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专门组织班子一起读这本书，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针！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

　　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

　　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

　　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

　　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

　　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编者的话：这部1954年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收藏价值跟阅读价值，想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同志跟书友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本书是我们评价诸多历史是非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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