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贺是一名普通快递员，因被快递公司开出“负工资条”，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闯过“九九八十一难”，漫长的讨薪之路在近日终于得到了一个令他相对满意的结果。
“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血汗钱终于到手了!”
最近，曾在深圳龙华韵达快递某站点工作的朋友小贺跟我打来电话，说他和公司的劳动纠纷有了一个令他相对满意的解决。
那是2020年全国快递“罢工潮”和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成为全民热点的前一年2019年，事发于同城“华为251”事件之后，当时小贺和他的同事们被快递公司开出“负工资条”，从而引起了一些本地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前情回顾：《快递员年底讨薪：辛苦工作几个月，反而倒欠一笔债？》)
这一年多来，小贺从拨打讨薪热线投诉到申请劳动调解，从求助于媒体到走上劳动仲裁庭，从四个人一起维权到最后的孤身战斗……可谓一波三折，最后才勉强拿到了本应早早到手的工资。
1、从“月入过万”到“倒欠巨款”
2019年9月，受韵达快递“月入过万”招聘广告的吸引，小贺与深圳龙华的一站点签订了劳动合同，以“底薪5000元”为条件办了入职。但工作后不久，超高的劳动强度、超长的劳动时间、超能拖的工资发放和超狠的巨量罚款让他傻了眼。
招聘网站上充斥着各种“高薪招聘快递员”的广告
在快递站，小贺和同事们每天都要从早晨7点多干到晚上8、9点，中间陆陆续续工作10多个小时，遇到“双十一”等电商的活动日还要拼命加班甚至到凌晨。
7毛钱一件的单价收入，意味着他们每天至少需要收派将近200个快递才能完成计件赚钱的指标。而且与招聘网站上标注的“月休N天”不同，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休息的权利，每休息一天就至少被罚一两百元。
即使有天大的急事，所分配区域的快递自己得想办法自费“雇佣”其他人替自己完成，而出现的任何问题会被算在自己头上。
这些只是快递公司多如牛毛般罚款名目中的一种。按照公司的“纪律”：
上班迟到或未打卡，罚!
快递签收率不达标，罚!
整点分发率不合格，罚!
快递非本人签收被系统发现，罚!
受到客户投诉或差评，罚!
坏件丢件，罚!
……
被罚款后感觉冤枉，想申诉?没门!
快递公司对分包站点眼花缭乱的罚款名目
对于每天要收派200件左右快递的小贺们来说，要想在极短的考核时间内完成指定的签收率，并让每个客户逐个签收、保证整点分发等等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都把这些无法规避的罚款看做是“固定罚款”。
而面对和客户的纠纷，大家更是头疼。因为只要有投诉或差评，快递员都是会被无条件罚款的——少则一两百，多则五六百，就算觉得冤枉找客服申诉，但基本上没有一个人能申诉成功。
据说因为韵达快递的客服也是外包的，客服也有绩效考核的机制，但这种机制明显和快递员的利益并不一致。再则，由于缺乏保价机制，快递送到客户手中时但凡有破损，被罚的也必定是快递员。
于是，在罚款的刀山火海中，小贺们每个月都要因各种原因被扣走几千元。这还不算，按照合同上写的，工资要压一个多月才能发放，本来这已经是违反劳动法了，但实际上却是至少压两个月以上才发放。
由于拖欠工资太久，大家生存困难时只能找老板预支一点钱。最后等到两个多月后的工资条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应发工资减去罚款、再减去预支的钱，绝大部分人都只有“负工资”。
就拿小贺来说，他9月份的工资直到11月26号才收到工资条，但上面显示的金额却是刺眼的“-4003.3元”。而他的同事小王，即便没有向老板借支过一分钱，工资仍是负数，和小王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七八人。
韵达快递站点漏洞百出的劳动合同
小贺的工资发放记录，明显被公司严重拖欠
小贺的“负工资条”
小王没有预支一分钱，工资仍然是负的
这样一来，小贺们的手里始终只有“负的工资款”，很多同事气不过，觉得自己被坑蒙拐骗了，不断有人离职，而没有结清的工资自然被老板大摇大摆地攥在了自己兜里。大家普遍认为：“快递老板干的就是一票子的坑人买卖，老人不断弃坑，新人不断入坑，快递员压根就碰不到钱。但目前工作难找，你不干就有别人干，能有什么办法呢?”
据说站点承包快递公司的业务，需要交一大笔押金，并且只能从一件件快递的收派费中抽成，通过足够数量的积累才能获利，而且也要面临各式各样眼花缭乱的罚款，所以站点老板“被罚破产”的新闻并不在少数。
如此一来，快递公司从分包站点身上疯狂吸血，站点也就变本加厉地从快递员身上疯狂吸血，快递员就成了这种畸形分包制度之下的最终牺牲品。
快递站点破产的新闻一搜一大把
纵然如此，小贺所在的站点却经营得风生水起，连业务经理都开上了奥迪。难以想象，这是靠多少个“负工资”的打工人供养出来的?
原本，小贺们一直强忍着一口气，想本本分分地干到年底，等结完工资就回家，然后远离快递行业。
但临近春节，老板又玩起了新的“骚操作”——为了应对韵达的春节考核，为了防止快递员离职而影响站点运营，对于拖欠大家的工资干脆不结算了，称至少等春节过了才考虑发放。这个卑劣的举动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快递行业普遍的“以罚代管”
2、整体失灵的讨薪机制
为了要回被恶意拖欠的工资，小贺说服了3位愿意一起讨工钱的同事。当时临近年底，深圳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具体的讨薪渠道，小贺们查阅了相关信息，决定在工余时间拨打讨薪热线试一试。
2019年深圳一些官媒发布的官方讨薪渠道
拨通热线后，小贺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自身的遭遇，恳请得到帮助，尽快拿到工钱。对方建议他们直接去劳动站当面填写材料，再依据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解决。
去到劳动办之后，小贺们才发现，由于他们只有4个人，达不到10人以上“集体讨薪，专案快办”的资格，所以只能走一般的法律程序，通过劳动调解或漫长的劳动仲裁来解决。
常规的法律程序时间成本巨大，讨薪热线对大家没有实际的帮助，但如果放弃维权的话又会继续被老板欺压，公司也有可能已经得知他们投诉的消息而施加报复。
事已至此，小贺们经过商量后决定仔细收集证据，整理好资料，在第二天清晨“罢工”，集体到劳动办投诉公司，将平日里明目张胆违法的老板打一个措手不及。
在一名律师朋友的协助之下，小贺们加班加点，将与此案有关的文书资料、录音、聊天记录等等整理成了细致的档案。本来小贺们只想要回被拖欠的工资，但律师建议：要想让资方“开窗子”，必须要提出“拆屋子”，不能直接把自己最低的底线亮出来。所以大家把违法罚款、不缴社保、(部分人)不签合同、拖欠工资等所有资方违法事实及相对应的诉求通通列了出来，以此为筹码与资方较量。
小贺们细致的维权清单，把所谓证据分类归档，并在每个诉求之下标注对应的法条
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充分的小贺们赶到当地劳动站投诉公司，确实将快递老板吓了一大跳，资方由于没有任何准备，所以不愿赶到劳动站对垒，一直在电话里以“马上到”来搪塞。
大家虽然取得了一个“开门红”，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负责劳动调解的工作人员面对一大摞资方违法的铁证，竟然说了一句“你们快递是新兴行业，我不太懂，老板等你们回去商量，你们回到公司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小贺们连续找了两个调解员，得到的是同样的回复。问题不被重视和解决，小贺们很失望，调解员转而“教育”大家：“马上就要过年了，年轻人好好工作，不要瞎折腾了，你们行业很特殊，你们不懂法律，你们公司没有像你们想的那样违法。”
听到这些话，小贺坐不住了，他拿出整理好的维权资料，并拿出小红本——劳动法，一条一条地追问调解员为什么欺骗和糊弄大家。场面一度紧张，但更多的是尴尬，甚至有旁观者“笑场”。
小贺们在劳动站填写的投诉信息
由于没有调解员愿意出力，大家转而想找劳动监察大队求助，便询问联系方式，但整个劳动站的工作人员都对此支支吾吾，最后有人表示：“你们到人社局能查出来。”
小贺一行人便在下午赶到了人社局，工作人员却说自己是劳动站的上级单位，对方不可能把“球”往上踢，每一级都有每一级所负责的工作，具体问题的解决要回到基层的劳动站，而劳动监察大队在哪还得问劳动站的人。
所有人顿时傻眼：原来大家正在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即便准备如此充分，仍然没有单位帮忙解决问题，甚至连重要单位之一的具体联系方式都无法顺利获取。
再次返回劳动站后，工作人员建议大家要么先回公司和老板协商，要么走劳动仲裁程序。小贺们商量后决定一起回公司讨说法。
3、孤零分化的打工人，畏缩失声的公共媒体
回到公司后，在老板的一通熟练的骚套路之下，小贺们团结互帮的讨薪阵线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老板首先找到4人中的快递老员工老苟，经过一阵劈头盖脸的叱骂和几句暖洋洋的蜜语，老苟便放弃了维权，并且翻脸出卖了另外三个人，说是被小贺唆使的，自己全程只是围观而已。
原来，老苟作为老员工，负责了两家公司的收件业务，每天有大量的收件收入，和另外的派件收入加在一起理论上“月薪上万”。各种要命的罚款和拖欠固然令他烦恼，但基本收入在整个站点算是上乘。若不是近期被电信诈骗诳走了几万，穷到借贷维生，也许不会出来维权。
老板承诺他可以先借支几千元，剩下的春节后会马上结清，并再三强调自己在本地有势力，告他是不可能告赢的。老苟最后立马转变了立场，并且把大家为维权谋划的信息一五一十向老板作了报告。
面对同伴的背叛，小贺们恨得咬牙切齿，士气也受到很大的打击。老板又分别找剩下的三人接着“做工作”，继续分化和瓦解。由于缺乏维权经验，而且大家都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缺乏依靠，很难扛得住老板的威逼利诱。
00后小王很快就被老板压服，被许诺倒欠公司的巨款“不再追究”，并以每月3800元的工资转岗在站点当保安;另一位00后小广则在不久后借钱回了老家，离开了这个伤心地。曾经抱团取暖的4个人中，只有小贺始终没有动摇。谁也没能料到，调解员建议的“回公司和老板协商”最终却促使大家分崩离析。
快递公司对客户的效率和热情与它对员工的拖欠和刻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后，小贺陷入了茫然。因为他知道，以一个人的力量去走法律程序，需要消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结果仍是未知。
但他一想到在快递站所遭受的种种委屈，便坚定了继续维权的信念。除了准备材料继续去劳动站申请劳动仲裁，小贺还不断搜寻了各种媒体的联系方式，报料线索和提供素材，希望借助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帮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很可惜，直到最后，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自媒体在网上曝光了此事，没有一家公共媒体愿意为自己出头。
由于此事的性质过于恶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一定的舆论关注度，有家深圳知名的地方媒体联系到小贺，记者表示可以帮忙曝光，但能否成功则需要上级领导的审核。
他们进行了一个较深入的访谈，并走访了违法的韵达快递站。那时小贺欣喜地以为有被报道的可能，但最终不知什么原因没了下文。毕竟，全天下能够被“微博办案”服务到的不平事终究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4、漫长而奇幻的仲裁之路
不久之后，小贺在当地劳动站正式申请了劳动仲裁。
一审是在2020年的3月底，距离申请已过去了三个多月，小贺曾经的同事有很多已离开了深圳，新冠疫情也已爆发。
小贺在几位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了现场，而快递公司没有出庭。原本按照法理，作为原告的小贺应该直接获胜，但法官当场没有宣判，并反过来劝告小贺撤诉，去找公司老板私了，否则只能继续“等通知”。
对此，小贺又一次感到十分沮丧和无力。正值瘟疫横行，经济下滑，工作难找，他便没有心思再将此案推动下去。在那不久后选择入职了一家物业公司。
工资虽然不高，但工作稳定，时间也比跑快递宽裕多了，所以一直工作到现在。在此期间，法院曾下发通知判决小贺胜诉，但公司一直拒绝执行，老板还声称要告小贺“敲诈勒索”。小贺无可奈何，也已悲观，便没有再把精力花在案件上。
近年“打工人”成为热点，拼多多程序员猝死、跳楼，外卖骑手倒下、自焚……疫情下，劳动环境持续恶化。2021年初，一则与一年多前如出一辙的官方“打击恶意欠薪”的推文再次点燃了小贺维权的火苗。
经过向律师朋友们的多次请教，他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公司已更换地址。于是小贺伪装成求职者，通过在招聘软件上“应聘”轻易拿到了公司的最新信息，成功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的申请。
当他打电话“通知”快递老板时，对方仍然顽固和强硬，说正在起诉小贺。曾经曲折的维权经历心有余悸，又突然成为被告，小贺一时惊慌起来。
依某某查网站显示，小贺确实成为了被告
然而数天之后，一个陌生而熟悉的电话打来：“今天有空吗?下午拿身份证和材料来站点结清工资吧!”
老板怂了!小贺欣喜若狂地赶到站点，他难以想象，昔日拖拖拉拉、为虎作伥的财务这次竟然利索地将钱当面转给了他：17515.86元。
虽然这远远达不到小贺仲裁诉求中所有的金额，也远远达不到劳动法律严格践行的应有成效，但已经实现了“讨工资”的预期。
站点财务向小贺的转账记录
至此，历经一年多的时间，闯过“九九八十一难”，小贺漫长的讨薪之路才算走到了一个终点。而当时一起抱团维权的老苟、小王和小广，早已消失在汹涌的人海之中了。不知若他们得知小贺的“好消息”后，会作何感想?
我问小贺什么是他维权成功最重要的经验，他长吁一口气后，抛下了一句话：“勇敢，勇敢，还是勇敢。如果一审之后我能更勇敢一点，很可能当时就拿到钱了;如果当初我们4个人抱团时都能更勇敢一点，可能我们全部都能赢，而且赢得更早。”
现在小贺们暂时远离了快递行业，但快递员群体“负工资”的恶劣遭遇仍然普遍存在着。
或许对于每个打工人来说，眼前的疫情和困难只是一时的，而关于“勇敢”的修行则刚刚开始，且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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