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快递员：被分隔的300万人
快递员的幽灵
2020年10月17日，有位豆瓣用户提到：“…第一次听说快递罢工的事情，随便搜一下发现几乎全国都有快递罢工的现象，居然我一点点都没有听说过…”
须知快递罢工绝非2020年的特产，早在五六年前年网上就有关于快递罢工的记录，此后更是年年不断，八面开花。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仅2020年快递行业罢工事件就有23起——而这还是统计在列的记录，实际数量难以估算。截止到本文撰写，微博上“快递罢工”相关话题的阅读量有1386.8万，讨论1.3万;微信“搜一搜”检索“快递罢工”，可见记录二百余条，最早能够追溯到2014年6月;另有报道称百度贴吧检索“快递罢工”可见一万一千余篇相关帖子。知乎、抖音、豆瓣、B站等多家平台均可见相关条目。就目前的记录来看，国内几乎任意一家快递公司都曾发生这类情况，今年尤其突出——这不是新现象，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部分企业或地区的局部现象，而是快递产业自身发展逻辑制造的矛盾冲突。
目前相关检索结果已不可见
据《2019年快递市场监督报告》，当年快递业务总量超600亿件，平均每人每月3.5件;业务增量则再次突破100亿，平均每人每年比往年多7件，且连续两年递增;对世界快递业务增长贡献率超过50%，相当于中国以全球约五分之一人口产生的快递业务增长比其他五分之四的增长总量还多;快递业务收入超7000亿元，占GDP总额7.6‰，增速更是GDP增速的4倍。更重要的是，截止2019年的报告，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超300万，相当于每500人里就有1人在干快递业务，而且这个人很大概率是最基层的快递员;快递站点在城市分布有8.2万个，在农村则有6.3万，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96.6%，可以说是全覆盖，路路通。其社会存在和经济地位看来都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些尚且只是2019年的数据而已。
在这样的条件下，快递业务可以说是一项全民业务。它极为显著地进入我们的生活领域，并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与其重要性、普及性对应的，却是对快递员生态的低关注。仅就快递罢工的相关数据而言，似乎关注已有不少，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还远远不够。
图一：2020年“快递罢工”检索频次曲线图
百度指数姑且仅供参考，不算力证，但仍然能说明一些东西。从图一来看，快递罢工的关注度在近两个月有不菲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双十一前后快递业务压力激增而导致快递罢工增加。但除此以外的其他时段则对此问题几乎没有关注。
图二：2018-2020年“快递罢工”、“快递员生存”、“双十一”、“快递加盟”、“快递转手”检索频次曲线图
另一方面，图二显示出即便在双十一期间快递罢工的关注度有所上升(黄色部分)，对双十一本身的关注度要远远超乎其上，而且自2014年起每年在同一时段反复。而对于快递加盟/转手(紫色部分)的兴趣更是常年不衰，仅在春节前后才有所止歇，远远超过对快递员生存状况和快递罢工的关注。以至于关于快递罢工、快递员生态的曲线在比较之下已近乎化约为平躺底部的直线。
即使时至今日，对于许多人而言“快递罢工”依然没有实感，反而像是遥远的异国奇闻，对于快递员的生态也谈不上关心与了解。当快递从发货商送到购买者的所在地时，它仿佛会自然而然地抵达人们手上，习惯在取件柜、收发站取快递的人甚至难得一见快递员的真容。快递员像幽灵一般，在你不可见的地方活动着。然而他们是实际存在并生活着的，即便其生活仿佛不为人所见，也依然在其他人的生活里盘旋，支持着整个快递业务的运转。
那么，在快递产业如此庞大、普及且重要的情况下，这一产业最基础、最重要的劳动者群体为何会被我们熟视无睹?快递员何以成为不可见的幽灵呢?
无视：从共同体中排除
12月8日，公众号“知法守法文明人”发布《我们被赶出在寒风中：近邻宝清华站点违规裁员，多项违法》一文(以下简称《寒风中》)，让部分人了解到12月6日起18名近邻宝员工被裁员的事件，次日同一公众号发文表示双方已达成初步和解，并开始磋商相关事宜。而在《寒风中》一文的评论区，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发言：
从点赞数来看，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同学认为这起事件纯属快递员和近邻宝的问题，与学校无关。既然与学校无关，自然也就跟身为学校学生的他们无关了，于是快递员的生活际遇就这样顺滑地从他们的生活里剥离了出去，以便于轻快地“好好刷成绩排名”。对于这类观点，有的同学不禁莞尔一笑：
有的则报以真诚的祝愿：
但正如前文所说，在快递业务与我们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的当今社会，能够对快递员群体的问题保持冷漠、无视或者无知，其本身就足以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这类同学往往把学校和快递公司的关系清晰地划分开，从而事实上实现了自己与快递员之间的隔断。这种自我认识，或者对自身与他人关系的设想，绝非凭空而来。其最基本的现实依据在于，快递公司表面上确实不属于学校共同体的范畴，而是承包学校内特定事物的外部要素。
商品从产地到你手里的物流环节
在快递外包的基本现实下，对快递业务的相关管理必然更多地放开给承包商进行运作。如上图所示，这类承包商主要涉及的正是快递物流环节中的环节5，很多我们熟悉的企业，如菜鸟、丰巢，都是在这一环节展开活动，负责快递的揽收和最终精确到人的投递。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基层网点本身的运营，还包括了快递的接收、分拣、投递具体环节的管理。在《寒风中》一文提到，近邻宝和圆通、韵达最初没有谈拢，于是后者便在派件上遭遇重重阻碍，这实际上正是反映了基层网点对于该环节强大的干预管理能力。
然而这一环节的技术难度并不高，不同承包商之间可替代性很强，因此这种干预管理能力主要不是由具体承包商带来的，而是这一位置在结构上的垄断性所决定的。外包往往意味着整全的切割，即涉及快递这一相关领域的具体管理工作被一并承包出去，根据地理区位的划分可能存在多个网点由不同商家承包的现象，但在承包范围内的管理权必然是相对整全的。对于外包方而言，这样能够省心省力，减少许多管理成本与行政成本;而对于承包方，承包范围内垄断的、整全的管理权限将赋予其强力的排他性，有效削减竞争，并借此进一步巩固其垄断权力，以便于经营，实在是合则两利。惟其如此，才能解释部分同学所说的“与学校无关”——在管理上这一方面相关工作既然已经全权移交承包商，那自然是无关。干干净净便是轻轻松松。对于外包方而言，快递业务已然是黑箱，他们知道的、需要知道的(以及愿意知道的)，无非就是快递服务方面的满足，而黑箱内部的具体运行则无需知道。
“一墙之隔”
除了外包，当然也有多种满足相关服务需求的方式，比如劳务派遣等，但唯有外包最为彻底地进行了切割，可以实现法律上与相关领域问题的隔断。如果快递业务的承包以隔断不那么彻底的形式进行，又谈何“与学校无关”呢?更何况，即使是最严格彻底的外包，最清晰明确的分割，最放心信任的合作(合谋)，外包方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该业务是涉及全体成员的业务，即使外包，也必须做到对全体成员负责，因而绝不可能对承包商的问题视而不见，否则就是对全体成员的不负责。或许可以说，外包方因为完整地外包了相关业务，不知道承包商内部的运作详情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正是因为“无可奈何”，才能够无视得心安理得。当快递业务被整体外包出去的时候，宣传上往往称作“相互信任的合作”，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心照不宣的合谋”？
于是，对于快递员生态的无视便可以从两条路径产生：其一，是由于空间规划和业务流程要素，快递员与学生间产生了疏离，学生只接触到作为结果的表象，自然难以了解快递员的生态;其二，是由于组织关系与宣传认知要素，学生不具备将快递员纳入共同体范畴的意识，不将其生态视为与己相关的要素，而是可替换的外部构件。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影响更加顽固，若是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种意识，即便是白纸黑字的调查报告写好了摆在面前，也断然没有去读的可能。
不仅如此，将快递员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与确证自身所处的共同体，这两件事之间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
如上图所示，读完《寒风中》一文，有的同学或心生这类感慨。其将勾勒事件与学校联系的做法视作“诋毁”——既然是诋毁，那自然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于是便“与学校无关”。然而不仅无关，还充斥着加害，学校何辜之有。那么加害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原来是“上不了清华”，“得不到”所以“就毁掉”。在这类认知中，学生显然将自己识别为学校共同体的一员，在甄别出对共同体的攻击性行为时，自备干粮打起了仗。但之所以识别出了攻击性行为，则是因为将自身所处的共同体视作难得可贵之货，以至于认为得不到的人便各种羡慕嫉妒恨，挖空心思，百般加害，在其眼中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种几乎是迫害妄想式的认知同时也折射出几分自傲，毕竟在他们看来进入这种共同体的资格可是极为难得，而恰好能够获得这份资格的他们则必然具有某种可贵的要素——这种要素又岂是快递员所能具备的呢?不把快递员视作学校共同体的一员，不关注其生态，不认为其问题与共同体有关，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每当其进行自我确证，将自身归于这一“神圣的”的共同体的成员，这之外的人就越发异己，而异己的外部越是显著，对共同体的归属就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如果说认知上将快递员排除在共同体外导致了无视的态度，那么内化到意识之中的无视又将在各个具体情境里生产认知上的排除。如此往复，二者间的鸿沟就更加不可逾越。
其实评论区也里有不少同学的看法是这样的(nice)
好在这条评论只有14个赞，看来抱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并不占多数。然而认为“与学校无关”的想法和上述想法仅有程度的不同，本质上依然拒绝将快递员纳入共同体范畴，并且有各种方式将这想法树为不带偏见的“理中客”。可即使法理上、形式上、认知上都能完成这种切割，实际生活里快递员却无法真的从我们之中割裂出去。鲁迅有过一句话：“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同理，凡承认快递需人送，而以为快递员与己无关者，须得让快递停他一年半载，再来听他发议论。试问，认为此事与学校无关的人里面，有几个不曾收发过一两件快递呢?至少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快递业务早已有机地结合在学校共同体之中，也许有人能够设想并接受更换承包商，或者多家承包商并存，甚至能够接受不在校内设置网点，而需要到校外办理，但是否能够设想并接受快递业务从生活里全然切割，彻底抛弃这一现代主流物流途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寒风中》一文所记述的，只是一件小事，随着时间推移大概已经过去了，其本身却是个很有代表性的症候。也许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其他单位或小区;也许不是外包，而是劳务派遣或直接雇佣，但快递员依然很少被认为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弥散在城市里，真正意义上常处于寒风中。
中产想象与阶级隔离
也许有人会思索，如果说快递员是由于被排除在各种共同体之外而被无视，是不是意味着将他们纳入共同体——比如从外包转为正式的校工——就能切断“排除-无视”的连锁，问题就能解决呢?然而这一思路从最开始便需要纠正：快递员不是被排除在各种共同体外，而是被排除在特定阶级的各种共同体外；他们也不是普遍地被无视，而是在特定阶级的视野中成为幽灵。基于快递员最活跃的是城市地区，尤其是发达城市地区，再结合城市内最需要快递服务的群体画像，不难判断，这样一个“特定阶级”主要是指具有相对丰富的物质消费需求，以及配套消费能力与文化观念，且熟练掌握网络购物的现代城市中产阶级。
无论是各类小区、各大高校，还是各种政企单位，快递员作为共同体一份子被纳入都少见得很，《寒风中》一文所体现的就是一则典例。不过这不意味着快递员就生活在共同体的真空里，不对任何共同体持有认同，也不有机地成为任何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像他们工作的快递站、派送站、生活的租房区便是形成其共同体的温床。但正如快递员和以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中产阶级之间有着劳动方式、物质生活、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的鸿沟，二者各自结成的共同体也因为集约地代表了各自的生活而无法进行弥合，只能相互隔断。
这一鸿沟并不意味着必然形成《马路天使》里上层(摩登)世界-下层(贫民)世界的空间结构，也就是物理意义上的隔断，而是可以在局部空间彼此交叠在一起。像学校内的保安、校工、食堂员工等，其工作场所和住宿地常常和学校本身紧密结合，在继承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职工宿舍和校区一体化设计的学校，这种情况更加典型。在设想上，快递员在学校里最为联系紧密的位置也就止于此了。只不过，若是参照校内其他工人的例子，即使空间距离如此之近，生活上如此不可分割，其现实结果也不过是同床异梦。即使朝夕相处，有多少学生和老师了解校工们的生活呢?换句话说，只要思想认识上未能穿透这一层隔膜，指望将快递员纳入中产阶级共同体本就是不现实的。
“上海有地下层吗?” “有的，你身边到处都是。”
然而，中产阶级从物质条件到思想文化，均以排异工人群体为条件，也就是说，其自我形象乃是在和工人群体的区别中塑造的，要普遍且自发地穿透隔膜绝非易事。在19世纪初的早期现代城市，工业生产车间和仓库与办公楼可以同时存在于城市中心区，但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即便意识上能够排除工人群体从而实现无视，后者的聚集以及邻近的空间排布依然不断提供机会让其能够突入中产阶级的视野，工人群体的贫困及其做出的相应反抗使得无视不能永存。无视的解除并未带来针对工人生态的普遍关注，其处理的方式则是提高租金和地价，拆迁厂区和棚户区，以软硬兼施的手法使得工人群体及其生产生活区域物理上分离出中心区，由此中心区得以“提纯”为现代CBD。例如作为针对1860s—1880s芝加哥工人运动的反制措施，芝加哥重新进行了城市规划，将工厂与行政区分开、平房与高楼分开、蓝领工人和白领中产分开，由此制造出了纯白领的街区;仿佛是恐惧着抗议人士的袭击，办公楼的高度更是节节攀升，现代CBD的摩天楼森林由此初具规模。直到如今，这样的城市样态依然在世界各大城市重现。
在空间上隔断，物质条件悬殊的情况下，难以想象工人群体能够和中产阶级共享一套文化与话语。这种“提纯”不仅通过城市规划宏观地呈现在城市上，而且通过城市内各个中产阶级共同体的自我规划微观地呈现于自身，《寒风中》所反映的高校内的规划不正是这种“提纯”的再现吗?而如果高校规划能够将快递员等工人群体于认知上排除在共同体外，城市规划不也在将工人阶级排除在中产阶级之外吗?最终，中产阶级不正是借着这种排除，想象自己区别于且高于工人阶级的形象吗?然而中产阶级在雇佣关系上依然主要属于被雇佣的一方，不掌握生产资料而靠他人发给的工资维持当前生活。就其经济来源的依存性而言，与普通工人有什么区别呢?之所以说中产阶级的自我形象是想象的结果，正在于其本质上并不比普通工人更为独立，却与后者相区别，并极力避免成为后者的一员。
如果说自我认知与空间规划等要素形成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隔离，那么借由这种隔离自我想象并强化的中产阶级就形成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隔离。中产阶级在否定自身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时，其依据往往是自身模仿资产阶级生活的部分。由此他们不仅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中分离出来，还被养育为无产者的直接敌人——资产阶级——的亲密肉盾。然而当我们看着“外卖小哥带电脑替人改程序”这种趣闻，或者“某互联网大厂员工被无故辞退”这种时讯，是否能够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何中产生活的幻影如此脆弱?
结语
以目前主要城市内庞大的快递员数量，形成一个快递员村也不稀奇。但是在一次次“棚改户”、“去城中村”、“整改城市规划”的推进下，处于边角缝隙里的廉价房源不断破碎、萎缩，集约与稳定的租房在市内越发难寻，以至于很难指出一处快递员的生活“区”。而各式外包、转包、劳务派遣，正不断将快递员疏离出去，在普及了快递柜的地方，甚至可以全程不接触快递员，一如我们能够在自动贩卖机买到饮料而不接触从生产到运输阶段的任何一位工人。
曾经的产业工人已经走过这条路，现在还有很多打工人正走在这条路上，而快递员所走的既是这条路的重复，又是这条路的延伸。我们已经见到，快递员群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在不断淡化。而相比于轰轰烈烈的亚马逊快递员黑色星期五大罢工，国内快递员的抗争还犹如星星之火。
也许在现代劳动分工的区划下，要求见证每一个生产运输环节，接触各个流程的工人是不现实的，但依然不是视而不见的借口。不如说，正因为难以接触，才更需要主动了解。这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也不是出于国族大义的团结，而是因为他们是每个人未来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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