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教员和洛甫的缘分非常早。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初衷是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切磋历练，以便将来救国和建国，创始人之一便是李大钊先生。
此后少年中国学会引入各种欧美杂志书籍，并且推动了工读互助团、新村运动等社会实践，王光祈、左舜生、陈启天陆续被选为执行部主任。
1919年12月，在南京读书的洛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次年1月，在北京“请愿驱张”的教员经李大钊介绍，也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被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的版面上。
这是教员和洛甫第一次同框，也是他们第一次知道对方的名字，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要到14年后了。
1933年1月，洛甫进入中央苏区。
那时的洛甫已在美国和苏联留学8年，并且成为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所以刚回国便跻身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这次进入中央苏区，也是做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可谓是少年得志。
而教员却在不久前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权，开始人生最惨淡黑暗的日子。
洛甫是少年得志了，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
那时王明已经离开中国，在莫斯科做驻共产国际代表，国内的一切事务交给博古负责。
博古和洛甫都出自莫斯科，有这层关系，博古便把洛甫引为战友，用苏联的教条指导中国革命，但偏偏洛甫不是个迷信教条的人，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发现苏联的教条不符合中国实际。
于是博古和洛甫做为中国革命的二三号人物，不可避免的发生路线分歧，主要有三点：
关于抗日统战问题，博古认为，统战对象只包括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洛甫则认为国民党上级军官也是统战对象。
关于资本问题，博古要求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洛甫要求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
关于福建事变的问题，洛甫建议联合蔡廷锴、李济深等将领共同反蒋抗日，博古却把谈判当成儿戏，对联合福建一点都不上心。
如此种种分歧，博古看洛甫越来越不顺眼。
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重新给洛甫安排工作，让他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么做的好处是把洛甫逐渐排挤出决策层，又可以借洛甫排挤政府的教员。
一石二鸟，博古玩的溜溜的。
数月后的广昌战役结束，洛甫和博古大吵一架，博古大怒，命令洛甫巡视闽赣的工作，彻底剥夺了他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
后来洛甫回忆说：“当时感觉自己已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和博古交恶，恰恰是洛甫和教员关系升温的契机，他们开始利用同在政府工作的机会频繁接触，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方法、聊革命前途，顺便一起吐槽博古。
1934年8月，瑞金的沙洲坝遭到轰炸，教员和洛甫都搬到“云山古寺”居住，两人做了邻居，关系更好了。以至于教员得了恶性疟疾，洛甫担心的不行，赶紧打电话给傅连瞕，命令他来治疗。
因为交流逐渐深入，洛甫还学习教员调研基层的风格，调研整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两人一起写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两人合作的标志。
也就是说在长征前夕，洛甫已经从留苏派中分化出来，和本土出身的教员开始密切的政治合作。
这次合作，说明洛甫走到教员的路线上来，教员得到留苏派人员的支持，这对洛甫摆脱留苏派的打击非常重要，对教员触底翻盘也非常重要。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刚出发的时候，各种事情一团乱麻，博古、李德、周先生组成的三人团忙着处理事情，基本没时间管其他琐事，于是教员、洛甫、王稼祥便申请一起行动，被编入军委第二纵队。
三人在长征初期的共同行动，给不久后的“遵义会议”定下基调。
因为他们都没有具体工作，在一起的主要任务是反思分析。
洛甫讲了自己和博古的种种争论，王稼祥详细讲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教员则根据两人的讲述，把第五次反围剿和前几次反围剿进行对比，给两人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到底错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做才能赢。
经过教员的分析，洛甫点头称是，王稼祥拍案而起，从此以后他们都明白了，教员名不虚传，我们这些书生啥也不是，军事问题还得听他的。
于是在损失惨重的湘江战役之后，三人开始反对博古和李德的斗争，这事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被说成是“担架上的阴谋。”
说阴谋，有些过了。
任何错误的东西，不到生死关头都可以勉强糊弄过去，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为了革命的前途以及个人的性命，肯定不能容忍错误的东西继续存在，那么便会起来反抗错误。
与其说教员、洛甫、王稼祥的交流是阴谋，不如说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把所有人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到了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的失败就是必然的，无非是同志们用开会来终结，还是蒋介石用机枪大炮来终结。
幸运的是，教员等人先蒋介石一步，用开会的方式终结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
12月4日，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的苗族聚居区，教员、洛甫、王稼祥开始正面批评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
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李德要去湘西和贺龙会师，教员建议向贵州进军，洛甫、王稼祥和周先生同意。
12月15日的黎平会议，教员再次否定李德去湘西的计划，建议去贵州遵义，洛甫、王稼祥、周先生支持，并且决定到遵义以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博古和李德的路线一次次被否定，教员的路线一次次被肯定，此消彼长之下，博古和李德的地位便直线下降，教员的地位直线上升。
紧接着便是遵义会议了。
1935年1月15日，中央ZZ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中国革命史上的猛人们基本上都到了。
博古先做了主报告，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敌人力量太强、红军各部队配合不够紧密、苏区的经济不行等等，总之就是甩锅，用客观因素掩盖主观的错误。
周先生做了副报告，他没有找客观原因，而是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是彻底的军事指挥错误。
随后洛甫也做了报告，因为是反对博古的报告，后来便称为“反报告。”
他用种种事实举例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路上的失败，都是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这口锅你们别想甩，老实背着吧。
当时中央书记处有4人——博古、洛甫、周先生、项英，因为项英留守苏区，所以在遵义开会的便只有3人，虽然洛甫没有实际决策权，但地位是仅次于博古的。
洛甫实名反对博古，一方面说明两人的分歧不可调和，另一方面是二号向一号开炮，其分量比边缘化的教员更重。
而紧接着作报告的教员，用长达一小时的发言，详细分析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错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做等等。
这份的报告，彻底夯实了洛甫的结论。
随后便是王稼祥发言，表示支持洛甫和教员的报告，并建议教员出来指挥军事。
回顾遵义会议的过程，可以说是节奏分明步步推进，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基础上，一次性推翻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一步步把教员的正确军事路线推上前台，非常精彩。
而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洛甫。
博古和李德不会主动认错，以周先生的性格不会挑头打先锋，如果没有洛甫炮轰博古，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没有洛甫的支持，教员也不可能立刻回到决策层。
在长征路上，教员是扭转中国革命走向的伟人，洛甫就是“为王前驱”的人。
虽然遵义会议后，最高军事指挥者是周先生和朱老总，教员只是协助周先生指挥军事，但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职位的高低并不重要，自己主导的政策路线能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自己主导的政策路线，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在实际运作中，自己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人物，即便是名义地位最高的人，也得服从于政策路线，那么也就间接服从于自己。
政策路线决定了政治地位。
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教员上升猛烈，很快便把周先生和朱老总甩在身后，从建议者成为指挥者。
此后几十年，他对职位什么的并不在意，国家主席可以给别人做，自己也可以退居二线，都无所谓。相反，他对政策路线问题看的非常重，不管是多么亲密的战友，政策路线都是不能碰的红线。
具体原因，也能在遵义会议上找到答案。
而洛甫也在遵义会议以后，晋升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总书记，至此，洛甫管党，教员管军，中国革命开始了“洛毛合作”的时期。
3
洛甫因“遵义会议”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但如果因此说他支持教员是为了夺权，那就错了。
事实上，“遵义会议”以后常委重新分工的时候，洛甫拒绝过出任最高领导的提议，推举教员做，教员没有接受。
3月份中央开会，准备派人到白区恢复工作，洛甫准备卸下职务去白区，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教员不同意，最后决定派陈云去白区。
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伸手要权，洛甫为了满足张国焘的野心，想把职务让给张国焘，教员极力反对，说张国焘志不在此，但要是让他得到这个职位反而麻烦了，便提议把周先生的总政委让给张国焘。
可以肯定的说，对于那个职位，洛甫的态度是无所谓，教员的态度是一定要他做。
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的教员，需要洛甫来遮风挡雨。
因为那时党组织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最高领导必须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那么从莫斯科回国的洛甫，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且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军事路线的错误，留苏派的势力依然强大，教员贸然做了最高领导，面对的压力也非常大，不利于革命工作。
此外就和教员个人有关系了。
他的个性强硬，对自己的政策路线极其自信，从来都是他指挥别人的份，绝对不会心甘情愿的受别人指挥。
如果换上张国焘这样的强硬人物，二人必起争端，可如果是洛甫这种没有政策路线的人，工作起来必须要依赖教员，那他也会工作的非常顺心。
再加上洛甫原本就是排名第二的常委，所以遵义会议后的最高领导人选，非他莫属。
遵义会议前，洛甫鼎力推荐教员，遵义会议后，教员鼎力支持洛甫。
事情基本就是这样。
当然了，教员和洛甫合作的很好。
对抗张国焘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进军陕北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西安事变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甚至论述抗日持久战的时候，洛甫写了《论抗日革命战争的持久性》，教员写了《论持久战》的雄文。
到了延安斗王明，他们还在一起。
据统计，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洛甫署名的电报有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的就有286件，占总数的64%。
可以说，两人合作的亲密无间。
工作上的顺利合作，让教员和洛甫的私人关系，也进一步升温。
到陕北以后，洛甫和刘英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只是请熟悉的同志来家里坐坐。
大家都知道洛甫的性格，来了也是客客气气的说话，不做出格的事。
但教员喜欢开玩笑，刚进窑洞就起哄：“你们要请客啊，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这一闹把洛甫给搞蒙了，怎么回答？？？
倒是刘英很泼辣，直接和教员说：“你说请客就请客啊，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拿什么请客啊？”
毛泽东大手一挥：“那，不承认。”
最后还是他掏出写好的贺诗念了一遍，才结束了自己的起哄，给洛甫的婚礼收了尾。
能让教员这么闹婚的人，当时可没几个。
4
洛甫卸任职务，向教员逐步移交工作，是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党领导人的建议：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
做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央根据这两条指示，在9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共产国际和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承认了教员的政治路线，也承认了教员的革命领导地位，于是会后洛甫便提议，最高领导职务应该由教员来做。
但教员经过慎重考虑，觉得现在还不是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洛甫继续做下去。而洛甫既然决定让位，便听了教员的话，觉得教员让他做，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不过洛甫陆续向教员移交工作，在事实上退出核心决策层。
到了1943年，书记处和ZZ局设立主席，教员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洛甫才在名义上退出核心决策层，完成“过渡”的历史使命。
从1935年到1943年，教员和洛甫的合作全始全终。
教员多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对两人的合作过程非常满意，而洛甫卸任以后，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偶尔去晋陕两省搞调研，学习教员的工作方法，补上基层的课。
然而，他们能亲密合作8年，不代表能亲密合作一辈子。
地位翻转之后，教员和洛甫有过两次大冲突。
一次是整风时期。
整风是通过批判王明的思想路线，重新梳理党组织的机构部门、思想作风以及政策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文艺宣传是重要的一环。
落到洛甫的身上，便有了两个关键词——王明、文艺宣传。
做为曾经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成员，整风的大势造起来以后，不可避免的要敲打一下洛甫，让他反思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保证以后实事求是。
整风要求宣传教育要接地气、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做为宣传教育方面的领导人，洛甫以前的工作风格，也必然有不符合整风运动的地方，那么被教育一番也在情理之中。
例如教员谈到延安的教育问题：
“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这口锅，洛甫得背。
其实教员做事很理性，他批评洛甫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通过批评洛甫，为整风服务。
如果他真的针对洛甫，七大后洛甫就应该销声匿迹了，但就是在1945年的七大上，洛甫当选为ZZ局委员，和陈云、彭真、高岗并列。
以他的能力和成就来说，这个地位不低了。
真正让教员和洛甫决裂的是另一次——庐山会议。
洛甫这个人比较直，在延安时期就经常到马列学院讲：“党员干部应该敢说话敢做事，不要怕承担责任。”
这是高尚的道德品质，人类历史的进步离不开这些高尚道德品质，但问题是，只讲道德不讲工作方法，往往会坏了事情，也害了自己。
1959年，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教员在庐山召开会议，提交了19个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他原本的想法是“纠左”，总结成绩发现问题，保证三面红旗不变，稳健的改善经济环境。
但是会议的进程越来越偏离他的计划。
先是彭大将军写了万言书，紧接着黄克诚和周小舟发言支持，洛甫更是用三小时发言，在理论层面上批评了三面红旗。
原本彭大将军的意见也没什么，请他们来就是讨论问题么，但是经过洛甫等人的发言，讨论问题，逐渐演变成对三面红旗的批评。
更严重的是，彭大将军战功赫赫，洛甫曾经主管党务政务，他们两个出来批评三面红旗，教员难免会想，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私下串联？
路线是政治家的生命，尤其对于开国领袖来说，路线也可以是国家的生命。
庐山出现种种批评，那么教员就必须重新巩固三面红旗的路线，必须重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他给洛甫写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
“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秒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意思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所以看不懂国家的政策路线，文武联手对国家危害极大，以后要多读书多调研多思考，痛改前非。
彭大将军、洛甫等四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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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是书生型革命家，杨尚昆也说过，洛甫太天真了。
革命年代的时候，他能看懂教员的雄才大略，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他就不能理解教员的理想抱负。而且因为天真的性格，洛甫也不太懂斗争的残酷性，只顾着直来直去的说话。
这样的人，在遵义会议后是教员非常好的合。
当走过这个特殊阶段以后，不管他们曾经合作的多么好，私人关系多么亲密，他们的缘分也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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