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澎湃一篇关于“求解共富”的专访中提出，“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来捐款，还不如不要搞'996‘，让员工周末可以休息”、”给外卖骑手们都缴上社保，是不是更好“。
这话，放在媒体铺天盖地的炒作第三次分配的当口，有着它积极的意义。
翻译一下，就是与其奢谈第三次分配，不如先把第一次分配给做好。
“‘996’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把整个社会给拉低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紧张。”“对于整个社会氛围的恶化，不是仅仅靠捐赠就能换来。”
这话比较精准地点出了996之恶，不是靠那么一点捐款就能弥补的。
当然，如果仅仅是将其归结为“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不准确的。毕竟，《劳动法》的形同虚设，除了企业自身，本来就还有共谋者。
但话说回来，姚洋教授能够在这当口，将焦点掰向第一次分配，也算是比较难得了。
站在企业的角度，提高员工待遇、缩减员工劳动时长、给员工购买社保，都是增加企业的负债，企业的运营成本高了，自然利润就低了。至于那些诸如996、没有社保、典型的如外卖平台与骑手不存在劳务关系等明显的违法行为，毕竟能节省开支，是那些企业能抹就抹的。
而企业捐款呢？
那是树立企业正面形象、打造口碑、积累无形资产必须的支出。除了广告效应，还能扣抵税款，甚至帮人刷政绩打通政商关系——花的是小钱，收益可是多方面的。
一个是花小钱的增项，一个是花大钱的减项，聪明的资本家都知道要怎么选。
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和快递的骑手，虽然接受着相关企业的管理，却与这些企业没有任何的劳务关系，而竟然是自雇佣者！
X丰快递员刘某猝死，公司分文不赔，表示：刘某不是公司员工，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今年初，43岁的外卖骑手韩某猝死，饿了么表示韩某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出于人道主义愿给提供2000元，其他“交给商业保险”，至于保险的理赔，猝死只能获赔3万元。
该事件在网上曝光引发众怒后，平台做出回应，向韩某致哀，并将保额提升至60万元。
有着大规模骑手供职的，全国就那么几家，基本都是这个套路。他们这是相当于把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全都当成了负担，给甩了出去。
这也就难怪，刘强东这几年时不时会发一些明里暗里怼友商的话，本来是法律对资本家最底线的要求，却被大强子当成了了不得的功绩，这只能说这些资本家对法律的肆意践踏已经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当然了，除了给京东的正式员工缴纳社保这一方面，稍微显得那么“人道”一点外，其余方面大强子也不遑多让。
与马总桶“996就是福报”相对应的是大强子的“混日子的不是我兄弟”与“8116+8”工作制（周一至周六6天，每天从早8干到晚11+周日8小时）。
随着对996工作制声讨及对被算法给困死的外卖骑手的关注，相关的问题逐一浮出水面，并成为了劳动群众关切和热议的重点话题。
这个时候，要求企业合法地给骑手缴纳社保，并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也就成了题中之意。
今年五一前夕，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一天送外卖感觉后，瘫坐在马路牙子上由衷地感慨道：“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事后，在北京市人社局与美团的约谈中，王林也提到了美团给外卖骑手买社保这一问题。
当然，在这大势之下，北京市人社局还是希望能找到“多方共赢”的途径。
舆论也开始吹风，当前的企业是多么的难呀。
难归难，美团2020年财报显示，当年，它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处于主导地位的外卖收入为663亿元，同比增长20%，净利润为28亿元，同比上一年翻了一倍。
这还是在去年上半年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事实上停工停产了好几个月的前提下。
2020年，美团花出去的人力外包费用是543亿，相当于是近1000万骑手的总收入。有人做过简单测算，哪怕按其中60%是需要交纳社保的专送骑手，按32%的缴费比例计算，美团当年应缴的社保费高达104亿，而美团从2019年才开始盈利，赚了22亿，2020年赚了47亿。
言下之意，缺口如此巨大，无法让美团给骑手交纳社保。
甚至有好事者还搞了个“挑逗群众斗群众”的调查：给骑手买社保，羊毛出在羊身上，你的外卖要涨，能接受吗？
可问题在于，第一，给员工缴纳社保，这不是法律规定的企业的最起码的义务吗？劳务关系，不是一句没有关系就可以推得掉的。
第二，盈利还是亏算，不是有账目么？不能因为企业投入新的业务就将本该有的开支给砍了吧？比如2020年美团对社区电商的投入由2019年的67亿元拓展至109亿元，人家不是没钱，而是不能在那些不该出钱的地方比如“员工”的社保上出钱。
第三，2019年报显示，美团三号王慧文全年总薪酬为1.49亿左右。这也就意味着董事层和高管可以有高收入，而给骑手买社保却拿不出钱来。
换而言之，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的问题。
7月26日，市监总局、网信办、发改委、全总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在保障劳动收入、参加社保、不得“最严算法”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要求。
美团股票应大跌，两个交易日跌幅超31%。
接下来这份指导意见会如何落实，各大企业又会如何应对，劳动法究竟能不能落到实处，还不得而知。
但从最近媒体鼓吹第三次分配来看（参阅：《让比尔·盖茨在中国涌现，将是一场灾难！》），它们连不触及所有制变革下的第一次分配中的问题都不愿意面对。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姚洋教授提出的企业捐款那么多不如取消996、给外卖骑手们缴社保，当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是在纷乱的舆情中再次对焦，将“捐款”给打回原形。
说到底，切实有效的落实劳动法，才是最起码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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