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青年工作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延安五老”吴玉章以“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的崇高追求，志于以身作则来教育青年，镌刻了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青年、教育青年、赢得青年的丰碑。革命战争时期，吴玉章以学校建设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以服务人民的革命实践引导培育革命青年、以奋战一线的革命信念激励鼓舞革命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学习吴玉章的青年工作经验，能够为新时代党开展青年工作提供精神养料。
一、实事求是培养革命人才
七七事变爆发后，延安成为抗日民主的中心，成为全国青年乃至海外爱国华侨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奔赴延安。党中央为了培养具有马列主义立场和革命理论的人才，先后成立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延安大学、华北大学等学校。而这些学校，都与吴玉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吴玉章一直把教育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于1939年到达延安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为建立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1月，吴玉章担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文艺运动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艺的理论和实际，团结与培养艺术人才、训练抗战需要的艺术干部。时已年逾60的吴玉章，为了不辜负党中央的重托和鲁艺全体师生的期望，带着他久病未愈的身体，一路往返于杨家岭和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深入学员学习生活的各个场所，征求学员、教员、工作人员的各项意见，亲自掌握教育教学的第一手材料。在吴玉章的领导下，鲁艺培养革命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培养正确的政治思想、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艺术家拿起锄头上山开荒”，组织学员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学习，创作出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据统计，仅第一届至第五届正规学员来看，就为党输送了700人左右的优秀文艺干部；在吴玉章担任院长期间，下厂、下乡、下部队体验生活创作的剧本20余个，在延安各报刊杂志上发表著作220余篇，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支坚强优秀的文艺队伍。
1941年8月，吴玉章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为满足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情况，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要为抗战胜利后的工农普及教育作准备。为此，党中央决定合并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成立延安大学这一联合大学，探索新民主主义的正规化教育。吴玉章领导的延安大学，从创立到发展共历八年的时间，为党和祖国培养了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3.8万人之多，积累了教育为革命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的方针等宝贵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
◆朱德和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在延安时期的合影。
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华北大学校长。为服务于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对干部的大量需求，他在《培养革命建设的人才》中提出：“我们的大学就是要培养革命建设的人才，更要吸收蒋介石统治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培养他们成为新中国各方面的革命与建设干部。”而华北大学，正是吸收了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大中学生，经过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很快输送到各个战场。学校以改造思想为主，用短期训练的方法，加快培养步伐，以适应解放全国的干部急需，力争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吴玉章的领导下，华北大学第一部从8月以后，即开始接收大批由地下党组织动员前来的蒋管区的青年。这些新生，很多都是在蒋管区参加学生运动而受国民党迫害，不能继续存身，冒着生命危险投奔解放区的。至10月下旬，第一部已发展增加到15个班。到12月底，华北大学第一部已增至28个班。新年以后又增加2个班。这样，华北大学仅用4个月的时间，招收学生30个班，共计学员3403人。学生毕业时，吴玉章勉励他们“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土地改革，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参加城市工作，把工商业发达起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期，华北大学集中了老解放区干部教育的经验，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培养出17000多名干部，为迎接全国解放、接管广大新解放区，作出了很大贡献。1948年，谢觉哉曾赋诗祝贺吴玉章七十大寿：“况有三千诸弟子，东西南北立功勋。”
二、以身作则践行为人民服务
吴玉章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强调重视农民和群众的革命力量，提出振兴中华文明需要首重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启蒙。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吴玉章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在提升人民知识文化水平、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为广大青年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在吴玉章看来，没有教育的改革，不能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抗日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吴玉章始终把教育工作作为抗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1939年7月，吴玉章发表了《抗战期中的教育与文化》。他说：“我们认为应该改定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学习的积极为原则。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而培育的青年干部，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而是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在《培养能做事的了解国情的青年》中，吴玉章批判了封建社会中的旧教育。旧教育不仅被束之高阁，远离人民群众，而且是封建统治者愚弄民众的工具：“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愚夫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清末以来，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开始从教育入手探索改良道路：“戊戌政变时，废科举办学校及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然而，这种教育所能够发挥的革命动员作用依然是微小的。要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民族解放运动，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培育做实际工作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人才。依据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吴玉章将培养本地各项工作需要的工农知识分子作为基础，为革命胜利后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培养干部人才做准备。
◆吴玉章
为了提升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平、承扬优秀的中华文明，吴玉章苦心筹建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以提升边区人民文化素质、扫除文盲。1940年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吴玉章在成立大会报告中说：“中国人多，但不值钱。不仅帝国主义强盗们贱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也有看不起自己的，以至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国家落到半殖民地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绝大多数人愚昧无知，文化落后。”“我们要使愚昧无知的中国人变成过去，我们要扫除文盲，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新文字教员训练班成立后，吴玉章鼓励边区青年群众入班学习。他在繁忙的各项工作中，亲自编写教材，每周都为学员讲解课程四到五天。吴玉章早出晚归、勤苦劳累，终于病倒在榻，生命垂危，经过大家的输血和日夜抢救，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可他在病中仍然惦念着教员训练班的工作，考虑筹办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的问题。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吴玉章将党中央为他举办60大寿各单位赠送的纪念品兑换成边币三千多元，悉数交给学校作为创办新文字干部学校的开办经费。正是吴玉章这种艰苦创业、呕心沥血的忘我精神，为推行新文字、造福子孙后代、扫除边区文盲，作出了巨大贡献。
吴玉章的宪政思想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探索民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吴玉章将宪政与抗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方面，施行宪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将施行宪政作为增进全国统一团结的重要政治法律保障。“我们说实行宪政给抗日的各党派及人民以民主自由，正是保持全国团结，保证抗战胜利的必需条件。假如说帝国主义反动战争的战时政策是取消人民的自由民主，加重对人民的压迫，那么，我们神圣的正义的自卫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时政策恰恰要和他相反，应当是民主政治的，给人民以更多的民主自由来发挥民众自卫民族战争的力量。”1940年2月20日，吴玉章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概念，并具体地论述了其性质和内涵，即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反帝的全民性的民主，是反封建、反官僚、反贪污腐化、反一切阴谋黑暗势力的民主，是为了反对倒退坚持进步以求得政治光明的民主。宪政由上下合作来完成，是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获得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的开端。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和论述，在边区人民，特别是边区青年群众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为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权利和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坚守信念奋战革命一线
吴玉章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敬仰的，尤其在于他那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崇高的革命气节。在党中央为吴玉章举办的庆祝六十大寿的庆典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说他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几十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正因如此，毛泽东赞誉吴玉章：“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并强调指出“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党员模范，依然时刻保持谦卑，以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与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学习文件，共同讨论，自我检查，互相帮助，收获颇大。他提出，整风运动“是改造个人，改造社会，为革命事业运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这是思想方法的一个大革命”。他认为，整风运动是广大青年干部深刻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进步方法的重要工作。吴玉章坦诚地公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收获，表明“我的错误的不正确的坏思想，也逐渐洗掉了许多”，“真是胜过研读十年马列主义”。为广大青年党员干部树立了以自我批评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榜样。
◆吴玉章
吴玉章始终以身作则地坚定革命信念、冲锋在革命的最前线，为革命后辈作出榜样。1946年内战爆发，吴玉章不顾自身安危，赴国统区重庆建立中共四川省委，带领《新华日报》报社青年和南方局青年干部，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激烈的舆论斗争。他一边保护青年干部，坚决抵制反动势力迫害；一边站在革命前线，鼓励青年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运动，激励青年干部永葆革命气节、勇于开展坚强斗争。1947年，吴玉章在国民党封锁后从重庆返回延安，写下《四川省委被迫自重庆撤回延安》一诗，表示了对国民党的愤慨。1947年10月，中央为准备解放大西南组建四川干部队。吴玉章在四川干部队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缨信。信中说：“我虽年届七十，仍愿请缨杀敌，如能以刘邓陈谢大军之一部，交我与王维舟同志率领，向西南前进，则正在水深火热中之人民，必箪食壶浆以迎，不难在西南各省创造新根据地。”毛泽东接信后考虑他毕竟年事已高，乃复信说：“向川陕鄂边发展根据地一事，业已有新部署。”但他垂老请缨的精神，一时传为佳话，并大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和意志。
吴玉章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奋斗。一方面，他是党以新民主主义教育来培育革命人才的开拓者，为革命胜利准备了大批青年“先锋”；另一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代表，用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以身作则地教育青年。吴玉章一贯谦虚谨慎、永不自满、刻苦精进，至暮年亦不稍衰，印证了他“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的崇高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引导和教育广大青年，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贡献青年力量。而吴玉章青年教育的先进经验和高山仰止的道德品质，为今天的青年教育工作提供历史滋养。吴玉章永远是后辈青年学习和崇敬的模范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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