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但苏维埃俄国领袖们的脸上并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因为，局势比过去更加令人焦头烂额。
由托洛茨基带领的和谈代表团已经进驻布列斯特，准备与德国谈判。而在国内，各种反对势力仍在此起彼伏地发起对布尔什维克党及苏维埃政权的抗争。
对于后者，人民委员会于1月6日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正式解散了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其中占多数），断绝了反对派借助立法干扰布尔什维克执政的可能性。同时，列宁命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镇压任何由反对派组织的示威和游行活动。
对于前者，由于德国提出了割让俄国大片领土的苛刻条件，苏俄代表团难以接受。列宁于是于1月3日致电托洛茨基，要求他暂缓和谈，返回彼得格勒商议。
1月8日，在为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准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与会人员就对德和约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列宁认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局势极为困难，并且缺乏忠于自己的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继续对德作战，将使苏维埃政权有在战争中覆灭的危险。只有尽快与德国缔结和约，才能为苏俄争取宝贵的和平喘息机会，保住十月革命的果实，为此可以接受德国不合理的割地要求。但这一主张没有获得会议多数代表的认同。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极力反对接受屈辱的和约，并认为应该立即向德国帝国主义发起“革命战争”。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则提出了调和两派的“不战不和论”，即“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拖延战术[1]。无论布哈林还是托洛茨基，他们的观点虽然立场各有不同，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假定上——德国人民将很快举行革命，从而使德国的军事进攻被迫停止。
因此，列宁只能继续以最大的耐心和坚韧来说服他的同志们认可立即缔结和约的必要性。他解释说：“现在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目前俄国提出革命战争口号，不是意味着一句空话和单纯的示威，就是意味着客观上陷入帝国主义分子给我们布置的圈套，因为帝国主义分子很想把我们这个力量还很薄弱的国家拖去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用最便宜的方法来摧毁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专门讨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各派意见陈述之后，斯大林作了支持列宁观点的发言。当天的会议记录这样写道：
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采用革命战争的口号，那我们就帮助了帝国主义。托洛茨基的立场是不能叫做立场的｡现在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单单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国人开始进攻，那就会加强我国的反革命。德国是能够举行进攻的，因为它有自己的科尔尼洛夫式的军队——“近卫军”。十月间我们谈论过反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因为当时有人向我们说，单单‘和平’两个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革会把西方激动起来，但是为了实行这种改革，我们需要时间。如果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那我们就会给西方革命运动造成最恶劣的条件。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议通过列宁同志的关于同德国缔结和约的提案。”[2]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斯大林，冷静、务实、掷地有声。他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直击了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观点的要害——理论上讲的非常好，但现实中是不可行的！再美好的“可能性”也终归只是“可能性”，而革命者只能在现实中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同时，他也表达了一个国内工的基本认识，那就是革命的胜利只能依靠自己，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西方革命的爆发作为俄国争取对德谈判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正是非常荒谬的。这次会议上支持列宁观点的中央委员，除斯大林外，还有斯维尔德洛夫和季诺维也夫。
在11日的会议之后，19日、21日又接连举行了两次讨论和谈问题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列宁的倡议下，最终达成了一个有限拖延的方案：只要德国没有下最后通牒，苏俄代表团就应尽力拖延与德国的谈判（不签订条约）；一旦德国下达最后通牒，就应立即在合约上签字。这一方案实际是列宁观点与托洛茨基观点的折中妥协。
1月27日，德国代表向苏俄代表团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必须在48小时内签署合约，割让土地，并赔偿30亿马克。次日，列宁的电报送到了布列斯特，再次明确指示立即缔结和约。但托洛茨基决定不服从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指令，他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通知德国拒签和约，并警告对方俄国将全面复员军队以作抵抗。随后，托洛茨基率团离开了布列斯特，谈判彻底破裂。
2月，德国恢复军事行动。2月18日，德军在前线发起全面进攻，并迅速击溃了俄国旧军队的防御，占领了大片领土，逼近彼得格勒。当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召开，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反对下，列宁的立即缔结对德和约的主张仅获得了7票赞成对5票反对的微弱优势。
21日，人民委员会开始下达抵抗德军全面进攻的群众动员令。列宁与斯大林联署发布了给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命令，要求后者立即动员首都工人进行战备：
我们建议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一小时也不要丧失，立即把全体工人发动起来，以便遵照彼得格勒苏维埃今晚将要通过的决议，组织几万工人，把全部资产阶级一无例外地带到彼得堡近郊在工人监督之下挖战壕。在革命危急的今天，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革命。战壕线路由军人指定，你们把武器准备好，而主要的是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并动员起来。
列 宁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3]
之后，作为对乌克兰联系负责人，斯大林受中央委托，向处于苏德交战前沿的乌克兰共和国发出立即加紧战备的要求：
……同志们的共同意见是这样：你们基辅人应该不要丧失一分钟，立即在基辅城西组织同样的抵抗，动员一切有生力量，配备大炮，挖掘战壕，驱使资产阶级在工人监督下挖战壕，宣布戒严，严厉执行。总的任务就是保卫住彼得格勒和基辅，无论如何要拦住德寇……[4]
坚决果断，雷厉风行。我们在这里已经能够看到二十年后那个指挥苏联军民顽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大国领袖的影子了。
2月23日，德国提出了比1月份更加苛刻的停战条件（割地面积更大，赔款增至60亿马克）。中央委员会再次就是否接受和约的问题展开讨论。持反对意见的依然是布哈林的派别和托洛茨基的派别。布哈林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们依然坚持要继续与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张，甚至提出“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可能丧失掉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因为缔结和约以后它似乎就完全成为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了”[5]。托洛茨基则继续持“不战不和论”，既反对布哈林的“革命战争”，也反对立即签订和约。
列宁面对这一局面非常气愤，他在会议上八次发言，严厉批判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错误，并提出如果再不做决断自己就辞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请党另请高明。列宁怒斥：“如果你们不签订，那你们就等于签署过三个星期就执行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我不想要革命空谈。德国革命尚未成熟。这还需要好几个月。必须接受这些条件”，“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继续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他发言道：“既然没有停止德国人进攻的武力手段，就应当采取其他办法。或者是获得喘息时机，或者是革命灭亡，没有别的出路。”[6]
23日会议最终的投票结果是：7票赞成立即缔结和约（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4票反对缔结和约（布哈林、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洛莫夫），4票弃权（托洛茨基、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列宁的方案以7票对4票的优势通过了。次日（24日），苏俄政府通电德国接受和约，德军随即停止进攻。
抉择终于做出了，危机暂时解除了，列宁也不用辞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了。
但反对和约的少数票领导人对表决结果非常不满，他们决定也以辞职的方式向条约抗议——布哈林、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洛莫夫和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宣布辞去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政府中的一切职务；托洛茨基也宣布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总之，“撂挑子”了。斯大林则对这些领导人的行为非常鄙夷，他在会议上向后者质问：“辞职是否等于实际上退党？这些同志是否懂得，他们辞职是向党将军？他们是否有服从党的决议的义务？”，“这些同志自己是否明白他们的行为将要引起分裂？”，“外省会把这看做是实际上的分裂。分裂将给苏维埃政权带来沉重的打击。”[7]
2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做出了一个附加决议，就是将苏俄首都从靠近前线的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最坏结局。从此，莫斯科便作为“红色首都”成为整个苏联的中心和象征。二十年后，“身后就是莫斯科”成为了百万红军战士的共同信念，而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上的阅兵也成为彪炳史册的传奇。
24日，斯大林受人民委员会委托，向乌克兰共和国发去电报介绍23日会议的决议。斯大林在电报中向乌克兰的同志们解释道：
我们对目前因德国人进攻和我军溃逃而造成的形势是这样估计的：由于西方革命运动发展缓慢､我军不坚强和德帝国主义者的贪婪至极，我们在推翻了本国帝国主义者之后,又暂时落入外国帝国主义的魔掌，为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我们应该立即准备力量组织卫国战争，同时期待西方革命力量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我们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这种准备，必须有一个起码的喘息时机；即使是蛮横的和约也能给我们提供喘息时机。无论如何不能抱幻想。要有勇气正视现实并承认我们已经暂时落入德帝国主义的魔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今晨三时决定缔结条件蛮横的和约并委托人民委员会派代表团去布列斯特(代表团今天已经动身),就是根据这些考虑。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持苏维埃政权。而现在要为组织反对德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准备再准备。[8]
总之，形势是恶劣的，选择是不得已的。但与敌人暂时“握手”不是懦弱和投降，而是为了积攒力量，以便将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在数天的商谈后，3月3日，新的苏俄代表团与同盟国代表在布列斯特签订了和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苏俄终于以极大的代价换来了巩固国家的喘息之机。
3月6日至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七大”由于是紧急召集，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党组织未能派代表参会。出席“七大”的共有47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59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约17万党员（全国合计约30万党员）。大会除讨论常规事宜外，还专门就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进行了表决：肯定和约的占30票，反对和约的占12票，弃权4票。这一表决结果意味着列宁的对德主张在全国党组织中获得了绝对优势的支持，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则遭到了重大打击。
“七大”还通过了修改党纲和更改党名称的决议，斯大林成为负责编写新党纲的委员会的成员。大会决定，将党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为“俄共（布）”。
俄国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国家和这个党都在这一斗争中经受洗礼。
而被“布列斯特和约”割让给德国的领土，将随着德国的战败很快被收回。
1918年初围绕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列宁与布哈林、托洛茨基的分歧达到了相互“掀桌子”、相互威胁辞职的程度，而斯大林继续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充当了列宁主张最忠实的拥护者。
布列斯特对斯大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加深了列宁对他的器重和信任，进一步被列宁视作“自己人”；
第二，展现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和对形势异常冷静的把握；
第三，凸显了他依靠一国力量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将希望主要寄托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上的观点大相径庭；
第四，表露了他对党内少数派公然不服从党的组织纪律的不满和厌恶——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竟能违抗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指示和会议共识，擅自决定拒签和约；在23日会议形成最终决议后，少数派竟然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以辞职向党进攻（或许还隐藏了他对列宁过于纵容少数派活动导致国家陷入极端困难境地的不满——面对明显错误的反对派，列宁竟能容忍他们一次次“放毒”以致中央迟迟做不出正确决断，错过了最有利的订约时机，最后只能接受更加苛刻和屈辱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布列斯特成为一个“魔咒”、一本“教科书”，为此后数次重大党内斗争提供了范本：革命的推进和形势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矛盾和巨大的困难，迫使掌权者必须做出痛苦的决断。此时，掌权者会分裂为理想主义派和现实主义派，前者舍弃现实迁就理想（飞蛾扑火，在飞往光明的同时也可能玉石俱焚、一无所有），后者委屈隐忍保全现实（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自行车”以后再说，先活下去，生存优先）。后者说前者是“幼稚病”，而前者说后者“保守”或“丧失原则”。两派相争不下，最终其中一派强行压倒另一派，直至从组织上进行清理。而由于现实主义派更贴近大多数党员群众的认识和利益（在投票或表决时体现出来），往往最终胜出的是他们而非理想主义派。能否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取得平衡，达到一个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完美方案呢？当然能，但是太难了。何况形势的危急有时候根本不会给人足够的时间去设计这样一个完美的方案，他们必须当机立断，任何延误都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斯大林在此后数次重大斗争中的立场，正如1918年的布列斯特一样，在对冷酷现实的清醒估计下，在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冲突中，以钢铁的意志做出他认为对人民和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哪怕为此要付出巨大代价。理解他的人将感激他的决断，反对他的人将对他恨之入骨。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注释：
[1] 托洛茨基“不战不和论”详见《托洛茨基小传》下篇第三节。
[2] 初次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引自《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3] 电报标题为《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话传电报》，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4] 电报标题为《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电报》，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5] 引自《苏联共产党历史》。
[6] 引自《斯大林年谱》。
[7] 引自《斯大林年谱》。
[8] 原文标题为《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书记处的直达电报稿》，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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