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社会上一直把集体化讥讽为“大锅饭”，说那个时代，人们头脑简单而狂热，大家只知道“干革命”，而不懂得搞经济，故而前三十年最显著的特征是“贫穷”和“吃不饱饭”。
说起集体化时期的党员干部，更是辛辣地嘲讽，说他们个个都是土包子，不懂管理，瞎指挥，乱弹琴。故而得出一个结论：集体化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彻底改革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
我大约是1971年上的小学一年级，前三十年的党员干部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些不连续的片段所形成的感性认知，甚至谈不上什么形象。
集体化时期的干部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鲜明起来，是改开后读了那个时期的小说，看了那个时期的电影所形成的。
通过集体化时期干部第一个形象是懒惰。八〇年前后，我读了一部小说，题目记不清楚了，里面塑造了一个生产队长的形象，早上上工的时候，他用一根绳子，一头连接着外面树上的大钟，一头连着床头。到上工的时候，队长伸着懒腰，拽着绳子，敲响社员上工的大钟。
其实，这就是污蔑和抹黑。当时的队长一般文化水平都不高，通常都是顶呱呱的庄稼人，而且队长的产生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条件很简单：生产能手、爱护集体。试想，这样一个懒惰的家伙，大家能推举他当队长吗?
当时的队长也并非那些文学作品说描述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殚精竭虑为社员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谋划，一个行政村若干个生产队，每到年终结算的时候，一个劳动日多少钱，一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多少钱，都是衡量队长管理水平的指标。
一个躺在床上不出工的队长，一则会被社员罢免，二则会受到村党支部的严厉处分，三则社员们收入不及其它生产队，他自己颜面上也过不去。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干部形象：党支部副书记孙玉亭，他破衣烂衫，一顶褶皱肮脏的帽子，一双鞋底和鞋帮即将分离且满是窟窿的鞋子，阶级斗争的狂热支持者，每天守着村里的高音喇叭，喊着“革命口号”。
这是一幅被漫话、丑化的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干部形象：神经质，狂热于政治斗争，而不务生产。
试想，当时的干部没有以身作则，粮食产量在没有高质量育种和化肥的情况下，从不到100斤提高到500至600斤，每个家庭年终能分到几十元到一百多元，这总不是吹出来的吧?
我们村的支部书记是一位志愿军退役战士，阶级斗争是经常提的，但他的帽子是一顶绿色的军帽，冬天经常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鞋子是布鞋，绝不像小说里说得那样不堪。
我记事儿时他就是支部书记，他一直干到集体化解体。这期间，我们村一直是全县的先进村之一。1970年，我们村在全县率先用上了自来水，到1980年的时候，村里有一个砖瓦厂，一个酿酒厂，一个棕垫厂，购置了两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四辆四轮拖拉机，一辆“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以及配套的大型农业机械，全村实现了机械化。
老支书卸任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家里盖的新房子，是买的半截砖头拼出来的墙体。
与文学作品描述的相反，现在我们村早已没有任何集体企业，集体化解体后不久，“解放牌”汽车、轮胎式四轮拖拉机，都按照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个人，成为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履带式“东方红”躺在村委会大院，锈迹斑斑，最后按照废铁卖给了收破烂的了。
现在的农村干部，不用躺在床上敲钟了，因为大家是单干，各人看好个人的摊儿，牛王爷不管驴的事儿。你家粮食产量低，你家的收入养不起老人孩子，跟村干部有什么关系?
村里没有集体收入，村里吃水原来是村里管的，大家不用掏钱，现在必须收钱才能放水，不然连水也吃不上了。但是，村委会办公室的锦旗挂满了墙壁，他们都是“优秀干部”。
那些人抹黑前三十年的干部的时候，他们忘记了那个时代，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有“小车不倒只管推”的农村干部杨水才，有带领全村社员，“大灾之年不减产”，仍然足额交公粮的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但是，这些人都上不了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曾经的喧嚣都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集体化时期的党员干部形象不是一堆文学作品所能抹杀的，他们的真实形象，一定会在未来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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