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共党员中，有一对革命伉俪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我党成立时全国58名党员中仅有的一对党员夫妻，大家亲切地称为“英”“雄”夫妻——何孟雄和缪伯英。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缪伯英则是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双双为中国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部催人泪下的“英雄”传奇，给后人留下永恒不朽的精神丰碑与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矢志救国立潮头
1898年6月2日，何孟雄出生在炎陵县中村乡龙塘村一户乡村塾师人家。何孟雄自幼聪颖好学，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很有正义感。他不爱孔孟圣典，偏爱屈原、康梁之作。辛亥革命后，何孟雄是他们学校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教师，思想进步。缪伯英爱思考，喜爱接触新鲜事物，以稳重而勇敢著称，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3年，何孟雄考入设于长沙的岳云中学，后来，又先后进入长沙修业中学、长郡中学、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高工”，今湖南大学前身）、雅礼中学求学。在长沙求学时，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多次在当时任教“高工”的杨昌济家参加哲学小组学习，很早就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立下推翻罪恶的旧势力，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造的志向。“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他在《过去的青年》一文中这样说。
1918年夏，何孟雄赴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在法文专修馆攻读法文。期间，每逢周末，他就去杨昌济家，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相聚，纵谈天下大事，探索救国救民真理。 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何孟雄参加了天安门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行动，在斗争中得到锤炼成长。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改造社会、解放妇女的途径，1919年12月，不满20岁的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缪伯英以先锋战士的姿态，积极投身批判腐朽没落的旧礼教、旧制度的斗争中，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的得意门生
在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道路上，李大钊是何孟雄、缪伯英的领路人。1919年秋，缪伯英来到北京学习后，她的社会圈子扩大了。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乡会，是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聚集地。缪伯英因与杨开慧交好，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开始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书籍，去旁听李大钊的课，并萌生了“拜师”的想法。1920年，北大课堂上，李大钊高呼：“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课后，缪伯英径直走到李大钊面前，要求做他的学生。缪伯英的大胆和勇气让李大钊应允了她的要求。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也非常赞赏，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何孟雄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等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的授课和讲演，并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成了学校中一名思想进步的活跃分子，得到李大钊的赏识和器重。同为中共早期党员的乐天宇评价说：“孟雄是我党由李大钊培养的最善于做革命工作的青年革命家之一。”另一位中共早期党员、当时北大学生会主席朱务善回忆何孟雄时说：“大钊同志非常赏识他。他在工人运动中非常活跃，什么地方需要就派他去……”何孟雄、缪伯英成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李大钊曾对何、缪二人说：“你们名字合起来就是‘英雄’二字，我希望你们成为推翻黑暗社会、缔造光明未来的一对男女英雄。”
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何孟雄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发起的工读互助活动，并介绍缪伯英也加入。在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时，缪伯英一直坚持革命理论学习，坚持到北京大学聆听李大钊讲课，很受启发和教育。1920年4月，工读互助团在坚持4个多月后宣布解散。李大钊的引导和形势发展的启迪，使缪伯英彻底摒弃了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执拗的何孟雄对无政府主义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李大钊发现后，要缪伯英在日常的接触和活动中帮助他转变。缪伯英受李大钊的指派，常携带各种进步书刊在同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做何孟雄的工作，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性。一致的追求，共同的实践，何孟雄终于认同了缪伯英的观点，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聆听李大钊的讲课；参加各种集会和讨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于是何孟雄与缪伯英都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李大钊介绍缪伯英入党时，对她语重心长道：你是我见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最优秀的女性，我们新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非常需要你这样意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充分理解和认识的女性。今天，由在座各位见证，我李大钊愿意发展缪伯英同志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从今往后，让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一起努力和奋斗！
此后，何孟雄、缪伯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发动工人和妇女运动，为筹建北京地方党组织奋发工作。
“英”“雄”喜结革命连理
缪伯英和何孟雄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相识的。后来，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经常到北大读书报、听演讲。何孟雄与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到该会。研究会的频繁活动，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把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异性青年紧紧地连在—起，两人萌发了真挚的爱情。
1921年3月，何孟雄赴俄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途中，由于密探告密被捕，被关进了黑龙江陆军监狱。李大钊等和北京党、团组织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几经周折，何孟雄才于6月得释出狱。何孟雄出狱回京的那—天，缪伯英早早来到了北京车站。当蓬发长须、遍体鳞伤的何孟雄走下火车时，缪伯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伤感，失声哭了起来，何孟雄微笑地拉着缪伯英的手，千言万语、无限情义都凝聚在泪水和微笑里。
当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佳节，何孟雄、缪伯英在同志们的张罗下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前来祝贺的罗章龙笑着说：“我建议就取他们名字的最后—个字组合起来，叫作‘英’‘雄’夫妻吧!”参加祝贺的人齐声赞道：“这名字取得好，颇有深意。”从此之后，“英雄夫妇”的美名就在党内传开了。
革命伴侣比翼齐飞
婚后，他们住进了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在这里他们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并承担了党组织联络站的任务。陈独秀从上海取道北京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住在他们的家中。党、团组织的一些工作和活动，也在他们家中策划、安排。
1922年5月，为贯彻党的“一大”决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何孟雄兼任领导成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编委会常务委员，缪伯英担任《工人周刊》编委，积极领导开展北方区的妇女运动。夫妻俩深入产业工人中，举办夜校，组织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夏，何孟雄、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到达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回京领导了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任第一任妇女部部长，成为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中共二大后，根据党要求建立联合战线的决定，缪伯英与蔡和森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尔后，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创建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赴湖北武昌协助建立了“湖北全省民权运动大同盟会”。1923年2月，发生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了揭露军阀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缪伯英从武汉赶回北京，在北京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动的宣传书籍。
1924年6月，因党内有人被捕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张昆弟、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已暴露身份的缪伯英接到迅速转移的通知后，决定回长沙老家。当年冬回到长沙后，缪伯英被徐特立聘请担任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成立一个模拟小社会，取名为“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管理学校。次年初春，缪伯英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兼妇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随后，在她的发动和组织下，长沙先后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全省妇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缪伯英组织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并联络其他学校和社会团体，组织领导长沙的罢工、罢课和罢市运动，声援上海人民。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缪伯英不顾刚生了小孩，率领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赴前线慰问和救护伤员。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奉命调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何孟雄、缪伯英也随同调往上海工作。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何孟雄、缪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断变换姓名身份，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通过缪伯英的努力，又开始了正常的运转。
托孤许党成绝唱
在上海，何孟雄、缪伯英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条件艰苦，生活极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过日子，加之紧张繁重的工作，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患伤寒被送进了上海仁济医院。病危之际，缪伯英含着热泪，极其微弱地对何孟雄说：“孟雄，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孟雄，你要坚持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10月下旬，刚满30岁的缪伯英溘然长逝，告别了她的爱人和年幼的孩子、告别了党，也告别了她未竟的党的事业。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
何孟雄与缪伯英相亲相爱，感情极深。缪伯英的英年早逝，让他悲痛万分，同时，他一直牢记缪伯英的遗言，坚持与敌斗争。
1930年以后，党内相继出现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错误，何孟雄与“左”倾冒险错误进行顽强的斗争，堪称我党反“左”倾错误最早最坚决的代表之一。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和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头在上海中山旅社和东方旅社秘密开会，商讨对策。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等36人先后被国民党和租界当局逮捕，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上海“东方旅社事件”。
何孟雄被捕的第二天，被王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停止了组织关系。在审判中，敌人拉拢他，说：“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希望我们联合起来。”妄图挑拨他与党的关系。何孟雄斩钉截铁地回击道：“无耻！咱们俩根本不一样，怎么能联合起来呢？！我们反对立三路线，是为了建立一条正确路线，打倒你们，赶走帝国主义。”“革命队伍内出了叛徒固然可痛恨，但叛徒再多，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就会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我们党不会像你们国民党那样腐败没落。”“你们不要希图共产党有缺点、有错误就会失败，那是幻想！你们国民党才会被历史淘汰。” 这位久经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坚定地保持了一身正气和不屈气节，始终保持着对党的赤诚与忠心。2月7日，何孟雄等人被秘密枪杀，牺牲时年仅33岁。
何孟雄、缪伯英的两个孩子以及照料小孩的亲戚黄淑芝也于1931年1月19日在家中被逮捕。当时年仅6岁的何重九和3岁的何小英被关押1年多后放出，被送进孤儿院。1932年日军攻打上海，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之后，党组织虽经多方寻找，但孩子们失去下落，生死不明。
何孟雄、缪伯英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肩负起报国救亡的重任，用无悔的青春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用热血与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他们敢为人先、舍身取义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坐标；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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