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深入走访当年亲历者寻求答案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该书是马社香教授，她历经10余年走访了全国十余省农村(包括台湾地区个别村落)，在常住数省典型村庄的基础上，深入基层，深入田间炕头，深入亲历者当事人，采访了从中央到基层数百名农业合作化时期各级领导干部和普通农民，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原创与实证相结合，亲历者口述与档案资料相结合，基层农民与高层领导的回忆相结合，以亲历者口述实录为主干，与同期档案资料相互印证，相互补充。在叙述框架上“上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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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农村社会制度“质变”，这个质变的内涵并不简单地是“单干”到“合伙干”，而是涉及到农村的经济基础、政治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农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到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原有的单门独户的发家致富门道没有了，每户农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都需要在新的“集体”轨道上努力。

　　对于这一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质变”的重大历史进程，《口述史》一书呈现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亲历者对农业合作化的回顾和思考：由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决策执行层次，由省、市、县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组成的政策执行层次，由土生土长的农民及领头人组成的实践层次。读一本书就能够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直观地把握到历史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细节和内涵，这是马社香教授这本新著的可圈可点之处。

　　在这本书中，通过以李顺达为代表的一群基层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使读者直接具体地认识到新旧制度的显著差异。在旧社会，广大农民只能用传统落后的工具耕作稀少的租地，每年的收获原三就很有限，还要被地主、富农的高地租和高利贷夺去很大一部分，结果导致过度贫困、缺乏起码的生产和生存条件。

　　而新的制度，根据山西平顺西沟村老人的理解----办合作社就是为了不再有地主，农民自己可以生产和保留更多的农产品。而且，合作社走出了吃什么就必须种什么的局限，从以前的“吃甚种甚”到“宜甚种甚”。这方面的经验以长治第一批初级社川底村为代表。没有一个农民的合作组织，就很难进行长期有效的基础建设投资，例如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现代技术对于单家独户的农民而言就更显得十分遥远，承接外来的新技术也一样需要超越家庭的生产单位。这都是我们今天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当年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地方。

　　在农民和北京最高决策层之间，是数量庞大的中间层----各级党政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间，这个群体的表现很重要，很值得深思，他们体现了专职领导干部的很多优势和某些内在缺陷。在合作化早期试办阶段，他们中间不少人狭隘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的关系，从概念出发加以强烈反对；等到合作化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和舆论正面宣传之后，有很多地方官员反过来狂热地追捧，超越决策层的规划和预期，一下子就完成了从单干向初级社的规划和预期，一下子就完成了从单干向初级社，再向高级社的过渡。

　　如，中央原本计划在1958年全面完成初级社的改造，但是，很多省区热情的干部在1956年就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社”工作。结果，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初级合作社章程，还没有脱稿就紧接着去做高级社纲领。《口述史》对这些史实的阐述是非常清晰而深刻的。基层干部群体中这种“跟风”和“营造风气”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我们干部体制的某些缺点或缺陷，其容易保护部分领导过分看重自身的既得利益，在新制度和新事物的萌发时期，很容易选择一种规避风险的稳妥态度，结果成为新事业推进的阻力；

　　反过来，当看到某种事物可能成为自己“提拨”的潜力时，就可能转过来过分支持和投入，结果创造出一个难以控制的初级社“升级并社”的“高速度”，过分的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关注，天然地成为从上到下政策执行力度的“减速器”或者“加速器”。这一点几乎也是所有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中间难以避免的弊端。

　　看了《口述史》这本书，相信读者对于为什么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时“过急过粗”，会从一个新的视角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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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wg”中有句名言：“党内分岐自农业合作化始。”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几十年来社会误传较多，不一而足。在《口述史》中，从毛刘分歧的源头，即对山西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清晰有序地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给予了深度澄清。根据书中提供的丰富文献，毛主席持有一种“逐步合作化”的思路，他考虑合作化问题的时间起点远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毛主席对农业合作化的考虑不是孤立地当做一个纯粹的农业和农民问题，而是对如何增进国家安全、推进工业化事业，以及农业如何承接工业化带来的新工具新技术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此外，毛主席还回顾了历史上的治乱问题，系统地思考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出“家庭耕作”的制度性缺陷。书中以大量史实证明：毛主席从来不是简单依据某种公式，搞所谓“一大二公三纯”。这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毛主席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而且对正确认识新中国前30年乃至后30年都是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可说是有独到见解。

　　并且本书的语言非常地生动朴实，非常注意引用农民的形象语言，同时注意台湾原始资料的搜集对照。总的说来，这绝对算得上一本能帮助我们认识几十年前那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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