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文艺战士。曾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矿区，2008年2月20日病逝于北京东方医院。至今去世13年了。他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8年基层干部，当过两年《河北日报》记者。浩然来过我们昌黎县3次。晚年的浩然和我相识，我对他有深厚的敬意。
浩然第一次来昌黎，是在1956年春天，时年24岁的他正在《河北日报》当记者。浩然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过这次难忘的昌黎之行：
1956年初春季节，为了报道农民对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反映，我到冀东昌黎县的花果之乡采访。在后两山村转了一天，座谈了一次，材料已经搜集齐全，写一篇小通讯足够用了，心想不如顺手了解一些春耕准备的情况，再写点别的东西。于是来到昌黎城南后钱庄乡红十月农业社。经过座谈参观，觉得这里的春耕工作进展比别的地方出色，就连夜写了一篇《中共后钱庄党总支领导农业社抓紧开展春耕生产》的长篇报道。报道的结尾处有几个显示成绩的数目字。“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六十七个社员参加了轧地保墒，一万亩地普轧一遍；三百零八个社员参加打井和旱田变水田的调垄沟，半个月时间完成三千亩的水垄道，全社五百八十二个社员参加送粪……他们提出：一定在春耕前把粪送到地里。现在全社正春耕土地。”在我采访时，轧地，调垄沟、送粪，都还差一部分没有完成，并没达到我写的那些数目字。我自作聪明地想：报道写完送到邮局发出，到了报社再由编辑编发，等到印出来，起码得一周时间，要是留有余地的把以后五天可完成的数目加进去，岂不更突出成绩？于是，我让总支书记、乡长和会计用算盘一打，在原有数字里，又加上五天估计的数目，一项一项地填进稿子里。第二天我把写好的稿子投到邮局，就去了抚宁县。万没料到，就在我走后的当天夜间下起了一场春雪，连续几天社员都不能下地干活。那一串估算出来的进度都没有达到。那篇报道见报后，被人发现与事实不符，便向报社做了揭发。等我回到报社，等待我的是党支部大会上的严厉批评。随后被调离了记者科，安排在读者来信科。（现在报刊假新闻满天飞，少见读者揭发记者处分）不久就离开《河北日报》社回到北京。
浩然的这次昌黎之行，让他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辈子难忘。什么事都是有失必有得。根据他这次在昌黎花果之乡后两山村的采访，后来创作了一篇很优秀的短篇小说《苹果要熟了》，发表于1958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1959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就是以这篇小说命名的。我们花果之乡昌黎的名字和本地的社会风土人情第一次出现在浩然的文学作品中。
一直生活在冀东偏僻村庄的我，早就知道有个写《艳阳天》的作家叫浩然。很小的时候，夏天的晚上，村庄里人们都来到门口的街道上，或坐或躺着歇凉儿。有些爱看书的人就给大家讲《艳阳天》的故事。上小学后，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从供销社买来的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艳阳天》。上下两册，定价六角，很小的开本。那是我用自己割青草卖的钱买的，这两本书我珍藏至今。浩然的名字和书中那些人物插图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社办高中毕业回村务农。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困苦的家庭生活中，我唯一的精神快乐就是看书。那个年代可读的书实在是少。家里的《毛泽东选集》都看好几遍了，我还被评为学毛著积极份子，出席过昌黎县首次学毛著积极份子代表大会。看的最多的还是浩然的作品。那个火红的年代，艰难的岁月，毛泽东思想和浩然的文学甘露滋润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
1984年春天，我在居住的钱庄子乡，组织成立了秦皇岛市第一个农民文学社。我们一些农民文学爱好者，自发团结在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作品，油印社刊，很有名气很有影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受到县里表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占祥亲笔给我来信。1986年6月5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有过报道。那时候我开始和浩然联系，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写过不少信都没回音。后业我通过公开考试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到昌黎县两山乡任党委副书记，才收到浩然寄来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两山是我住过的地方，不仅在脑海里留有美好的记忆，剪报本里还保存着四十年前对它的报道，建国十周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集就用取材那片山野的《苹果要熟了》命名。因此见到您的信倍觉亲切……。”从此我和浩然开始书信往来。我还几次去他居住的三河市泥土巢家里拜访，也多次邀请他来昌黎，来我家看看。
1996年8月，浩然从三河来到我家。上午我和妻子早早在门口迎接。浩然说他近年多病，但精神很好。一下车，满面笑容，满面红光，双手握着我们的手。“一握你们的手，就知道是经常下地干活的手，有劲。”一句风趣的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早想来昌黎看看你们，总是脱不开身。也没给你们带什么东西，就带来我的一些书送给你们吧。在他忙着在书上给我题字的时候，我5岁的小女儿凑到桌子跟前好奇地看着浩然老师的印章，我拿起相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浩然急想去两山乡旧地重游。在家里待了不一会，我们就开车去两山乡。四十多年过去了，村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的街道，当年的村部已没有了印象，看到山坡上到处都是红苹果，浩然很兴奋，说这个没有变。在回来的路上，车过一个叫渟泗涧的村庄，浩然指着村标说，这个村庄名字好，将来我要用。
这次浩然之行，来去匆匆，当晚就回去了。说明天还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他为我们两山乡每个党支部送一套新出版的《浩然长篇小说文库》，选收长篇小说7部10册：《艳阳天》3卷3册，《金光大道》4部4册、《苍生》、《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迷阵·乡俗三部曲》。还为我们乡干部赠送他签名的《苍生文学》杂志。我们送给他的只是我家院里长的窝瓜和葡萄。
过了两年的一个夏天，我们又请浩然来昌黎黄金海岸小住。虽然两年没见，浩然明㫫苍老了，语言表达和腿脚行动都不如以前那么灵活了。
为了开辟农村文艺绿化工作，浩然从北京来到三河市已多年。他和多病年迈的老伴从京城到京东小镇安家。他以“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为座右铭。他要以自己晚年之力把三河市、河北省，京郊乃至全国的农村大地绿化成一片。他要忙于主编刊物，给业余修改作品，给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写回信写序言，为业余出书找资金，找出版社。个人的写作都放下了，每天都累的心身疲惫。
在海边我们说了许多话，有两句话至今难忘。一句是，我们的心胸就应该像大海一样。另一句是，你是一个有良心有正气的好读者。头一句是说他自己的，后一句是送给我的。
浩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当年那位文学界的权威人士说了一句”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名言，一直流传至今。做为一个作家的浩然，确实有过大红大紫风光过，但也受到大起大落无故受击。今天看来，整个“文革”期间也并非只有浩然一个作家，那十年也出现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大家上网一查便知，至于样板戏，现在叫现代京剧，央视经常播，喜欢的人也不少。
浩然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有良心有正气的读者呢？
做个读者很容易。一辈子当个好读者也并不容易。我至今没出过一本书，也不是任何学会协会的会员。虽然我在各类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也有近百篇，编成一本书出版，我还是觉得是给国家和个人浪费钱财和资源。我写的东西有多少读者？一本本送人也不见得人家看。这些年我给作家记者报刊出版社等写过一万多封信，也收到并保存有一千多封。
当年《新星》出版，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引起轰动。我赶紧买来一本，组织广大读者阅读评论。我们盼望中国有更多的这样的好县委书记。我给写信支持，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信叫好。收到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和新华社记者郭玲春亲笔来信。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做过报道。读书买书评书藏书成了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家里收藏的书刊已有近十万册，这在中国乡村可能是少有的。我们也荣获了全国首届书香之家、《中国青年报》首届金牌读者，参加过《农民日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读者活动并发言。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的访问记—《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场全国性的争议随即而来。比如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的就是农业合作化的时代精品，做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因为今天农村体制发生了变化，而否定那个时期的作品。现在中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乡村必须要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不走集体化道路，就根本谈不上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还要一家一户，那就不叫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认为分田单干就一切都好了，国有和集体大锅饭就是搞不好。可南街村华西村几十年一直在发展。凡是到访的人无不感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只会出现更多的地主资本家，只会出现更多的贪腐黑恶势力。反腐和扫黑割韭菜一样，总是生长。土壤就是私有制。纵观文革十年，走红的浩然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每一个有良心的读者都会同情支持浩然。我一气写成了《浩然应该不后悔》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99年第6期《名家》杂志上。《文艺报》也有摘编。后来我还写了《时代需要高大泉》《一个图书馆长的愤怒》等维护浩然的文章发表在媒体上。
2003年浩然大病不起，先住进北京同仁医院，后转东方医院。我两次到东方医院12屋干部病房看望他。一双迷茫的大眼睛瞅着我，嘴里能发出啊啊的喊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五年后，浩然带着众多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和三河墓地安葬仪式我都参加了。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文学爱好者，热心读者数千人，都是自发赶过来，为浩然送行。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少有的场面。
今年夏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们家的图书馆举办学党史读红色经典活动。同时展出浩然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文学作品和资料图片。河北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长,秦皇岛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领导山西辽宁等地作家文友,浩然女儿都来参展.学党史学浩然学什么。就是要学信仰、学奉献、学斗争、学忠诚。浩然是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浩然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发表的1200多万字的作品，出版著作80多种。20世纪50年代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60年代的长篇小说《艳阳天》、70年代的《金光大道》、80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的《苍生》90年代记录自己革命生涯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等多次入选20世纪百年百部小说，建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
在商潮物欲面前，浩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物欲所惑。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原河北省长刘秉彦夫人曾在中国文联工作，浩然60年代把《艳阳天》的一万元稿费全部交了党费，当时的收据就是她开的。当时的一万元，在北京能买多少房子啊。当《金光大道》出版时就没有了稿费。浩然在三河家里亲口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广西一家饮料厂找他做广告，让他只说一句话“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写一部《艳阳天》”酬金是××万元人民币。他说我喝多少也写不出来了。被他拒绝了。他和来自农村的老伴十几岁结婚，风风雨雨，相伴终生。他的几个子女都是平凡工作岗位上的普通工，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吃饭，从不借老子的光。做为名人的后代，浩然的子孙们没有一个给他丢人的。在工作中，家庭中，社会上没有任何不良影响，都是根红苗壮的正能量。红野、蓝天、春水、秋川，儿女的名字和他们的心灵一样美丽，让世人赞叹。
学习党史学习国史，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社会始终处于历史进程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必须具有历史眼光。学会历史的辩证法和方法论。以长时间、整体化，连续性的思维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对人对事都不要一吹捧就上天，一打倒就踏上万只脚。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作家可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他们不是神仙，不能预测五百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的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书写者，人民在奋斗的征程中需要歌唱，需要号角。这是一种文学形式的历史书写。只要是真实的记录反映了那个真实年代，这就是好作品。
在阅读了浩然作品后，我认为我们今天要特别纪念他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作家，人民作家，而是一个革命作家。浩然参加革命早，加入党组织早，半文盲的他成材也早。是党培育他成长，他对党一生忠诚，一生感恩。他所写的作品都是和政治、政策、党中央号召分不开的。这也正是一些人指责浩然的地方。我说这就是浩然最可贵的地方。那些指责者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是毛泽东习近平思想者，只能是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者。这些指责在今天不值一驳。
中国的红色经典文学没有一部是脱离革命和政治标准的。现在很少有优秀作品出现，最缺失的就是作家们丢失了革命政治标准。一些人追求名利，迎合低级趣味。作家先做人，中国的作家首先就应该是党领导下的革命作家、红色作家。那些不讲政治理想，不讲革命斗争，创造许多文字垃圾的人根本不能称为作家。他们的书刊根本就不应该出版。看看这些年的出版物，戏说历史，猎奇故事，尽是一些凶杀、色情、自私、恶毒的主人公形象。青少年还爱看这些书。这种意识形态的软实力欢乐的抹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硬实力。文学创作不讲革命斗争，不讲革命理想，淡化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宗旨，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其结果造成人们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混乱，社会丑恶现象的丛生，没有了安全感幸福感。最终达到毛泽东主席早就预言的西方帝国主义所盼望的和平演变。
《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一担水》《铁面无私》等浩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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