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界革命而言，1920年的夏天能让所有人的心情大起大落：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此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蓬勃发展，欧洲和美洲成立了一批新的共产党。红军在西线的战事也节节胜利，6月解放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7月上旬解放白俄罗斯，随即攻入波兰境内，并击溃了波兰人的第一道防线。新上任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志得意满地宣布：（共产国际的目标是）“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使整个欧洲成为苏维埃国家。”
希望寄托在由图哈切夫斯基[1]领导的西线红军上。一旦红军能够一鼓作气拿下整个波兰，下一步面对的就是德国，然后就是西欧；一旦整个欧洲都苏维埃化，全世界社会主义便倚马可待！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红军统帅部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
列宁在7月15日给西线指挥部的信中写到：“我们在集中一切力量彻底歼灭毕苏斯基[2]。我们在波兰本土只做最短期的停留，以便武装工人，然后立即从那里离开。”
托洛茨基7月17日致信C.C.加米涅夫：“总指挥部和所有军事部门的其他机关必须采取措施，全面确保我们快速有力地向前推进，紧追正在撤退的波兰白卫军。”
C.C.加米涅夫7月21日向西线下达要在8月12日前占领波兰首都华沙的命令，并强调“部队要热情高涨，以保证有可能继续前进，不能降低士气……不排除三个星期内完成任务的可能性。”
而西线红军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则向部下宣布了一条极具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命令：“向西方前进！向华沙前进！向柏林前进！我们的刺刀将给全人类劳动者带来幸福与和平！”
但是，就在几乎所有人都沉浸于即将解放波兰进而解放全欧洲的美好想象中时，有一个人保持了怀疑和冷静。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斯大林。
6月24日，已经感受到党内不正常狂热情绪的斯大林在《共产党人报》上刊登了自己对战争形势的评论：
目前前线的情况可以这样描述：波兰第六集团军正在撤退，第二集团军正调去改编，第三集团军实际上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从西方战线和从遥远的后方调来的新的波兰部队。红军展开了全线进攻，越过了奥夫鲁奇—柯罗斯天—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卡查廷—卡里诺夫卡—文尼査—日麦林卡一线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战线上的波兰人巳经完结，那就错误了。要知道，我们不仅在和波兰人作战，而且在和动员了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并且不断供给波兰人各种给养的整个协约国作战。此外，不要忘记，波兰人还有预备队，这些预备队已经调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毫无疑问，它们的行动在最近几天就会看出来。还应当记住，波兰军队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瓦解。毫无疑问，前面还有战斗，而且是激烈的战斗。因此，我认为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我不想来证明，这种骄矜和这种自满是完全不符合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线敌人力量的情况的。[3]
应当注意，斯大林并不是在方法论上泛泛而谈“反冒进”，而是基于对前线战况及敌我双方力量的充分了解，从非常专业的军事角度给出分析。当然，这份“不合时宜”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
7月1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再次陈述自己的观点：
七月在前线发生了有利于俄国的根本转变，优势显然在苏维埃军队方面……我们在反波兰战线上的胜利是无疑的。这些胜利将继续扩大也是无疑的。但是，如果认为波兰人基本上已经完结，我们今后只是‘向华沙进军’，那就是不应有的骄矜了。这种破坏我们工作人员的毅力并助长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情绪的骄矜所以不切实际，不仅是因为波兰国内有预备队，它无疑会把这些部队投入前线，也不仅是因为波兰不是单独作战，在它背后有完全支持它反对俄国的协约国，而且首先是因为在我军后方出现了波兰的新盟友——弗兰格尔，他要从后方来破坏我们对波兰人的胜利果实。不应当拿弗兰格尔不会和波兰人呼应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弗兰格尔已经和波兰人呼应了，而且正在和他们协同行动。[4]
也就是说，虽然战局的进展“优势在我”，但敌人并非一击即溃，相反，他们还有相当数量的后备部队，军心意志也没有瓦解，还得到了敌视苏俄的整个协约国集团的援助和支持。并且，在红军的后方出现了由弗兰格尔率领的白卫军，他们四处活动、破坏，并在事实上已经与波兰人遥相呼应、协同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红军为了扩大战果轻敌冒进，不但会遭遇顽强抵抗，使计划中的速战速决破产为漫长相持，而且很可能陷入波兰抵抗军和弗兰格尔白卫军前后夹击、腹背受敌的困难局面，到时候胜败就难以预料。与6月24日的警告一样，7月11日的这份分析也被红军统帅部忽视了。
7月底，西线红军已进攻至接近华沙的地区，统帅部再次被乐观情绪冲昏头脑。在吸纳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后，总司令C.C.加米涅夫决定改变调集两个方面军集中进攻华沙的计划，而是让这两个方面军分别进攻华沙和利沃夫（以图同时夺取两地），犯了分兵的错误。8月上旬，负责进攻华沙的西方面军的三个集团军兵临城下，即将发起最后的攻势。或许是突然意识到进攻兵力的不足，C.C.加米涅夫临时命令正在进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面军部分部队（其中有归斯大林指挥的第一骑兵军）改变行程去配合进攻华沙。但此时利沃夫战役已经打响，要撤出已经投入战斗的部队并不容易。斯大林本人也不同意C.C.加米涅夫的这条命令，因而拒绝让第一骑兵军离开利沃夫。
8月14日，西方面军在华沙城下进攻失利，战斗力爆棚的波兰第五军团由守转攻，将战线反推了30公里。16日，西方面军在波兰军队的反攻下全面溃败，图哈切夫斯基匆忙织防御但以失败告终。就这样，轻敌冒进的最终结果是慌乱撤退[5]。8月底，久攻利沃夫不下的西南方面军被迫放弃围城，改道去与从华沙撤退的红军汇合，但途中遭遇波兰军队伏击，损失惨重。10月，精疲力竭的红军退至苏波边界，而已经恢复领土的波兰军队也无意追击，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至此，曾经寄托了无数人梦想的华沙战役以苏俄的完全失败画上了句号。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华沙城下的惨败不但严重打击了红军的士气，也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整个红军统帅部陷入激烈的争执，委员们相互攻击指责，吵得不可开交：
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认为进攻失利的很大责任在于情报工作的失败：“我们的侦察机关并不很出色，尤其是情报机关……我们得到了多得不能再多的关于彻底瓦解和普遍恐慌的消息……如果是是因为某人使中央委员会陷入困境，不如说是当我们接近华沙时所获得的情报造成的……我要问，你们事先知道波兰军队的生力军并没有被粉碎吗？”也就是说，统帅部的领导是没错的，错的是前线提供了不实的情报，使统帅部误判了形势。
对此，西方面军领导人之一的尤列涅夫提出了反驳：“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最高统帅部脱离了地方机关。否则，托洛茨基同志不会发出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也就是说，与其认为是前线传递了错误的消息，不如说是后方的统帅部脱离前线，枉顾前线实际而实施“拍脑袋”式的领导。托洛茨基显然是在为自己领导上的责任开脱。
在斥责红军情报机关的失误后，托洛茨基转而攻击斯大林，表示斯大林也在战前散步过鼓吹形势大好的言论，由于自己很信任斯大林，才误听谗言，做出错误决策。
斯大林对此回击：“托洛茨基同志宣称，说我粉饰了我们各战线的形势，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嘲笑过‘向华沙进军’的流行口号、公开在报刊上警告同志们不要迷恋成就、不要低估波兰人兵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6]
除托洛茨基外，进攻华沙的直接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也对斯大林进行了指责，他认为，华沙战役的失败与斯大林不肯在关键时刻将第一骑兵军调往华沙支援有很大关系，显然是斯大林贪图抢先攻占利沃夫的功劳。这一指责被斯大林轻松驳倒：第一，当时利沃夫战役已经开打，将已投入战斗的部队调走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很可能导致华沙还没支援到，利沃夫的红军就先因部署变动而战败了；第二，自己在战前已对进攻华沙的困难有清醒的估计，如果连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十万大军都不能攻克华沙，那么区区一支第一骑兵军又如何能挽回局势呢？也就是说，当斯大林已经预判到攻打华沙可能受挫，他符合理智的做法就不是盲从上级添油“梭哈”，而是保存有生力量尽可能减少损失。
此外，拉狄克认为：“我们错误的根源是过高估计了中欧革命的成熟度”。列宁也指出：“我们推进得太快了，几乎打到了华沙，这无疑是犯了错误……造成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能够争取到波兰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持。”
总之，不论提出的具体原因有多少种，中央委员会和红军统帅部的多数人都认为：华沙战败虽然也有客观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方面的；并且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极可能失败的军事冒险。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俄领导人们围绕华沙战败的原因激烈争论之时，斯大林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希望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彻底调查这次事件，但遭到了列宁的否决。或许，列宁认为在当下的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统一并稳定军心更为重要，一旦展开大规模调查，必然牵连众多，导致人心惶惶，并使部分位高权重的军事领导人被处理，破坏高层的团结。于是，对如此一次惨败的追责就在一片吵闹声中不了了之了。
斯大林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虽然华沙战役的结果的失败的，但向西方进军的总体战略在当时并不错误。因为，如果在解放乌克兰后就放弃西进，那就会给国际资产阶级以喘息之机，只有继续西进才是符合革命利益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一次战败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中央的西进决策。中央的领导在战略上绝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其他政策，那么它将不是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如果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任何一个别的政策都是反动的。因此，我认为它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华沙战役的失败不在于西进战略，而在于统帅部在执行这一战略时所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进攻时无视实际情况轻敌冒进，失利后没有任何秩序和组织的四处溃退，以至于在溃退中造成更大的损失[7]。因此，必须进行深刻而细致的调查，彻底纠正统帅部在战役中所犯的各种错误，才能避免在将来再犯同样的错误、重蹈华沙战役的覆辙：
问题并不在于8月16日没有攻克华沙，这是一件小事；问题在于，由于士兵疲惫不堪、后勤保障不畅，西方面军处于灾难的边缘，但指挥部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也没有察觉到。假如指挥部把前线的这些实际情况如实地报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当然会暂时放弃进攻，就像它现在做的那样。至于华沙没能在8月16日被攻克，我重申，这是小事。但是，接踵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灾难，我们有10万战士被俘，200门大炮被夺，这就是指挥部的巨大过失了，就不能不予以关注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求中央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场灾难的原因，目的是保证我们免遭新的失败。看来，列宁同志顾惜指挥部。但我认为，更应该顾惜的是事业，而非指挥部。[8]
也就是说，华沙的战败只是表象，导致华沙战败的指挥部的错误才是本质。列宁出于各种考虑不愿启动调查，这固然是维护了指挥部，但也妨碍了暴露和纠正后者的错误，而这可能危及事业。斯大林还是那个斯大林，他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时，还是一点都不顾及领袖的情面！
对华沙战役失利的追责虽然不了了之了，但这一事件的影响却是深远且巨大的。红军在前线的惨败和停战条约的签订使苏维埃俄国至少在接下来的数年内都无力再继续西进，“世界革命”的梦想又一次破灭了（1919年德国11月革命失败时就已破灭过一次）。苏俄必须在暂时没有“世界革命”的条件下继续独立探索社会主义。
此外，华沙战败也用血的教训检验了靠武装干涉来输出革命是行不通的。人们认识到，革命的可能性必须建立在本国劳动群众有高度觉悟、有成熟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并已开展自觉斗争的基础上。如果本国的劳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国内也没有成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单纯依靠外国红军武力解放，一则过程会非常困难，二则劳动群众很容易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被本国反动政府利用，使外国红军的“解放”变为“入侵”，从而陷入得不到当地群众支持的孤立境地。
更深刻的问题是，世界革命的胜利应主要由世界各国人民来完成，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别国的援助或“输出”。许多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不在他们之列）在十月革命前寄希望于西方先发生革命再援助俄国，到了内战胜利后又反过来希望用俄国的刺刀去解放西方，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逻辑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从哲学角度，则是忽视内因的地位，而强行靠外因改变事物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武装干涉在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或者必要的，那么前提应该是进入资本主义大溃败、社会主义总进攻的全球革命高潮，这时形势的快速发展将横扫一切拦在前面的障碍——包括部分落后国家的落后群众。这时，一国群众的落后虽然在本国范围内是矛盾主要的、绝对的、支配性的方面，但放在正处于普遍革命高潮的世界各国中就成了矛盾次要的、相对的、从属性的方面了。这时，外国武装干涉就不再是用外因去强压内因，而是在局部内因落后于整体形势的背景下，以外因充当“催熟剂”，推动落后的局部去追赶和适应先进的整体。
但是，如果这一形势一直没有到来呢？
兵败华沙就是对这一残酷现实的无情承认。至少，在1920年8月，这一形势并不具备。
事实上，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都是一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过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最终以法家胜出而结束，并不是因为法家在理论上或辩论中比同时期的儒家、墨家更杰出，而是因为只有法家才真正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只有法家才能解决当时社会的实际问题。同样，我们也不必争论20年代苏俄领导人中“世界革命派”（本质是“西方革命派”，即只有先进工业国的革命才是可靠的革命）与“一国社会主义”（本质是“东方革命派”，即在工业落后国家也能进行成功的革命）在理论上究竟谁对谁错，问题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现实——能否成为现实。
就这一点而言，20年代的苏俄领导层中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是能经受住时代与现实的考验的：
列宁在思想深处是“世界革命派”，他始终认为俄国革命的最终走向不是取决于俄国，而是取决于西方；但列宁在实践中又超乎寻常的务实，一旦发现理想与现实脱节，就立刻调整思路来适应现实。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强大的现实逻辑作用下，本属“世界革命派”的列宁却在每一步实际行动中都踏上“一国社会主义”的脚印。
而斯大林呢？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那个时代对这些原理的流行解释出发，他必须认同他的同志们的“世界革命”理论。事实上斯大林也是支持这一观点的（否则就不会在华沙战败后发言维护中央的西进政策）。但与他的许多长期流亡海外的同志们不同的是，二十多年扎根国内从事艰苦地下斗争的经历早已为他注入了这样的信念：其一，本国革命必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来进行；其二，只要工作到位、领导坚强，即便在落后的俄国也可以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于是，斯大林对于“世界革命”便持有一种更加灵活的态度：在理论上，承认“世界革命”的意义和必然性；而在实践中，既然我是俄国的革命者，那我首先就要解决俄国的革命问题。如果“世界革命”来了，我举双手支持，但如果没来，那我就老老实实建设俄国的社会主义（同时也会想办法去推动“世界革命”）。
至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坚定相信和奉行“世界革命”的领导人，他们拿着根据经典理论和革命理想编写的“剧本”，硬生生地往现实里套，结果因脱离实际而一次次失败——实际发生的历史根本没有按照他们手中写好的“剧本”来走。假如不是务实派掌握权力，而是将俄国革命及革命后的苏俄完全交给这些“书生”们来领导，那么恐怕苏俄连内战都撑不过去，更不用说1922年成立苏联了（布哈林1918年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的一个理论就是：为了全力支持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苏俄可以牺牲自己，甚至丧失掉已经获得的政权，退回地下状态打游击）。当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在理论上也是自成体系、各不相同的，他们并非持有共同的“剧本”，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剧本”。
因此，俄国的历史绝不是一些人所说，是先有斯大林在权力斗争中获胜，然后才走上了“一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是革命后俄国和欧洲的实际形势决定了只有“一国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能够实现的，而后适应了这一形势的斯大林才能获得多数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取得党内斗争的胜利。[9]
正是实际发生的历史和20年代的残酷现实把斯大林推上了列宁之后苏俄新掌舵者的地位。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10]
注释：
[1] 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出身贵族，1914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红军指挥官。国内战争期间屡立战功，于1920年4月升任西部战线司令。内战结束后历任工农军事学院院长、西部军区司令、工农红军参谋长、国防副人民委员等职，并于1935年同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4名高级将领一起晋升苏联元帅。1937年遭枪决。
[2] 毕苏斯基（1867－1935），时任波兰临时政府领导人，波兰民族主义的代表和波兰国家的领袖。
[3] 原标题为《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4] 原标题为《关于波兰战线的情况》，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5] 托洛茨基后来描述道：“我们的部队是在什么状态下行军，这是所有过去见过战争的同志想象得到的。在40天里，部队像出膛的炮弹一样不间断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而装备和其余物品常不合需要，因为它们拨发的十分匆忙。将士们疲惫得如同进入了催眠或梦游状态。然而，波兰工人阶级、雇农阶级、波兰农村基层群众能够主动起义的希望没有实现。这些情况集中在一起，导致当我们在梦游状态下接近华沙时，那里并没有出现革命高潮，而是组建了法国人领导的反革命兵团，它精确、灵活地袭击了我们，成了我们在自己军事史上所经历过的最大灾难之一。”
[6] 盲猜斯大林内心：丫的，造谣到我头上来了，居然还说是因为相信了我才头脑发热，明明是你自己冲昏头脑好不好？我才是最早冷静下来的那个人！我在报纸上警告你们的时候，谁理会我了？
[7] 所谓“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8] 以上多条引文出自《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转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
[9] 还记得斯大林回怼托洛茨基的那句“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嘲笑过‘向华沙进军’的流行口号、公开在报刊上警告同志们不要迷恋成就、不要低估波兰人兵力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吗？这句话除反驳托洛茨基外，也讲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当整个领导层（包括列宁在内）都对华沙战役寄予严重脱离实际的幻想时，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保持了清醒。而华沙战役的惨败在打了几乎所有中央委员脸的同时，却唯独应验了斯大林的警告。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斯大林获得超乎其他所有人的地位。
[10] 类似的情境也发生在20-30年代的中国。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留苏派领导人希望复制苏联十月革命经验，依靠工人阶级首先夺取城市政权，再夺取全国政权。从对经典理论的符合程度来讲，他们的方案比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正确一万倍。但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只有“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山沟沟里”的不“正宗”的马列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形势、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毛泽东才能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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