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内民主

毛泽东与党内民主

老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至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实，“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产物就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只要若干个作为个体的人处在一起并相互反映，就有了组织行为。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必然产生群集关系、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统制与服从的关系、合作与相互照料的关系等等，一个组织内部的成员总是按照一定的准则来处理组织内部的各种关系。政党作为若干个个体的人组成的政治组织，其内部也会形成各种关系。工人阶级政党由于其性质与奋斗目标的规定，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构成民主集中制基本要素的党内的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成为党员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说明了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党是有着共同理想与共同奋斗目标的人组成的，正如列宁所说，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规则必须建立在维护共同的理想这个基础之上，这就是处理党内关系的党性原则。对此，恩格斯曾经说道：“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按照全体党员应当始终遵守的共同原则，即党的理想与奋斗目标确定党内活动与处理党内关系的准则，以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保证这些准则不被破坏，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才能够既保持党的活力（其表现为党在思想上的创造性），又能够保证党的团结与党员在行动上的一致，同时也才能够使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现实困难，都不会放弃党的理想与目标。

党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意味着在党内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组织起来的人们----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员，他们走到一起不是迫于某种压力，也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好处，其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同样，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实现正义与平等，在为实现党的理想而奋斗时，党怎么能够容许在党内形成只有封建社会中才存在的不平等的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呢？因此，一个人过去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一旦加入共产党，他和其他党员在政治上就是完全平等的。在党内，所有党员，不论是一个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领导干部甚至是党的领袖，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其表现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党内充分的民主。这是处理党内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则。如果这一条原则得不到保证，党内关系就会被扭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情况非常特殊的国家进行革命活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习惯，革命根据地的分散，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地方主义等都决定了，党必须随时注意解决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可能导致党丧失战斗力的成为倾向，必须加强党的集中制。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忽视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巨大努力，毛泽东当时就明确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主义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以党内民主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干部，肃清宗派主义，实现全党最紧密的团结，这是毛泽东对党内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最初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的深化，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

毛泽东说：“处在伟大革命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体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的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这段话非常全面地分析了党内民主对党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党内所有成员在政治上的平等，并不否定党的领导干部和党的领袖的作用。这就如毛泽东所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但是，对干部作用的强调，并不表明干部可以高人一等。相反，不管党的干部的作用多么大，他都不能取代党内民主，而是要在党内民主充分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接受党的组织和党员在党内对他的监督。

实现党内民主绝不意味着否定党的集中和党的纪律。毛泽东在总结江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时曾经指出，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投机分子的操纵。在回答英国记者贝特兰提出的“‘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这一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中国是一个长期以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造成了中国人组织性纪律性的欠缺。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建立发展，它的成员的大多数出身于农民，中国革命又长期以分散建立根据地的方式进行，如果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党自身就会是一盘散沙。为了保证党的组织上的巩固和行动上的统一，必须实现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基本的组织条件，在成为执政党后，高度的集中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基本条件。邓小平在谈到改革的条件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

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的集中，对党的发展还有一个极端重要的意义：制止党内形成有组织的派别活动，防止党的分裂。对此，邓小平曾经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军队的领导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如果党内出现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国家注意形成健康的、既有利于党内民主，又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党内关系，并在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长期的探讨。对于党内形成平等的关系，反对各种在党内关系上的庸俗作风，发展党内民主，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阐述。其中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任何形成真正平等的党内关系。毛泽东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特别强调：“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领导干部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觉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到下面进行调查研究，“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认识。”

但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乃至群众，都没有形成牢固的政治平等意识，毛泽东在经过多次努力并使用各种办法以后，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前毛泽东在给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信中写道：“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没有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当他写下这句话时，他到底把什么因素看作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主要障碍，不得而知，但他已经认识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困难，则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对实现党内民主将会遇到的困难进行过透彻的分析，他写道：“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同时，也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了解决民主生活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与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他留给后人的思考尽管只有短短一句话，却可以给人以启示：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中国，实现人民民主需要一个逐步创造条件的过程，实现党内民主同样需要一个创造思想与制度条件的过程，在条件没有形成之前，任何想立即实现美好愿望的企图，“始终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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