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货车司机金德强自杀的悲剧发生以后，笔者写了篇文章，刚发出几个小时就被“投诉”，只好做了些删改重发出来。（见：货车司机之死：自杀还是猝死，我们需要第三个选项）
有人就在后台留言了，指责笔者是在“起哄”，言语之间透露了一个让笔者毛骨悚然的词汇“金德强是蓄意自杀”。
金德强师傅的自杀实际上提出一系列问题：治超检查站是否存在“以罚代管”、甚至有地方部门借机吃“唐僧肉”的问题；北斗行车系统为什么要收取高额服务费、定位接收系统的设备提供商为何如此混乱，这里是否存在猫腻的问题；是否存在中介物流公司雁过拔毛、盘剥货车司机的问题；还有就是货车司机如其他底层劳动者一样，成为“内卷”牺牲品的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是网络上流行起的一个话语，事实也正是如此，联合调查组的一纸调查公告将金德强师傅自杀的原因隐隐地指向了其“心理素质差”。
而那些充当“舆论清道夫”的人，则更是根据通告里的这句“从裤子口袋内掏出事先购买的农药快速喝下”，恶意揣度金德强师傅是“蓄意自杀”。当年恶毒痛骂女农民工周秀云的那批人，如今又开始痛骂金德强了。
不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只会导致悲剧一再上演。
据媒体报道，4月12日，山东货车司机赵洪军在送货经过广东清远市清城区新庄超限监测点，过磅称重却显示他超载700多公斤，执法人员要对他进行处罚，他面临着记三分，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据赵洪军自拍的视频介绍，他运输的货物是从山东一路南下途径5省8个检测点，均未检测出超载，因而完全有理由质疑地磅数据不准，多次哀求执法人员进行复磅都遭到拒绝。赵师傅气不过，用车上带的水果刀将自己的胳膊划出一道十几厘米长的伤口，被一位卡友制止送往医院，缝合了14针。
在他被送往医院救治后，超限站的工作人员联系他，对他的车子进行了复磅，结果又显示他的车子没有超载，随后将他放行……
“舆论清道夫”们动不动就把别人骂作“刁民”、“按闹分配”，赵洪军师傅这种大约就是他们口中的“刁民”。然而，现实情况是你不“刁”就要挨宰。货车过磅称重有争议，司机申请复议，这完全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非得逼得赵洪军师傅自残呢？
或许是金德强师傅的死触动了全国的卡友师傅们，让自媒体和短视频成了处于绝对弱势的卡友保护自己的一件工具，也才让这个事件暴露出来，让那些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家伙们，不得不去正视问题。
类似地磅称重存在猫腻的问题并不鲜见。2016年，卡车之家论坛上，多名卡友抱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S333省道老君庙检查站故意把地磅调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之前已经被央视曝光过，风头一过，竟然又“旧戏重演”。
这样的行径本质上是“公权私用”，一旦“权力私有化”、“地方割据化”，又怎么可能不“屡禁不止”呢？
权力的私有化还体现在相关监管设备的采购和使用上。
金德强师傅的自杀，让一家名为“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私人企业浮出了水面，其背后的公司名为“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垄断着北斗货运行业唯一的数据平台，即“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货运司机被要求强制安装的北斗行车记录系统，每年必交的费用有一部分以“数据服务费”的形式上交给服务商，服务商又交到了这家公司。
2015年-2017年，货运公共平台逐渐完成了彻底的私有化，多达数百的企业、个人投资者参与进来分蛋糕。
据新浪微博博主洪广玉介绍：
2018年后因被蚂蚁金服集团等投资后有了对利润率的要求，中交兴路将收费方式转变为每条5毛钱查询服务费后，很多监管平台的预交费用就不够了，数据就转发不过去了。执法站人员在电脑上一查，没有发现定位数据啊，罚款！
博主洪广玉的这个介绍提供了金德强师傅卡车上的北斗行车记录系统掉线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行车记录设备本身的故障。
而笔者在之前的文章已经指出，北斗行车记录系统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根本不是一回事。金德强师傅卡车上安装的“北斗设备”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供的定位导航服务做成的产品。这种设备技术含量很低，供应商大多是贴牌生产，没有技术专利等知识产权，质量更是层次不齐，只要有“销售渠道”就可以干着蚂蝗吸血的事——很多地方部门都会制定要求安装哪个牌子、哪个厂家的设备，为了拿到运营牌照，货车司机甚至不得不拆掉货车出厂的行车记录系统。2020年12月，交通运输部公布了一组关于北斗车载终端的抽查数据显示，抽样合格率仅为70.4%！
单看外壳、有没有很low的既视感呢？
既然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北斗行车记录系统的数据服务为什么要交给一家私人企业？北斗车载终端为什么要交给这些十八线的私人小厂？为什么就不能政府统一采购质量过硬的设备，免费交给货车司机免费使用呢？
几千万辆货车的这笔开支固然不小，但相比货车交通事故导致的经济损失，又是九牛一毛了，对于公权力而言，笔者相信这只是“举手之劳”。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些成本全部落到货车司机头上，而且滋养了一大批靠此吸血的私人企业。
然而，这些毕竟还只是“雁过拔毛”。
更大的问题是笔者上篇文章提到的，“个体货车司机的比重占到了3/4，但绝大多数货源却被垄断到第三方物流公司手上，第三方物流通过把控货源，再层层转包到个体司机手里，让运费直逼成本极限”，这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角。
而比这个更大的问题是，货车司机、外卖员，所有的底层劳动者都已经被困在资本体系编制的系统里。
前几天阿里被处罚182亿，很多人拍手称快，以为这是要对垄断巨头动手了。笔者一再讲了，反垄断无非是让几大巨头“公平竞争”，相对巨头之外而言不照样是“垄断”——而垄断才是资本运动的必然趋势。
相比182亿的罚款，阿里巴巴2020财年营收5097.11亿元，净利润高达1492.63亿元，利润率超过40%；近几年阿里巴巴一直维持着这样的高利润。相比而言，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却仅维持在2.5%的水平，即便是被称作暴利的房地产业平均利润也仅10%；能与互联网巨头的利润率相近或相媲美的，只有茅台这样的“奢侈品企业”以及金融业，金融资本时代的特征已经相当明显。
马云在2018年就叫嚣他解决了三千多万人的就业，算上依靠阿里平台销售产品的那些实体企业的就业人数，这个规模恐怕就大的惊人了。然而，阿里巴巴的高利润正是来自对下游消费者以及上游实体企业的疯狂挤压，实体企业内卷的压力直接就传导给了底层劳动者。表现在生产企业就是不断压低生产成本和工人工资，通过裁员、加班变相降薪；表现在物流企业就是不断压低物流成本，压低货车司机的运费。
前几天，媒体还在报道，百世快递、极兔因低价倾销被罚，这些物流企业的“低价倾销”不正是依靠压低金德强、赵洪军这样的一个个货车司机的运费实现的吗？
蚂蚁金服的骚操作竟然是不满足于此，还要去投资为北斗行车系统提供数据服务的私人企业……
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笔者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将互联网交给阿里、拼多多这样的私人企业？
正是上述这样一连串的私有化行为，造成了金德强的自杀、赵洪军的自残，这是该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劳动者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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