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道，1901年出生于贵州锦屏县一个侗族木商家庭，父亲给他取名龙康庄。1923年为纪念自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名为龙大道。从此，“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为他的追梦。1931年2月7日，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是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唯一的少数民族。鲁迅称誉他们是被国民党虐杀的“十九个革命家五个革命作家”；毛泽东在诗文中赞誉他们“龙华喋血”“慷慨就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龙大道签发了革命烈士纪念证，褒扬他“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公款，私人绝不能动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全国革命形势顿处低潮。为了挽救革命，并统一全党的思想，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兼经济斗争部部长的龙大道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会议。6月，他率团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会后，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党留他在武汉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叛变革命，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武汉的各级工会组织和进步团体被查封占领。当时，汉口硚口区是全武汉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为了挽救工人运动，党就安排富有工人斗争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龙大道担任硚口区的区委书记，继续领导这里的工人秘密开展革命斗争，并受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向警予的直接领导。
当时，大道家是党的联络点，有一箱500多块银元的党的活动经费存放在他家里。适时七八月份，正值酷暑，武汉又是有名的“火炉”城，大道家里热得像蒸笼一样。恰巧这时，他的新婚妻子金翊群又患病在床，这使家里的那台旧电扇派上了用场。
一天下午，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林育南来到大道家里联系工作并探望其妻子。从谈话中，大道知道他家需要一台电风扇。临走时，就叫他把自己家里的这一台带走。林育南看着卧病静养的金翊群，便任由大道如何劝说，也没把电扇带走。
第二天，龙大道想把电扇送去，但看到妻子蜷缩在床，怕她不高兴，就拿起一把蒲扇走到床前，轻轻地为她扇凉。一边扇一边商量说：“这大热天，大家都需要电扇。但同志之间要互相关心，这台电扇是公家的，我们不能独占。我想把它送给林家，让他们也分享分享！”妻子向来是支持丈夫的，大道就把电扇给林家送去了。
两天后，向警予来探望金翊群，一进屋坐下，就浑身冒汗，热得够呛。她便关心地问大道：“这么闷热的天，翊群妹又卧病在床，怎么连台电扇都没有？”大道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原来有台旧电扇，前两天我送给育南同志家用去了。天气虽然是很热，可我们熬一熬，就过去了！”望着窗外射进来的骄阳热辣辣的，看着眼前大道新婚才三四个月的家，简易寒酸，向大姐不由有些难受，便心痛地说：“公家不是有一箱活动经费放在你家吗？拿一点去买台电风扇吧，病人也需要嘛!”大道乐悠悠地笑了笑：“谢谢大姐，没关系，我们熬一熬，就克服过去了！”这时，金翊群疼痛地咳了几声，连忙点头示谢！向大姐实在难受了，便庄重地命令龙大道：“同志哩，买台电扇吧，这也是革命工作需要嘛，不要再犹豫了!”大道怕为难大姐，就点头答应了。可等向大姐一走，他马上走到病床前，认真对妻子说：“公私要分明，这是公款，我们私人绝不能动用分文。公款只能用在革命事业上，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挪用它。我们要对革命事业负责，把它保管好!”说完，为了帮助妻子解热，他马上拿出一块贵州老家带来的粗布，挂在朝西的窗口上，以遮挡骄阳暑风。同时，他又拿过蒲扇，一边亲切地为妻子扇风解热，一边凝望窗口的粗布，想起它伴随自己为革命艰难辗转，奔走东西，既当被单驱散风寒，又作包裹输送文件，今天还当窗帘派上新的用场，睹物生情，百感交集，一股诗意涌上心头：
别看粗布无啥用，
夜当被单日遮风。
输送文件需要它，
对国对民它有功。
可以说，粗布是龙大道艰辛革命历程的见证，也是他一生俭朴崇尚清廉的象征，更是他坚强革命意志与积极乐观主义精神的记录。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这些革命者战胜苦难、克敌制胜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支撑！这块珍贵的粗布和保存银元的箱子，现存贵州省博物馆。
这年底，龙大道担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不久，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他当选省委执行委员。
“只能付出，而绝不能收礼”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龙大道负责领导先施公司的罢工。先施公司，是当时上海的四大名牌公司之一，位于热闹繁华的南京路，不仅工人众多，而且觉悟比较高，是罢工中的骨干群体。
一天，龙大道又一次深入先施公司，向骨干分子们作罢工斗争的宣传动员。
对于上海总工会的领导龙大道，工友们是十分熟悉敬佩的。他中等身材，近视眼镜，没有架子，总是以普通身份，深入车间作坊和店铺，和工人们吃住同劳，对工友疾苦十分关心，而且他生活艰苦朴素，工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对人态度温和，不摆架子，和工人亲如兄弟。因此他的到来和动员，大家非常接受，心悦诚服。而且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总是豁然亮堂，信心十足，勇气倍增！
而在大道眼里，工人群众不仅是罢工斗争的依靠力量，而且更是自己的患难兄弟，他对工人们的生活疾苦，随时惦记心上。
从先施公司散会出来，虽然已饥肠辘辘，但他顾不了自己，又赶往贫民窟去看望一个困难的老工友。
穿过一个小巷，拐进狭窄的里弄，龙大道来到了那个熟悉简陋的家门口。一进门，只见那工友的老婆正在开口大骂，她骂自己的男人没用，只顾厂里不顾家。骂到气头上，就呜呜大哭起来，十分伤心可怜。原来几天来，家里已粒米无存，揭不开锅，两个小孩嗷嗷待哺，一家人饿着肚子挨日子。而老工友自知无奈，只好蹲在屋角边唉声叹气。一见小孩忍饥受饿，大人无奈，大道就心如刀绞，不是滋味，仿佛挨饥受饿的是自己。于是，他和颜悦色地安慰大嫂说：“大嫂，你别生气犯出病来，目前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等我们团结起来，举行罢工胜利了，经济待遇就会提高，生活也会好起来。你也要顶住，支持我们工友的斗争！”说着，他往口袋里一摸，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几元生活费，全部拿出来交给了还在哭泣的大嫂，叫她拿去买些米，渡过眼前的难关。
当罢工斗争胜利后，先施公司工会为了感谢上总的领导，就派工友代表们买来许多吃穿用的纪念礼品要送给龙大道。见状，既惊讶又感激，他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十分动情地说道：“弟兄们的盛意，我心领了，但作为上总的干部，带领大家向资本家斗争是我们的职责，大家用不着感谢。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条心，我们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继续胜利！不过，对于工人兄弟们，我们只能服务，只能付出，而绝不能收礼！在这里，我借花献佛，就将这些纪念礼品转赠给大家，以表达我对这次罢工斗争胜利的祝贺！”工人代表们很受感动，逢人便说：“大道同志对于公家的东西从来不自私，对待同志满腔热情，总是先人后己！”
当年，我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徐梅坤，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6年8月的一天，老人仍记忆犹新地对访问人员说：“我对大道的印象很好。他生活艰苦，对党忠诚，严于律己，对同志热情诚恳，对工人疾苦十分关心。不论做什么工作，他态度始终是积极认真的，和同志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在工人中间威望很高！”
在苦难绝命中辉煌
龙大道出生于贵州清水江畔“杉木之乡”的三江镇，是块“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好地方。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木商，家庭殷实，他从小衣食无忧，读书无虑。当幼年还在家乡新式学堂读书时，他就深受从湖南来办学堂的同盟会会员吴志宾、黄竺笙两位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影响。1919年春，18岁的他踌躇满志，搭乘家乡外运的木排，来到武汉，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并参加了武汉地区声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的集会游行，深得导师恽代英与林育南的关注和鼓励，不久就介绍他加入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毕业后，靠着木商家庭的支撑和本人聪慧的天赋，经恽代英介绍，他于1922年冬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当时全国培育革命青年才俊的“红色学府”。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誉，而社会学系又是李大钊建议首创的重点科系，由著名职业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瞿秋白主持系主任工作。龙大道因此如鱼得水，他一边苦心读书，一边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1923年11月22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上海大学组。当时党中央设立在上海，全国有420多名党员，而上海的党员有42人。这42人被编成6个小组，隶属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龙大道所在的上海大学组是第一小组，党员最多，共有14人，包括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都在这一组，他们都曾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人。这也可见，龙大道当时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人的怀抱里成长。他自然欣喜至极，兴奋无比。为了纪念自己入党后找到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他慨然把原来龙康庄的名字改为龙大道。从此，他投身于职业革命家的艰险生涯中。1924年初，他被党中央选派为优秀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那时，由于党的经费困难，共产国际的援助有限，龙大道又是靠着木商父亲的财力资助，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深造。
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那些艰苦斗争的日日夜夜中，龙大道始终坚守在罢工斗争的最前线，为工人们出谋划策，训练武装，把握方向，鼓劲拼杀。当时党的活动经费极度紧张，同志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两人共吃一份饭菜是家常便饭，或以豆饼番薯充饥，仍坚持斗争。可当基层工会送来食品时，龙大道总是坚持让工友们吃饱，最后自己才动嘴，无不令在场的工人弟兄们深受感动和教育。由此也凝聚起了磅礴的力量，使罢工斗争和武装起义在最艰难复杂的困境中，于刀枪拼搏的战火硝烟里得以坚持，得以胜利！而龙大道也多次身临险境厄难，都是在工人兄弟们机智无畏的救助中，得以脱身，化险为夷。
1928年12月，党中央把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的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1929年2月初，受党中央指派，龙大道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安徽六安解决中共安徽临时省委与中共六安县委在是否举行暴动起义问题上发生的严重意见分歧。
当时，接近年关，龙大道在潜山县特别支部书记王效亭的陪同下，从安庆出发去六安。可两地之间，有数百里之遥，并全是崇山峻岭，野径山道。再加上当时已是寒冬季节，北风呼啸，积雪三尺，而要在这冰天雪地中翻山越岭，真是举步艰难，苦不堪言。本来党组织同意他俩人雇轿前往。但向来节俭的龙大道，哪里舍得花组织金贵如油的财钱，何况组织的活动经费本来就已捉襟见肘。因此，他这个来自杉乡林区的年轻领导干部，毅然决定与王效亭徒步前行。可第一天七八十里走下来，大道的双脚底就起泡了。第二天，天气放晴，积雪融化，道路泥泞，更难行走。他的脚泡破裂后，鲜血浸淋，疼痛难忍。王效亭是本地人，也感到疲惫不堪，脚重如铅。但俩人已别无选择，只能早出晚宿，咬着牙关，坚忍前行。第三天，天刚放亮，俩人又早早赶路。这一带，山高坡陡，林密路险，还不时会遇上山匪抢劫。好在向导王效亭是本地人，且会武功，抢匪有所顾忌，因而少受了一些苦头。由于连日来脚带血泡，刺骨穿心，一不小心，就摔倒路边，弄得俩人一身雪花泥浆，狼狈不堪。但为了完成党的使命，他们凭着惊人的意志，坚定前行，终于走出了百余里山路，到达了目的地。这一路上，作为特派员的龙大道的节俭风格与执拗毅力，也叫穷山窝里的王效亭叹为观止。他不无调侃地对大道说：“老龙呀，这一行我算开了眼界，你这个中央钦差大员，不光手紧抠门，还能够吃苦耐劳，你不枉是我心目中的榜样，真正的共产党人！”随后，龙大道排除“左”的干扰，妥善处理了安徽关于暴动问题的争执与分歧。他不辱使命，回到上海，复命中央。
龙大道虽为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并先后三次不幸被捕，历经反动派的镣铐加身、酷刑摧残，还要抵制国民党阴谋的高官许愿、物欲诱惑，同时又要与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作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但龙大道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己任，因而能在敌人的严刑威逼利诱中，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铭记初心，永不叛党。他在生命即将被反动派吞噬的那个黑夜时刻，勇赴刑场，并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浑身迸发之际，昂首高歌大义凛然的《狱中》诗：
身在牢房志更强，
抛头碎骨气昂扬。
乌云总有一日散，
共产东方出太阳！
那一夜，龙大道那壮烈情怀视死如归的绝命吟唱，仿佛划破了黑夜的阴霾，在苍穹中回荡。
就这样，龙大道和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4位真的猛士，诀别在那1931年2月7日的黑夜，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洪亮口号声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排枪下，英勇地倒在上海龙华塔下。
毛泽东高度颂扬二十四烈士。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经他亲自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客观公正地表彰了龙大道等二十四烈士的历史功绩，指出：“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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