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二十周年，深切缅怀 -

谁把人民当信仰，谁就是人民的信仰！

　　1958年秋天，参加河南省召开的地、县两级秋粮征购大会的兰考县长张钦礼，猛烈批评河南省委带头大搞浮夸风和瞒产风、违背毛主席大跃进精神，并点名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书记。

　　当时吴书记不但放卫星，还在河南平原地区指挥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

　　在瞎指挥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

　　为了一两年之内实现水利化、向中央表功（也是为他背后的人彰功），吴书记在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可是，就在1958年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的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上，吴书记竟然吹嘘河南全省深翻土地八千万亩，每亩施肥五万斤……

　　到8月底，河南省委背着毛主席与中央，强行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对外鼓吹“跨入共产主义”。

　　吴书记的底气从哪来？胆子从哪来？

　　四个月之前即1958年4月，某位中央领导从穗返京，当火车途径郑州，在车站与前来接送的吴书记交谈了十来分钟，说：

　　我们有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吴书记的热情很高，说：

　　大社都有了，只是还不叫公社……

　　得到“点拨”的吴书记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共产主义大试验”，信阳地区小麦“高产卫星”正是向“小社并大社”热潮奉献的第一件礼物。

　　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三天后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也是吴书记的杰作。

　　那一时期，农民经常在干部的威逼下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甚至还有一些领导曾站在上面笑眯眯地拍照、鼓吹共产风……

　　瞒着毛主席，他们什么都敢干。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是鼓吹“共产风”、“穷过渡”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证据——这篇社论没有经过毛主席审阅。

　　在这个背景下，冒死批评河南省委与吴书记的张钦礼，随即便被批斗，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送兰考县老君营农村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这早不是张钦礼第一次因为“说真话、认死理、不唯上”而受到处分了。

　　一年前反右，有群众揭发兰考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等这名军人从军队退伍复员回来后孙跃堂又捏造罪名将其打入监狱…当时超过两百名干部群众在控告的大字报上签名支持，然而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赵文甫（负责反右运动的官员之一）却要把这些签名者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立刻站出来反对这样做：

　　你们明白什么是右派吗？毛主席知道你们这么干吗？

　　结果，张钦礼惨遭“降级处分，内部控制使用”……

　　1958年被吴书记“发配”劳动改造期间，张钦礼住在草庵里，到农民家里吃饭（不断有农民群众偷偷给他送吃的喝的用的），但村里已开始闹饥荒，村民们也没有多少粮食了，越来越多人偷偷往外讨饭（吴书记却下令派人在各村口监督阻挡）……

　　1960年10月28日，张钦礼按耐不住，给中央写了信反映河南的实情：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呼求快来救救河南人民。

　　张钦礼不敢通过邮寄的方式，决定坐火车到北京。

　　经过一番周折，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总理在北京接见了他。

　　随后，经毛主席、陈云等研究，中央派建勋同志接替吴书记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1961年冬，建勋同志代表省委正式给张钦礼平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同时给他补发了工资——补发的三年工资1246元刚刚到手，张钦礼立刻全部捐给了兰考县救灾办公室……

　　1962年12月，焦裕禄同志调任兰考县委第二书记（当时第一书记空缺），得到了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为首的一批本地干部的大力支持。

　　焦裕禄带着中央的意志而来，大胆为两千多蒙冤的基层干部平反，并赞扬那些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干部，为他们恢复原职原薪、恢复党籍，有的提拔重用。

　　当时技术员魏鉴章、朱里楚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实验，由于环境非常艰苦，这两位来自南方的年轻人萌生退念。焦裕禄立即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这已经超出了厅局级干部的待遇资格，但焦裕禄和张钦礼等干部认为目光要长远，不应拘泥于眼前，结果这项研究最后大获成功，在兰考、豫东和全国部分沙地大面积推广，联合国都派官员来豫东考察。

　　焦裕禄还组织超过百人的调查研究组，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这三种灾害的详情，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这同样得到了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人的鼎力相助，享誉农民群众。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累病交加去逝，张钦礼以副书记职务主持县委全面工作。

　　1964年8月，河南省在豫东民权县召开全省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代表兰考县作典型发言，除了介绍兰考县的造林成绩和经验外，还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作出的重大贡献和许多感人事迹。

　　会议结束后不久，河南省委做出了向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该通讯中称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但这却导致了张钦礼此后人生的政治起伏。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的四清运动时，地委派来的以秦一飞、周化民为核心“四清工作队”就带着某位陶姓领导（当然陶姓领导的背后也有大人物）的意志，对张钦礼清查批斗了半年之久，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只能“先放过一马”……

　　1966年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团变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团长周化民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1966年秋，县委借用来兰考串联的红卫兵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传单：“新华社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株修正主义大毒草”——矛头直指张钦礼，称他是“黑帮头子”，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 “五七年的漏网右派”，每天被开脸花，戴高帽，拉到兰考大街上游斗数次。

　　杨悍东后来在2005年5月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评价秦、周二人对张钦礼的批斗：

　　在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介入兰考的运动，当天下午1时到达，立即开始逮捕当年焦裕禄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县树立的一批先进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甚至焦裕禄结交的农民朋友也不能幸免，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1206人，包括张钦礼和县委七名常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四杆旗（村）的干部群众，千余人全部被投入监狱，全县六千多名党员中有四千名被开除党籍……

　　运动中，秦一飞、周化民等人马把焦裕禄纪念馆砸毁，把馆内全国捐赠的几万册书籍和宣传焦裕禄事迹的有关资料付之一炬，焦裕禄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华社记者的那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通讯被列为禁文，焦裕禄“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设备也都被砸烂。

　　那个时候，兰考县数万农民、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仅张君墓等几个公社就有两万人进城，要求开封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放人。

　　“兰考卫焦”派代表与部队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

　　在人民群众巨大压力下，军队把人放了。

　　1月31日数万农民、工人、学生和“兰考卫焦”造反派把开封军分区派出的三个连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并把带队镇压造反派的军分区副司令员李地山抓起来游街。

　　部队开卡车向外冲，包围他们的群众把车推得向后退。李地山的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

　　“兰考卫焦”造反派质问李地山：“你来干什么?” 李地山说：“支左的”。问：“谁是左派？”李地山说“不知道”。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 李地山说是“执行任务”。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李地山坚持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

　　“兰考卫焦”造反派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

　　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

　　听闻此话，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

　　但是李地山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镇压群众，他一方面向省军区报告请求支援，一方面以驻兰考部队的名义，于2月1日发出了《告兰考革命人民书》。

　　2月10日开封军分区发表声明，宣布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兰考“卫焦”是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2月13日，开封军分区发出了《给全县贫下中农的公开信》。

　　2月15日开始，军队对兰考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首先进驻兰考县邮政局。并实行第二次逮捕，张钦礼也在其中……

　　2月28日上午，开始审讯张钦礼。

　　开封军分区政委亲自审讯，两侧是手持上了刺刀冲锋枪的战士，政委大喊：

　　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

　　张钦礼说：

　　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

　　他又要张钦礼低头，张钦礼说：

　　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过，革命队伍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他又拳打脚踢了一阵，要张钦礼交待。

　　张钦礼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

　　他又要张钦礼交出后台老板，还说：

　　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

　　张钦礼说：

　　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又问张钦礼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张钦礼说：

　　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

　　他随即挨了一巴掌，满口出血，并被戴刑具，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

　　张钦礼吼到：

　　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

　　3月1日，再次审讯张钦礼。

　　这次是兰考县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审讯的。

　　他说：

　　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

　　张钦礼则说：

　　我也有要求，三条：1．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去掉刑具；3．自由演讲。

　　他说：

　　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

　　张钦礼说：

　　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

　　不久，八个彪形大汉进来，两个人一班，把张钦礼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张钦礼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

　　一直到1967年7月25日，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支左部队时说：

　　河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郑州的二七公社、开封的八二四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建勋同志和书记处书记纪登奎同志首先表态支持这两个造反派组织，而张钦礼支持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卫焦司令部”也声明支持开封的“八二四”。

　　7月28日，《河南二七报》《新北大》合刊发表兰考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兰考县委委员/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赵翔、县委候补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樊哲民、兰考县委委员/裕禄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新民、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等十人联署的文章《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和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的文章《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其中，《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一文指明：

　　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同志，站在领袖的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秦一飞、周化民、刘呈明等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倾柚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恨得要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四清工作队变为革命工作组，派往各机关、学校镇压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组织围剿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学生，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同志。

　　随即，张钦礼担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

　　他首先从监狱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众，恢复了四千名党员的党籍，整修了焦裕禄纪念馆，然后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

　　同时，他带领群众，用一年多时间利用黄河水淤灌二十二万亩盐碱地为良田，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只不过，这些都成了日后他的“罪行”。

　　1971年初，在河南省委副书记王新的游说下，张钦礼被撤了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并被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起来，此后又被送到大别山软禁近两年……

　　1972年6月7日，得益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保护，张钦礼再度回到河南，继续坐镇兰考，日以继夜地带干部群众和三害斗争。

　　前后六年多时间，引黄淤灌出26万亩沙荒盐碱地为良田；种植了56万亩农桐间作地（区）；建立了60个县、社工厂，填补了兰考历史上没有工业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