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战略预见大师。毛泽东的战略预见源于他贯通古今的学识、科学的思维和丰富的实践;他的战略预见科学、准确，描绘了中国革命的“大图样”，引领中华民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中，对抗日战争的预见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对于今天的人们、今天的军人、今天的中国，仍然意义非凡。
让人在迷茫中看到方向
毛泽东的战略预见，能够使人们在失败中看到胜利，在失望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迷茫中看到方向。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预言的正确性一再被实践所证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而反革命力量却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围剿下处境险恶。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毛泽东科学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预见。他还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了精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抗日战争初期，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观点。“亡国论”者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速胜论”者则表现为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把日本估计过低，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打败日本，认为胜利很快就会到来。
为了正确指导这场战争，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用科学的预见驳斥了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他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分析中日双方基本情况和抗日战争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预见，并被后来的实践所证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当天，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说：“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是正确的。”
精心绘制抗战“大图样”
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深入研究和揭示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精心绘制了指导抗日战争的“大图样”。
对战争结果的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最重要的预见，也是其他预见的前提和基础。
对战争发展进程的预见：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对战争形态的预见：犬牙交错的战争，战争史上的奇观。毛泽东认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他还具体分析了内线与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犬牙交错的四种情况。后来，战争的发展竟然与毛泽东的预见完全一致。
对具体战略方针的预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持久战，对于具体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他认为，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并处于我多兵的包围之中。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在整个对日作战中，正是采取了这一方针，逐步赢得了胜利。
对作战形式的预见：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毛泽东认为，在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具有解决战争命运的作用。游击战是辅助的，但具有战略地位，在战争中“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对战争胜利根本的预见：军队和人民的进步。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靠什么?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军制要现代化，要有进步的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要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终，抗日战争的事实对于毛泽东的预见几乎没有什么“校正”，其预见没有例外地一一实现了。这在世界兵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窑洞里的预言家”放眼全球
第一个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并写下了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他把毛泽东称为“窑洞里的预言家”、“红色预言家”。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能够观天下之变、谋时代大势、指未来之路，足见斯诺的评价并不为过。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他形象地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他进一步强调：“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预见，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进行的。实际上，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可以说，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预见，真正是在“起于青萍之末”中看到了“风暴”可能来临。
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毛泽东不仅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抗日战争，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有很多精彩的分析和预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阐述中日战争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时，准确地预见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采取的大战略。他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欧洲第一、东方第二”，实际上就是美国在二战中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毛泽东的预见比英美两国1941年3月正式明确执行“先欧后亚”战略，要早两年半左右。
1941年12月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4天后，毛泽东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预言：“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后来的事实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
战略预见能力如何培养
毛泽东指出：“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因此，作为领导，应该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战略预见艺术，提高预见能力。
打牢理论基础。在领导工作中要能做到科学预见，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践经验，以及多方面的理论准备。毛泽东在战略预见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勤奋好学、贯通古今、运用自如。为了撰写《论持久战》，毛泽东在繁忙工作之余，挤时间拼命读书、研究理论。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0个月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并且专门研究了西方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还发起成立了“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和“《战争论》研究小组”，一起学习讨论。这些理论准备，为他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重调查研究。领导要有预见能力，必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社会实践学习。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毛泽东研究抗日战争，是建立在对抗战10个月情况的全面掌握和分析研究之上的。
努力登高望远。抗日战争时期，驻延安的美军观察团成员谢伟思问过许多我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能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回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毛泽东“高瞻远瞩”、“目光远大”。预测未来，不能目光短浅，只看到当前和局部，而必须培塑世界眼光和战略视野，力求看得更远、看得更准。
增强问题意识。毛泽东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论持久战》的开篇，他连续提出了七个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然后，逐一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
分析矛盾运动。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等条件，从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分别考察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全部基本特点，从而把握战争的内在联系，预测战争的发展进程，揭示战争的指导规律。研究当今时代的信息化战争，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错综复杂的矛盾系统，包括社会的、自然的、国际的、国内的、人与物的各种矛盾因素，分析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变化，探讨制胜机理，寻求打赢之道。
研究特殊规律。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科学揭示战争规律，预见战争进程，指导打赢战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毛泽东注重研究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深刻分析这场战争内在规律的基础上，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指导。今天，我们研究未来战争，绝不能简单照搬外国战争理论，而应结合我国实际扎扎实实地把战争研究深、研究透。既要研究信息化战争的一般规律，又要研究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信息化战争的特殊规律，还要研究不同方向、不同规模、与不同对手进行战争的特殊规律，像毛泽东《论持久战》那样，提出具体可行的方针、原则和战法，这样才能正确指导战争，确保打赢战争。
肖天亮 国防大学副校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理事、战略分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著有《战争控制问题研究》《军事力量的非战争运用》《肖天亮讲稿自选集》，主编《战略学》《新中国军事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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