的机会。这一主张在近代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上，具有巨大影响。
皮凯蒂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将“财富”和“收入”分开。收入是每个人以其工作或者贡献，或者国家的补给得到的一份个人可以支配的财富。而总的财富，经常在不同人的口袋之间不断流转。这一财富总量之中，没有被分配成为收入的就是盈余。盈余不断增加却不一定参与流通，因此，这一部分累积而成的盈余总量，其实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截留于主要财富的掌握者手中。
所谓财富总量，在过去根据凯恩斯理论，乃是将所有人的收入都当作生产量，国家的总财富(GNP)乃是将所有人的收入(有的是劳务，有的是盈余)加在一起，成为国家的总财富量。
在今天美国，有许多号称是第三产业的谋生方式，例如各种服务业，提供生活必需事物的单位如中介业、律师、会计师等。他们并没有增加产品的真正价值，只是取得他们服务的收益。至于信息工业，更是巨大产业，扩大也加快了信息的流通，但并没有增加产品的价值。
又例如，演艺、影视等行业，它们使得人有了打发时间的途径，也回应了情绪上的需求—以产品价值而论，它们并没有增加产品本身的具体价值。所有这些服务业所得，都加在所有国家总财富之内。皮凯蒂认为这是不对的计算方式。
美国今天的金融业，本身就是服务业。同样一个数量的财富，经过金融业的运作，可以在不同的阶段重复地以财富的方式出现。
资本主义的市场，将一切事物都可以视同商品。这些做法都是将财富与收入混淆，同一笔钱重新出现无数次。所有财富的总源头，等于是一个大水库——几百年来，盈利的累积掌握者，即那些大财团掌握了水库的总开关，市场升降都由这个总水库来决定。
皮凯蒂认为，必须针对如此情况设计处理方法，才能实现财富的公平化，使社会中的个人都有机会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利益。因此，国家公权力的征税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他建议所有继承得到的财富，在继承时一律征收百分之八十的遗产税，列入当年的国库收入。每个人的收入，也就是他们以劳力换取的薪津，不论大小都征收百分之十五作为所得税。国家再以这些收入，按照国民的基本需要分配给每人应有的一份，使得人人可以不虞饥寒。他的构想在北欧的三个小国得到实施—亦即从财富盈余总量中取出一部分，分配于一般国民供给其生活需求。
美国社会已经严重分裂
自从20世纪大恐慌时代以后，美国屡次有市场的不景气现象。人民的生活，每过一段时候就会面临困难，尤其贫而无靠者更是一筹莫展。罗斯福推行新政以后，美国才有社会福利制度。执行至今，虽然有所改进，尤其是约翰逊于60年代的“大社会”计划增补项目最多。然而，美国社保制度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
令人扼腕者，今日美国社会已经严重分裂：上述最需要帮助的贫穷弱势社群，亦即工厂劳工、社会低收入雇员、老弱、残疾、初到移民、弱势族群(尤其是非裔、拉美裔)等，接受的教育程度较低，长期居于劣势。劳工群体过去有工会作为团结的核心，近来产业结构转型，旧日工会已经涣散。少数民族族群，虽有民权运动争取权利，却又始终不能从劣势地位上升。于是，在最近数十年中，这些贫弱阶层依旧沉沦于社会底层。没有人替他们争取公平福利，愤怒的他们成为政客操弄的工具。特朗普当选，即是煽动失业劳工夺得大位。这一社会底层人数不少，可是并没有足够知识，指导他们依法争取福利。
社会最富有的阶层，亦即皮凯蒂认为应当付出遗产税的富人，颇有传世二三百年的旧日世家。今日，一般估计美国富人占人口总数的0.1%，拥有全国资产的一半以上。帮助财团生财的专业人士，乃是社会中产阶层的上半段，占总人口的10%左右，他们拥有资产占总资产的20%左右。其他中产阶级只是中产的下端，占总人口比例的30%左右，资产比例也占了20%左右。这些中产下端的较低层次，随时可以跌入贫穷。这一阶层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应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如果主张和推行社会公平与公义的政策，他们应是重要力量，因为他们有能力认识社会问题，也应有良心投入如此志业。
美国社会思想争议的不可妥协
其中最引起争议者，则是政府给予低收入甚至无收入者生活费一事。在许多每年支出所得税的中产阶层看来，自己辛劳工作的收入却被政府抽取，以维持永远依靠国家救济的贫穷阶层;而后者因此养成惰性，不求上进，也未必是好事。
面对皮凯蒂陈述的现象，美国社会的中产人士的确是愿意参加讨论和推行的主力。这些人士，尤以学术界、管理、科技、各项专业和公众媒体的从业者为骨干。
他们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是保守分子，主张人生就是公开竞争，由此决定每个人一己的命运。这种观念的基础在于基督教新教的教育，即上帝已经预定每个人的命运。
另一部分人则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觉得人应该负有人道责任，对别人的困难同情而伸与援手。这一类人，由于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一向反对政府的干预，因此处于两难的困局：究竟政府是否有权取之于甲以养活乙?公权力是否可以干预到私人的权利?
第三类则是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再相信命运，认为人的智力、体力不同，可是不应剥夺弱者生存的机会。所以他们主张经由国家公权力的干预，负责照顾弱势人士，务必使每个人都有起码生存的机会。
目前，三类人士间不断争执，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方式。
我自己在美国居留前后有六十年，在我交往之中，都可以找到这三类人物。他们每一位都是诚实的君子，然而在寻求解决的方式时无法妥协。
回顾初来美国，曾经佩服这一国家立国理想是如此崇高。在这里客居六十年，经历许多变化，常常感慨如此好的河山，如此多元的人民，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我以为，信仰淡薄，个人主义沦于自私;民主政治难有聚焦;资本主义变质，财富成为统治势力之寄托;出现柏拉图所谓的“僭主体制”。我认为，对于美国政治的匡正之道，首要在于纠正个人主义的偏颇：人之为人，在“人”有提升心灵性情的可能，“人”也有合作乐群之需求。循此二端，“个人”不再自私，也无复孤独。社会福利制度立足如此基础，将可以落实为公平公义。但愿美国回到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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