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排除下的异乡人
「民工」一词演变自抗日战争中的武装农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在社会革命转向社会建设的历史浪潮中逐渐演化为对普通劳动人口的指称，进一步在改革开放所推动的高速资本化进程里成为「进城务工农民」的代名词。它还有个更为微妙的变体——「农民工」——一批保留了农民乡土身份的现代工人，或者更严格地说，一类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的、怪异的身份缺失者。「农民」和「工」的词意组合跨越了农业与工业、传统与现代的鸿沟，彰显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矛盾：它并非试图单纯地从一切社会实存中抹去历史，也不是卑微地屈服于传统的力量，反而是在其自我的充分发展中主动重构着人类文明的要素。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农民属于广义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中的富裕群体由于对土地资料的占有，可以将超经济剥削所得的农业剩余在市场中进行有条件交换，而生活水平较为低下、依附于富农和地主的贫农、佃农，则更接近于农业无产者。但不论如何，这些扎根于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仍未被资本卷入大工业历史中，因而不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主导力量。在80年代经济改革开启高速资本化进程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劳动力需求大幅提升，使得中国大陆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浩大的原住民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迁移——据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有2.9亿农民工，超过了总农业人口的一半。
传统小资产阶级划分已不足以囊括当代农民工的现实意涵，但为了把握这一问题恰恰又要重启阶级分析。农民工不仅拥有同城市无产阶级相似的生存境遇，又不是标准意义的无产者——肇始于42年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造与90年代分税制和国企改革，驱使地方政府展开旷日持久的圈地运动;政府公司化浪潮下的滥占耕地、土地财政以及对农民的低补偿，使得数亿农业人口被连根拔起;对旧式集体化农业的彻底破坏并没有让农民走上致富道路，而仅仅是将农民无差别驱赶到城市大工业中的序曲，为亲资本的政权及外资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将土地交易还原为生息资本的特殊流通形式，顺利完成了农村集体土地从实物形态向价值形态的所有制转换。这一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绝不是媒体话语中出于致富及劳动热情、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大潮的农村小资产阶级，而是被政治进程连根拔起的新兴边缘无产者（新工人），由此我们见证了同西欧资本原始积累并无二致的真实历史。
一方面，由于高度区隔化的户籍政策以及收入及教育水平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稳定的扎根资源;另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服务于高度不确定性的城市产业建设周期，雇佣关系更多地建立在临时、短期的无保障合同之上，因而农民工没有同城市工人群体同等的劳动保障关系，同时由于土地流转限制和农村经济衰落的现实，他们更失去了返乡务农的可能，这种现实在「无乡可返——实质脱离农业劳动——进一步丧失务农可能」的恶性循环中被不断加强——农民工实际徘徊于失地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之间。
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身份流动带来的巨大张力：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现代企业发展与外商投资开启了对自由劳动人口的原初需求，这不仅体现在建立雇佣关系所需要的身份自主性之上，更体现在地理空间维度上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创造这一历史进程的源动力是资本的逐利诉求，劳动力的人口流动必须受到前者的精准约束、服务于由资本所有者确立的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技术关系，因而是一种建立在实质不自由(无法脱离资本约束)之上的形式自由(迁徙与订立劳动契约的自由)。正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劳动者的自由实际上被还原成了资本的自由;劳动者越具有机动性，资本就越可以轻易地采用新的劳动过程，并凭借更佳的位置来获利。劳动力在地理上的自由的机动性表现为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个命题不是没有矛盾。如果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机动性应该满足资本的需要，劳动者在迁移时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定」(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英文版首次出版于1982年)。
国家同资本权力的合谋
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迁徙并非顺理成章的自发秩序，而是源自中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决定性政治力量——为应对70年代「四三方案」积累的债务危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秧政府甩掉了为城市化贡献30年农业剩余的农村财政包袱，农业财政支出占比由先前的15%骤降到「大包干」后的3%;1984年农业集体化被彻底破坏后，随着乡土社会上层建筑的瓦解，发生了农村领域进一步的「政府退出」，其中信用社、供销社、粮食局等农业单位的亏损直接转入农村金融部门坏账，标志着城市资本危机向农村转嫁的又一高峰;同一时期，央地财政分家的经济现实推动了地方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圈地运动;而在中国现代经济转型最为关键的1994年，WTO纳入农业与金融战略产业自由化方案，中国大陆的中秧与地方政府则完成了分税制改革，城市企业单位制在「国企减员增效」的行政命令下彻底画上句号，由此完成了大陆城乡二元结构的资本主义改造。
在这之中，历次经济改革动作无不为城市资本化以及驱逐农业人口的圈地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垄断了社会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器扮演的既不是同资本对抗的结构性机制，也不是与资本和市民社会完全无关的超阶级力量，而恰恰是资本最忠实的服务者——上层阶级在维护自身特殊利益的过程中，必须求助于作为拓展并确立私有制经济基础、规训个别资本、调节市场再平衡并保障货币体系稳定运行的集体性权力机制，而这一机制正是现代国家。
就这一问题，哈维进一步指出：「土地所有制和租金可以阻止劳动者回到土地，从而可以组织他们逃脱资本的掌握。资本也不能容许产业后备军相继死去，除非它可以“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或者将潜在的后备军而非活跃的后备军发动起来。若非如此，资本就必须想办法通过失业救济金、社会保障、福利方案等等来维持后备军的生存，并使它停留在原地。个别资本家无法轻易地承担这些重负，所以它们一般被移交给了国家... ...劳工如果无法完全逃脱资本的掌控，就要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他们可以逃到别处，寻找美好的生活，也可以留在原地进行战斗。这个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季节性的、周期性的乃至相对长期的迁徙（加上为了照顾留守的家人而寄出的汇款）是一些折中的解决方案。劳工所走的道路不论是哪一条，都具有一种潜力，即转变为某种对资本有利的东西」(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这里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造成大陆90年代以来人口大规模迁徙、劳动力空间再配置的根本逻辑，相伴而生的春运压力和地区不平衡发展，也就无法再粗糙甚至错误地被解释为「人口压力」和「地理资源禀赋差异」的自然后果，而应当理解为由城市资本的持续积累诉求所推动的资本-劳动权力关系在空间维度中的再生产。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面夹击
农村由于城市资本对土地和农业剩余的掠夺，以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极度匮乏，已无法负担农民工劳动力的再生产职能，这种活动实际被毫无保障的城市边缘生活所承载：如北京丰台区的「浙江村」、一二线城市里的「城中村」、建筑工地及工业企业内部的工厂宿舍等非正式部门安排，其中工厂宿舍和出租屋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进行日常再生产的两种最主要空间形式。然而，正是在这种工厂宿舍劳动体制之下，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受到空间条件最大程度的束缚，企业资本对农民工的再生产成本可以被限制在最低的标准之内;同时，高流动性的工厂劳动力周转也使得农民工彼此无法建立长期的信任互惠关系，进而形成针对工资、宿舍条件等经济现实的集体谈判力量。
在与这种经济现实所对应的文化上层建筑中，农民工在一系列发展主义历史叙述下成为了现代性的直接对立面：他们是都市文明建设的破坏者(素质低下、满身污秽、影响市容市貌)，是城市化进程的阻碍者(短视、不思进取、阻碍政府规划的保守群体)，同时又是低俗文化的创造者(杀马特、喊麦、快手文化);一系列充斥着统治阶级凝视的符指化操作，完全服务于9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与资本化进程;农民工不仅仅是一线城市的发展前提，同时也是这种经济过程的直接后果。即便已经被完全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仍是失焦的，这种分析往往被文明与蒙昧的对立以及不同地方本位间的政治隐喻所替换——最经典的话语莫过于对「江苏内斗省」的热烈调侃，这之中彻底忽略了城市资本主导下浩大的劳动力空间配置以及帝国主义的内部殖民问题。另一方面，面对城市消费主义浪潮，所有市场主体都需要在消费活动中识别自我，因而深刻地隐藏了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身份，这个现象在农民工身上体现尤为充分——不仅他们的生产活动被压抑为单纯的经济要素，农民工的消费主体性又受到收入和教育水平的限制，因而他们在整体上是完全「隐身」的。
打工群体对家乡的思念，也指向了在城乡双元排除格局下农民工阶层精神寄托的极端匮乏，他们身处于极度压迫的劳动困境中(被城市资本剥削)，又没有稳固的感性经验得以依托并获得有效的身份认同——「我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我的家究竟在哪?我什么时候可以返乡?」——这种无根性的窘境迫使农民工走向两条道路：孤注一掷的集体行动或如「三和大神」般在城市边缘沉沦。
现实的内在龃龉，历史与未来的斗争
农民工作为大陆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特殊群体，承载了几乎全部的社会矛盾：资本积累诉求同劳工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现代工厂管理及警查国家的双重监控下，劳动者的原子化生存同集体行动迫切性之间的张力;乡土社会传统观念与城市中产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摩擦;低收入、无保障生活同现代消费主义灯红酒绿间的龃龉;对城市化进程的高贡献与极低回报之间的严重不对等;背井离乡的求生、求发展本能与被城市共同体拒之门外的困境;城市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同承担主体的政治失语间的失衡。换句话说，农民工是中秧计划体制和乡镇企业双重破产情况下形成的「绝对剩余人口」，尽管形式上农民工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在经济主义和治理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行政赋权对象，但也因此使得他们无法完全转化为现代无产阶级。
农民工的生存困境绝不是单纯的国家缺位造成的集体性生活资料匮乏问题——当意识到这一过程中，以经济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国家政策恰恰是创造了城乡二元排除人口的根本性力量，我们便能发现这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这种内在龃龉仍然无法脱离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剖析的劳动和商品二重性问题。
面对这些困境，大陆知识分子在城乡及农民工话题上的纠结心态同样是肉眼可见的：即使如潘毅这般密切关注农民工现状的学者，也只能喊出「我不想威胁资方，只想做学问」的象牙塔生存哲学，在「因知识分子关心社会的传统，所以无法置身事外」的精英享乐中和农民工保持着必要的身份距离;而对于一二线城市的中产精英与有机知识分子(以名校经管和法律类毕业生为主，无疑有着「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管理者」的高傲自觉)而言，他们享受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从第一天起就建立在对城市无产阶级和外来农民工的残酷剥削之上，这些「无分之分者」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计量中无足轻重，也正因如此，他们潜在地构成了历史运动的主体。
必须承认，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也不应出于庸俗的人道主义关怀或因行动主义的诱惑而急切投身「反实践的实践」中，而是要彻底回归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阶级分析与斗争话语完成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农民工同城市无产阶级的再结合，探索两组身份间的联结基础，切实地参与到历史主体由自在上升为自为阶级——从被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被动规定者，上升为历史进程的自我规定者——的现实运动中。如果我们仍然存有一丝现代性的自反观念，便应当将这种历史意识「再政治化」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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