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一个传奇，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是。
美国ASIA月刊1937年6月在即将连载发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预告中说：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红军的重要领导，他的丰功伟绩已经成为一段旷世传奇。”
《毛泽东自传》也被称为一部充满传奇的红色超级畅销书，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神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时，有五六十种不同版本在世界面世畅销，吸引了无数的中国青年、世界青年投身中国革命。
ASIA月刊预告中说：“这篇自传回顾了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用简单而生动的方式记述了他的家庭生活、学校经历以及一些影响他并最终引导他走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直至建立红军的重要事件。”
这本自传是毛主席对于自己怎样走上马克思、走上社会主义的一次系统的回忆。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也多次提及。1960年6月21日，他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 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 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 新青年》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 、一九二一年的事情。”
1964年8月24日，毛主席在同物理学家周培源、中科院哲学部委员于光远谈论对世界的认识问题时说：
“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毛主席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一个平常的山村，读私塾，干农活，这与千千万万农家子弟的生活轨迹并无二致，而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马克思、走向社会主义的呢?
1936年10月，毛主席在向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口述自传时，谈了几件听起来并不大的事，
一件是他13岁时跟父亲的一次争执，父亲当着许多客人的面骂他，说他懒惰无用。他愤怒地离家出走，他说道：
“我走到一个池塘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一件是发生在长沙的抢米风潮，发生了大饥荒，饥民们召集民众大会，搞示威运动，攻进满清衙门，砍倒衙门旗杆，把巡抚赶走。清政府进行镇压，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毛主席认为这是影响他一生的事，他说：
“这件事，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作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一件是哥老会会员造反事件，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会员与当地地主发生冲突，地主向法庭控告，因地主有权势，哥老会失败，于是在“磨刀石彭”的带领下揭竿造反，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磨刀石彭被捕砍头。毛主席对这次造反的看法是：
“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一件事是父亲贩卖的大米被抢一事，村里发生粮荒，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父亲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运到城里，结果一船米被穷人劫去，说起此事，他说：
“他(父亲)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
还有一件事，是一个小学教员，思想激进，反对神佛，教人们把庙宇改为学校，结果又被人们议论纷纷，引得许多人反对，而毛主席则不然：
“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毛主席所提到的这些小事件，是他朴素的反抗意识、平等意识、唯物意识、家国意识的萌芽，也是引导他最终走向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必然因素和自然助剂。毛主席自然也意识到这些小事对他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说：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 ，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那时候的毛主席，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认为皇帝以及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他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
1911年春天，毛主席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第一次读到报纸，资产阶级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编的《民立报》，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同盟会，知道了广州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有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开始心情激动地发表政见了。他跟斯诺说：
“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湖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毛主席投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成了一名军人。他一个月有七元饷银，除了日常开支，他把多余的饷银都用在了报纸上，他在《湘汉新闻》上，第一次读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字，那时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他和其他学生士兵们一起讨论这个新鲜的名字，还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但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罕见了，热心于此的了了无几，人们对这个名字普遍知之甚少，据他说，能回答他的问题的人也就那么一个。
1913年，毛主席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并入第一师范，在那里做了五年学生。在校期间，他开始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还在长沙的报纸上登了征友广告，诚邀那些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渐渐地，他的周围有了一群只谈大事的严肃的青年，据毛主席说：
“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1915年9月，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这本杂志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许许多多追求进步的年轻学子成为这本杂志的热心读者，毛主席也是其中之一，他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他的模范，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了。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1918年4月毛主席以自己周围的青年人为基干，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规定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毛主席对这一阶段的思想状态是这样总结的：
“在这个时期 ，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1918年，毛主席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他同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张昆弟等到岳麓山，野餐露宿，进行社会改造问题的探讨，计议在此办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这个时候，他接到老师杨昌济从北京的来信，得知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情况，于是便同何叔衡等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决定组织湖南留法运动，并由蔡和森赴京筹备。
这年8月，毛主席与赴法留学同学一起到达北京，开展卦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因为到北京是向朋友借的钱，需要找事做。北京大学杨昌济教授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于是他做了北大图书馆的佐理员，在这里，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认识了许多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他积极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参加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去北大旁听一些重要课程，到杨昌济等人家中拜访求教，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大文科大楼听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人讲演。他积极地汲取方方面面的知识，虽然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了，但他仍然没有形成完全成熟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讲“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他甚至还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还跟一个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主席回湖南组织学生政治运动，组织学生罢课，赴各地宣传爱国活动。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主编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自创办至8月中旬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临时增刊，发表了《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余篇文章。
在7月21日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一文中，毛主席主张效法法国、俄罗斯的方式，举行民众的联合，他写道：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毛主席认为联合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民众联合起来，就能让奸人发抖。他进一步写道：
“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书写《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对于健学会成立的时代背景，他写道：
“近数来年，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1919年8月4日，毛主席在《民众的大联合(三)》中写道：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和省长张敬尧，联络省内外力量，毛主席率驱张代表团赴京。
1920年1月，毛主席加入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后来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发给会员毛主席的调查表中关于“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项，毛主席填写说：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1920年2月，毛主席在致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针对留学问题提出了“留学或做事的分配”的看法，他认为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就要进行人的分配和注意人才的经济，否则就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因此不能都往法国跑，“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他主张组织一留俄队，对此，他写道：
“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
1920年3月14日，毛主席在致周世钊信中，谈了他在国内搞研究的打算，他想在长沙办一所自修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他还提出留俄的打算：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
这次驻京，是毛主席收获最大的一个时期，“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他回忆说：“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豪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还与陈独秀第一次相见，并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起到了显著的引领作用，他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
毛主席的思想长期的积累和探索，终于从彷徨和迷茫，走上了成熟和坚定，他找到了以俄为师的出路。他说：
“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为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毛主席与易礼容、彭璜等发起成立文化书社，对于书社的宗旨，毛主席在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发起文化书社》中说：
“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
对于书社的股权问题，毛主席在文中指出：
“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
1920年10月，毛主席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即着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他给第一师范追求进步的张文亮寄去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写信叮嘱多找同志，找真同志，积极发展团员，同时筹建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毛主席在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后，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的信中表示：
“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主张“新民学会”的方针取世界主义，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对于蔡和森主张用俄国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方法，他表示赞同，而对肖子昇、李和笙等主张的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他则认为在事实上行不通，他说：
“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比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他还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俄式革命的必要性，他说：
“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召开了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会议讨论了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 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毛主席在大会发言时明确了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他指出：
“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他在发言中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无政府主义。他逐一分析后坚信：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21年初，毛主席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他在说明中说：
“第3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1921年1月21日，毛主席给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一事，他说：
“党一层，陈仲甫 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 ，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1921年7月23日，毛主席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他在口述自传时回忆了那时的情况：
“1921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独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 ，在这也许是我一生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中国以俄为师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主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胸怀鸿鹄之志的毛主席，找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法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因此创造了自己的传奇，也创造了中国的传奇，创造了世界的传奇。
为了理想而追随丈夫来到中国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毕生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她在88岁的时候接受过记者采访，她说：
“毛泽东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毛泽东思想确实为全人类找到了一个可行的道路。”
这位理想主义老人始终未加入中国籍，只有一张“永久居留证”，她做出的解释是：
“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
毛主席在这位老人心中，已经化为中国革命的精神符号，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毛主席早在口述自传时说过：“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是丝毫也没有动摇过的，这便是毛主席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心中不灭的一盏明灯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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