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写作民族问题文章的用时并不长。从1912年12月底克拉科夫会议后留在国外开始写作起，至1913年2月初完稿，实际只有一个月。在这中间，他还忙里偷闲写了一份题为《告俄国全体男女工人书》[1]的传单，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赶在1月9日前传回国内广泛印发，纪念“流血星期日”八周年。
1913年2月，文章完稿。3月，《启蒙》杂志开始分期连载此文，标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反响热烈，好评如潮。次年，该文的单行本在彼得堡出版，正式定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2]。
在该文前言部分，斯大林总结了民族问题在当时成为重要问题的三个原因：
其一，革命低潮时期民族主义倾向抬头。“俄国的反革命时期不仅带来了‘雷鸣电闪’，而且带来了对运动的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的怀疑顾虑。从前人们相信‘光明的未来’，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进行斗争：共同的问题高于一切！后来人们心中发生了疑问，于是大家开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让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问题’高于一切！”
其二，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俄国境内各民族的形成并加深了各民族民族主义。“1905年不是白白过去的：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工业高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长，商业和交通的发展，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国各民族内部经济团结的过程。”“这一时期所确立的‘宪制’也起了唤醒各民族的作用。报纸和一般书刊的增多，出版事业和文化机关的某些自由，人民剧院的发展等等，无疑地都加强了‘民族意识’。”
其三，中心民族的民族压迫“作用力”不断激起边缘民族反抗压迫的“反作用力”，强化了俄国各民族民族主义。“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大伊斯兰主义的盛行，阿尔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一般庸人的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总之，民族主义上升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阶段性因素，也有长期性特点；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原因；既有反动性，也有进步性；既支持压迫，也帮助反压迫。但是，民族主义成因的复杂并不能掩盖这一思潮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阻碍作用，它已蔓延俄国的各个阶层，并“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因此，必须对民族问题进行深刻解释，以消除这一“迷雾”，为社会主义运动拨云见日。这就成为了摆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不受一般‘时疫’的传染……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浪潮来势愈汹涌，社会民主党争取俄国各民族无产者友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
在正文部分，斯大林首先用了单独一章来论述“民族”的含义。他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应该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有内部联系的共同体（“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二、共同的语言（“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
三、共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
四、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要形成民族……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
五、共同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此基础上，他尝试给出了“民族”概念的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并补充道：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基于唯物史观为“民族”做出明确定义，填补了理论空白。
根据这一定义，斯大林反驳了认为“犹太人”是同一民族的观点。因为，犹太人长期分散居住在全世界，虽然有共同的宗教、文化或“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末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
此外，对于当时流行的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奥·鲍威尔等人提出的唯心主义民族定义，斯大林也进行了揭露和反驳。鲍威尔等人将民族文化或“民族性格”当作民族的本质特征，进而认为民族是所谓“文化共同体”甚至“性格共同体”。斯大林指出，民族文化或“民族性格”归根到底是由该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的共同生活决定的，是现象而非本质。脱离共同地域、语言、经济联系和社会生活的纯粹“文化”或“性格”是荒谬的、不能存在的。鲍威尔等人试图在民族文化（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使之彼此隔离。“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进一步，“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的东西。”唯心主义由此便通往了神秘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第二章，斯大林首先简短的概述了西欧和东欧在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不同特征，随即指出了“民族问题”在东欧国家的特殊意义——东欧没有像西欧那样，形成一个个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而是造就了若干包含大民族和小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差异的产生是由东西欧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只有在封建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还不大发展、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民族在经济上还没有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条件下，才能有这种特殊的国家形成方式”。因此，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西欧是例外（如爱尔兰），但在东欧却成了常态，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总结了东欧国家民族运动的一般规律：
首先，“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通常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大资产阶级，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农村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地主，或是被压迫民族中的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起来反对统治民族中的执政贵族。”总之，资产阶级是民族斗争的主角。
其次，各民族资产阶级间较量的本质是争夺市场和利益。“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
但是，斗争不单单是经济层面的。在俄国和奥匈帝国这样的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官僚国家里，统治民族的官僚政府往往还会动用行政手段，对异民族进行直接、粗暴和野蛮的压制。“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限制迁徙自由，限制语言使用，限制选举权，减少学校，限制宗教活动等等办法纷纷加到‘竞争者’的头上。当然，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为了追求统治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说是为了追求执政官僚们特殊集团的目的。”
最后，在统治民族经济和政治双重压迫下，被统治民族的民族运动日盛一日的兴起了。“被压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挤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下层’对这种号召并非始终不理，有时也在资产阶级旗帜的周围集合起来，因为上层的高压手段也触犯了他们，引起他们的不满。”
这便是东欧国家民族运动的一般过程。
可见，民族运动虽然起始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却只有在充分调动了下层群众的条件下才能蓬勃发展起来。因此，斯大林写道：
“民族运动的力量决定于该民族广大阶层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参加运动的程度。”
具体而言，无产阶级对民族运动的响应程度与阶级矛盾的发展程度、无产阶级觉悟程度和无产阶级组织程度有关。“觉悟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久经考验的旗帜，他们用不着站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下面去”。而农民阶级对民族运动的态度，则更多取决于统治民族的高压政策是否触及到农民的核心利益——土地。
那么，无产阶级对于民族斗争及民族运动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什么呢？
第一个方面，无产阶级应当成为民族压迫政策的坚定反对者。这是因为，民族高压政策（限制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民族语言、减少民族学校等等）使工人受到的损害要比资产阶级受到的更大：其一，民族高压政策会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和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还被禁止入学读书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其二，民族高压政策会转移群众的关注视线，使社会焦点从阶级问题转移到民族问题上，束缚无产阶级为争取阶级利益而斗争，并大大阻碍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团结（“如果说很大一部分波兰工人至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束缚，如果说他们至今还站在国际工人运动之外，那末这主要是因为‘当权人物’历来的反波兰政策为这种束缚打下了基础”）；其三，民族高压政策有时还会导向挑拨各民族群众相互残杀，挑动屠杀事件和报复行动，不但严重影响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而且直接威胁无产阶级的生命，大伤阶级元气（“在缺乏起码自由的条件下，它往往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工人的团结事业有淹没在血泪中的危险”）。[3]
另一个方面，无产阶级要始终举起自己的旗帜——国际主义，以自己独立的口号和目标，推进自己的事业：“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军，使他们迅速地彻底地摆脱资产阶级的精神束缚，使任何一个民族的兄弟们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
总之，“工人现在反对、将来还要反对从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政策，同样要反对各种各样的挑拨政策。”
进一步，斯大林提出并论证了社会民主党关于“民族自决权”的主张：
所谓“民族自决权”，大体而言，指各民族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去处置本民族事务，有权按自治原则进行生活。同时，“民族自决权”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分离权：“它有权和其他民族建立联邦关系。它有权完全分离出去。每个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但是，“民族自决权”并非是要支持或承认各民族的任何主张。相反，社会民主党的阶级立场和改造社会的责任使得它只能支持那些有利于劳动群众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民族主张。任何损害劳动群众利益或使社会发展倒退的民族主张，社会民主党都将坚决反对。斯大林写道：“一个民族甚至有恢复旧制度的权利，但这还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将赞同该民族某个机关的这种决定。社会民主党是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民族则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因此，社会民主党的义务和民族的权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维护由民族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要进行鼓动，反对该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风俗和机关，使该民族的劳动阶层能够摆脱这些有害的东西。”
进而，无产阶级对于民族运动的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以民族运动来消灭民族运动。通过争取各民族特别是受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消灭民族压迫，使民族间的斗争下降到最低程度，从而挣脱“民族”的束缚，为战线清晰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让路。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同资产阶级的力求强调、扩大和激化民族间分歧和斗争的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斯大林写道：“把民族斗争减到最小限度，从根本上消除它，尽量使它无害于无产阶级......为此就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使各个民族有自由发展的可能。”
最后，作为历史现象的民族运动也会有终结的一天：
“民族运动实质上既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资产阶级灭亡，民族运动才会彻底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第三章，斯大林以“民族自决权”为例，着重阐发了对待民族问题时所应坚持的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
比如，“民族自决权”中包含了分离权。那么，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应支持某一民族对从统一国家中分离的要求呢？斯大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判断标准是，需要看这一举措是否“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而对这“三个有利于”的满足，是视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而定的。也就是说，哪怕同一项主张，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三个有利于”的满足也是不同的。这是历史的辩证法。[5]斯大林写道：
“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制，联邦制，还是分离制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曾主张俄属波兰分离，他是正确的......十九世纪末叶，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波兰分离，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五十年来俄国和波兰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族问题只有和发展着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看才能得到解决。”
因此，不可能提出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足以解决民族问题的普遍措施，反之，必须根据某一民族当下实际所处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来给出具体的、特殊的方案。
因此，不分析国家情况的差异而机械套用别国民族政策的做法（比如把西欧的民族政策套用在东欧国家上）也是完全错误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第四章，斯大林分析和批判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民族文化自治”纲领的错误，证明这一纲领是不科学的和反动的，不但不利于各民族工人的团结，反而以“自治”的方式人为地阻碍这一团结。斯大林在这一章中特意批评了那种希望以“民族”划界实施自治的主张，指出“民族自治”的荒谬性主要在于它是与资本主义以来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相违背的，因而不能不沦入反动和失败：
“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个发展进程抵触的。民族自治提出组织民族的口号，可是，既然实际生活、既然经济发展使得整批的人脱离本民族，并使他们散居各地，试问，怎能人为地把这种民族结合起来呢？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民族逐渐团结起来。可是同样无疑地，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开始了民族分散的过程，成批的人开始离开本民族出外谋生，以至于完全迁移到国内其他区域去；同时，这些移民就渐渐失去旧有的联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联系，一代一代地养成新的风俗习惯，也许还会通晓新的语言。试问，能否把这些彼此隔离的集团合并成统一的民族联盟呢？什么地方竟有这样一种魔箍能把无法统一的东西统一起来呢？”
“但民族的统一不仅因人口分散而逐渐消失，并且由于内部原因，即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消失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还可以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种‘共同性’开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谅解的时候，根本就谈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在资产阶级渴望战争，无产阶级却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呢？能不能把这些彼此对立的分子组成一个统一的包括各阶级的民族联盟呢？既然如此，还谈得上‘民族的全体成员团结成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吗？”
据此，他提醒人们要警惕“民族自治”这种由某些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以“社会主义”辞藻包装起来的更加巧妙和隐蔽的民族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第五章，斯大林着重批判了崩得及其犹太民族主义主张，重新论述了他对犹太“民族”民族问题的见解。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第六章，斯大林把目光转回到自己出生和长期战斗过的高加索地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讨论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内部围绕民族政策的斗争。
针对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中“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两派意见，斯大林再次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民族自治”的错误。他认为，在已经大量发生民族流动和融合的高加索，硬要人为地实行以民族划界的自治是非常荒谬的。他举例说：“把那些操着格鲁吉亚语言但过着土耳其文化生活并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札里人列入哪个民族联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业为标准叫他们脱离格鲁吉亚人而单独‘组织’起来，同时又以其他文化事业为标准叫他们和格鲁吉亚人一起‘组织’起来呢？”并且，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为了“民族自治”而把它们硬从与其他更先进民族的接触中脱离开来，使它们完全受本民族的更落后的文化支配，这实质就是在开历史倒车：“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识字人数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学校由万能的毛拉主持、文化渗透了宗教精神的鞑靼人来说吧……不难了解，把他们‘组织’成民族文化联盟，就是让毛拉站在他们头上，就是任凭反动的毛拉去宰割他们，就是替鞑靼群众的死敌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这些群众的新堡垒。”
因此，不能支持“民族自治”，只能支持“区域自治”。只有不按民族而按实际生活的地域来自治，才最有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同一片区域中会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实实在在的经济的、社会的联系，并在共同生活中逐渐打破民族间的壁垒（各民族的无产阶级也会逐渐建立跨越民族的阶级团结），而落后民族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充分汲取先进民族的发展成果，使自己也摆脱落后。斯大林说：
“只有把后进的民族纳入高度文化的总轨道才能解决高加索的民族问题......高加索区域自治之可以采纳，在于它把后进的民族引上总的文化发展的大道，帮助它们跳出小民族闭关自守的狭隘范围，推动它们前进，使它们易于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适得其反，因为它把各民族禁锢在旧的狭隘范围内，把它们固定在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妨碍它们走上高级的文化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第七章（最后一章），斯大林为全书收尾，做出了如何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总结论，归纳为三点：
一、出发点——俄国的具体形势。“民族问题只有同俄国目前的形势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解决。”
二、基础和条件——推翻专制制度和民族高压政策，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决权。“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需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三、正确出路——区域自治。“区域自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实行的时候所遇到的不是没有地域的空中楼阁，而是居住于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不是巩固民族壁垒的，相反地，是打破这种壁垒， 把居民统一起来，以便为实现另一种划分即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
最后，斯大林认为，关于如何解决民族问题的不同主张的争论，其背后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条不同原则的斗争。这两条原则都是要建立工人阶级的某种组织形式，而“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区别在于，前者使无产阶级分裂，后者使无产阶级团结：“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反之，“（工人们）每次都在那里和自己的别族同志相见，和他们一起在共同集体的领导下进行共同的斗争，当然就深刻地意识到工人首先是一个阶级家庭中的成员……跨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在这两条根本不同的原则中，只能二选其一，不可能相互调和。因为——“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论证充分、逻辑清晰、立场坚定、态度明确，表现了极高的理论水平和对民族问题深刻的洞察。这本书既在革命者中为斯大林赢得了巨大声誉，也引起沙皇当局的密切关注，被沙皇的内政部大臣下令在全国查禁，成为一本全国性“禁书”。
在圆满完成了列宁的托付后，斯大林于1913年2月中旬从国外返回彼得堡，继续其国内工作。
然而，刚刚回国的斯大林很快又再陷囹圄。2月23日，他破例出席了一场公开举行的为《真理报》募捐的音乐会（舞会）。由于奸细马林诺夫斯基的出卖，斯大林被秘密警察逮捕了。[6]这一次，他的案卷被单独交到了沙皇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手里。在后者授意下，斯大林最终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期限4年。
他又一次来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这是他第七次被捕，第六次流放。
这一次，他又和斯维尔德洛夫住在了一起。但是，两位“逃跑大师”再也没有找到逃出生天的机会。他们被困住了。
于是，一封封充满绝望的信件从西伯利亚发出，“钢铁之人”被迫向他远方的朋友们乞求帮助：
“我急需钱！我的身上连一个戈比都没有。我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了。我之前是有一点钱，但我用它买了保暖的衣服、鞋子，这些东西都很贵……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否还能活下去。你能帮我问朋友们要30卢布吗？越快越好。这是笔救命钱……”
“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咳嗽得厉害，而这里日渐降低的气温（现在已经达到-37℃）只能让我每况愈下。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面包，没有糖，没有肉，没有煤油……不知道我是否能度过这个冬天……我的家人和朋友皆不富裕，我没人可以求助，所以只好向你请求……”[7]
坐在火炉旁瑟瑟发抖的斯大林，能够熬过去吗？
注释：
[1]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斯大林在传单中写道：“罗曼诺夫君主制依旧紧紧扼住俄国的脖子，今年它还打算庆祝血腥统治我国的三百周年。但是，俄国已经不是那个在罗曼诺夫皇朝压迫下长年忍气吞声、任人宰割的驯服的俄国了。首先是领导着一切争取自由的战士——我们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和从前不同了。我们现在不是以弯腰曲背、受尽屈辱的奴隶的样子，而是以昂首阔步、结成大军的战士的姿态来迎接一九一三年的一月九日了。我们的战士感觉到并了解到人民的俄国又觉醒了，反革命的冰层被打碎了，人民运动的江河重新奔流起来了，‘新战士的队伍在跟着我们前进了’……”
[2]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二卷。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斯大林在党内民族问题权威的地位，也使他的新笔名“斯大林（Stalin）”一炮打响。正如《怎么办？》让革命者们知晓了“列宁（Lenin）”，《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也让世人知晓了“斯大林”。
[3] 这一点，正是斯大林在1905年革命中亲自面对和处理过的，他对民族仇杀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和理解。详见上篇第五节。
[4] 读者可能还有印象。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正是对他在1904年的文章《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中提出的“一切都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发挥。详见上篇第四节。
[5] 斯大林：“如果在什么地方必须辩证地提出问题，那正是在这个地方，正是在民族问题上。”
[6] 以斯大林的工作性质，按理说他不会去参加这种抛头露面的聚会。但在他所信任的“同志”马林诺夫斯基的竭力要求下，他最终同意以“伊万诺夫”为化名出席聚会。马林诺夫斯基表面上是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分子、活跃的工人党员、党的国内组织领导人之一、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之一，实际上早已被奥克瑞纳策反，成为经常为当局提供情报的卧底。2月23日音乐会的逮捕行动，就是马林诺夫斯基专为斯大林设下的一个圈套，而他与秘密警察约定的指认斯大林的方式，就是与斯大林亲密交谈。果然，斯大林就在与马林诺夫斯基聊天时被秘密警察发现了。后来，马林诺夫斯基因难以承受双重身份（革命者与秘密警察）的重压，精神几乎崩溃。他变得整日酗酒、胡言乱语。沙皇警察局判定他已不能履职，因而将他开除。1914年5月8日，马林诺夫斯基正式从国家杜马离职，并退出了一切政治活动。从此，这个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潜伏最深、级别最高的间谍终于浮出水面，真相得以大白。（详见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7] 信件内容引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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