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足年轻的时候，并未充分享有过青春的快乐。相反，曾经深深地认同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的说法，“青春如同化冻的沼泽”，或“你以为年轻是件好事吗？！”我在动荡与激变年代度过的年轻岁月，始终浸透着青涩、绝望与徘徊。直到而立之年，穿越了“青春阴影线”之后。某种万丈红尘中的载沉载浮，使我不复徘徊与梦醒之间。
影片《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剧照
似乎是始终的错位，当青春韶华如同渐行渐远的帆影，我却在一个昔日的英雄、一个全球共有的、备受争议的偶像：切‧格瓦拉那里“目击”并体味到一份青春的夺目与绚烂，那也是我生长在一个“革命”的国度之中，却未曾目击过的革命的迷人与魅力。于我，那是一份迟到的间或怪诞的“遭遇”。一些偶然和插曲，唤醒着这个少年时代如风过耳的名字：切‧格瓦拉。于是，在来自欧洲、北美和拉美的众多的书籍与影集中，我寻找并获取着这逝去的生命的炽烈与激情。于我，是六○年代的炽烈与激情，不合时宜地悬挂在实用与拜金的新世纪的开启处。
切·格瓦拉肖像
切‧格瓦拉，他实践了人们可能拥有的全部青春的梦想，他以如此灿烂而悲壮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如此辉煌的生命与革命传奇。面对他的生与死，不是“时间呀，你停住吧，这一瞬间如此辉煌”，而是时间似乎不曾消逝，你会着魔般地凝视着他：这短暂的生命如此辉煌。青春，如同一次酣畅的燃烧和一场豪华的焰火。尽管时间并不会真正停留。在“革命──无产者盛大的节日”之后，革命成功后的国度，似乎并没有到达一个“更好的所在”。尽管间隔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这历史中自我的巨大伤痛，我仍然在震动中沉迷于切‧格瓦拉绚丽的生命。无数部各种文字的传记、数十部纪录片，难于计数的诗歌和音乐，书写了他行动中的生命：青年时代的三度漫游拉丁美洲，危地马拉革命中的志愿者，八十二人的疯狂冒险行动──格拉玛号上的幸存者，“天才的游击英雄”：仅仅率领一四八名战士，在一年中横扫整个古巴岛，战胜了数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致使独裁者出逃；在红色的军用吉普上他率部进入哈瓦那时，他的部队也只有三百余名士兵。那是一九五九年“漫长的一月”。我正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而后，是卡瓦尼亚要塞的铁血人物，是医生-战士出身的工业化部部长，是一身戎装的、年轻的国家银行行长。是他多次奥德赛式的环球旅行，六○年代的“国际超级明星”，先是奠定了红色古巴的国际关系及形象，继而是介入六○年代世界革命的格局。然后，是一九六五年的全球头条消息：“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彼时古巴革命军最高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作为创业者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令彼时的人们、尤其令世纪末的人们瞠目结舌的，切‧格瓦拉放弃了他在古巴政权中的二号人物的地位，“继续革命”，再上路。不仅是“真正的旅行者是那些为出门而出门的人，他们轻松愉快如同漂荡的气球。然而他们绝不会偏离自己的目的地。也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说：‘上路吧！’”；也不仅是“游击中心（Focus）”、“大陆革命”或“世界革命”的理想；那是“革命中的革命”，是反叛者的反叛。也许对于我，那是反抗绝望；也许是绝望地反抗绝望：一个革命者对革命胜利后的权力现实的拒绝。他没有、也不可能选择妥协，他没有、也不可能选择放弃。他再次上路，再次出发。以后是刚果丛林──战败；以后是玻利维亚丛林──战败，被俘，被CIA所支援的玻利维亚军方枪杀于拉伊格拉。关于他，米歇尔‧福柯写到：“他的辉煌成就并不在于真正取得胜利，因此胜利与否并不重要；而在于将现实转化为符号”。
影片《切·格瓦拉传：游击队》剧照
在我感知中，切‧格瓦拉结合了全部似乎永恒分裂着的生命经验：思考与行动，极端优秀的知识分子与伟大的行动者；殉道者的生命为他孩子般的灿烂笑容所照亮；一个不朽的革命者，始终未曾被革命的过程、为暴力和权力所异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二十世纪的持枪的诗人。德国作家Rudolf Rocker写作《六人》的时候，想必是难于想象切‧格瓦拉以生命写就的迷人传奇。在他的生命中，你遭遇着一个并存着哈姆雷特与堂‧吉柯德、浮士德与唐璜的生命。或者用切‧格瓦拉的传记之一，法国的Pierre Kalfon的说法，便是“一种特殊的炼丹术使马克思和兰博握手言和。”──一处生命与青春的奇迹。
影片《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剧照
也许，人们会说，在切‧格瓦拉的生命中显现的，是一份“青春型的自恋”。那是青春的放纵、躁动，那是年轻的自恋中的孤注一掷，那是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狂舞。毫无疑问，切‧格瓦拉始终没有停止对个人、对自我的极度关注。也许我从不曾遭遇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始终溢动着强烈的自恋与自我感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留下了数百张照片，那照片记录了一个“不仅英俊而且美”的形象。他有着极强的镜头意识，一九五七年以后，他几乎始终在镜头的追踪与曝露下生活。在他再上路的最后段落，他留给我们若干张自拍的照片，以自我记录他生命的关键时刻。除却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临刑前的记录：在那令人心碎的照片上，他拒绝镜头，拒绝而无法拒绝他的胜利者纪录下这个他作为永恒的失败者的时刻。然而，在切‧格瓦拉这里，正是这份青春型的自恋，是他对自我形象设定，使他远远地超过了对世俗利益的考量，使他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成就为一份利他主义的激情，因之而燃烧出人间罕遇的绚烂。几乎在每份关于他的传记和回忆录中，都写到他身上那份灼然可见的使命感、那份赶往生命目的地的自觉、乃至匆忙。老年的卡斯特罗回忆时刻的独白：“……他不耐烦，他真的不耐烦。”然而，切‧格瓦拉于我所展现的特例的意义，在于我从他短暂而丰盈得令人难于置信的生命中，读到一份从容，一份执着于信念者的从容，同时是一份坦然地面对宿命，并自觉成就宿命的从容。他大踏步地迎向他命定的结局，或者说他清醒地以自己的全部生命写下一个关于青春、革命与人类信念的传奇。也许，他正是一个为米兰‧昆德拉一类的后革命时代的天才们所鄙夷的“舞者”。但他确乎“用自己生命的美令世界感动和晕眩”。
影片《切·格瓦拉传：阿根廷人》剧照
从今日，从这个“颠倒了的太平盛世”回望过去，拒绝或否认或审判切‧格瓦拉，是如此的轻松而轻易。以审判失败者的轻松、刻薄或仅仅需要几分世故、老到的狡黠。然而，当我们的世界热衷于消费青春，同时审判青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期盼了百年的太平年月是一个悲哀的时代，一份歌舞升平、鼓乐喧天中的悲哀与孤寂。在拒绝长大与成熟到腐烂之间，我们消费着一份后革命时代异化的安祥。然而，在历史的某个地方，我感知到切‧格瓦拉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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