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走远
纪念父亲李尔重诞辰110周年
李为民
李尔重九十一岁时的照片
本文含有四个章节：（一）乡情兮其永怀；（二）路漫兮其修远；（三）志同兮其真挚；（四）文章兮其存照。
（一）乡情兮其永怀
父亲李尔重自撰的《年谱》是这样记载的：“我生于农历民国元年（1912年）腊月15，公历1913年1月21日。”这是与老人家中的族谱相印证的。2022年腊月15（2023年1月6日）应该是父亲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李尔重家族谱。左首第一行写有：育三连仲次子，生中华民国元年
十二月十五日子时。李尔重原名李育三，字尔重，后以字为名。对照
族谱中其他人出生年月，应可认定所说月份是指农历的月份。
父亲老家是河北省丰润县七树庄乡王豪庄，即现在的七树庄镇王豪庄村。这只是冀东平原上一个极为普通的小村庄。几十户人家，一家一个小院落，环绕村子有一条小河流，村子周围布满农田，其间错落着些树木。不过现在已找不见当年的景象，老祖屋也已不是原来的模样。
2007年10月4日李尔重老人最后一次回故乡时已变样的祖屋。
爷爷李连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年四季，刨土为食；奶奶白氏，丰润县石各庄人，农家妇女，淑顺有加。不幸的是，在父亲七岁，生父亲小弟时罹患产后风（破伤风），母子俱亡。太爷李庆贤，是一位秀才，早亡。太奶杨氏，寡居。在父亲的母亲病逝时，太奶还只有四十来岁，此后太奶就成了抚养父亲他们幼弱兄弟姊妹的“母亲”。后来爷爷又娶了一房，此人品行不佳，家中生出许多不快与矛盾，太奶于中对孙子女们多有护卫，因此父亲对太奶有着极深的爱戴感情，家中保留下来的老一辈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是太奶大人的。
太奶杨氏
父亲的大哥李得三，是又一个令他始终尊重怀念的亲人。因为小时候，大哥对他倍加呵护。有一次他随大哥到村子边的还乡河（丰润县的母亲河）里游水，被河水冲倒，顺水漂流下去，幸亏大哥及时救护，得以脱险。由于家中贫穷，只能供一个人上学，父亲的大哥极力支持父亲，而且把家中的活都揽下来。“长兄当父”，父母亲亡去后，父亲的大哥李得三就是他心中的“父亲”。解放后，父亲常把大哥接到身边生活；文化大革命重新出来工作，就将补发的工资大部分给了大哥和大哥的一家人。
2007年10月，自感身体日渐衰老，在完成对自己和家人的交代的《年谱》后，父亲专程北上进行了一次告别之旅。回到家乡，还专门到兄长的墓地祭拜。
近96岁高龄的李尔重老人在大哥墓碑前拜谒
父亲读了一年私塾，上了七年小学（复读一年）。高等小学毕业时成绩很好，周围的乡亲都劝爷爷一定要设法让父亲上中学。经过反复思考，爷爷艰难地同意让父亲考考、试试。不料父亲竟然以第五名的成绩被丰润县立中学校（即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录取。此时爷爷又有些犹豫不决，因为那时上一年中学要花费30多元大洋，对一个一般的农民家庭，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父亲给爷爷算细账：全家在最好的年成可以挣的盈余，差不多有30多元，还可以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和糠秕加上些野菜喂两头猪，用它们也可以换30来元。爷爷终于下了决心，供父亲上中学了。不过还是千叮呤万嘱咐，一定要一个大子掰两半用。父亲上了中学后，如鱼得水，游弋在知识的海洋中，年年考试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爷爷自然也就很满意了。这一段时间的孜孜不倦的攻读，为父亲此后一辈子的著述行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隔把九十多年后，我们又见到了父亲当年的课本，保存的如此完好，内中还留有当年父亲读书时的眉批和心得。
父亲戌辰（1928）年秋、冬季的国文课本
爷爷见到父亲学习成绩如此优秀，自然心生自己的好算盘：待父亲中学毕业后，谋一个小学教师职业，用不上几年上学花费的钱也就都赚回来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父亲读书多了，见识广了，除了在书本中接受了许多像“孔融让梨”、“孟母择邻”、“岳母刺字”、“虎门销烟”所施予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及民族气节，同时眼界大开，关心起世界和国家的事情起来。听说过英国人在印度让印度人当“上马石”，见到了“五卅惨案”、“五三惨案”，感悟到亡国奴不是个滋味，萌发了寻求解救民困国弱的国家的念头。胡思乱想过“强兵救国”、“兴业救国”、“尊孔读经救国”、“做清官救国”，甚至遍读各种武侠小说，练拳习武，想象武侠那样打抱不平，接济贫弱。然而终究是“‘子曰’念上千百遍，抵不上飘飘树上掉榆钱”，豪言壮语终无济于事，不免灰颓起来。恰在此时，中国大地已经涌动着一股新生的洪流，父亲所在的丰润县立中学校（即车轴山中学）也成为了洪流激荡的一个港湾。早在“五四”运动时期，车轴山中学的学生安体诚、卢绍亭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并先后入党，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一群逃过劫难的共产党员来到了车轴山中学，他们是当时的校长董志良；教务主任王硕如；教员杨明斋（中共创始人之一）、袁效之、刘蒙山、黎巨峰、花仙洲等。经过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人物的言传身教，经过日夜相处的耳濡目染，父亲第一次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读了《国家与革命》，他摒弃了原来脑子里的所有不切实际的“救国”想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走上了艰难坎坷但充满无限光明的革命历程。
故而父亲对车轴山中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里既是自己学有所成并能不断发扬光大回报于民的学堂，也是思想得到启迪，理想插上翅膀并百折不饶地走向成熟的发祥之地！革命年代因形势所迫，难以回到家乡、回到母校；工作时期，即便是有机会走近故乡，大多是一瞥而过。退下来之后，父亲经常会回到故土，聆听乡音，吮吸土香，回味童年，寻找足迹。为了感恩母校，1999年9月，父亲将自打日本留学时就一直不离不弃的一支钢笔，送到车轴山中学，为其建立一个笔冢，并题：“从征伴我六十年，几度身残锷未残，喜看红旗遍宇内，归眠大地乐天然。”
位于车轴山中学内的李尔重笔冢
2006年，在与车轴山中学的多次商量准备后，父亲在将自己的大部分文稿及笔记本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之后，又将8800多册藏书捐给了母校。在安放藏书的房间里，父亲留下了一个牌匾：母校教我成人，我谢母校之恩，祝母校永保革命青春。
2007年6月28日，父亲总结自己一生经历的《年谱》完稿，就决定要回老家去看看。此时父亲已是95岁进96岁了，自觉身体日渐衰老，是”离天近，离地远”之人了，在他心中十分明白，这将是自己的“告别之旅”。由于母亲此时一直住在医院，父亲一定要把照顾母亲的事安排妥帖，才敢出行。2007年10月2日由武汉乘车出发，3日晨抵达唐山市，4日便回车轴山母校和老家省亲。
由车轴山中学出来，父亲就匆匆往家赶。离上一次回家，又有六七年时间了。自己真的是乡音未改人已衰，不知以后还是否能再见这里的父老乡亲，再见这里的故居了。路上父亲默默无语，陷入静思。一到王豪庄，村里的乡亲闻讯早早在村口等候。村里的干部将父亲迎进村，领进村办公室介绍情况。父亲头一件事问的就是：“上次你们说这里的地下水受污染很厉害，现在情况有改善吗？”可惜的是，当时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村干部告诉父亲：“你上次来我们说地下五十米的地下水都被污染了，现在地下七十米的地下水都不干净了。”父亲轻轻地摇头。
随后，父亲回家，看望大哥的小儿子；看望自己继母生的弟弟；看望曾经的老兄弟们；看望自己的大哥。
父亲李尔重携家人看望大哥
2008年7月，我和父亲有一次亭子间的对话。那天陪着父亲散步，父亲走不了几百步就觉得累了，在门前小山坡的亭子里坐下，父亲忽然说道：“我见到你姐姐火化的情景，挺不是滋味的，我不愿意烧掉。不知我死后是不是可以运回老家葬在车轴山中学后面的山上？”我有些为难地说：“党内早就说不允许土葬，只有极个别的特例，这件事办起来估计难度很大。”父亲有一阵子不吭声，许久过后才开声：“算了吧，烧就烧了吧。任重的骨灰撒到了长江里，我的骨灰你记住，一半撒到长江里，一半撒到车轴山中学后面的山上！”
父亲2009年12月26日病逝，我们遵照他老人家的遗嘱，于2010年1月4日将其骨灰的一半撒入长江。是日北风呼嚎，长江波涛汹涌。于2010年1月6日来到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车轴山中学，本意是按照父亲的遗嘱将部分骨灰撒到车轴山中学后的山坡上，但是日前一日下了大雪，气温达零下十几度，为当地十多年来最为寒冷的一天，山上积雪达十多厘米，难以攀爬，只有听从校方建议，将父亲的另一半骨灰安葬在学校英烈园笔冢旁的一棵松树下。
我在填土，左一捧遗像的是小弟李亲民 我大弟弟李新民在填土
这一天喜降瑞雪之后的丰润大地洁白，雪后放晴的娇阳普照人间，在送别父亲时，我不禁有发自肺腑的感言：
爸爸：
我们今天陪您回到了家乡，您就要回归这一方养育了您的丰润土地！
这里存留着您儿童玩耍的稚趣；这里回荡着您孩提时的笑声；这里塑造了您一身农民固有的朴质；这里铸就了您劳动者的耿直。更为重要的是，在车轴山中学学习的时期，既让您游弋知识的海洋，为您今后一生当中著述行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您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树立了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信仰，并且选择走上了一条您一生不曾改易的革命道路！
高悬红日播撒的阳光，是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致意；覆盖原野的晶莹白雪，是人民献给您的鲜花！
爸爸，从今往后，您将永远植根于您诚挚热爱的家乡热土，您的生命，将像青山绿树般挺立，永生！
（二）路漫兮其修远
父亲是1929年8月经宋敏之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的。没过几个月，1930年正月，薄一波同志在唐山组织暴动，父亲参加了此次暴动。从此开始了一生坎坷、艰难的探寻、革命、前行之路。唐山暴动失败，父亲被学校开除，并被通缉。爷爷的美梦破灭。为了避险，联系已经逃走沈阳的袁效之教员，也跑到沈阳躲避。谁知刚刚与袁效之见面没多久，袁效之又被追捕。只好在沈阳四处寻找藏身之处，躲到了一个穷姑父处，一天连两个窝头都吃不着。父亲的奶奶得知消息，假称病重，一封电报把父亲追回来。回到唐山后，又与县委联系上，1930年7月又参加了遵化、玉田、丰润三县联合暴动，谁知暴动再次失败。参加这两次暴动时，父亲只是十七八岁。想必是暴动前会有亢奋情绪，也会有莫名的口干舌燥的紧张；更有一种憧憬：“起义成功，拉起武装便可以横空出世，力压千军了。”暴动的失败，心情沮丧，也充满迷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政府、军队、监狱、法律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样的真理。同时也朦胧地意识到，今后要走的路很可能是坎坷不平，充满荆棘。
第二次参加暴动失败后，父亲在丰润县是待不下去了，1931年2月只好逃亡到北京。有过嫌弃其穷，拒之于门外的冷眼相待的遭遇，也有人原同甘共苦，热忱相待。一位叫王国华的朋友说：“一个馒头掰两半，咱们一起过穷日子。”收留了父亲，并且帮助父亲弄了一张假的高中二年半的休业证书，用此证书，父亲考入了北平私立大中中学，是年暑假毕业参加高考，师范大学和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都发来了录取通知，因考虑师范大学要自费，负担有困难，政治学校虽然国民党政治色彩重，但不收食宿费，便糊涂地选择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
很快对于学校的错误选择的“惩罚”就降临了。 刚进南京政治学校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眼见着学校当局渲染“三日亡国论”，悲愤不已，写信给北京的朋友，力主抗日救亡。不料南京政治学校是国民政府控制极严的学校，邮件都要被检查。是年10月初，南京宪兵司令部将父亲逮捕。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有各色人等，父亲遇见有土匪徐增贵，有冒充军人犯，有大烟犯，也有政治犯邓耀伦（工人出身、上海特科保卫队员）、阚泽民（即刘鼎）。虽然这些人门道不同，但都对年轻的父亲比较关照，都嘱托：“绝不可随便招供，不然吃苦更多。”邓耀伦特别说：”对任何人都不要说案情，免找麻烦。”父亲自思信中只谈抗日救国，没有什么破绽，便下定决心抗住！提堂受审时，敌人居然抓住信中一处劝人“走C路线”（意即走共产党的路线）的文字发难：“走C路线是什么意思？”急中生智，父亲应对：“C是Central Government（中央政府）。”敌人认为是狡辩，便痛下杀手，将父亲吊起来毒打一顿。父亲咬牙坚持顶了过去。就在宪兵司令部关押时，父亲也见到了狱友被拉出去处决。一天土匪徐增贵拉着父亲下棋，正下着，就听着宪兵叫徐增贵出去，拉走枪毙了。又经过几次审问，父亲绝不改口，最后只能以“共党嫌疑”罪名判刑六个月，移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对于刚满十九岁的父亲，这一次的牢狱之灾，教义匪浅。列宁有一个说法：没有进过监牢的人，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监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把各类人物一下子集中地放在你的身边，将人性的各种秉性，无论是丑陋的还是善良的，都直接、充分地展现在你的面前。这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无法体验的。
原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外墙
在监狱中父亲结识了一位《中央日报社》编辑段梦晖（此人后随程潜于湖南起义），此人出狱后设法作保，1932年2月初父亲被提前保释。出狱后便立即设法回了北平，挤住在北大李阴亭同学处。回到北平马上就积极参加社会上的爱国运动，1932年3月8日参加北大的“三、八”节纪念大会，散发传单，被警察抓入牢房。此时北平是在张学良治下，他对学生的爱国行为多少有点同情，因而对被抓的人也没有什么审问，胡乱关了个把月就给放了。在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参加党组织的马列主义学活动中父亲认识了北大党支部书记雷民生同志，1932年6月经他介绍入党。同年夏天，父亲考上北平大学农学院经济系。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当时反动的院长刘运筹，于1932年11月又一次被捕。由于敌人没有确凿的证据，又审讯不出什么结果，最终允予取保释放。
1933年国民党政府派蒋孝先率宪兵三团进驻北平，目的就是破坏北平中共党的组织，镇压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由于此前一段时间北平党组织的活动比较暴露，所以此时遭到较大的破坏，父亲与党的组织联系断绝，又加上此时北大农学院院长刘运筹挟私报复，抓住父亲由于参加社会活动缺考了一门课，勒令父亲降级，父亲只好托人在山东齐河师范找了一份工作。人虽在齐河，心总是苦闷，回想几年来奔波许多，成绩不大，自觉理论水平太低，仍然希望苦读群书，故又于1935年夏考入北平大学哲学系。此时与同是被北大农学院开除的盛华同志相遇，在一时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共同商量：日本那里马列的书是能公开发行的，日本的而学校中也有党的组织，便决定一起到日本去留学。
父亲前前后后在北平学习的几年当中，生活是很苦的。除了靠东找西借，就是靠用毛笔字帮人抄书挣钱。他给北平大学图书馆抄书，小楷每一千字两毛钱；给一些教授抄稿子，每一千字一毛钱。经常在街边的饭棚子里与车夫、工人、苦力一起吃最便宜的食物。豆粥一碗一个大子，窝头一个一个大子，猪皮炒黄豆一小碟一个大子，三个大子吃一顿饭。那时一毛钱可以换二十个大子。一毛钱可以吃一两天。
1936年初到的日本，先补习半年的日文，后考入仙台帝国大学经济专攻科。父亲这段时间认真读了不少的书，并且翻译了Lange的《History of Materialism》（《唯物主义史观》）。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和许多在日本留学中国学生大为震动，他即刻与盛华商量，决定一刻也不停留，马上回到中国，找党的组织，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他们回国后先到南京红纸廊找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已经搬走。后又找到汉口日租界90号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由于盛华同志是江苏人，便被派往新四军。叶剑英给父亲写介绍信去山西晋城找朱瑞同志。
盛华同志（中）在1983年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盛华：解放后曾任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在去往山西晋城的路上，为了避免路上有麻烦，父亲便跑到河北民军办事处弄了一张通行证，到了晋城不料正好与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住进同一家旅社。张荫梧以为父亲是要投奔河北民军，还接见了他。父亲到了八路军晋南学校，见了陈沂同志，说明情况，临时决定让父亲留在河北民军，秘密接受民军里的党员张存实领导。在河北民军时，父亲是给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当秘书，常向他宣传抗日精神，深得王长江的信任。不过张荫梧却嗅出味道不对，将父亲从王长江身边调离（王长江后来在张荫梧对八路军搞摩擦时，投向了八路军）。后在林县又遇见退下来的东北军115师师长周辅成，谈话中很欣赏父亲，想要给父亲一个中校衔，跟他们南退。父亲只是跟随他们走回晋城，而后便留在晋南八路军学校，1938年6月恢复组织关系，任晋南学校政治队主任。
1938年10月，父亲带领晋南八路军学校十多名学生下太行山，来到河北平原的冀南军区。这里是八路军由山区进入平原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八年抗战时期敌后斗争最为艰苦、最为残酷的敌后战场之一。自1938年10月到1943年底，父亲在这里经历了血与火的历练。在冀南根据地，父亲给朱瑞同志当过短时间的秘书，出任过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冀南军区武装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兼军区五分区政治委员。
抗战时期的李尔重（左）
在冀南根据地近五年的战斗中，多次遇险。任军区武装部长时，一次带领民兵开展破路斗争，遇到敌人袭击，民兵被打散，日军和伪军追着父亲射击，幸亏离根据地森林不远，父亲一路用驳壳枪还击，一路跑进森林，得以脱险。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冀南根据地开展“五、一”大扫荡，在该次大扫荡中，两个根据地遭受巨大损失，父亲带领一支小部队在突出重围时，身边的警卫员杜庆增同志牺牲。也是在这一次反扫荡当中，冀南五分区原政委王泊生被敌人抓去，之后便任命父亲为冀南五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父亲在冀南五分区，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建设各级党的组织，巩固部队战斗力，加大瓦解敌伪军的力量，还在德（德州）石（石家庄）铁路沿线组织了一个“铁道游击队”，专门打击敌伪的运输线，抢夺敌伪的各种物资。1943年8月30日父亲遭遇了一生当中最接近死神的一次风险。日本鬼子知道五分区在区内敌伪内部布有眼线，便从五分区之外地区组织力量，利用铁路运送兵力，在1943年8月30日夜间于河北省枣强县大官庄对冀南五分区机关实施突然包围。当父亲他们发现敌人时，合围已经形成。日伪军合计达2300多人，军分区机关加上一个警卫连人数不足300人，这是一场力量极其悬殊的战斗。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副司令员陈耀元和父亲及副政委陈福生，当机立断，坚决组织突围。几经冲杀，父亲和参谋长、副政委等冲出了包围圈，回头一看，没有见到司令员、副司令员，连忙带着六个战士又返回村里，这才见到两位正副司令员都已经牺牲了。只好又带着那几位战士向村外杀去。到村外小河的桥上，身边的战士已一个都不剩了，父亲自己也已两处受伤，一处在脚踝，一处在手腕。此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父亲赶紧跳入小河中躺下装死人。天完全黑下来后，父亲才爬出来跑到附近一个小村子里，躲入一个老乡家，第二天才回到部队中。文化大革命时，审查中为了落实情况，连当年父亲藏身的那位老乡家都找到了。这次战斗中冀南五分区牺牲三十多人，受伤80多人，父亲的警卫员张金钵和小马也在此次战斗中牺牲。赵义京、陈耀元两位烈士，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被民政部列为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
位于河北省枣强县大官庄的赵义京、陈耀元烈士碑
1943年底按照当年整风的要求，冀南根据地一批地委、分区及专署的一级干部集中到北方局太行党校（邓小平校长、杨献珍教育长）学习。在这里父亲经历了又一种考验。此时，延安的“抢救”运动已经在纠正的过程中，但是在太行北方局党校，却还是“炉火正旺”。父亲和冀南专署副专员刘建章同志成了“抢救”的重点对象，非要交代自己的所谓“敌特”、“汉奸”历史，不承认便斗争，大搞“逼供信”。具体到了什么程度，至今没有见到详细的述说。不过杨献珍同志在文化革命结束后，曾经要向刘建章同志道歉，说是当年不该动手打了刘建章同志。可见我父亲当年的待遇一定不会比刘建章同志差。父亲曾经讲过，大冬天让他跪在石头地上，一跪一夜，膝盖都跪肿了。这样的情况比面对敌人的拷打逼问更难面对，对敌人自然可以针锋相对，大声喝骂。对自己人的诘难，都不知怎样应对才适当。刘建章同志在自己所写的《我的九十年》一书里写道：一天夜里他实在想不通了，跑到山上过去，想自杀了事。后来反复思考不能这样不明不白的死，才又在第二天早上回到学习的地方。那么我父亲那时又是怎样面对这样的磨难呢？父亲也有过不如干脆了结算了的想法，便自认有一个所谓的组织，但又不能乱咬别的人，就只能说该组织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通过这样的事，可想而知，他们这样的“抢救”对象，所承受的压力之巨大是多么令人难以测算的。这样一些对敌人的刀枪敢于拼命冲杀的勇士们，此时却要委屈地往自己身上泼脏水，甚至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刘建章同志的《我的九十年》一书还说到：我和李尔重同志的材料报给了保卫部，只要一批下来，就立即枪决。幸亏呀，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延安发来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便刀下留人了。这一次父亲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只不过这次举着招魂幡的不是面目狰狞的凶残敌人，而是那些曾经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志。数十年后，1973年父亲在给我们子女谈自己的历史情况提到此事时，是热泪盈眶的呀！
不用枪决了，但是在太行党校的甄别将近一年，迟迟做不了结论，刘建章和我父亲就坚决要求到延安中央党校进行甄别。一路上他们心急如焚，别人一天走一站地（根据地到延安一路都有联络站，每个联络站之间相距约50里），他们俩一天赶两站地。
1945年6月至1946年2月，父亲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进行甄别。此次甄别认为在北京两次被捕及在日本的情况清楚，给予明确了的结论。南京被捕一事，由于条件所限，没有明确结论，留待条件成熟再下结论，可以继续参加工作。故而1946年春，任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团的副大队长，前往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1946年5月任东安土改工作团副团长、鸡西县委书记。初到鸡西，到处是土匪，只能靠近村镇附近开展工作。从贫下中农串联抓起，慢慢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在部队的支持下，参加消灭土匪谢文东的战斗。之后又带领部队和民兵进山，消灭了杨青山、项兰庭、周合三股土匪。一边剿匪，一边分田，贫雇农当家作主。兴起了踊跃参军运动，鸡西县选送了一个炮兵团。1947年10月调任牡丹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民运部长。
1948年7月四野铁道兵纵队成立，父亲于1948年8月调任四野铁道兵纵队党组成员、政治部宣传部长。1948年12月奉令带领一个营到河北唐山，与唐山地区的工人共同努力，二十四小时抢修恢复了国民党破坏的铁路，四野部队乘车前进，争取了两天时间，受到通令嘉奖。
1949年5月19日父亲随南下大军进入武汉市，自此武汉市就成为了父亲一生当中生活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1949年进城调任武汉市军管会劳资处长。1949年9月武汉市委成立，父亲任武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直到1960年8月，在十一年当中，历任武汉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参与领导了武汉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一系列运动，参与领导了1954年武汉市抗击特大洪水的斗争，参与领导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157个重点项目中的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器厂、武汉锅炉厂、武汉造船厂、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参与领导了汉（汉口）丹（丹江口）铁路的建设工作。武汉市的大地上，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身影。
父亲在武汉市期间，多次陪同毛泽东同志视察工作，多次陪同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近距离地聆听教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到武汉市视察是1953年2月16日（大年初三）抵达武汉，2月19日离开武汉前往南京。期间2月17日上午随刘惠农乘划子前往汉阳，由汉阳回来后在与李雪峰、李先念、王任重一起吃晚餐时，围绕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问题有一席谈话。事后王任重在武汉市委常委中做了传达。毛泽东同志主要表述了以下思想：1，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时间，这是与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2，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完全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生产。我们发展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3，我们现在家底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以私营为主。4，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5，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是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2月19日，李雪峰、李先念、王任重和父亲李尔重去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又说了一席话：“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过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目前还要依靠手工业，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提到了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上级布置的工作，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父亲第一次伴随毛主席畅游长江是在1956年5月31日。当天上午8时，毛主席的专机降落武汉市王家墩机场。一下飞机，毛主席就兴致勃勃地一挥手：“先去游水。”登上“武康轮”之后，先是找来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同志，听取了大桥建设情况的汇报。当听到在大桥建设当中，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了“沉箱法”，解决了在湍急的水流中建设大桥桥墩的难题。毛主席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是我们的第一次。我们要好好向苏联专家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也要在学习中不断创新。建设大桥不只是为了建设大桥，还要掌握建桥的本领，更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建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队伍，为今后建造更多的大桥做准备。”吃完午饭，下午两点，毛主席在武汉长江大桥8号桥墩旁下水。当天气温只有20度左右，凉气袭人，波涛汹涌，但是毛主席镇泰自若，挥臂破浪前行。这一次，毛主席游行了两小时零三分钟，游了大约28华里。
1960年8月父亲调离武汉之前，有记录的至少伴随毛主席七次畅游长江，分别是1956年5月31日一次；1956年6月2、3日两次；1957年9月5日一次；1958年9月10、12、15日三次。调离武汉后，有记录可查的还有两次。一次是1962年1962年6月24日；一次是1966年7月16日，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畅游长江那一天。这些经历父亲生前从未对我们说过，这一切都是父亲身后我在人们的回忆文章和他的笔记中得知的。
以上是李尔重笔记截屏。右边一幅记录：1962，6，24.四时随主席游长江。左边一幅
记录：（1966年）七月十六日长江中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我横渡长江。我在水中游，他在船上观看群众。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0年1月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诘难降临父亲的身上。本来只是工作作风和对问题处理方法的差异，有人非要弄出一场斗争。基调就是要弄出一个“宗派小集团”。从1960年1月2日到13日，连续十二天，从武汉市委常委会、常委扩大会、直到市委委员全体会议，大会小会无休止的批判，主要对象是父亲李尔重，牵涉到杨青（时任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长春（时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纪晖（时任武汉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三位同志。同时私底下还要做“分化瓦解”工作：此次斗争的始作俑者专门找纪晖同志谈话，对他说：“我知道你在冀南长期与尔重在一起工作，对他有好感是正常的，但是对他的问题你应该大胆地讲出来。”谁知道他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纪晖同志回答：“我根本不是冀南过来的干部。来武汉是之前从未和尔重同志共事过。”事情闹到了湖北省委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认为：过往比较熟，经常互相走动，甚至谈论一些工作，都是正常的事情，只要没有违反原则的问题，就不要非要怀疑人家是宗派。结果这场斗争无疾而终，最后草草收场，只能轻描淡写地说有些个人英雄主义和宗派思想情绪云云。不过还是把赵长春同志免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职务。事后父亲认为与第一把手的关系已经难以正常，提出找机会调离。正好新中南局要成立，便于1960年8月调离武汉到广州参加新中南局的组建工作。杨青同志也于1961年底调任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纪晖同志调到湖北省监察委员会。1962年1月份在“七千人大会”上，赵长春同志提出要对1960年的错误批判讨个公道，武汉市委的主要领导很怕事情闹到七千人大会上去了，赶紧摁住，答应回武汉后会解决问题。最后几经反复，1962年10月9-12日，在王任重同志主持下，武汉市委对1960年1月发生的对李尔重、杨青、赵长春、纪晖四位错误批判形成了一个纠正错误的文件。在会上问还有什么意见时，其他几位都已经不在武汉市了，只有赵长春同志表示：“我的意见就是我要‘官复原职’，继续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对解放后此事的发生，父亲是有“后怕”的。他没有想到会有人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小问题，非要把人摁到水底下去；他真的觉得如果此次翻车，那将可能是政治生命的重大打击；他也非常感激湖北省委领导能够冷静地处事，公正地对待此次事情。不能不说这一次是父亲在选择的道路上前行过程中的又一次历练。
1962年8月父亲到广州参加中南局筹建工作。1962年12月中南局正式挂牌。父亲先任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1962年5月改任中南局常委、农委主任。在任农委主任期间，在中南局书记处领导下，为中南地区粮食生产打翻身仗，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年当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各省的农村里搞调研，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1962年到1963年期间，全国粮食比上一年增产了220亿斤，中南地区就增产达100亿斤，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在任农委主任期间参加了1963年下半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能够坚持执行政策，努力纠正各种违反政策的行为。期间也曾因为对一些不正常的做法有不同看法而受到批评，并违心地作检讨。
1965年4月毛主席在武汉接见中南局会议人员。第二排右一是李尔重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11月就有人在中南局院墙上的大字报中翻出了父亲的历史问题。父亲也敏感地意识到，很可能又有一次考验了。一天晚上，他把全家叫到一起作了一番交代：“我的历史我自己清楚，你们的妈妈都不大了解。现在我不想对你们说，说了你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这次运动会搞成什么程度，我不能预计。我只想告诉你们，我们全家都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最后总会搞清楚问题的。我只是要求，我们全家无论运动搞成什么样子，一个人都不许自杀。我反正是不会自杀的。人死了，问题搞清楚了也没有用了。人不死，问题总有搞清楚的时候。”1967年夏天，有一次武汉某派的人把父亲抓到武汉准备批斗，谁知一到武汉，对立派占了优势，这一派的人赶紧跑了，把父亲“遗留”在关押的屋子里，无人问津。幸亏有过路人发现房子里有人，解救了出来，带到火车站，帮助买了火车票，才能回到广州家中。1968年2月20日在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前，由广州警备司令部从家中将父亲人带走，经过两三个月辗转，换了十多处关押的地点。期间有一次，朱汉雄同志在上洗手间洗浴时，见到一个水桶上面写有“李尔重”三字，才知道他与父亲关在了同一个地方。最后父亲被押往广东省乐昌县监狱监护。同时关押在此的还有金明、李一清、王德、区梦觉等人。开始进去时，看押的战士，都认为进来的是一批坏人，出于义愤，态度都比较生硬。晚上房间里不许关灯，照射的人难以入睡。也不许人在房间里走动，还说是“不许乱说乱动”。父亲对哨兵说“不许动怎么行？人会憋出病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人的专案调查反馈的东西多了，专案组和这些看押人员发现这一批老人家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态度就大大改善。允许看书了，允许走动了，允许出屋劳动种菜了。在这里父亲抓紧时间恶补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认真阅读了《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一系列著作，记录了两本笔记。那些看管这些改造对象的战士，后期甚至有时还有意无意地给你透露一点消息：“九、一三”事件后，一次父亲在菜地里除草，一位哨兵蹭到他身边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位接班人爆炸死了。“立即走开了。
1971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来了一次广东，让广东省委将原来由中央管的专案中的六位干部案子接过来，尽快结案，其中就包括父亲。很快1972年4月30日父亲就由乐昌监狱放出来，到了中南局在广东省连山县的上草“五七“干校。对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审查，父亲认为是非常仔细的。1973年重新出来工作后，于1973年5月，父亲把我和姐姐、母亲找到一起，专门讲了自己的历史。讲了四层意思：1，这次审查非常的细致，三次坐牢的情况，全部调查清楚。不光是查到了敌伪档案，甚至把当年在监狱里审问我的伪警官都找到了，证实了我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是好的；也把1943年在冀南突围时我藏身的老乡家的老乡找到了，所以结论是非常准确的；2，我的历史问题在1943年底、1944年初太行党校就审查了一次，那一次我是“抢救”对象，差一点就要拉去枪毙，幸亏此时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到了太行，我的命才被保了下来。（说到此，父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后来太行党校迟迟不能甄别我的历史问题，我和刘建章同志就要求去延安中央党校甄别。一路上我们心里着急呀，一天要往前赶两个联络站的距离，有百把里路。延安甄别时，北京的两次坐监狱的事基本弄清楚了，南京的一次，说是条件有限，待以后条件允许后在作结论，先继续工作。一解放，在武汉我就向老中南局组织部提出将南京一段做出结论。当时又进行了调查，给出了结论。不过前两次收集的材料都不如这次充分；3，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老的毛选四卷，那里面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这样一句话：“对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屈死的同志表示昭雪。”这一句话是多少人的头颅和鲜血换来的。在党内有时会出现一些令人受到冤屈的情况的，极端时也会令人丧失生命。这里有的是因为路线发生错误，残酷斗争的结果；有的即便是在正确路线的时候，但是有个别人的思想素质、品质、及思想方法出现问题，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不敢断言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问题；4，在革命的路途上，面对着敌人的刀枪，面对着敌人的酷刑，坚持信念，绝不叛党，绝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绝不出卖自己的同志，是一种艰难的考验；但是，在面对受到的冤屈，依然坚持跟着党走，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动摇，始终相信党能纠正错误，始终相信革命事业总会走向成熟，是更为艰难的一种考验。历史上实际上是有无数的榜样的。当年在长征的队伍里，就有不少受到错误路线冤屈的同志，一样坚持跟着队伍跋山涉水，有的甚至没有等到最后的结论就在突围的时候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依然对党忠贞不渝，不存任何怨言。
1994年父亲到乐昌县监狱“旧地重游“ 当年海南日报报导海南三级干部会议
1972年12月20日父亲接到通知回广州到广东省委组织部报到，准备安排工作。重新出来工作，一开始是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兼农垦总局局长。走马上任后就直接进行了海南广州军区建设兵团转回地方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已有部分到兵团的知识青年开始被招工返城的实际情况，率先提出返城知识青年在农场、农村工作时间应该计入工龄（这一点比知青大规模返城时定下的计算工龄政策早了五六年）。过了不到一年，父亲改任广东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仍分管农业。1979年整顿时期，父亲虽然只是一个省革委会的副主任，然而广东当时许多战线的整顿动员讲话都让父亲去讲，在广东干部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5年10月赵紫阳由广东调往四川省委，把时任广东省委常委、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李子元同志带去四川。韦国清同志到广东后，原打算由年富力强的地委书记中挑选一个去海南，并且明确：“谁去，谁就进常委班子。”不过与几位地委书记谈话的结果令韦国清同志很失望。最后韦国清同志找到父亲说：“尔重同志，看来只好由你去海南带一下班子。”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病逝，父亲悲痛不已，心情沉重，对今后的局势心存焦虑，结果连续五次出现脑动脉痉挛，晕厥倒地，经紧急抢救，稍有缓解。广东省委便决定让父亲回广州治疗。1976年10月8日，李建安同志到医院看望父亲，顺便代表广东省委向父亲通报了党中央已拘拿“四人帮”的消息，父亲精神为之一振，病情急速好转，没过两天便可以出院了。走在出院回家的路上，他对我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上下一心，我们党的作风只要两年一定会大为改观。”
1976年12月父亲调离海南，他在海南驻留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但是他极为钟情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民情。前前后后，父亲写了二十多首赞美海南的诗歌。他钟爱鹿回头的晨景“风扫残云春日现，展眉瞬目看长虹。”；钟爱鹿回头的夜色“落日衔云去，蟾光迎我来。”；喜欢万宁路旁的风光“寻芳何必问多少，万绿丛中数点红。”；喜欢东山岭的石洞“清水一洼云影淡，石洞数室坐禅安。”；更喜爱高耸的铜鼓峰“碧色连天岸，一峰迎晚霞。”；心爱那婆娑的椰林“林深养寂静，叶密掩余晖。”；歌颂割胶人“金星舞动胶林乳，玉碗翻落桶灌银。”；歌颂羊山水利建设者“为让荒滩除旧貌，敢教鲜血绘新颜。”；歌颂白沙百里长渠的建设者“白沙人民意志坚，敢搬河水敢搬山。”赞誉海南黎族领袖王国兴“汉黎携手除腐恶，搏得南天日月新。”；追思曾在海南生活的苏东坡“一生豪气一生泪，万里关山万里情。” 如果按照父亲曾经驻留过的地域划分写诗歌的多少，海南算得上是排名第一。
1977年4月父亲调任陕西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同年7月任陕西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4月叶剑英同志到陕西。前排坐者左李尔重、中叶剑英、右于明涛。
父亲任陕西省委常务书记后，分管农业、宣传、组织人事和“揭批查”工作。在“揭批查”工作当中，既认真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各种影响，也十分强调严格执行政策。要求做到“一是各级党组织要有专人负责并建全清查办公室；二是组织专案队伍，落实办案；三是按政策办事，坚决禁止逼、供、信，体罚和变相体罚、侮辱人格对受审查干部的子女一律不得歧视，招工、考学，参军，均以个人条件决定。”那两年陕西全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13.8%，农业生产战胜了干旱、低温各种灾害，粮食产量与1976年持平，棉花产量增长30%。1977年5月2日到6月15日、7月15日到7月30日两次深入延安地区子长、志丹、黄陵、延川、延安、宜川、黄龙；榆林地区清涧、米脂、靖边、横山、神木16个县市的厂矿企业，30多个社队的农户、田间地头，同干部群众座谈，调查老区经济发展、民生情况。通过调查了解，写了一份《陕北建设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山区建设方针问题，山区公路建设问题，高产稳产农田建设问题，农业多种经营问题，按劳分配问题，退耕还林问题等。为陕西省委对陕北老区建设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1977年10月至1978年4月先后三次赴陕南商洛地区山阳、镇安、商县；安康地区安康、平利、白河、镇坪、紫阳、旬阳；汉中地区汉中、城固、留坝、勉县等20多个县调查研究，深入厂矿企业、水利建设重点工程、社队、农户、田间地头，详细调查经济发展和民生情况。1979年7月任陕西省委陕南建设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6月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的要求，父亲赴延安地区志丹县领导延安县委工作组调查处理干部违纪打人事件。父亲一到延安县，老百姓因为干部打人事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工作组成员也有同志赞同这样的要求。父亲当即表态：现在不是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如果现在就召开大会，情绪一旦失控，会酿成不好的后果。现在要做的是到那些被打人的家中，做艰苦细致的宣讲政策的工作，平息情绪，安抚人心，到时机成熟，情况完全调查清楚后，再召开大会宣布处理结果。最后既严肃处理了违纪人员，又很好地执行了政策，防止了情绪性的群体恶性事件。1978年11月0日-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随后1978年2月18日-25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部分中高级干部因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情绪冲动，说了一些过于偏颇的言语的现象，父亲在一次与一位能够交心的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我非常赞同黄克诚同志在会议中的发言，现在看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无论多么艰难，毛泽东的旗帜一定要高举下去。1979年当中，父亲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自己对落实改革开放中政策的思考，主要有四层意思：改革开放非常必要，我们需要迅速地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要汲取以往的一些教训，切忌一窝蜂地上。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分清轻重缓急；改革开放，门窗大开，也要注意防止苍蝇、害虫钻进来；改革开放，我们希望获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一些核心技术，人家是不会拱手相让的，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不知为什么这个讲法居然受到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的诘难，甚至打电话给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查问：李尔重的讲话是否经过陕西省委常委讨论。
1979年12月20日前后，中组部宋任穷同志电话通知马文瑞同志，让父亲于12月25日一定要赶到北京，说是中央书记处决定让李尔重与程子华同志搭班子，到河北省任职。马文瑞同志表示：尔重同志能否不去，就留在陕西。宋说：不行。这是决定了的事情。马又提出：能否晚去几天。现在陕西正在开两会，尔重同志还有许多事情。宋说：不行。26日中央要宣布决定。于是父亲是1979年12月25日准时赶到北京，12月26日上午到中南海开会时遇见金明同志坐在身边，颇有些诧异，便问：“你来干什么？”金明回答：“让我到河北去任职呀。”此时父亲才知道事情起了变化，程子华换成了金明。父亲应该是到北京后多少了解了河北省的事情不简单，所以在接受任命后在北京停留了三天，拜访了一些曾在河北工作过的而且一直关注河北问题的老同志，想尽可能地对河北问题有一个初步的剖析。拜访了吕正操、王从吾、李一夫、李颉伯、张承先。还与王任重同志通过电话，听取他对到河北工作应取方针的意见。从北京到石家庄坐车或火车当时也就是几小时的路程，父亲却用了几天，沿途到了几个县市做了一些调查。由此可见，父亲当时是多么想尽努力做好河北的工作呀。
河北省领导会见中国女排队员。前排左八金明同志、左十李尔重
十分可惜，他和金明同志到了河北之后遇到了人生工作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下车伊始，矛盾百出，争论不断，婆婆颇多。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边常委会还没有结束，那边就有北京某位的电话来询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令人穷于应付，令人无所适从！像父亲和金明这样的干部缺的就是左右逢源的本事，认定的道理，轻易不会改变，只能是碰的头破血流。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刘子厚同志的问题定性；如何对待刘子厚同志主政时班子成员；如何实事求是地贯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武斗造成的后遗症。
刘子厚同志是犯有错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都多次指示：刘子厚犯有错误，觉悟的慢，三中全会后觉悟还是跟不上，但是问题就是这么多，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所以父亲和金明同志认为，既然算不上“上贼船”的人，就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思想批判从严，对人就不要一棍子打死。但是有人因为积怨发泄和有人的“站队表现”相结合，虽表面承认是内部矛盾，实际却用的是后文化革命的思维和做法，非要大张旗鼓地批倒批臭，死缠烂打揪住不放。这个问题直到1984年中央才得以最后做出结论：刘子厚同志所犯错误仍属人民内部问题。
刘子厚同志1979年底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原河北省委的班子成员没有大的调整，有人就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非要把所有原来班子里的成员来一个大换班，彻底地“翻烧饼”。甚至背着省委主要领导，给上面写信列出清除人员的名单，和拟任新班子成员名单。金明和父亲则认为，即便刘子厚同志有错误，但原来班子的成员不能有“以人划线”，而是要具体分析实际的表现，工作能力的大小，适当进行调整。而且在调整过程中也只能是正常的调动，绝不应该在人员档案中添加不适当的评语。
对于当时提出的农业联产责任承包制执行问题，金明和父亲认为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贯彻，对于那些山区、偏远地区，土地狭小，人员稀少，可以加速推行；而对于铁路两厢，大平原地带，原来的集体所有制各方面的配套成熟，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是否要拆散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大队，最好尊重群众自己的意愿。而且他们认为，既然是探索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正确方式，就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途径存在。父亲和金明在河北按照群众的意愿，保留了像周家庄乡这样的大大小小集体所有制乡村300多个。这一点成了有人攻击金明和父亲的主要问题，认为是反对“三中全会精神”。直到二人离开河北后，还喧嚣不停。
河北省邱县文革期间武斗打死人比较多，父亲和金明到河北时，邱县已经因打人致死问题抓捕2000多人。有人主张还要抓捕更多的人，要将邱县原县委书记处死。金明和父亲则认为，武斗打人致死现象的发生，是在错误的大背景下造成的，不应过分的强调当事人个人的责任。邱县人口不过20来万，已经抓了2000多人，连带他们的亲戚朋友，牵涉的就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之前已经因打人致死结下怨恨，反过来再抓捕很多的人，只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仇恨，邱县20万人将可能永无宁日。最后采取的是通过艰苦的思想工作，让那些曾经参与打人的人认识错误，主动上门去给被打的人家赔礼道歉，并主动帮助那些家庭服务。两年多时间里，化解了不少的仇怨。而对于那位县委书记，金明和父亲通过查看有关档案材料，认为当事者有自己的责任，但同时有上级领导推波助澜的责任，罪不至死，保留了一条人命。但是却有人抓住这一条，攻击父亲和金明“保护三种人”。
这种争论不休的局面，严重干扰了许多正常的工作，1981年5、6月间，矛盾大爆发，1981年7月9-15日，由十一届六中全会新当选的书记处成员坐镇北京，将河北省委近100多人召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参加，开了一个“河北工作会议”。看上去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明眼人可以看出，重板子打的是金明和李尔重。这样不讲原则的会议当然不可能平息争论，最后于1982年6月16日，在中南海宣布河北省委的一、二、三把手一起调离。事后听说，有位位高权重者在当时的调动文件上批了几个字：金明、李尔重是原则问题；江xx是方法问题。就这样在离开工作岗位时，父亲还要背上一口不大不小的黑锅。而父亲自己对这次的处理也有评价：完全没了原则。
离开河北后，宋任穷同志曾征求父亲意见，是否可以到全国人大搞个秘书长之类的工作。父亲的回答是：我这一辈子开会已经够多了，不想再开会了。哪去什么地方呢？父亲给出了两个选择，一是武汉，一是广州。湖北省委先表态愿意接受，这样父亲就又回到了一解放就进入的城市——武汉。1983年回到武汉，到2009年病逝，父亲在武汉又生活了二十六年。1983年至1985年是在“二线”的顾问委员会任副主任，1985年后彻底离休。然而父亲自己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前行的步子一直没有停歇。1983年至1993年，父亲耗费十年精力，收集素材、资料、文献，然后伏案专心撰写，完成了自己内心对抗日英烈们的承诺，创作了一部500多万字、八卷本的、全景式描写自1931年9月18日起到1945年8月15日止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鸿篇巨制《新战争与和平》。
离开了工作第一线，父亲手中的武器就是不停地书写的笔。这一时期他给自己取了六个别号：落红馆主，龚自珍诗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燃犀居士，取燃犀识怪之意；大象行者，老子曰：“扶大象，天下往，往而不殆，安平泰。”“大象”即“大道”；有念和尚，释家以“无念”为宗，其实“无念”即“有念”，“有念”之存，乃得“无念”之在；鸡鸣斋长，取鸡鸣起舞之意；荷戈老兵，终生不释戈戟的老兵。把这六个别号融会贯通解释，便是要始终高举真理火把，辨识妖魔鬼怪，一刻不得昏庸，坚持走选定的马列主义大道，始终枕戈达旦保持战斗的锐气，为了扶护真理花朵，不惜粉身碎骨。父亲晚年真的是如此而行的。除了写了许多的散文、杂文、即时的新闻评述之外，为了能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文化典籍，写了《易经拓荒杂录》、《孔子评析》、《老子研究新编》、《文学演绎丛书》等著作。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更激发了父亲的斗争精神，写了几十万字的论战文章《论社会主义革命》、《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几许疏钟》等。迟暮之年，锐志不减，，2000年之后还出版了三本讽世怯邪的杂文集《说话集》、《求索集》、《谐趣集》。
尤其是在2003年到2005年间，父亲多次向中央领导秉笔直抒，痛斥各种社会的黑暗现象，呼吁党要敢于向自身的腐疮动刀子。于此展示几封。
“家宝同志： 矿业事故不断发生，财产损失，人命损失，令人痛心。中央一再严令注意保护人命与财产之安全，收效不大。我以为胡乱采矿，追钱不顾人命安全，是主要原因。因之，请考虑矿业设施规范化。敬礼李尔重2003年6月18日“
“锦涛同志：送上材料两份，请参考。（一）曹思源说：“中共中央胡主席并吴委员长：资本家压迫、剥削
‘国企是扶不起的阿斗。’此话太荒唐。共产党有能力太狠，实是杀人之刀，激起见血的反抗，亦属自
领导好公有制的现代化的企业，历史可证。（二）‘国然。见血反抗者，杀之；不见血杀人者，逍遥法
退民进’的体制改革，是私有化代替公有制。私有制外；太不近人情。我认为王斌余万不可杀。不消
与社会主义本质不合，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它又灭压迫、剥削，长此以往，必将酿成更多更大的
是贪污腐败等罪恶的本源。（三）小平同志说：见血反抗，甚是危险。请鉴察。敬礼。李尔重
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现在奉上材料一份2005年9月18日”
两极分化已成事实，人民大量地沦为资本的奴隶，
私有制是生产力大发展了。小平同志担心的复辟危险，
似乎不是危言耸听。言出肺腑，不对处请批评。
敬礼李尔重2004年2月20日”
2005年7月23日，在我姐姐殁去不足一个月的时候，父亲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心情极为激愤、言辞尤为恳切的信，我全文抄录在此：
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麻烦你请读一下这份剪报《小矿主自揭官商勾结黑幕》。这绝不是个别的事。有此一条路，则无开采证者可以得到开采证，无矿场权者，可以买到矿场权。我国矿地就会连续出现矿难，中央就要屡发“全力抢救”电文。人死了，抢不回生命；局势坏了，抢不出种下的地雷。中央的大好善心也扫不掉压城乌云。这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垮桥垮楼、豆腐渣工程不断出现，厦门、宁波、重庆、沈阳、黑龙江、东锅集团一窝一窝的大贪污不断出现。买官可以买到人大副委员长、江西省长，非党员可以当上中共荆门市开发区宣传部长，妓女可以当上法院院长（陕西的事，县名我忘了）这些人个人当然犯了罪，可是谁给他们开了门呢？陈希同接受大批金银礼品，放在办公室，判作贪污罪；程维高把大批金银礼品收到家里，交出一部分，不算犯罪，把检举他的人关了七年，不算犯罪，判给程副省级待遇。王宝琛到怀柔别墅一夜身亡，在审理陈希同一案时，只字未提，至今谁也不知道一个北京市长是怎么死的。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该怎么解？中央反腐倡廉判处不少，杀了若干，但犯罪事件逐年上升，更可怕的是罪犯中中青年居多数，中青年罪犯中青少年又居多数，对这些人我们应负什么责任？“法不能自立，类不能独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旧社会提倡选贤任能，那是皇上独裁者个人的事，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选贤任能是党的集体的事，贤，必是忠于社会主义（共产党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选，必按组织规章选，不能个人说了算，能，必有实践的确证。今日之腐败，已严重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不是某个人之过，是党自身腐化之过。自从提倡讲学习，从来也没有指出要学习哪一本、哪一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6700万党员有几个人读过《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不以消灭私有制为方向，共产党员不以搞共产主义为己任，那“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了空文，公公正廉明，仁者爱人，也就成了文章点缀了。中央也一再说关键在把党整好。这是完全对的。怎么整？要真正使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依靠党和群众的批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怕别人说错话，就怕别人不说话”。群众的真正批评，常是很激烈、不顾官位尊严的，说的话也不是句句正确的，常常刺得很痛，痛定思痛，才得“闻者足戒”。隔靴搔痒，颂圣顺气，巧言令色，击鱼念经，那是民主的伪饰。我们应完全抛弃它。是时候了。党不敢向自己开刀，不敢承受割癌的切肤之痛，便只有承受灭亡之苦。社会并不和谐，天天有杀人抢劫等事，社会也不可能和谐，外有帝国主义侵略不止，内有剥削者腐败官僚，对人民利益置之不顾。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正，则天下正。如斯而已。议呈此意，供明鉴。敬礼李尔重2005年7月23日
自2007年起，父亲的身体无法抗拒人生的规律，不断地衰老。2007年8月，父亲写了自己的《年谱》，2008年6月又写了《年谱的续》，在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了。在《年谱的续》中，老人称自己：“现在九十五岁了，‘老’的威胁一部紧似一步地袭来：耳聋眼花，腰痛腿痛，……不便与人交谈，不便写作，……生活逐渐不能自理，……老年之苦，实在难当。”看得出有一种“离天近，离地远”的感觉了。就是在2007年1月1日这一天，父亲突然决定写日记了。
纵观父亲一生，在这部《暮年日记》之前，除了于1985年随武汉市代表团访日期间有过十几天日记外，迄今没有见到其他日记。老人为什么在垂暮之年忽然决定要写日记，而且能坚持一日不拉（除几次因病情打断的情况外）？老人在生前从未将此部分日记示人，因而家中人也不得机会询问其所思；老人身后更不敢妄自揣测，个中缘由只能权且存谜了。
《李尔重暮年日记》在有些人看来，可能会觉得不似日记，更像是流水账，平淡无味。而在我眼中，倒觉得她像涓涓流淌的小溪，看似屏声闭息，却时有迸溅的浪花，绵延不断地坚守着一种精神。
日记所记内容中频次最多的行为是：“读”、“看”、“写”。只要一天没有被病魔击倒，父亲就顽强地坚持着“读”、“看”、“写”。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读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毛泽东文集》、《毛主席谈话记录》、《毛泽东传》（斯诺著）、《毛选第五卷》、《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毛泽东与人的交往》、《世界通史》、《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明治维新》、《三个空想家》、《红军长征史》、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吴德峰传》、《战将孔庆德》、《智囊》、《易》、《李商隐转》、《江青评传》、《张载的哲学》、《建国初期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献》众多书籍；他看了杨向奎的《惠施哲学》、李成瑞的《大变化》、朱向前的《毛主席诗词的一种解读》、奚兆永写的批判《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马宁的文章、张捷的文章、普拉昌达的有关材料、吴江写的《瑞典福利》、刘明新写的《改革三十年》、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个人所有制》等文章和材料；他校改了《孔子评析》、《几许疏钟》、《这不是编造的故事》等书和文章；他写作了《谈分配公正与两极分化》、《对邓伟志等论说的注释》、《酒事谈荟》、《天女散花》、《记向奎同志》、《“炎黄文化”发刊词》、《在闻一多基金会上的讲话》、《抗日的回忆》、《年谱》、《年谱的续》、《“杨青纪念册”的序》、《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问题》、《文化大革命提纲》、《十七大报告读后感》等一系列文章。偶尔兴致所至，也写了几首小诗。有咏梅的：“峥嵘不待东风惠，自在芬芳自在魂。”有题牡丹的：“高贵芳容观自在，三千丛里见君王。”还有表达心志的：“闲来无事不从容，满腹奔腾刀剑锋。”直到2008年11月6日，父亲的身体已经极不舒服，还在日记里写道：“真想拼命写点东西。”以上这么大量的“读”、“看”、“写”的完成，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都绝不是一件易事，何况父亲此时已患有严重的黄斑病变眼疾，两只眼的视力只在0.2左右呢。
父亲就是这样在自己年轻时选定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道路上一辈子顽强地前行！2009年12月26日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诞辰日子里，父亲随他而去，而且他还选择将自己骨灰的一半撒入长江：那是因为：他是在长江边的南京经历了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次血与火的历练；那是因为：他是在长江边的武汉回到了组织的怀抱、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刀枪剑雨中去的；那是因为：他两度在武汉这个英雄的城市书写了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历史；那是因为：这里的江涛曾经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才能为世人留下“立字存照”的篇篇章章；那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一浩荡江水中陪伴过崇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多次中流击水，搏击风浪！那是因为：他要践行路漫漫兮其修远的诺言，即便是肉体灭失，灵魂也要在长江的大风大浪中追随先贤毛泽东搏击浪涛、逐舞潮头！
（三）志同兮其真挚
有一句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据说是教人待人接物的。父亲未对这句话做世俗的理解，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活化了这句话的意思。他理解这句话为：要洞晓事物自身的规律，待人接物不失基本原则。因此父亲常说：“你参加革命了，在这只队伍中的所有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就是同志关系。”所以父亲能做到对与己同观点者相处时不流于庸俗；对与己不同观点者相处不会尽当成不可调和的敌人；对于那些背后施以暗箭中伤者，也能泰然处之。父亲不是那种“见面熟”的人，所以一生当中也常有人认为他不易接近。其实那是因为父亲交友自有自己的标准。纵观父亲一生所交的“友”，可以领会到他对交友是重德、重识、重操守；父亲一生当中那些志同道合的挚友也都是直、诚、多闻那样的“三益”之友。这里面有的称得上刎颈之交，有的是莫逆之交，有的是患难之交，有的是战友之交。
父亲与刘建章伯伯就是刎颈之交的挚友。抗战时期刘建章伯伯与父亲同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战斗，刘建章伯伯是是行署副主任，是父亲的战友加领导。1943年底到1944年初，他们同在北方局太行党校（邓小平是校长，杨献珍是教育长）参加整风学习。虽然此时延安整风已经在纠正“抢救运动”的偏差，而在太行党校此风刮得还是很盛。父亲和刘建章伯伯当时是太行党校重点“抢救”的对象。按照刘建章伯伯在他写的《我的九十年》一书所言，那时父亲和刘建章的材料已提交保卫部，一俟批准，就要执行枪决。所幸的是恰在此命悬一线时传来了毛主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就好像是在行刑场上，传来了一声“刀下留人！”，两个人如同在阎王爷面前走了一遭。随后在太行党校进行甄别，迟迟下不了结论，。父亲和刘建章坚决要求延安中央党校去甄别。一路上两个人心急如焚，别人一天走一站路（那时各根据地到延安一路都有联络站，每站之间大约五十里），他们俩一天赶两站地。延安甄别有了结果，父亲去了东北，与刘建章伯伯分手了。然而在今后的岁月里他们心心相印，只要有机会见面，一定相谈甚欢。两人退休之后，在每次全国老年网球赛时，也要一较高下。不过他们两位老人在对待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不该发生的事情的态度却是惊人地相似！刘建章伯伯当众原谅了曾经打过他耳光的杨献珍；父亲对那段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令其耿耿于怀的经过和涉及的人，一直绝口不提，就连所写《年谱》也没有透露一星半点！2008年2月18日父亲在电话里听到刘建章伯伯于2月14日逝世的消息，即刻晕倒在沙发上，经抢救才缓了过来。我猜测父亲心里一定想着：老哥呀，当年我们俩差一点就是同年同月同日归天，今天你怎么就甩掉我自己先走了呢？
父亲一生当中有一位最为重要的莫逆之交，就是王任重叔叔。与刘建章伯伯相似，他们也是在抗战时期冀南根据地相识，都曾任过分区的书记，不过王任重叔叔一直在冀南，后任冀南党组书记、行署专员。父亲与王任重叔叔再见面是在武汉市解放之后。开始父亲在武汉市委，王任重在湖北省委。1953年王任重叔叔到武汉市任书记，父亲任副书记，成了父亲的直接上级。1954年武汉市抗击特大洪水时，王任重是总指挥，父亲是其手下的副总指挥之一。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王任重先任大桥建设指挥部政委，父亲后在1956年接任此职，共同为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付出了努力。1954年武汉市撤销直辖市，王任重回湖北省委任第一书记，仍然常与父亲在工作中有许多的交集。在此期间他们多次接待过毛泽东同志到武汉视察；多次陪同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彼此之间也常互相拜访交谈，一起与有关人士欢度节假日。
父亲与王任重都喜欢看各类书籍；父亲和王任重都有作报告口若悬河的本事；也都是不时会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故而当时就有“湖北两重”的称谓。父亲虽然年长几岁，但是他自觉比起王任重叔叔还是要欠缺得多，对王任重叔叔是真正心悦诚服的，常向他讨教。就连当年诘难父亲的人曾有这样的说辞：“王任重当第一书记时，你三天两头到他家你去谈工作，你对某某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多年后父亲对人谈起王任重叔叔时，有这样的评语：“王任重的特点就是工作方法比较灵活，对事物变化掌握得比较好。这一点很不简单，一般人很难达到。”“他的学习心得和所有报告都是亲自动手，不用秘书，经常熬夜。书记带头，下面的干部都只好自己动手，不敢让别人代劳。”
在“路漫兮其修远”一节当中所提到的1960年初武汉市发生的一次对父亲等人的不正常批判一事里，说是由于湖北省委采取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态度，才使结果没有走向极端。而在文化大革命时，则有人说是因为王任重包庇了父亲，不然父亲早就该定为“反党分子了”。1960年其时父亲与王任重叔叔之间是否有就此事进行过沟通，在父亲的笔记中找不到任何笔墨痕迹，父亲也从未说过任何情况。对这些说法只能暂且存谜。只知道父亲在事后与王任重提出，与一把手之间如此关系已经不好继续待在一起，如有机会希望调离武汉。恰好1960年再次组建大区局，父亲离开了武汉到新组建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任职。
1966年，陶铸被调北京，王任重随调。据父亲说，王任重也曾想父亲一起上北京。父亲自觉北京衙门深，不大愿意，没有随去。然而终究逃不脱“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两个蚂蚱”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时，父亲是作为王任重专案的副案收监审查的。
父亲（右一）、肖慧纳（王任重夫人右二）、宋晓非（李尔重夫人左二）、
王任重（左一）在西安
父亲重新出来工作后，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调到陕西，得知尚未解放出来工作的王任重叔叔客居陕西武功，便前往看望。又过了一段时间王任重叔叔就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第二书记，不久改任第一书记，父亲任常务书记。两个人真的是历经磨难重聚首。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王任重就被调往北京。1979年王任重叔叔率团出访北欧，也带上了父亲。
此后的多年里，彼此的交往不断，也常一起议论各种关心的问题。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心交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从未有示人！
王任重叔叔1992年3月16日，在筹备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劳累过度病逝，当时主张丧事从简，发布消息时遗体告别已经进行完了。父亲见到消息时，极其悲痛、惋惜！父亲觉得王任重叔叔本应该还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事情。因为王任重叔叔的逝去，父亲数日食无味，寝不安。之后父亲参与了《王任重文集》的编纂工作，把无尽的怀念和哀思全部融入到《王任重文集》的字里行间。
《王任重文集》出版座谈会的消息
父亲与金明同志有一段在河北省共度时艰的日子。父亲与金明同志是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时相识的。金明同志是1961年10月由国家财政部调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分工掌管农委、财委。父亲于1962年5月由中南局宣传部长转任中南局农委主任，便成了金明同志的直接下级。1962年至1966年期间，在金明同志的领导下，他们一起参与了中南地区粮食增产打翻身仗、中南地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南局运动的组织。1968年后又一起在广东省乐昌监狱共度了四年多的“学习改造”生活。金明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曾任华国锋总理时期的国务院秘书长。1979年12月26日他们两人的见面颇具戏剧性：在踏入中南海大门之前，父亲一直想着的是准备与程子华同志搭班子去河北，没料想坐下之后，发现身旁坐着的是金明同志，才知道又“换马”了。
到河北之后，他们的主观愿望是非常想贯彻好在中南海听到的李先念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稳定局面，发展经济”的主旨，可惜的是，他们真的没有料到“京城的县令难当”居然难到这种程度。“政出多门，令出众口”，难以招架。纷乱当中，只能依靠自己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良好的品质，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金明同志是很讲原则的：当程子华同志不愿到河北，中央改定金明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开，金明在新四军时期的老领导叶飞同志专门到金明家中，劝他不要到河北去，告诉他xxx在什么地方都不能与人好好相处。按照金明当时所处的位置，提提条件也未尝不可。但是金明没有！他只是说：“中央定了的事，我怎么好不执行。”金明同志是很讲原则的：面对着要对那些曾经被犯错误的人使用过的同志，穷追死打的现象，多次在会议上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会再次制造出冤假错案。”“工作的正常调动，档案中不要给人家加任何‘帽子’。”金明同志是很讲原则的：有一次某位中央领导的专列途径河北，身边的人提醒他是否要去河北边界上车迎一下。金明同志回应道：“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不许迎来送往吗？”而顺道而下的别的省的人，却是早早在河北界内就迎上了车。
我曾问过父亲，在河北的时期，你和金明伯伯是不是在所有问题上看法都一致？父亲回答：“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分歧。具体处理问题时，当然不会完全不同。但是金明是一把手，我肯定是要维护他的威信的。”父亲真的是坚持了这一点。1981年3月，曾经有过将金明同志和另外一位人调走，留下父亲带班子的说法，父亲一听说，当即给赵紫阳写信，表示如果要调金明同志走，自己也不会留下。他们真的做到了共进退，同荣辱。父亲与金明同志是同年同月同日（1979年12月26日））受命前往河北，又是同年同月同日（1982年6月16日））领命离河北而去的！
金明同志（左二）、李尔重（右二）在河北期间与外商洽谈合作
父亲在河北工作时期结识了一位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县周家庄公社党委书记雷金河。那时正是全国大力推行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很多地区不论什么条件，不管当地农民群众是否情愿，一刀切地拆掉公社、大队，分掉集体经济的资产。对此雷金河同志有看法。他认为周家庄公社历年来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集体经济的各项条件完善成熟，公社社员们也对集体经济有深厚地感情，硬要强行拆掉周家庄人民公社，他不同意，全公社的社员也不同意。为了说清道理，雷金河找了许多抗战时期在河北战斗过的老同志，找了当时中央负责农业政策的领导人，均没能解决问题。于是找到了时任河北省长的父亲。父亲其时应该说对此事与雷金河有着类似的思考：既然是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道路，就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方案存在，就应该考虑各地不同的基础条件，就应该尊重农民群众自己的选择。所以在见到雷金河拍胸脯保证：继续实行公社所有制后一定生产年年增长，农民收入年年增加，绝不会比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差。父亲就当即拍板：那你们这个公社就不要拆！
就此父亲与雷金河同志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挚友。1982年因故离开河北后，差不多隔个五六年，父亲就要回到晋县周家庄乡，了解那里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看一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自然也会与雷金河同志聚谈，交流对生产、生活各项工作的看法。
2000年得知雷金河病重，父亲专门请河北省的医生给他医治。不幸的事情终于在2001年12月29日发生了，雷金河同志于这一天与世长辞了。周家庄乡悲痛的乡亲们，写下了集中表达他们对老社长、老书记哀思和悼念的对联：“爱国家爱人民大家怀念老社长，有工做有饭吃群众拥护集体化。”父亲更为悲伤，他挥笔写就了洋洋千言的悼念文章：《送别老友雷金河》。文章的最后部分发出了呼唤：“我衷心祝愿雷金河走了之后,有雷金河再生。周家庄两万人不可能不再生雷金河。周家庄两万人为着创造自己更美好的将来需要再生的雷金河。愿雷金河的风范在人们的心中永驻,在人们的实践中永存。金河同志安心上路吧! 你的老友在送你。”
2007年10月10日父亲最后一次到周家庄，专门到雷金河同志家中看望了他的老伴。
步入老年，父亲有缘结识了许多的新知己。在与形形色色的否定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各种英雄人物、否定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他与魏巍、马宾、郑天翔等同志坚决地站在一条阵线上。
其中，父亲与魏巍同志之间的交流更为多一些。彼此经常通信，交流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当时有一个杂志名叫《中流》，取中流砥柱之意。大家都经常为这个杂志撰稿。该杂志后因为某种原因被叫停，为此事父亲曾给魏巍同志抄写鲁迅先生的一首诗，以资“清神“，并附有信一封。
条幅诗：“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密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化青山”
信的内容：
“魏巍同志：昨日翻弄书物，见到了去年给你写的一条鲁迅诗。因为中流停了，有所感慨。写得不好。诗总是好的。送给你可以清神。
今日之要把鲁迅拉到反毛泽东族之内者，已不是一个两个，都在编造‘故事’。说鲁迅若在，在文革时不是沉默、自杀，就是被打成走资派（大意如此），一定不得好结果。为建反毛族，不但拉活人，连死人也拉，足见其志之顽和其心之虚。污鲁迅，正是怕鲁迅的枪头刺向他们也。蒋介石之反共，正是怕共怕的厉害之缘故。
敬礼尔重”
当然父亲和魏巍同志之间不乏生活上的互相关心与致意。下面是一封新年前的致意。
“魏巍同志：安身处世，多加餐饭。垫高枕头，好好睡眠。
合家康泰，迎接新年。数九去了，百花争艳。尔重”
1993年父亲耗费十年时间写就的八卷五百多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付梓后，许多的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老同志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结识了张爱萍、迟浩田、贺敬之等许多同志。
同时父亲与原来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老领导、老战友，又再续战斗的情谊。
李尔重（右）看望病中的原冀南 李尔重（左）看望病中的原冀南
军区政委宋任穷同志 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同志
父亲晚年有三位交往密切的朋友。一位是湖北省文联的胡克庆老师。父亲与胡克庆老师之间多是文史方面的交流。胡克庆老师比父亲小十五六岁，不过他有着较为厚实的文学和历史功底。父亲与他有时聊开了，兴致所至，甚至聊一天都不会停歇。父亲自2007年1月日起，决定写日记，在其最后躺倒住进医院前的一年十一个月的日记当中，可以见到胡克庆老师隔三岔五地就会到家里来。聊聊老子，谈谈孔子，说说屈原，议议儒道佛三教，改改文稿，给父亲带来慰籍和愉悦，也互相增进学识。父亲病重住院了，胡克庆老师动了给父亲编辑一本书法集的念头，非常遗憾的是，在这本书法集付梓之前，父亲病逝了，胡克庆老师悲痛不已！胡克庆老师见到我整理的《李尔重暮年日记》后，写了自己的心里话：
就在我写此篇文章时，胡克庆老师又打来电话，不停地念叨：“你父亲还有许多东西在我这里，有照片，有发表了的文章，也有没有发表的文稿，我以后一定要都把给你（胡老师是湖北人，这是湖北话）。”
李尔重（前排中）和胡克庆老师（前排右一）等人在武汉市长春观了解道教情况
第二位是邓力群同志。父亲与邓力群同志之间的交流，自然集中在党的建设理论和历史经验总结方面。
李尔重（左）与邓力群同志（右）
邓力群同志给李尔重的函 《十二个春秋》读后联想——李尔重
“力群同志：你的眼睛不能看了，我的耳朵不能 “力群同志：你好！好久不见了，祝你健康长寿
听了，老来带来残疾没得办法。 听说你身体还 有一事相求，能帮则帮，办不到就作罢：《建国
好，也算幸事。我也健康，还能游水，不过也是 以来毛泽东文稿》我只有第二卷，如能为我配齐
夕阳晚照而已。 脑袋还清楚，每日坐班看些书 将是一件大好事。是所至望。我还凑合，无大病。
、物。想起来三件东西，请秘书同志帮助找一 敬礼。 尔重 2005年12月11日”
找：1，九评一本；2，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3，六中全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敬礼
李尔重 2006年11月8日”
“力群同志：
你好。听说你的眼睛已不能阅读了，身体还可以，祝你健康长寿。
我把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读了一遍，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第一，对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了非常丰富又具体的启示，大量地做了正面回答，许多要求人们考虑研究。比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这些，对于坚决走共产主义之路的人们肯定是宝贵的教材。第二，这是一本极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实践论》、《矛盾论》等更深刻、更丰富。特别是关于量变与部分质变的关系；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巩固（有边）与变革的辩证关系；一切存在都是历史的范畴等，发挥的特别光彩。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中看不到的。第三，毛主席把政治经济学彻底译成了“人的科学”。政治是经济的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为经济服务又领导经济，经济服从政治（阶级）的需要，政治经济学是政治挂帅的人的科学。马克思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是人的科学，不是工艺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工人为主人翁的科学，完全区别于用资本铁链拴着工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可惜，许多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人并不懂这一点（其实是故意不懂）。第四，《谈话记录》中大量地谈了中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实实在在的党史。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江泽民的七一纪念讲话，国人与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基本上都是走流水账，根本不了解党的胜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党的生命显示于斗争之中。毛泽东之伟大在于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比光辉地、古今中外无与伦比地、灵活运用了战略与策略。这样地叙说党史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之外外人也难以做到的。这一篇党史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它在万千苦难中把革命引到了胜利，它也将在现在与将来的困难中，使我们克难至胜。第五，这是一部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精辟论证。基于上述看法，我认为《谈话记录》不是等闲谈话，而是一篇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一篇黄金买不到的毛泽东文选，党史办应该作为专著印成书，广为传播。不应只是复印若干份，在少数人中传播。以上意见妥否，请你考虑。我的耳朵聋了，眼睛也花得很，老化的规律，无可逃避。无可奈何。李尔重2007年3月26日”
第三位是宋平同志。我没有找到父亲在战争年代及解放后工作时期与宋平同志的经历有交集的地方，也不大清楚他们结识的准确时间。在《人民日报》发布的1999年2月8日《王任重文集》出版的座谈会的消息中，宋平同志和父亲都出席了那次座谈会。这是不是他们之间交往、交流的起始点？不得而知。
宋平同志（右）与李尔重交谈 2007年10月6日李尔重（左）看望宋平同志（中） 和夫人陈舜瑶（右）
不过可以见到的是，自2001年起，父亲与宋平同志多有通信，涉及内容相当广泛。
宋平同志2001年7月17日给李尔重的回信：“尔重同志：看了你的文章和诗，很感动。原想好好写封回信，表表知音。但一言难尽，犯了踌躇。你那篇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文章，讲了历史，也讲了辩证法。我想今后党和国家的发展不会违背历史的辩证法。你的文章鼓舞了一位老同志，他热情地推荐给别人阅读。人家和讲话对照后说：‘完了。’他说：‘完，没了。矛盾没解决怎么能了？’人家说：‘你能咋着？’他说：‘人多了，就能咋着。’这就是你讲的辩证法吧！消极中要看到积极因素的发展。前些天，见你身体健壮，甚慰。请多保重，老人也是有用的。敬礼！宋平”
父亲和宋平同志一直共同关心着始终坚持公社集体核算体制的河北省晋州周家庄乡：雷金河老书记2001年12月29日逝世，父亲在为他撰写碑文时，与宋平同志交换过意见。2003年到2007年间，父亲与宋平同志都多次与周家庄乡党委新书记雷宗奎同志通信，关注着他们的发展，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建议。
宋平同志2003年4月给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同志的信
宋平同志与父亲之间的信函，有的在字里行间蛮有情趣的。
“尔重同志：你好收到你寄来的大作《谐趣集》、《文论集》、《故事集》，‘三集’给我和老伴极大的乐趣。有的可以警世，有的让我们笑出眼泪。你以如此高龄仍在笔耕不矣，实在令人敬佩。现在我们在北戴河享受着海风的吹拂，你却在武汉的火炉中蒸烤，而且在不停地奋斗，实在太令人惭愧了。你自己珍惜吧。现在一些文人理论家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人民’，沸沸扬扬。怎么就没有你书中说的那位‘诗医’到普济堂药店弄一付膏药，给他们贴在嘴上呢？我在北戴河休闲，身体主要部件尚好，只是眼睛黄斑有些退变，视力有些不济。老妻附笔问好。祝你保重、健康长寿。宋平 2007，8，15.”
2008年7月22日，父亲重感冒住进湖北省人民医院。过了两天，不知何故，突然出现昏迷，连续数日不排尿、便。我们兄弟们心急如焚。情急之下，我拨通了宋平同志秘书的电话，告知有关情况。很快宋平同志就让中央保健办从上海、广东请来专家会诊。2008年12月23日父亲因肾衰竭引起心衰竭，住进武汉市同济医院，一年的住院时间里，宋平同志数次委托秘书来电话询问病情和治疗情况。
能称得上与父亲一辈子患难之交的是我的母亲宋晓非同志。母亲祖籍是辽宁庄河县，她爷爷是大地主，她父亲是伪满洲林业局的一个官员。父亲在与我说革命队伍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同志关系的道理时，还特别地说到过“包括我和你母亲的关系。你母亲当年在那样危险的时候，能够从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只身跑出来参加抗联，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和你母亲如果没有共同的志向，是不可能结合到一起的。”
1947年父亲与母亲在鸡西县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父亲母亲
父亲当年与母亲结合，有同志是有非议的。结婚前有人议论，像父亲这样的一级领导，不应该找一个地主官僚家庭的“娇小姐”当对象；结婚后，又有人议论，宋晓非没给李尔重好的影响。议论归议论，都没有阻挡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开始了他们一生的风风雨雨。
进城到了武汉，家里人口骤然增多，父母亲加我们四个姐弟，还有父亲家的三个侄子侄女，母亲家的三个姐弟，母亲的妈妈，算起来有十三四个人。这种状况直到1960年我们家到广州后才缓解。十几个人相处和睦，从未发生大的矛盾，母亲其功至伟。
武汉市那次不正当地批判父亲的事情，给母亲也带来很大的刺激。她想不通，她很担心，也很无奈，更没有预料到今后还会有比这还要厉害多的磨难。文化大革命时，在父亲被监护前，出现过白天父亲在大会批判时被秘书扇耳光，母亲在小范围的批判会上被自己的亲戚扇耳光的情形。那个时期，母亲表现得异常坚强，白天不论发生什么糟心的事，晚上回到家里从来不会在父亲和我们面前有任何流露。1968年2月20日夜里，母亲因为父亲被广州警备司令部的人员押解走，一夜急白了头发。使我相信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头”的故事。父亲被带走后，四年多无处打探消息。只要中南局军管会人员到家里取东西时，母亲便会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尔重还在！”面对着人们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单给予父亲所谓“叛徒”、“特务”、“汉奸”的罪名，母亲始终坚持着：“我相信尔重是个好人。“她对父亲没有一字一句的”揭发“，也绝没有像某些人那样，禁不起社会的压力，一有风吹草动，便跳起来闹离婚，急于撇清关系。
父亲重新出来工作，特别是在那个“整顿”的年代，依然是该说就说，四处做进行整顿的报告。母亲曾劝告：”你能不能少说一点。就不怕把你再打倒？“父亲不会责怪，只是淡淡地答道：”你不说话，人家想打倒你，也一样打倒你。“而后依然我行我素。
退下来了，两位老人各行其事，父亲忙于写书，母亲依然是操持着家事，闲时也会一起在家中的园中，种种菜，种点水果，怡然自得。
岁月见证：初相识时的父亲、母亲和离休后在家种植田园的父亲、母亲
可惜母亲2002年就因多种老年性疾病并发，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到家中。父亲从那时起，每隔一天一定要去医院看望老伴，雷打不动。母亲一旦精神状况不大好，或者病情有所变化，父亲就会格外担心，寝食不安。后期父亲耳的听力下降，视力退化，两位老人坐在病房里，经常是手拉着手静静地坐在那里，就像彼此在聆听相互的心声。
父亲2007年日记：“七月十六日 雨后晴看文件，九大政治报告。看晓非，见她的可怜相，一阵心酸。“
执子之手，与子神交，走在人生最后一程的两位老人默默地手拉手，聆听着彼此的心声
2008年11月23日父亲也倒下了，住进医院。我们实在经不起母亲一再的坚持，不得不同意让她去看了一次父亲。当着父亲的面，她强打笑颜对父亲说：“你要坚持住，向我学习。“但是她从父亲那里回来后，当夜胃大出血。2009年，2010年两位老人相隔一年先后仙逝。他们的一辈子少有卿卿我我，满是相濡以沫。
患难得知己，患难见真情！在父亲经历的几次波折当中，都有一些肝胆相照的同志站在他的身边。1960年初，在武汉和他一起遭受不正常批判的有杨青（时任武汉市委书记处书记）、赵长春（时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纪晖（时任武汉市监察委员会书记）等同志。在河北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和他、金明同志一起背负所谓“原则有问题”“罪名”的同志有郭志（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蓝凯民（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李永进（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邢开民（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玉（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纯性（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同志。
2015年我在郭志同志那里听他给我说了一件父亲与同志真挚相待的事情。当年对郭志同志最初的处理意见是：撸去书记职务，还要“放逐”青海省。郭志同志不仅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而且左胳膊抗战期间受伤时未能及时医治，留下伤患，受不得寒冷。父亲得知这样的消息，觉得“这不是要人家的命吗！”于是不顾自己的“带罪之身”，专门打电话给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说明情况。后来对郭志同志的安排改为，免去河北省委书记职务，保留河北省委常委，但位列最后一位。郭志同志后来在河北因其人品及能力，得到人们的认可，不几年在人大选举中高票当选人大主任。在我写此篇文章时，郭志老人正步入期颐之年。
（四）文章兮其存照
“千万字存世尔”是我给父亲挽联中的上联。父亲一生当中非常爱好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所写的内容涉及：调查材料，文艺作品，理论研究，典籍探索，散文杂文。所有文字远超过一千万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父亲还在求学时期，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31年刚刚考进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就写了一篇《唯物的社会观》，刊载于《新社会》杂志；1932年回到北平，准备考北大时，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飞来的棺材》，刊于《华北日报》;同年还写了一篇与刘半农先生讨论的杂文《女子的称呼》，刊于《世界日报》；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后，写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1934年到山东省齐河县师范工作期间，写了自己的第一篇调查报告《山东齐河农村调查》，刊于北平中央社会调查所期刊；1936年在日本仙台帝国大学就读时，写有《从日本的自行车说起》，翻译了Lange著作的《唯物论的史观》一书。
抗战时期，进入冀南根据地，写有《阶级意识的模糊》、《如何发动群众》、《如何组织群众自卫队》、《渡荒的若干办法》一系列文章，刊于《冀南日报》；
1947年在牡丹江省委民运部长任上，写了《东安一带地主阶级的存在与剥削》，印发单行本。
1948年8月，牡丹江军区撤销，牡丹江军区机关与东北护路军机关合并，组建四野铁道兵纵队，父亲随原牡丹江军区政委何伟调入四野铁道兵纵队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同年10月15日铁道兵报创刊，何伟题写报名《铁军》，父亲撰写了《发刊词》。
《东安一带地主阶级的存在与剥削》手稿。 四野铁道兵纵队报《铁军》创刊号
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1949年5月19日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三日后，父亲随四野部队进入武汉市，在军管会工作。之后在武汉工作了十一年。这个时期虽然工作依然繁忙，但是生活安定，条件稳定，多年来在脑海里积累的素材、感触喷涌而出，父亲的创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入了一个“高光“时期：1950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落后的脑袋》；1951年以当初在四野铁道兵纵队了解的一位战士姜明山的事迹，创作了第一篇中篇小说《领导》，不期竟然发行了几十万册，并且有日译版本。同期以在铁道兵纵队生活为背景的还有短篇小说《三个战士》、《第七班》。
李尔重第一本中篇小说《领导》 中篇小说《领导》的日译版
1952年见到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战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斗，不断地取得抗击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战斗的胜利，更激起父亲宣扬我人民战士英雄形象的热情，连续出版中篇小说《战斗英雄李学文》、《多消灭一个敌人》、《长白山下的自卫队》。
1953年在武汉市委副书记任上，到武汉市江岸机车车辆厂蹲点，看见工人群众的优良品格，同时也感觉到文化及思想水平对工人群众优良品格的发扬有制约，以说明在领导工业生产当中既要充分依靠广大工人群众，也要不断地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和思想水平为主旨，创作了自己第一部话剧《扬子江边》。该剧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调演，获剧本创作一等奖。
李尔重在讨论《扬子江边》剧本时发言记录手稿。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1954年针对“三反“运动中的有关情况，创作中篇小说《还差得远呢》，告诉人们斗争正未有穷期。针对土改过后，农村有些富农瞒产装穷，少交公粮，贫下中农与之作斗争，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一升米》。
1955年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写了《为什么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领导工业群众运动》、《论立场问题》一系列文章。
1958年以一位农村养猪模范为国家增产，为农民增收而艰苦劳作的事迹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翠英》。
中篇小说《翠英》
同年，写了一篇短文《武汉》（也曾用名《武汉关的钟声》），后被列入中学教材。还写了一篇有关孙子兵法心得的文章：《孙子研究新论》。
《武汉》手稿。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孙子研究新论》手稿。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1961年，国内外敌人互相呼应，蒋介石多次派遣特务登陆沿海，国内不死心的反动阶级残余蠢蠢欲动，根据现实情况创作了话剧《太平湾》。
李尔重谈《太平湾》剧的修改意见手稿。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父亲的写作进入了一个低潮，直至1977年又开始复苏。19977年将1955年开始整理收集的有关武汉市1954年抗击特大洪水的素材，重新运用，完成了父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洪水》。1978年，将于此之前的部分诗歌整理出版了第一部诗歌集《行歌集》。
长篇小说《战洪水》 诗歌集《行歌集》
1982年调离河北之后，10月在参加十二大期间，父亲与我有一次夜间对话，表示了他在退休之后，下决心要写一部以伟大的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的小说。老人家是说话算话的。自1983年起，他用三年的时间，去了许多的档案馆、历史博物馆，翻阅了大量的回忆录、报章资料、敌伪档案，阅览了过往许多与抗日战争相关的故事、小说，1986年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落下了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的第一笔。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不论寒暑，不论昼夜，坚持不懈。为了排除干扰，在自家大门贴出告示：“敬启者：年已逾古稀，身埋半土，任重道远，秒争寸阴，犹恐心愿未了，抱恨归眠。来访晤谈，应在晚间。额外之求，恕不从命。”终于在1993年完成了鸿篇巨制，500多万字的八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付梓。迎来了父亲创作的第二个“高光”时期，此书于1993年获得全国图书二等奖（当年一等奖空缺）。
这部小说，第一次将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奋起抗击的起始点；第一次将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第一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与国民党坚持的正面抗日战场做了全景式地描写。
（第一排：几种版本的八卷本《新战争与和平》；第二排第一幅：十二卷本简装本《新战争与和平》；第二幅：邓力群、刘志坚同志在《新战争与和平》第三次研讨会上；第二排第三幅及第三排：《新战争与和平》小说手稿，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新战争与和平》小说出版后，在北京专门成立了《新战争与和平》研究会，并且组织了三次全国性的《新战争与和平》研讨会，将研讨会上的发言及文章，合编了两部文集《爱国主义的壮丽画卷》、《人物论》。
《新战争与和平》小说出版后，父亲在多个场合说明了自己创作此部小说的一些思考。父亲一直认为，抗日战争应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作为起始点，是因为：就交战双方的日方言，自1927年《田中奏折》提出“先取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后，日本侵华的大战略就已经奠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实质是日方实施武力侵华大战略的开端。之后向热河、绥远，再华北，都是这一战略的延续；就中方而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表对日抗敌的宣言，随即在东北三省组织各种抗日游击武装，唤醒民众自觉抗击日寇，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族、举国民众自觉抗敌的反侵略战争的序幕。因此，无论从哪一方说，“九一八”事变，就是中日兵戎相见、抗日战争爆发之时。
日本统治集团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有矛盾，出现过多次内阁变更，出现过像“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政治危机。但是，父亲认为必须指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不是存在于要不要对中国实行武装占领这一问题上。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天皇还是内阁，抑或是军人当中的少壮派、元老派 ，从始至终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只在于侵略的时机选择，侵略方向的选择，占领的方法的选择诸方面。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爆发，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垄断财团掠夺本性决定的，并非个别或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一时骚动制造出来的。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日本天皇是不用负责任的，日本天皇是被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军人裹挟，被动地参与这一事件中。《新战争与和平》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历史上天皇家族及裕仁天皇本人，始终秉持“八纮一宇”的向外扩张侵略的思想，裕仁本人与许多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伍，侵华战争的许多重大决策，裕仁都是始作俑者，他完全应该对侵华战争承担主要责任，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犯。1945年的国际大审判时，美国出于保护日本的国体和自身的战略需要 ，由麦克阿瑟出面，阻止法庭将裕仁定为战犯，最终令裕仁脱罪。这一作为，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至今不能彻底清算的重要原因。我们在与日本人民保持友谊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事实。斗争正未有穷期。
代表抗日战争的正义一方是全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然而在这一阵营里有各种政治集团和势力，有各种不同的阶层，对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中心矛盾是：是否要对日本侵略进行抵抗，如何抵抗。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以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治集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要被推着，拉着、打着上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旗帜。在共产党宣传鼓动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前赴后继，英勇杀敌，造成了致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都涌现出了许多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抗战英雄。《新战争与和平》对正面战场的英雄人物，丝毫不吝惜笔墨。虽然这些英雄人物所隶属的国民党集团，由于领导的政治反动，对日态度摇摆，战场指挥混乱，对敌战略失当，使得正面战场一再溃败，但也不可掩映和湮灭他们身上闪耀的光辉。父亲在《新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尤其以特别鲜明的笔调和激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书写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根据地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奋起抗战的感人事件和战斗场面，塑造了从儿童、妇女到大娘、大伯，从战士到各级指挥员，面对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前赴后继，直面牺牲，具有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大无畏精神的英雄群像。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新战争与和平》一书面世后，有一次我的弟弟李新民在某个场所邂逅董其武将军之子，当他得知我弟是李尔重之子，便极其激动地说：“我父亲说，真没有想到你爸的书里，把绥远抗战那一仗写的那样真实，那样全面，那样正面。老头看完之后，还专门拿酒来喝了一杯。”
即便是在集中精力创作《新战争与和平》，但是就在同一时期，父亲还写了不少的文章与作品。
1983年针对青年人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写了一部专门谈论青年思想修养的散文集《潮头漫步》。1985年写了《艺术的辩证法》、《京剧表演艺术》等专论。
1985年，因觉得历代有关王嫱（王昭君）的著作似乎未对她对争取汉民族与匈奴民族60年的和平相处的历史地位给与充分的评价，故而创作了京剧剧本《王昭君》。湖北京剧院排演此剧到北京献演获得好评。
1986年因有人想拍有关赵绮霞（赵四小姐）的电视剧，父亲创作了中篇小说《赵四小姐》。
京剧《王昭君》剧本手稿。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 中篇小说《赵四小姐》
同年为了纪念当年冀南根据地一位侦察反奸英雄，撰写了《石嘉植传》。
1996年，为了纪念爱国华侨的旗手陈嘉庚，创作了《陈嘉庚传》，将陈嘉庚视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啊、教育家的统一体进行歌颂。
1997年将多年来所写的诗、文辑成几本“落红馆丛书”：《落红集》（诗文）、《有念集》（杂文）、《求索集》（文论）、《未名集》（评论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应该是为什么父亲晚年给自己命号：落红馆主；将自己的书房命名“落红馆”；将自己晚年所辑的一系列丛书定名为“落红馆丛书”的寓意所在吧。“落红馆丛书”还包括2002年出版的杂文集《说话集》；2007年出版的，《文论集》、《谐趣集》、《故事集》；以及2012年我们儿子们将父亲已整理好的文稿辑册出版的《存照集》、《自选诗集》。
落红馆丛书
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协助整理，将父亲1999年之前创作的主要作品集中，出版了《李尔重文集》，全集共20卷，近1000万字。
2002年出版了杂文集《说话集》。2003年出版了专论《老子研究新编》。
2005年出版了有关三农问题的专论《几许疏钟》。
2007年出版了专门论述民间文学是士大夫文学的源泉，士大夫文学只是流，这样一个真理的《文学演绎丛谈》。
2007年出版了《文论集》、《谐趣集》、《故事集》。这三本书是父亲在世时出版的最后几本小册子，不过内容与寓意且十分耐人寻味。在《文论集》中有一篇《孔子其人》文章，父亲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所谓孔子“修诗、定礼、续易”之说，是没有文献支持的，尤其是“修诗”一说，是最站不住脚的。孔子的言行当中表现出对贫民百姓的俚俗之歌是极为厌恶的，视之为不可登大雅之堂的，怎么可能去“修诗”呢？这一切极可能是为了塑造一个神话人物编纂的故事。历代统治者冠予孔子的名号累加起来达100多字，其实孔子其人充其量就是一个在教育方面有所成就的教育家，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之中的一家，既不应该过于贬低，也不应该有意神话。在《谐趣集》里全是些含泪讽刺的笑话故事，这些故事想表明的是，社会是有许多的不平、不调和，是有许多的尖锐矛盾的，所谓的和谐社会只是人们的一种追求，不是社会的常态。
所谓“千万字存世”，父亲所写的书籍之代表了一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他在数十年工作当中存留下来的230多本工作、学习笔记。这部分笔记，目前所见到的，起始于1946年7月，止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算是在1968年2月到1972年4月被关押在广东省乐昌监狱改造期间，也留下了学习《资本论》等著作的学习笔记。
坊间盛传毛主席称李尔重是“我们党的才子、作家”的说法，为此我曾专门问父亲此说究竟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说的？父亲对我说：“你不要太过看重这个说法。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评价。那年主席到武汉，我和任重一起去见主席，任重在介绍时说了一句，李尔重还写过小说、剧本。主席就接了一句：‘想不到还是我们党内的才子、作家嘛。’以后不知怎么就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好去一一解释。”
那么父亲自己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留下的文字（包括作品和笔记）的呢？在《李尔重文集》出版之际，父亲写了一个感言《借“文集”述怀》是这样说的：“我的文集里没有灿烂辉煌的文章，更没有深邃哲理的论述，只有‘无物之物，无味之味，无用之用’的记录，表述了一个老人在党与人民的提携与帮助、教育与监督下，七十余年走过的生活轨迹。”“《文集》里收集了我从二十多岁到现在写的一堆文章。大家可以看到我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既幼稚又浮浅，令人可笑；可以看到我中年与老年时代写的东西，有些说了明白话，有些说了偏颇话，有些说的比较正确，有些论断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去芜取精，不雕琢取美？因为这样做，才能于迟暮之年，冷静地认识一下自己。”“我的《文集》的出版，是为了照见自己。假设、如有人愿意从‘无物之物，无味之味，无用之用’的镜子里试照一下，我当然不反对。照的结果是喜，是怒，是骂，是赞，是留，是弃，这都是合乎规律的。”
确实，父亲算不上“文学大家”，他的著述也算不上“经典之作”，都只是跟随时代并努力将自己对时代、对身边事物的感触，记录和表现出来的文字，既是他自己一生轨迹的记录，也是时代轨迹的记录，更有着他对事物社会问题的思考。所有这些文字所起的作用，无非是“立此存照”和“立字存照”之用。即检视自己的一生，检视自己的认识，检视自己对事物的分析及判断，亦可为世人提供了解史实的记录及鉴照的镜子。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整理了自己最后几年写的一些“豆腐块”文章，标以《存照集》的书名的原因，同样也是我给父亲挽联写的“千万字存世尔”的寓意。
最后以我给父亲写的《百日祭》收尾：
驾鹤西去时，循师何疾疾。
飞云腾羽翅，长风送万里。
雷霆震鼓声，飘雪舞旌旗。
莘莘众子追，拳拳一心随。
织锦铺花路，华章抒情语。
忠诚悬千钧，悯民志自齐。
眷属望远程，牵挂长依依。
贤后思不止，家严何日归？
2022年11月1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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