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有个“怕死不当共产党”的女英雄刘胡兰。
山西省文水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吕梁山脉东篱，太原盆地西缘。
文水，历史悠久，民性强悍，素有反抗暴虐的光荣传统。文水县在抗日战争中被誉为‘山西中路的模范县”。
文水县境西部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易守难攻，东部广阔平川，河曲成网，山川兼备的地形;物产丰富的资源，使文水有着南北东西来去便利的优势，在军事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始于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共文水支部就组织反日集会和游行示威，号召人民抵制日货，从此揭开了文水抗日战争的序幕。
抗日救亡的火种也迅速燃烧到了云周西村。刘胡兰就出生在这个炮火连天的年代，一落地就看到了祖国山河的破碎。
云周西村地处文水县城以东，汾河之西的平川地带，在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成为了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交通要塞。在激烈的抗日战争中逐渐成为抗日干部工作、隐蔽的堡垒，也是八路军、游击队消灭日寇的战场。由于它的重要地理优势成了远近闻名的八路军重要根据地。这个村庄的人民也为抗日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6年3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进入文水县境，先后路经文水32个村镇。所到之处，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唤醒了广大民众，播撒下抗日救亡的火种。云周西接到了这粒革命火种;从此一个世世代代住着受苦庄稼人的小村庄，因为爱国抗日人员到来，和抗日组织的驻扎，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和愚昧，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都投入了消灭日本鬼子的战斗中。
村子里曾经驻有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晋绥八分区敌工站等分支机构，期间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晋绥八分区和文水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以及县区领导人留下了许多革命活动的足迹。
村里驻扎了工卫旅晋中办事处
在抗日战争中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要骨干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工卫旅前身)于1937年9月诞生。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新军的组成部分，也是曾经与文水抗日武装一道浴血奋战的人民子弟兵。办事处筹建于平遥门世村(现属文水)，1938年办事处搬往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工作的文水县云周西村。它是进驻云周西最早的抗日团体和机构。办事处在村西南观音庙建立通讯处，收集掌握周围几县敌占县城的情况。同时开展了宣传组织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为部队筹集粮饷物资，铲除汉奸等工作。为开辟平川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工卫队于1938年4月和9月，先后派2大队副大队长张兴业、5中队副队长白俊卿，深入文水、平遥、祁县三角地带的汾河沿岸创办晋中办事处。该办事处在工卫旅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1939年后由22团领导)，运用牺盟会组织，独立自主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工作，成为晋中平川组织领导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
根据工作进展，办事处决定常驻云周西村，以地主石廷璞5间房子为办公地点。同时在云周西及周边村召开动员大会，并沿村进行宣传游行。很快云周西就有50余人要求参加抗日工作。随后办事处又组织武装小分队、流动宣传团，并排演节目，教唱歌曲，自办刊报等。期间办事处与县大队配合，在伯鱼村、南庄镇召开群众大会，在邢家堡、北胡村袭击日寇，在祁县织布厂缴获布匹，在太汾公路破坏敌通讯设施，在王家堡等村惩处汉奸，使文水平川抗日斗争深入展开。办事处以宣传组织发动群众为工作重心，又分别在文水、祁县、清源、交城汾阳设立分团。当时文水工作最活跃，云周西村工作最突出，因此该村被称为晋中平川的“小延安”。
这时已经7岁的刘胡兰在村里直接接受了抗日宣传，她从村子里来往的抗日武装小分队，抗日干部那里已经听懂了了只有不怕流血牺牲才能打败日本鬼子的故事，她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知道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村里的“牺工会”物资存放点
自1938年工卫旅平川办事处移驻文水云周西村后，“牺工会”物资存放点也设在该村。办事处主任张兴业同时负责物资存放点工作。
当时周边县区许多抗日物资都要先集中到云周西村，然后再分送到各地，为此云周西干部群众历经千辛万苦，妥善做好物资收藏、保管、转送工作，从没发生损坏或丢失情况。牺工会在筹集抗战物资中，废除旧政权按地亩数摊派的做法，实行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同时实行减租减息。这样使广大群众得到经济利益，抗日热情空前高涨，踊跃筹粮筹款，支援部队供给。物资在集中点备齐后，组织群众运送，由部队接应上山。1939年秋，仅文水、祁县、平遥等汾河沿岸30余村，为部队筹集运送粮食30多万斤。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就参加了为我西山八路军送物资的队伍，途中曾遭遇敌人的袭击，当时他抱定决心，“为了支援八路军，只要活着无论如何把物资送上山”。刘景谦将经过给家人讲，对年幼的刘胡兰有很大的教育和感染。
活跃的晋绥八分区文水“敌工站”
晋绥八分区文水“敌工站”组建于1941年9月。当时文水平川抗日斗争形势恶化，革命处于低潮。为了开展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斗争，晋绥八分区派地委社会部刘芳、张树堂深入平川，建立文水“敌工站”。并抽出文水县委委员秦汉三、军分区敌工科任志中、文水公安局侦查股李珠等参加敌工站。由刘芳任站长，张树堂任副站长。文水敌工站的任务主要是通过伪军亲朋等关系，做瓦解敌军工作;在各村安插情报员，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打入敌营做策反工作;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采取策略，对与敌伪有染的地痞、流氓、赌棍等进行惩戒和利用。
在群众情绪普遍低落的情况下，“敌工站”驻地选择在云周西村。这里村子小，位置适中，党员多，群众基础好，利于开展秘密工作。刘芳同志到云周西后，化装商人身份，以此为掩护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年幼的刘胡兰与小伙伴们自觉为刘芳站岗放哨，通风报信。在云周西党组织和进步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敌工站”工作得到有效开展。
194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中指出：为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的文件、干部能迅速安全地护送，所有根据地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其中经过文水的一条为南线秘密交通线。
1942年春文水以下曲、信贤、西社三个日伪据点为重点，进行情报联络和策反工作。刘芳派云周西村共产党员孟春华打入信贤据点。通过多方努力，策动该据点日伪情报组长岳德胜与敌工站建立联系，为其反正投诚做了前期准备工作。同年冬在石永镇村外镇压了民族败类、叛徒、狗汉奸韩仰高。1943年秋，六支队在西社据点内应的配合下，胜利拿下据点。1944年冬配合县大队攻克下曲镇日伪据点，活捉伪军中队长。通过“敌工站”有效工作，文水平川抗日斗争打开新的局面。
机密的晋绥公安总局文水情报站
1945年8月，晋绥公安总局决定成立文水情报站。该站负责人是晋绥八分区公安分局侦察股长李光清。人员有杨广文、郝林俭、陈学让、陈少玉、王川等。该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情报网，开展反特斗争，了解太原等敌占城市的社会动向。
文水情报站初建于云周西村，活动于云周西、保贤庄、贯家堡一带。随着斗争形势发展，活动范围逐渐延伸到清、太、徐和榆次一带。为了掩护外勤人员深入敌占区工作，情报站建立不久，又组建30余人的武装工作队。1946年，文水情报站并入晋绥公安总局太原情报站。
云周西村党的县区地下联络站
1938年8月文水县委在信贤村成立，全县党的组织相继发展。1940年9月云周西村建立党支部。石世芳同志任云周西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一阶段，晋绥八分区抗联主任米建书、敌工科长刘芳，文水抗日民主政府顾永田、彭敏、陈华，李魁年，县委赵克林、陈郁发、范铭、殷玉、卫范初、秦汉三，区委韩汝芳、唐镛、王瑞、吕雪梅、杜杰等干部，先后多次到云周西村进行革命活动。为便于上级干部落脚和隐蔽，便于党组织秘密活动，在云周西村先后以开办“同心诚”杂货铺为名，建立党的地下联络站。
1939年陈华以牺盟特派员身份到文水开展工作，他只身到云周西的小铺子“同心诚”与石世芳、接头，当晚就住在“同心诚”。之后该联络站成为陈华经常来往的落脚点，成为他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场所。
1942年10月根据组织安排，县委委员卫范初化名张振江到文水平川进行隐蔽斗争。第二年春他选择云周西为中心，以难民身份居住该村副村长刘树旺家，以给刘树旺家当长工为掩护，领导文水南半县党的工作。刘树旺是游走于江湖的黑白两道人物，时间久后，卫范初怕暴露身份，又以与人合租土地种瓜为借口，住在瓜园和青纱帐里秘密开会接头。这里成为云周西“通义魁”第二联络站。
由于这些抗日机构的驻扎，云周西村就有了抗日英雄和八路军队伍的出现，在这个村子里响当当较出名的抗日英雄来往于云周西的农舍，田埂，青纱帐，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也是刘胡兰受到共产党熏淘、教育的根源。
八年抗战，英勇顽强的文水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畏强暴，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歌，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文水这些抗日英烈们也将名垂青史：
顾永田，中共党员、文水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晋绥八分区专员。
1938年7月，担任文水抗日民主县长后，顾永田到平川巡视，在云周西打麦场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民主政府的抗日主张和施政行动得到文水百姓的一致拥护。幼小的刘胡兰亲眼见过并聆听过顾县长讲话。顾永田早已成为她心中的偶像。
1940年2月在交城山田家沟反击日伪“扫荡”战斗中顾永田英勇牺牲。当刘胡兰得知顾永田牺牲的消息后，既悲痛又义愤。她抱定决心要像顾县长那样，与敌人血战到底，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
周文彬，中共党员，红军干部。文水抗日游击队二大队大队长。1939年8月，在文水云周村一次战斗中，由于阎军失约，陷游击队孤军作战境地。周文彬奋不顾身掩护部队撤退，不幸中弹牺牲。
周文彬在文水汾河岸边威名远扬。因周队长的牺牲地云周村与云周西相距很近，刘胡兰从小知道，游击队里有个刚强果断、机智勇敢的周文彬。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转战文水，血洒疆场，不愧是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
李林，中共党员，晋西北行署委员，第11专署秘书主任，雁北游击支队政治主任。1940年4月，在平鲁县遭日军伏击，壮烈牺牲，时年24岁。中共中央妇委在延安为李林召开追悼会，称她为“民族女英雄”。
1945年10月，文水县委在贯家堡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刘胡兰在训练班学习时，听取县长李魁年、妇女干部吕雪梅讲李林事迹。从此，巾帼英雄、驰骋抗日战场的游击队指挥员李林，成为刘胡兰向往的榜样。
李重英，中共党员，文水南明阳人。抗战时期先后任文水一区、交西六区妇救会秘书。1942年2月，为了向正在桃花沟开会的区干部报告敌人偷袭的消息，李重英不顾身孕，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赶到桃花沟。刚进会场即被敌人围捕。面对威逼利诱，她英勇顽强，宁死不屈。凶残的日寇将其下腹剖开，把腹中孕儿挑出，将母子活活刺死。李重英牺牲时年仅18岁。
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吕雪梅，与李重英都是同期参加革命的南明阳村人。吕雪梅曾多次给刘胡兰讲述李重英的事迹。李重英的革命伴侣，牺盟工救会干部刘斌，在1940年2月日寇火烧南胡家堡惨案中，遭到残酷折磨，百般摧残，当地群众多有耳闻。没想到，这位九死一生的汉子逃过一劫后，他的新婚妻子壮烈牺牲。虽然未曾与李重英会面，但这位成长于文水家乡的女干部，已经成为刘胡兰心目中不朽的英雄。
李贯三，县大队指导员。1941年春日寇对文水平川疯狂扫荡，大搞白色恐怖。在一次对日作战中，李贯三负伤被捕。在审讯时，他大骂日本鬼子和汉奸卖国贼，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再过23年，我还是一条汉子!”
赵云龙，决死2纵队4团粮秣员。1941年秋在赵村战斗中挂花被俘。在敌伪下曲据点，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大骂日军。他慷慨地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死了我一个赵云龙，还有千万个赵云龙!”
郭世明，县公安局侦查股长。1941年冬被信贤据点敌伪抓获。日寇对他施以灌凉水、压杠子、开水烫、红火柱烙等等酷刑，郭世明大骂鬼子和汉奸，揭露他们的暴行，直至英勇牺牲。他的民族气节，连在场的宪兵队长杜子兴(和我方有联系)都自感羞愧。杜子兴自责地说：“看人家郭世明多有骨气，像我这种人还不如死了。中国人帮日本人打中国，让子孙后代也抬不起头”。
石居山，云周西村人，八路军地下情报员。1942年冬，日伪军包围云周西村，四处搜捕区干部韩汝范、陈德照。所有可疑人家全被包围，结果一无所获。敌人把石居山捆绑吊起，打得死去活来，但始终未暴露同志。最后把石居山押到县城，用酷刑折磨致死。
石尚英，中共党员，雁北天镇人，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副大队长。1944年8月，为保护群众夏收成果，打破敌伪抢麦阴谋，率队奇袭信贤据点。接着又鏖战于云周西一带。在强攻赵村战斗中不幸中弹，光荣殉国。
武占魁、王世信，文水三区通讯员。1945年春节，三区区长胡宗宪与武占魁、王士信一行到云周西村找县工委书记李魁年联系工作。当晚住云周西村。次日凌晨，被敌人包围。武占魁、王士信为了掩护胡宗宪突围，把敌人的火力目标引向他俩。武占魁在撤退时负重伤被俘，敌人追问谁与他同行，奄奄一息的武占魁矢口回绝，直到停止呼吸。王士信突出重围后，遭敌人机枪扫射，不幸中弹牺牲。敌人走后，云周西群众收起两位同志的遗体。刘胡兰目睹武占魁牺牲，并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这件事，她身临其境，由衷地感动。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同年10月，阎锡山军趁我驻文水主力部队调晋西南作战的机会，纠集一万多兵力对文水平川展开“水漫式”扫荡，阎军及当地复仇队大肆抓捕革命干部及其亲属。文水大地黑云压境，遍地屠城。
李春旺，大象镇人。5区通信员、区情报站队员。1946年秋冬，区委书记王瑞安排李春旺和另一名同志到大象镇侦察敌情。二人摸黑翻进护村堰，不料被敌潜伏哨发现。在与敌交火中李春旺受伤被捕，另一名同志撤回云周西村报告。在一轮又一轮的严刑拷打中，22岁的李春旺丝毫没有暴露组织。1946年农历11月22日，阎军把李春旺和另一名我军战士王五贵，绑到大象村东大佛寺广场，72师师长艾子谦到场训话后，开始血腥屠杀。残暴的阎军用棍棒将2人一遍遍打昏，最后开枪杀害。
噩耗传到云周西，与李春旺素有交往的刘胡兰义愤填膺，怒不可遏。
范思聪，南胡家堡人，我方教师，地下党员。1946年12月25日，担任河东五村校长的范思聪，被阎军伪保警队从炮守堡村学校抓走。次日晚上把他押回南胡家堡村，吊绑在伪村公所外老爷庙前一颗大树上。伪保警队吆喝全村男子到村公所开会，宣布范思聪是共匪，当众威胁殴打同情他的人，并下令执行枪决。临刑前，范思聪痛骂蒋阎匪帮。在枪响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件事，更激励了刘胡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意志。
1947年1月12日，云周西惨案爆发。刘胡兰被关进云周西村村南观音庙里。在审讯中，刘胡兰面对金钱利诱，她回答：“给我个金人都不要！”面对生命威胁，她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一句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
张稼夫晋绥回顾
张稼夫，山西文水人，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晋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晋绥分局副书记、代书记，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顾问，党的“12大”当选中顾委委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稼夫一直是文水所属的晋西区和晋绥边区主要领导人。1984年在他的革命回忆录《庚申忆逝》一文中，对晋绥革命斗争作了总结回顾。其中一段提到文水云周西。他强调，晋绥边区有一项特别任务是护送干部。晋绥如同延安的门户，往返于敌后各根据地和延安的干部，绝大部分要经过这里。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同志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这项工作主要由八分区、二分区、六分区担任。在八分区的晋中平川，早期是通过文水南胡家堡的汾河渡口，在祁县文水之间越过封锁线。后来敌人放火烧了南胡家堡，这条线被破坏。随即改为以文水云周西村为敌后交通线。这个村被誉为“小延安”，是著名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在护送干部渡河通过封锁线工作中，云周西村作出显著成绩。1947年，刘胡兰就是在云周西村英勇就义的。
米建书初识刘胡兰
米建书，河北藁城人。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牺盟会太原中心区组织部长，交城县县长，晋绥八分区抗联主任、专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市长。
1940年前后，时任晋绥八地委抗联主任的米建书，经常到云周西村开展革命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村里把他安排在进步群众石槐子家居住。当时只有八、九岁的刘胡兰沉着机灵、积极热情，给米建书留下深刻印象。为了教胡兰和她的同伴们识字，米建书送孩子们每人一个写字的小本子。
1941年的一天，米建书在云周西陈德照家召开分区和县区干部会议时，村口放哨的刘胡兰和陈德照的弟弟突然跑进屋里说：“日本鬼子从西面向云周西开来，你们赶快朝村东走吧”。米建书感到情况紧急，决定马上转移。他叮嘱刘胡兰继续盯住敌人，安排参会人员分头化装行动。刚撤出村，鬼子已经把持村口。突围人员迅速穿过结冰的汾河，混进东岸整修河道的人群。
米建书和与会同志这次安全脱险，多亏刘胡兰他们及时报信。
陈华感受“同心诚”
陈华，中共党员。曾任清太徐“牺盟会”特派员，文水“牺盟会”特派员、县抗联主任。
1939年陈华被组织派往文水从事抗日斗争。这年夏季，他带着从外界“口碑”中形成的“云周西印象”，来到这个村。在“同心诚”小铺子先后与石世芳、接上头。“同心诚”是云周西党的地下联络站。在这个寓意深刻的杂货铺，给陈华留下了第一印象，“这些淳朴的同志像接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诚恳”。
有一天县委书记赵克林、宣传部长殷玉、县委委员任亮、抗联主任陈华召集县区干部在云周西开会。不少干部是骑自行车来的，当时车子停了一大片。开会中间，放哨的同志说敌人来了。大家看着这一大堆人和一大片车子发愁。可当地群众很有办法。他们自觉地分头行动，迅速将车子藏起，帮干部化装隐蔽。敌人来后，参会同志都已分散到群众中当了“良民”。敌人没有看出破绽，丧气地走了。这次脱险使陈华深深感受到，云周西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他们同心合力，诚心诚意为了革命，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同心诚”。
外来“长工”卫范初
卫范初，又名张振晋，1897年生，山西孝义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孝义县5区区长、汾阳公安局秘书、文水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兼抗联主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阳泉矿务局直属党委副书记。
1942年初，卫范初受组织派遣到文水负责南半县党的工作。为便于隐蔽，他以难民身份落户云周西村，为该村党支部委员刘根生的父亲刘树旺当长工。后又租种菜地，利用青纱帐开会联络。他整天下地劳动，掏茅出圈，穿破烂衣，吃糠菜饭。但经常却跟县区干部联系。这就引起与刘树旺女儿金仙要好的刘胡兰好奇。时间一久，难免打听他的身世。卫范初趁机讲述老家那边抗日斗争的故事，向大家宣传革命道理。刘胡兰和同伴们从中受到教育。后来卫范初身份逐渐公开，刘胡兰对这位神秘的外来“长工”由衷地敬仰。她在思索，只有共产党的干部才能像卫范初同志那样，为革命不怕艰难，带着一家4口到云周西过“苦日子”，诚心为老百姓办事。
刘芳丢失“重要文件”
刘芳，又名李静波，中共党员。曾任晋绥八地委社会部部长，八分区敌工科科长、文水“敌工站站长”。
1941年夏天，刘芳受组织派遣到文水平川搞情报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成立八分区文水“敌工站”。“敌工站”设在云周西村，刘芳任站长。到云周西村后，刘芳扮着商人住在石槐子家。时间一久，具有“八路脑筋”的小姑娘刘胡兰，猜出刘芳是“山里下来的人”。她经常悄悄为刘芳站岗放哨，打探敌情，配合“敌工站”做了许多工作。
1943年初，刘芳接受护送上级4位同志到北京和上海的任务。因有人向敌伪告密，护送工作遭遇险情，幸亏内线及时报信才化险为夷。4位同志临走时，一再感谢并送给刘芳两张毛主席像作纪念。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见到伟大领袖的照片，刘芳感到十分珍贵。这年夏天他到分区参加整风，把部分文件、笔记本交给刘胡兰保存，其中夹有毛主席像的笔记本也交给刘胡兰。年底刘芳到云周西后，取回文件和笔记本。这些都完好无损，只是少了一张毛主席像。刘芳问胡兰：“这里的一个重要文件找不到了，你见过吗?”胡兰问“什么文件?”，刘芳说“这里夹的那两个文件”，胡兰笑着说“那个文件我要了一份”。刘芳见胡兰如此珍爱毛主席像，只好让她留作纪念。
李魁年讲李林
李魁年，太原南郊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曾任清、太、徐县长，文汾中心县委秘书(县长)，1949年南下入川。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四川省金堂县县长，绵阳地区副专员，山西省交通厅厅长等职。
1943年李魁年到文水担任文汾中心县委委员、文水县县长。在当时平川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经县委委员、城工部长秦汉山介绍，来到云周西村，结识了石世芳、刘根生，石景华，对在联络站跑来跑去送信传话的小姑娘刘胡兰有了深刻印象。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县抗联办了几个训练班。在贯家堡妇女训练班，时任县长的李魁年给学员讲课。这一次主要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李魁年讲了顾永田、周文彬这些曾在文水浴血奋战的英烈。同时针对妇女学员，重点讲了曾在雁北英勇杀敌的游击队女教导员李林烈士，刘胡兰和几个学员听得很认真，她们被李林事迹深深打动，止不住流了眼泪。据吕雪梅回忆，离开妇训班后，刘胡兰经常给别人讲女英雄李林的事迹。她说，我一定要向李林同志学习，做一名忠于革命、不怕牺牲的英雄战士。
韩汝范坚守平川
韩汝范，文水保贤庄人1939年1月入党。曾任村党支部书记、五区区委书记、文水县委委员。
抗战时期云周西村所在的五区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离不开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区委书记韩汝范。韩汝芳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学得木匠手艺，同时还会针灸技术，是当地十里八乡随叫随到，有求必应的精明人。
参加革命后，韩汝范依靠这套技艺走村串巷，秘密活动，赢得群众赞许和尊重。1940年春季以后，平川环境日益恶化，能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区委书记只剩下韩汝范和一区区委书记。当时由于县委已撤到山区，平川斗争难以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为此韩汝范不辞辛苦地穿梭于平川与山区，使上级指示及时贯彻到平川。
1942年文水平川环境更加恶劣，党政干部和武装力量几乎难以立锥。韩汝范通过关系深入云周西村，采取支部委员包片负责的办法，与党支部书记石世芳一道做党员和群众思想工作，打开这个村地下斗争的新局面。
吕雪梅安排“访贫问苦”
吕雪梅，中共党员，山西文水人。曾任文水区妇救会秘书、抗联主任。1945年文水县委在贯家堡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吕雪梅负责培训班工作，刘胡兰参加学习。根据县委指示，训练班最后阶段是实习。通过参加贯家堡“反奸反霸”清算斗争对学员进行实际教育和考验。训练班请贯家堡农会秘书、党支部书记李宝荣(1948年一家3口献身革命)讲村里的斗争形势，讲土地还家的道理。随后吕雪梅安排学员“访贫问苦”，要求“看谁找苦找得多”。
大家争先恐后深入贫雇农家中做思想发动工作。刘胡兰与妇女们一边纺线，一边拉家常。该村祥元嫂受了一辈子苦，不敢站出来参加斗争。刘胡兰上门反复动员，给她讲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由此祥元嫂胆子壮起来，在群众大会倒出苦水，控诉恶霸地主的罪恶。
石世芳培养刘胡兰
石世芳，文水云周西村人。1938年参加“牺盟会”，1940年经五区区委书记韩汝范介绍入党。曾任云周西村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区组织委员。是刘胡兰的入党介绍人。
1945年10月云周西村女共产党员李光明调区上工作。为便于在村里开展妇女工作，组织委员石世芳向区委书记唐镛汇报发展刘胡兰入党建议。经区委研究，决定由石世芳、李光明负责，抓紧培养刘胡兰。
区委研究以后，石世芳一方面加强对刘胡兰进行党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觉悟教育，一方面注重引导她在实践中锻炼。为此安排刘胡兰参加大象镇土改工作。刘胡兰果然不负众望，在发动群众，反奸反霸，组织支前等项工作中表现出色。经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和锻炼，经石世芳提议，区委书记王瑞主持，召开区委会议，讨论研究刘胡兰入党问题。大家认为，刘胡兰虽然年纪小，但工作积极，斗争坚决，觉悟较高，能站稳党的立场。最后一致通过刘胡兰为中共预备党员，待她年满18周岁后转为正式党员。
孙谦的“遗憾”
孙谦，山西文水人，著名作家、编剧。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在部队入党，1940年在延安鲁艺附设部队干部训练班学习，1942年调晋绥边区文联工作，1947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57年在山西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1945年秋冬季节，在晋绥边区从事文艺工作的孙谦，被委派为视察员到晋绥区平川县视察反奸反霸和支前对敌斗争工作。由于主力部队北上绥蒙，晋中平川形势骤然紧张。孙谦换了便装先到平介县仁庄，而后到接壤的文水下曲镇检查。途中传来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得知是县大队堵击城里来的顽伪军。天黑时到达下曲镇，与区委书记陈德照取得联系。
在以后的几天，由陈德照相随到了云周西村。期间与区村干部见面谈事，在村里了解情况，先后住了3天。这个时期的刘胡兰日臻成熟，她与党员们组织办冬学，参加支前反霸，筹集送公粮，安排做军鞋，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孙谦没有机会认识刘胡兰。
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十七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新华社消息，孙谦知悉云周西村花季少女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就义。时间与孙谦离开云周西仅一年多一点。
多少年来，擅长农村访谈的孙谦一直感叹，“我在云周西住了3天，却没机会见到刘胡兰同志”。这成为他的终身遗憾。
石玉试探刘胡兰
石玉，陕西绥德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忻州地委副书记、阳曲县委书记、文水县委书记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湖南省委组织科长、武汉合金钢厂党委书记、交通部航舶设计院院长等职。
1946年春天，县委书记石玉到2区开会。谈到发展女党员问题时，区委组织委员石世芳介绍了刘胡兰的情况。因她年龄虽小，但表现很好，大家提议先培养为后补党员，年龄够了再转正。
1946年秋天，县委在信贤开会，研究转移工作。刘胡兰因参加5区在信贤召开的一个会议，跟几位同志见了石玉。因为石玉已听说刘胡兰的情况，会面后特意多问了几句。为了探询胡兰对形势变化后的态度，石玉问到：“环境很快要恶化了，有些同志要转移上山，下边只留少数同志坚持工作，要让你留在村里行不行?”“行!”胡兰满怀信心回答。石玉说：“敌人来了，形势要恶化，留下后很艰苦，也很危险。”“怕什么”胡兰坚定地回答。听她决心这样大，石玉又说：“如果让你留下，可要坚持住啊!”因为谁留谁转移还要和区里商量，谈话到此为止。
宋应复核模范党支部
宋应，河北枣强人，1936年入党。曾任北京大学中心支部书记、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临县中心县委书记、晋绥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川西区委组织部长、成都市委第二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兼全国矿藏储量委员会主任等职。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上报基层模范党支部材料。晋绥分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云周西村为晋绥平川地区模范党支部，指示八地委和文水县委编写上报该村典型事迹材料。就在材料上报复核过程中，文水云周西村发生震惊晋绥的七烈士惨案。由此晋绥分局派组织部宋应同志专程到文水了解情况。在文水县委驻地信贤村，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卫范初，向宋应详细汇报了云周西党支部和刘胡兰的情况。随后宋应深入云周西村住了十几天时间，实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写出云周西党支部和刘胡兰等七烈士事迹报告，直接上报晋绥分局和中共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通过记者调查和分局报告，对刘胡兰事迹得到系统掌握。在转战陕北途中，毛主席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提起云周西，一定会想到刘胡兰。这里是抗战时期晋中平川的“小延安”，是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的前沿哨所和坚强堡垒，也是“胡兰精神”培育成长的地方。当时云周西村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云周西村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出粮出人、掩护八路、养育驻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他们用血肉之躯造就了伟大的刘胡兰精神。
不论一些诋毁我民族气节的反华势力，怎样贬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但是英雄们洒下的热血，做出的壮举，是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的历史印记，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牺牲将值得后人千秋颂扬。
解放后的云周西村因为女英雄刘胡兰的事迹而名扬天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子前面已经建立了刘胡兰镇中心，村子也正式更名为刘胡兰村。
今天的刘胡兰村正在响应习主席的号召，脱贫攻坚、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红色旅游，相信曾经的红色堡垒云周西村会同她的新名字一样，发扬刘胡兰精神，讲述刘胡兰故事;不忘刘胡兰初心，突出刘胡兰文化特色，创新规划刘胡兰生活模式的新农村。
相信这个英雄的故乡将换发出新的光彩。
2019年12月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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