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就在斯大林（39岁）领导俄国局执行对临时政府态度暧昧的保守政策时，持强硬路线的列宁（46岁）启程回国了。
1917年3月27日，列宁登上了开往俄国的火车，同行的有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高加索时的老上级茨哈卡亚[1]。
4月3日，火车停靠在芬兰与俄国边境的别罗奥斯特洛夫车站，列宁走下车厢与前来迎接他的俄国革命者们及群众会面。在这里，列宁检阅了由2000名革命水兵、2000名工人、一群挥舞着红旗的群众和一个阵列的装甲车组成的迎接队伍。斯大林、加米涅夫、莫洛托夫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并与列宁交谈。随后，列宁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惊人的演说，他告诉下面的群众：“临时政府只是在用他们的甜言蜜语和空口承诺欺骗你们，正如他们欺骗了所有俄国人民。”进而，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临时政府，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大多数群众第一次直接听到列宁表述他的全部观点（之前他们只在《真理报》上看过被和谐的《远方来信》），所有人都震惊了！
4月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和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代表会议召开。列宁做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在报告中指出：
“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种特点要求我们，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条件。”
“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党的任务：1.立刻召开党代表大会。2.修改党纲，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对国家的态度以及我们关于‘公社国家’的要求[2]；修改已经陈旧的最低纲领。3.更改党的名称[3]。”
“革新国际。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相对立的国际。”[4]
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要使党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切换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按照列宁的观点，虽然党在二月革命后仍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例如苏维埃中就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多数），但这不影响党可以提出直接的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同时，立刻推翻临时政府并不只借助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而是“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要把它变成整个苏维埃的共同任务（包括作为苏维埃多数派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推翻临时政府后由整个苏维埃来领导国家。
这一“暴论”在会议上没有得到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大多数同志的认同，仅有2个人投票支持了列宁。列宁只好抱着最大的耐心来继续说服他国内的同志们。
斯大林继续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在4月6日的俄国局会议上批评了列宁的《四月提纲》，又在4月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加米涅夫论述与列宁分歧的《我们的分歧》一文。
但几天之后，斯大林改变了看法，站到了列宁一边。对此，他后来说：“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
固执自信的斯大林为什么能够在列宁回国的两周内就转变思想呢？这就需要明白《四月提纲》为什么是对的，而斯大林和其他国内同志的看法为什么是错的：
首先，形势分析。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不稳定的。因为，这两个政权分别代表着利益完全相反的两个阶级，它们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不兼容的、形同水火的，要真正实现其中一方的利益就必须消灭另一方。这意味着，幻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能够“革命地”顺应人民的意志，进而与苏维埃并存一段时间是不可能的、十分荒谬的。不是临时政府压倒苏维埃，就是苏维埃压倒临时政府，二者必居其一。但现状是，觉悟的资产阶级和临时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苏维埃及支持苏维埃的多数群众（甚至相当部分党的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这就造成了十分危险和紧迫的处境——苏维埃可能会在无自觉和受欺骗的情况下被临时政府一步步压倒直至消灭掉！
其次，可行性分析。立刻推翻临时政府，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真的可行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上一个问题是相关的。既然两个阶级、两个政权根本冲突、水火不容，那为什么临时政府没有立刻动手消灭苏维埃呢？因为它不能，因为苏维埃在二月革命后保留了巨大的实力和对群众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正是苏维埃的强大，才使得临时政府有所畏惧，不敢贸然动手，反而不得不向苏维埃伸出“友好”的橄榄枝。这个事实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苏维埃具备向临时政府进攻，甚至一举推翻它的能力（二月革命本身就是对这种能力的检验）。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等苏维埃的影响力慢慢削弱、临时政府站稳脚跟，后者就会利用它已稳固掌握的国家机器对苏维埃发起进攻，而已经势弱的苏维埃将失去还手之力，步步溃败。
至于国内多数同志所担忧的“党在现阶段仍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问题，虽然是事实，但并不是影响全局的主要障碍。因为问题不在于布尔什维克有没有能力推翻政府，而在于整个苏维埃能不能推翻政府。从沙皇贵族专制到议会共和国是一个进步，从议会共和国到苏维埃共和国（或“人民共和国”）[5]则又是一个进步！虽然眼下布尔什维克还未能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但当苏维埃一旦掌权，当工人、农民和士兵而非资产阶级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人民就会自己发现哪个党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个时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会因他们的政策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被自然的扫地出门，布尔什维克就将完全赢得群众。那个时候，俄国的将来就会被赤旗插遍了。
此外，列宁“急躁”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确实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二月革命刚结束时，一战尚在进行。各帝国主义列强相互攻伐，在战场上打的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俄国的国内局势。因此，抓住这个短暂的机遇期进行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才能获得宝贵的巩固政权的机会。否则，如果推迟几年，且不论资产阶级政府站稳脚跟后革命将变得困难，就算革命成功了，新政权也很可能立即遭到已停止战争并重新团结起来的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联合剿杀，其胜负将未可知。
总之，历史赋予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只有具备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握它，实现历史进程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想不通这一点时，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一旦想通了，就是另一个世界。斯大林被征服了，他本已认为自己足够叛逆，但和提出《四月提纲》的列宁相比，自己简直是个弟弟。[6]
4月14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召开。列宁主持会议并做了报告。这次，大多数代表对列宁的报告表示了支持。这是自4月4日《四月提纲》发表后列宁首次得到足够多的支持，列宁的意见终于在彼得格勒的党组织中成为了主流。
4月18日（俄历，公历5月1日），斯大林在瓦西里耶夫岛交易所广场举行的纪念五一群众集会上做了题为《论临时政府》的公开演说，一改先前的保守态度，呼吁工人们不要信任和支持临时政府。
4月24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史称“四月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8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8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全国共8万党员。列宁致大会开幕词，并就目前形势、土地问题、修改党纲等内容作了主报告。加米涅夫做了反对列宁报告的发言，认为俄国尚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巩固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称列宁的政策是“冒险主义”。李可夫发言支持加米涅夫，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工业先进的西欧，而不是俄国。布勃诺夫也反对立即推翻临时政府，而主张对临时政府进行“监督”。斯大林做了捍卫列宁报告的发言，并重点针对布勃诺夫的“监督论”进行了批驳。
斯大林还在代表会议上单独做了关于民族纲领的报告，重申了为争取包括分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而奋斗的目标。皮达可夫对斯大林的报告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民族国家”是反动的和过时的，因而强调民族自决权乃至分离权也是反动的和过时的。该论点遭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一致批驳。
经过充分的发言和辩论，列宁的报告获得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和认可，全党又重新团结在了列宁及其思想的周围。而斯大林，在这次代表会议中充当了列宁的主要盟友和捍卫者的角色。[7]
“四月代表会议”还选举出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分别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米柳亭、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和费多罗夫。斯大林获得的票数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9人中位居第三。随后，在9人中央委员中又投票产生了一个负责常务决策的“四人小组”，分别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8]斯大林由此成为全党认可的参与中央决策的核心人物之一。
就在布尔什维克党围绕形势和政策进行激烈争论并重新统一思想时，临时政府开始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起进攻了，而彼得格勒苏维埃也在其多数派领袖奇赫伊泽和策烈铁里等人的领导下，向临时政府步步退却，让出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一切都如列宁的预言进行着。5月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革命的落伍者》[9]一文，揭露和批评苏维埃多数派的退让行为。
同一个5月4日，流亡美国的托洛茨基回到了彼得格勒。他虽然仍是“中派”党员，但已逐渐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向布尔什维克党靠拢。托洛茨基回国后不但迅速成为“中派”团体“区联派”的核心，而且加入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成为苏维埃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布尔什维克考虑到托洛茨基的思想转变和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开始与托洛茨基接触，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吸收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整个五月，俄国的社会矛盾都在胶着中不断发展着。一方面，临时政府在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加紧从苏维埃手中夺权，并采用吸纳部分苏维埃多数派领导人担任政府官职的方式来收买拉拢、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工人、农民和士兵对俄国的现状日益不满，战争还在加剧生活的艰难，而政府除了空洞的“自由”外，什么实际问题都没有解决。愤怒和革命热情同时蔓延，在首都以外，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苏维埃，与此伴随的还有日益扩大、遍及数省的农民骚乱。
到了六月，对抗的空气更加灼热。6月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列宁提出在6月10日举行一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抗议临时政府政策的示威大游行，获得联席会议通过。会后，斯大林亲自撰写了为示威游行准备的传单《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
同时，从6月3日开始，彼得格勒召开了盛大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期三周。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代表全国数百个苏维埃。虽然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仍在其中居于少数（仅105席），但充当了引领大会讨论的、最革命和最进步的角色。[10]6月9日，布尔什维克即将在首都发起示威游行的消息在代表大会上公开了，遭到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苏维埃多数派的反对。经过辩论和投票，大会最终通过了要求布尔什维克放弃在10日举行示威游行的决议，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大会批准可以在6月18日举行一场拥护临时政府的游行。
9日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取消次日的示威游行，并利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为18日的大游行做准备。尽管按照苏维埃多数派的决议，18日的游行应是拥护临时政府的，但布尔什维克决意顺应人民的革命愿望，将这场“拥护”游行变成抗议示威，变成一场向反动派展现人民愤怒的机会。看似是让步，实则以退为进。更重要的是，6月9日的事件清楚地向俄国群众说明：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代表的苏维埃多数派及领导层已经走向公开的保守和反动，现在只剩布尔什维克党一个派别仍在支持和呼吁群众的示威游行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正在名誉扫地，而布尔什维克正在重新赢得群众。
6月14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短文《反对分散游行示威》[11]。文章提出，为避免精力分散和干扰总游行，在18日之前，应杜绝一切单独的、自发的、分散的游行示威活动（“无政府主义的游行示威”）：“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分散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动。个别区和个别团队在不明时局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下举行的游行示威……我们认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游行示威是会危害工人革命事业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彼得格勒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在我们的革命口号下举行。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根本制止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发动，以便用更多的精力来准备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反对分散的发动，拥护六月十八日的总示威——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号召！”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搞游行的行家给出的忠告。
6月15日，斯大林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局公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文章《关于彼得格勒地方自治机关选举的总结》[12]。文章对刚刚出炉的彼得格勒各区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进行了总结，指出这次选举表现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标榜“客观中立”的“无党无派集团”惨败，只获得了极少的票数。绝大多数选票都投给了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党派，“大批选民已经确定不移地走上公开的政治斗争的道路”。这反映了群众整体政治觉悟的提高。[13]
第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完全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在选举自由的条件下，他们在第一次公开斗争中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连一个区杜马也没有弄到手里。”
第三，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稳定增长了，获得了全市八十万张选票中的十六万张，是全市党员人数的六倍还多（全市党员约为二万五千名）。并且，“在首都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的一个区，即维波尔格区，布尔什维克取得了绝对的多数。”
第四，多数群众仍然站在态度较温和、主张与临时政府妥协的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周围，使这两个党的联盟拿下了八十万张选票中的四十万张。“大批选民是停在半路上的......不明时局而徘徊于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小资产阶级选民，既然对立宪民主党人失望，自然就倾向于完全迷失了方向而无望地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随风转舵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是，斯大林判断，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部分选民将立刻发生分化，“一部分后退，走到立宪民主党人方面去，一部分前进，走到我们党方面来。”
第五，选举结果实质上已经提出了政权归属问题。既然只有少数选民支持立宪民主党，而大多数选民都支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那么为什么代表国家的仍然是以立宪民主党为主的临时政府，而不是由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组成的苏维埃呢？“这难道不是怪事吗？”斯大林写道：“继续维持这种不相称的现象既不合理又不民主，这不是很明显吗？”显然，该变变天了！
这份总示威游行前的分析报告，将1917年6月中旬俄国首都的政治“版图”一目了然的展现出来，并明示了依据这一“版图”而在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给人以充满力量感的震撼。
6月17日，大游行的前一天。《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斯大林此前写好的《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14]。这份热情洋溢的传单以最直白的话语和逻辑向首都的工人群众发出呐喊，它痛陈了俄国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历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大罪状[15]，呼吁受尽压迫的人民在明天（6月18日）走上街头，参加全市大游行，“让胜利的旗帜在明天飘扬起来，使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敌人胆颤心惊吧！”在这篇宣言书的末尾，用加粗字体写下了包括“打倒反革命！”、“打倒国家参议院！”、“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反对解除革命工人的武装！”、“反对进攻政策！”、“结束战争的时候到了！”、“面包！和平！自由！”等十五个口号。最后，斯大林为这份宣言署上了前所未有的七个落款：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局
彼得格勒市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
彼得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
《真理报》编辑部
《士兵真理报》编辑部”
6月18日，由布尔什维克号召和动员、彼得格勒群众自发上街、让一切反动派都心惊肉跳的大游行开始了。前后有超过50万群众涌上街头，使全市的交通全部瘫痪。游行队伍中大量喊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如“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而每一次喊完口号，队伍中就会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乌拉！”声。只有少数群众喊了支持临时政府的口号。
谁都不能否认，这场6月9日由苏维埃多数派批准的“拥护”游行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次矛头直指临时政府的大规模愤怒宣泄。人们感到，自二月后，革命的幽灵又回来了。
“6·18”从此成了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期，这一天，布尔什维克赢了。[16]
大游行之后四天（6月22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彼得格勒召开，斯大林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委员。
注释：
[1] 对茨哈卡亚的描述见上篇第四节。
[2] 列宁注：即由巴黎公社提供了原型的那种国家。
[3] 列宁注：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会主义，投奔资产阶级了（如“护国派”和动摇的“考茨基派”），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
[4] 这里实际上就是要求建立“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
[5] 列宁的《远方来信》和《四月提纲》中都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而巴黎公社实质上就是一个主要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尽管代表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国际委员并没有在公社领导层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巴黎公社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人民的意志，成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的光辉典范。
[6] 斯大林也许在心里叹了一句：“格局小了！”
[7] 列宁对斯大林的立场和工作能力都非常满意。他曾对莫洛托夫描述斯大林：“他是个领袖人物——你能让斯大林负责任何工作。”
[8] 1917年“四人小组”的阵容在列宁去世后就成了著名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9]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10] 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民粹主义者、斯大林曾经的狱友韦列夏克后来回忆自己在这次大会上的见闻：“我千方百计地想了解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布尔什维克党里的角色。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和克雷连柯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台前就座时，或是当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演讲时，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总是默默地指挥着布尔什维克的党团。这是一种战术力量。这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些人的全部意义。”（转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
[11]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12]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13] 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话语来比方，就是彼得格勒已几乎没有“逍遥派”，群众都已分别站队。
[14]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15] 注：真的写了十条。
[16] 大游行发生的6月18日实际是俄历，按公历，这一天是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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