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庆典前夕，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颁发了国家消除疟疾认证，同时对中国的抗疟努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一认证的标准，是需要连续三年无本土病例。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每年报告约3000万疟疾病例，到2017年完全消除疟疾，70多年时间里根除头号顽疾，的确是一项值得铭记的伟大成就。
新冠的案例证明了，对付肆虐的传染病疫情，绝不只是考验医学水平，而是国家体制的一场综合比拼。回顾中国抗击并最终消灭疟疾的70年，咱可以骄傲地说一句，这就是体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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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疟疾这个概念已经很少被提及，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疟疾为何物，但在几十年前，我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深受疟疾之苦。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的急性寄生虫感染，主要通过按蚊传播。
疟原虫通过蚊子吸血进入人体，当蚊子叮咬某个疟疾病人时，其血液中的疟原虫将被吸进蚊子体内。疟原虫在蚊子体内增殖发育10-14天后成熟，再通过蚊子传播给其他人。
人患疟疾之后，会出现急剧高烧全身出汗，还会时冷时热，所以中国人又形象地称疟疾为“打摆子”。
《亮剑》中日军扫荡时李云龙突然“打摆子”
疟疾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都有上百万人死于蚊虫叮咬，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疟疾所致。
我国疟疾感染的情况在几十年前也极其严峻，疟疾长期都居我国各种传染病之首。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约4.5亿人口中，受疟疾威胁的高达3.5亿，至少有3000万例病人，其中30多万因疟疾死亡。
除了青藏高原以外，当时疟疾感染情况曾经可以说是遍及全国。北方的疟疾可能还有明显的季节性，而在南方疟疾常是终年流行。
在某些局部地区，疟疾更是尤为凶险，比如地处热带的云南思茅（如今普洱市区）。
季羡林曾在《赋得永久的悔》中这样描述：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这里暴发了两次恶性疟疾，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病死亡，县大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
原本是通往滇南的要道，清末七八万人口的市镇，死的死逃的逃，新中国成立时仅剩九百余人，人口损失超过85%。有民谣是这么说的：“思茅思茅，活人不牢 ”、“要下思茅坝，先把老婆嫁”、“要往思茅走，先把棺材买到手”，足以见得疟疾在那里的肆虐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疾病肆虐的现状，政府于 1954 年全额拨款建立起了防疫站。起初只是省一级，随后地、市、县级的防疫站也开始相继建立起来了。
县以下的疾病控制被纳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业务范畴，由政府或集体出资兴办。
而针对疟疾、鼠疫、麻风病、血吸虫病、肺结核和黑热病等恶性疾病的专业防病机构，也开始纷纷建立。
但是彼时中国百废待兴，各个地区普遍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差，同时人民群众也普遍缺乏对流行病的正确认识。面对棘手的现状，党和政府倡导“预防为主”的方针。
卫生防疫站在全国积极动员起来，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指导人民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同时发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动员群众进行全面大扫除。
在疟疾重灾区思茅，群众卫生运动清除了成万担的垃圾，铲除了遍城的野草，挖通了许多淤塞了二十多年的臭水沟，扑灭了成千上万只老鼠、数以亿计的蛆蛹和蚊蝇。
全国各种各样的卫生工作也统统推广开来，通过群众的广泛参与，除蚊灭蝇，清理沟渠，死水变活水，养鱼吃蚊卵；高流地区人人服药；不喝生水，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等等等等。
今天大家非常熟知的“多喝热水”，正是当年普及公共卫生的结果。那时由于传染病横行，家庭又缺乏净水系统，于是喝热水就成了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率先广泛推广驱虫蚊帐预防疟疾，远早于世卫组织的推荐，驱虫蚊帐的推广使中国很多地区的疟疾发病率大幅下降。
随着基层卫生组织的逐步健全和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持续展开，成绩是显著的，到1958年底，全国有722个县、市基本消灭了疟疾。
疟疾重灾区思茅坝区在1958年的发病率更是降到2.2/万人，同年在坝区72次按蚊普查中，仅捕获微小按蚊12只，自此之后，恶性疟疾在思茅已经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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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比于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较发达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由于通讯落后，医疗资源紧缺，疟疾疫情更为肆虐。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听完后，十分震怒：“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当天，教员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两条指示：
第一，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第二，“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便是“六·二六指示”，随后，全国掀起了安排城市医务工作人员下乡和培训农村医务工作人员的热潮，农村的抗疟疾运动也由此得到了更深入的展开。
说到农村医务工，那就不得不提中国农村特有的医疗形象——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指的是一些农村基层医务人员，是我国农民发明的用语。
因为赤脚医生一般处于半农半医状态，平时除了坐诊卫生所给病人看病外，其余时间要照常下田干活，一旦碰到前来求诊的，就立马从田里拔出腿，光着脚就跑去了，赤脚医生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新中国能够消灭疟疾国家，这一了不起的成就与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辈赤脚医生是分不开的。
为了消灭农村地区的疟疾，赤脚医生们逐家逐户逐人排查，登记造表，连续多年手提热水瓶和当时预防疟疾的药品乙胺嘧啶、佰氨喹林，送药到手，看服到肚，服后再走，认真做好了农村的疟疾防治工作。
当时在赤脚医生之间广为流传着这么一段抗疟宣传口号:
“疟疾蚊子传，药费政府免。连服八天药，防止以后发。今后发疟疾，去找卫生员。我们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咽下肚子，说句话再走。”
赤脚医生们对中国医疗体系的贡献，除了抗击疟疾，还有很多。
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毛主席看后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赤脚医生重在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讲科学。
当时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教育水平不高，许多赤脚医生只具备基本的文化常识。为此，在1969年，来自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最顶尖的医学专家们，亲自奔赴农村地区调研，根据基层的经验和实际情况，编撰了《赤脚医生手册》。
书中几乎没有一句废话，用最浅显直白的语言，最简单可行办法来普及病症，并告诉你怎么诊断和治疗。
手册图文并茂，堪称“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从灭蚊、灭蝇的防病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当时治疗疟疾的王牌药是氯喹、乙胺嘧啶等西药，得益于当时的合作医疗制度，所需的药钱并不需要农民个人去缴纳，而是由集体在分配前扣除，具有社会保障的强制性特征，也绕过了挨门挨户收费的难题，实现了高参保率。
在农村只拥有极为贫乏的医疗资源的情况下，靠着国家动员和分配，农民们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改善。
在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之下，又有了依托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抗疟有了越来越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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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将疟疾在中国灭于无形的，是我国研发的名震世界的青蒿素。
20世纪60年代，随着昔日的王牌药氯喹、乙胺嘧啶等的大范围普及和使用，导致疟疾的罪魁祸首疟原虫也在不断突变进化，对之前的药物产生了抗药性，导致已有的抗疟药全部失去了效果，全球2亿多疟疾患者面临着无药可治的局面，疟疾疫情难以控制。
在战火胶着的越南战场，美越双方的士兵在交火的同时，还在面临着肆虐的疟疾，因疟疾造成的减员，甚至超过了战争的减员。
美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但都没找到理想的抗疟药。
而时任越共总书记胡志明甚至亲自跑来中国，向毛主席发出了援助申请，希望中国施以援手，找到对付抗药性疟疾的方法。
面对席卷世界的抗药性疟疾大爆发，毛泽东主席当即决定，兴举国之力研制抗疟新药，一个代号“523”的秘密科研项目悄然展开。
“523”项目组织了全国医药科技力量，这个项目有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用屠呦呦的话来说“这是军民大联合的项目，大家都是很协作、不分你我的”。
20世纪60年代，要研究一种具备国际水平的药物，即便放在当时医药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没有十到二十年的时间，也几乎是无法完成的。
当时的中国，无论科研水平和医疗水平，都尚无法和发达国家相匹敌，在这样的情况下，“523”项目组决定，运用现代医学的手段，广泛筛选可用的化学物质的同时，另辟蹊径在传统中医学当中寻找新突破。
北京、广东、云南、四川等多组科研队分头行动，开始深入民间调查，寻找当地特有的中草药，一方面大量查阅医药典籍。
“523”项目组结合传统中医药的优势，走上了一条西方世界难以企及的捷径。
中国古代医书中，关于治疗疟疾的验方众多，其中有目标地筛选的草药，近5000多种，这就大大缩短了大海捞针式的盲目寻找环节。
在查阅了大量的古籍后，1969年1月，北京中药研究所科研工屠呦呦在医史文献《肘后备急方》里查阅到了一种治疗疟疾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中国人用青蒿治病由来已久，屠呦呦在《肘后备急方》上找到的方剂，见于公元304年，也是青蒿在中国治疗疟疾的最早记录。
屠呦呦在文献中看到这条之后，顿时茅塞顿开，随即带领研究团队，在多次实验后创建出了低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部位的方法。
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动物抗疟实验结果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竟达100%。
激活的青蒿素可与疟原虫的100多种蛋白以共价键结合并使之烷基化，破坏疟原虫的诸多生命过程，从而杀死疟原虫。
动物实验之后还需要有人体实验，为了加速研发进度并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1972年，屠呦呦及其他两位课题组的同志不顾安危，舍身忘我，亲自试服该提取物并证明了其安全性。
1972年3月，她以研究小组代表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论文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之后，课题组又分离纯化出青蒿素，由此诞生的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已成为当今最有效的抗疟治疗方案。
青蒿素的发明拯救了全球亿万人的生命，就连老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BBC也不得不承认：“若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有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有了社会主义体制下健全的、为人民的医疗卫生体系，有了依托中医诞生的抗疟新药青蒿素，对于中国来说，疟疾的彻底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1972年-1975年，江苏、安徽、湖北等黄淮流域省份曾爆发疟疾。这个时候，以上亿人数计的全人群服药和传染源控制为主的防治策略，并建立区域疟疾联防联控机制，控制了大规模疟疾的暴发流行。
疫点人群服药、媒介控制和健康教育等综合措施的多管齐下，使我国疟疾的发病率自1970年以后直线下降，抗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980-1999年，中国疟疾防治进入降低发病率的关键阶段。我国根据不同媒介分布区疟疾流行特点和不同媒介的生物学特性，采取不同的综合性防控措施。
到1999年，全国已有1321个县（市）经省级考核达到“基本消灭疟疾”标准。
2000-2009年，在疟疾已被大范围消灭的情况下，我国开始巩固防治成果，进行“定点爆破”，主要针对黄淮平原出现的疟疾疫情回升和局部暴发进行规范治疗。
期间，我国在公共卫生系统方面的各大动作也成为疟疾骤减和消亡的有力推手。
2003年，为了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在新农合门诊补偿范围的32类特殊病种当中，在中国已经式微的疟疾仍然在列。
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启用。
到2009年，全国1687个县（市、区）连续3年无疟疾病例报告，仅4个县发病率在10/万以上。
虽然抗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我国抗疟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乘胜追击，穷追猛打。
2010年，我国又启动《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将全国流行县分4类实施强化控制或消除策略。
2012年，中国总结提出消除疟疾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略和“1-3-7”工作规范。所谓“1-3-7”，即发现病例1天之内上报，3天内完成调查，确认有无其他病例和传播风险，7天内采取灭蚊等措施确保疫情不蔓延。这也被世卫认定为值得推广的良方。
2016年4月15日，我国云南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恶性疟疾，至此，肆虐华夏大地数千年的疟疾正式在中国被“消灭”。
这是一项堪称人间奇迹的伟大的成就，它不单是个医学问题，而必须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决心和能力才能实现。
世卫组织认为，中国能成功消除疟疾，关键在于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为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并负担得起疟疾诊断和治疗，有效的多部门合作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消灭疟疾，到成功抗击新冠病毒，不难从中看到很多相似的痕迹。
这些年来，中国还成功消灭了天花、脊髓灰质炎、淋巴丝虫病等曾经侵蚀人民健康的各种传染病，麻风病、血吸虫病等也已接近消除。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传染病的斗争史。中国在与传染病斗争的战场上屡屡得胜，绝非偶然；也许比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未放弃。
参考资料：
纪录片：《国家记忆》
疫观全球：世卫组织七一献礼，疟疾在中国已彻底清零——不由想起当代“华佗”毛主席
保健时报：中国疟疾控制和消除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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