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前言
“消费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城市景观和生活方式，催生了全新的身份和社会行为，也为过去物质匮乏的中国人真切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商品和服务。
近几十年来，席卷中国的“消费革命”引起了学术界和英文媒体的热议：有研究分析麦当劳在中国“雅皮士”中的吸引力、贺曼（Hallmark)风格贺卡的流行、和上海豪宅的营销；而拿起一份《纽约时报》，你可能会读到北京活力十足的嘻哈音乐场景，或《服饰与美容》(Vogue)中文版发行的消息。
学者认为这些现象影响如此深远，它们代表着一种社会范式的转变。正如已故的伊丽莎白·克罗尔(Elizabeth Croll)所观察到的，我们正在目睹中国重心“从生产、工作和工人同志向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者转移”。
而从“工人同志到消费者”的运动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表征问题。如果说过去毛主义的肖像代表了人们对劳动最光荣、自我奉献和集体主义的信奉；那么当下魅力十足、富有活力的城市丽人形象则成为城市繁荣和消费驱动发展的象征。这些城市丽人形象彰显着个人风格，体现她们拥有最新时尚大牌生活方式的消费能力。在无处不在的时尚杂志封面上、隐约可见的广告牌上、或是在电视广告和互联网标语上，都市丽人形象在当代中国媒体随处可见。
毋庸置疑，消费已成为后毛时代现代化图景里的主要活动。
尽管这些表述或许很适合为讨论当今中国的强大动力提供一个框架，但它们也排除了后社会主义时代许多不那么光线亮丽的方面。例如,想想人数庞大的女性进城务工人员 (她们被称为“打工妹”), 尽管她们的“隐形”劳动生产了大部分新的城市身份和城市生活方式越来越需要的消费品、服务和休闲时间，但这些“消费革命”的果实对她们来说遥不可及。尽管不是“工人同志”，也不是合格的“消费者”，但打工妹和她们的经历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故事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与购物的乐趣和私有房产权同样重要的故事。
实际上，无论是从人权、劳工关系还是性别政治的角度，有越来越多有关中国农民工的文献揭露了中国热情拥抱市场改革的背面。这些研究无疑会让那些鼓吹全球资本主义崛起是向着民主和更多个人自由的伟大转变的人停下、重新思考。
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在农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性别和当代文化表象的交叉领域。例如，女性农民从农村大规模迁移到工厂(以及城市的餐馆、家庭和夜总会)，这过程中如何产生了当代文学和视觉文化想象中呈现女性劳动者的新模式?这些新兴的文化想象背后的政治是什么? 这样的呈现代表了谁的声音，最终又是为了谁的利益? 当代学者，尤其是塔玛拉·杰卡(Tamara Jacka)、李海燕(Haiyan Lee)、孙万宁(Wanning Sun)和闫海荣(haiong Yan)，对大众媒体如何传播耸人听闻的、主要迎合了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女性农民工形象和流言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近年来，相当多的中国艺术家在官方和商业媒体的边缘进行创作，他们把劳工流动问题和性别问题作为批判性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打工文学艺术创利用各种不同的媒体渠道，包括自筹资金的文学杂志和互联网,来书写自己对后毛时代复杂社会经济形势的文化反应。
02
什么是打工妹
就像新近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的女性消费者这一公众形象一样，“打工妹”已然成为后毛改革时代的一个独特产物。而随着中国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打工妹“这个词标志着女性与工作关系的主导观念发生了关键的话语转变。
在改革中，最值得关注的政策是放松了过去对城乡流动的限制。这一规定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尽管这在各地区有所不同，但在过去三十年里限制逐渐放宽松。再加上市场对低报酬、灵活的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使得大量人口从农村内陆地区外流到工业化的城市中心。
这其中，尽管城市流动人口会随着全球市场形势的关键波动有所变化：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南方工厂大规模裁员，数千万工人返乡。但在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规模最庞大的时期，约有2.5亿农民参与了这一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
与此同时, 尽管国家一直鼓励农村人口在城市和经济特区寻找就业机会, 但由于持续执行的户籍制度，城市永久落户的“特权”仍是排外的。
“打工妹”是被称为农民工（暂住或流动人口）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她们离开农村来到大城市和工业区，拿着最低的可支配工资，从事着地位不高的工作, 在法律上被定义为外来者。而“暂住人口”的说法则明显掩盖了第二/第三代城市移民永久居住在城市(而且越来越多地居住在郊区)，且几乎不打算重返农村生活的现实；大部分流动人口无法享受城市户籍人口所享有的社会福利和合法权利。
评论人士常指出，当“农民工”一词在当代城市话语中被提及时，它带有明显的贬义。外来人口引发的恐惧和焦虑可能没有十年前那么严重，但在城市大众的想象中，这些流动劳动力仍被指责为犯罪率上升、道德堕落、公共健康卫生问题以及许多当代社会弊病的罪魁祸首。
“打工妹”一词除了反映了中国用于区分“农村”和“城市”的新修辞策略外，还标志着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工人特权地位和性别平等的信仰的公然背离:人类学家Pun Ngai指出,“打工”作为一个动词, 意味着为老板工作。
换句话说, 它背离了毛主义词典中传达出的为社会利益“工作”的崇高含义。“打工”仅意味着一种最低级的、商品化的工作形式：这是为了微薄的工资而出卖劳动力。而添加后缀“妹”(妹妹),则带有明显的年轻和缺乏经验的内涵。我们用一个明显带有低等身份含义的性别术语指代女性进城务工人员。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成的“打工妹”概念已极大背离了过去社会主义范式的工人阶级女性标志——“铁姑娘”。
20世纪60年代，铁姑娘形象在官方政治宣传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中广泛流传，比其他任何形象都更体现了国家理想中的女工形象。无论是拖拉机司机、农民、钢铁工人还是焊工，“铁姑娘”都在公众面前展现了一种形象，即女性有能力承担最苦、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并通过生产性的劳动为国家服务。在充满活力的图片和故事中，铁娘子强健的体格和自豪、充满活力的自信传递了明确的革命性信息：中国妇女可以在家庭领域之外扮演合法的角色，通过劳动，妇女可以成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有力推动者。
诚然，解读铁姑娘和其他毛时代广为流传的女性偶像的话语意义是复杂的。
一方面，铁娘子的比喻和官方的性别话语具有一种简化的性质：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构建妇女解放，将社会和性别不平等的许多方面隐而不言、不加以考察。正如一些批评人士所指出的那样，1949年后中国“被解放女工”的公共形象广为传播，正是由于她们的象征价值——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和进步的有力隐喻。
此外，政府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改变措辞，似乎让人怀疑对性别平等的官方承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短暂地威胁到城市的稳定时，国营媒体突然开始敦促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重新把社会主义家庭主妇作为一种新的理想，再次加强了女性与家庭生活的传统联系。
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观察, 但当我们分析这些表征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公开符号（如“铁姑娘”）的含糊性时，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国家准许的表达是总体进步的官方性别话语的一部分：它明确支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而不是突出差异的等级制度。
并且这些日常意象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当时大众对女性力量的看法和态度。正如学者陈晓梅回忆的那样，在毛时代无处不在的解放的劳动妇女形象中长大，这给她灌输了一种强大的信念，那就是她也可以参与创建“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男人或女人，富有或贫穷，受过教育或未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平等分享财富和幸福。”
相比之下，“打工妹”是一个公然污名化的标签，表明了女工低下的地位。它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强调差异的话语复苏，反映了在经济发展的名号下，不平等关系(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老板与工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合法化。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全球经济秩序是分层的，这一格局依赖于被轻视的、无足轻重的、易于管理的劳动力，而被重新安置的、明显被边缘化的女工身份可以更好服务于这种分化的格局。
如果说在毛时代, 女性被官方鼓励去拒绝那些有关女性生理和潜能（更弱）的假设,去争取通常被视为属于男性的社会场域的位置；在后毛时代，复苏的性别刻板印象时刻把女性引到最不计酬的、经济地位最低的工作。打工妹今天大多集中在家政服务、保姆和奶妈、夜总会、卡拉ok、酒吧、色情行业，以及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岗位--包括大多数的组装线工人所在的纺织品出口行业（鞋、玩具和电子产品）。
03
媒体与打工妹形象
考虑到这样的女工数量巨大，如果没有表明她们存在的文化表征，那将是令人惊讶的。
事实上，正如孙万宁所言，“打工妹”之所以能在主流媒体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正是因为“她们为形象和神话（意识形态）机器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机器在后毛改革时代不断地(再)产生一种社会权力和合法性的元语言。”
通俗小报经常在人性化故事和报告中报道打工妹，而各种电视节目--从访谈到电视剧，经常突出年轻农村妇女被雇用为女佣、保姆和工厂工人的故事。一些常见的故事情节和比喻——包括孙所说的有关“恋物癖”和“窥阴癖”的受害/犯罪故事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一些农村妇女被恶棍拐卖、被迫卖淫或嫁人的案件获得了大量(通常高度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
另一种同样受欢迎的题材是农村女性白手起家的故事：通常讲述的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女孩到大城市去寻求更好的生活，最终战胜逆境，成为新经济体系中有自主权的玩家。例如,1990年代早期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中的主人公赵小云从一个来自肮脏贫穷村庄的卑微打工妹跃升为进取的工厂经理。
成功不一定总是用严格的经济或专业术语来衡量的，进城农村女孩的都市冒险故事还往往以追求浪漫和真爱为框架。热门电视剧《涉外保姆》,在2001年2月首播,讲述了香草--一位年轻的农村女性逃离传统农村家庭生活暴力，来到上海做服务员的冒险故事。在这个系列的结尾，她善解人意的外国老板向她求婚，她在加拿大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对特定形象“保姆”的分析中, 孙中肯地指出,建立城市雇主和他们的保姆之间的交互叙事，一部分是在定义并想象“理想的公民”。
这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是在个人道德品质“素质”和自我发展上。严海容（Hairong Yan）分析指出：现实中保姆和她的雇主之间的冲突大多不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差异或阶级对抗,而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生活知识和“素质”的差异。
冲突，源于保姆的能力不足、教育程度有限和技能、经验缺乏。这样一来，保姆就被描绘成“一个民族中有待开化的对象”。因此，在孙教授的例子中，一个好的保姆是一个愿意为她的雇主努力提高她“有缺陷”的素质或者寻求转变的人。同样，雇佣保姆，帮助农村弱势群体走上现代、开明的“公民之路”也成为“城市主体们”的一种有成效的道德行为。
本文意在关注与以上不同的、从“文化边缘”冒出来的文化景象。我并没有把农民工的草根生活呈现看作是脱离于主流话语的。媒体和人口流动的交叉分析已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目前新的文化想象对农村里潜在的“流动人口”主体有什么影响。即使流行文化通常是为了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但由于电视和卫星节目的迅速传播，尤其还有互联网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延伸，农村居民也经常能接触和消费这些内容。
实际上，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相比，农村居民在今天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和媒体接触到农村生活方式以外的思想和形象。最近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媒体对消费者欲望的生产与农村作为贫困和落后地区这一话语的重建同时进行，媒体对塑造农民工(和潜在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期望和愿望具有强大的影响。
在这一论点中，大众文化中广为流传的城市现代性和社会流动性的诱人图像，是推动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意识形态的关键。因此，在理解当前劳动力从农村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现象时，既要看到基本的经济原因，也要考虑文化性的力量。
即使当卑微的劳动生活经历在城市幻想前飞掠而过时，我们也在农民工的自我呈现中发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印记。例如，在对深圳农民工寄给当地杂志的信件进行深刻分析后，埃里克·弗洛伦斯发现，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他的研究对象都或多或少内化了主流有关人口流动的叙事中关键的比喻。
同样地，Jacka研究了妇联旗下的城市流动女性自传性杂志《打工妹》。她在其中清楚观察到主流话语的范例: 例如，的个人叙述往往将进城之旅框定为通过努力和决心改变个人命运的追求;另一些人呼应了其作为自我实现的肯定性过程。
这不仅显示出商业媒体在近几十年变得多么普遍，而且哪怕它们的立场毫无歉意地偏向城市，这依然显示出它们在塑造农村身份和自我认知方面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多维的领域，这包括复杂的、重叠的、有时冲突的利润驱动的商业渠道；包括官方或国营媒体、独立艺术、海外媒体以及新媒体平台。这些都提供了多元化的声音被听到的可能。当更大的话语空间为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批判开放，文化先锋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敏感或社会禁忌的话题来捕捉城市化和市场化中被低估的面向--如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例如，独立纪录片已经成为一类尤为强大的媒介，从工人阶级题材来探索当代现实。
在当代中国农民转变为新工人阶级的多元文化话语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草根艺术创（新工人）本身。这种新工人文化现象的背景最好从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来理解：中国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对廉价、灵活劳动力的需求；国家转向承诺保护工人福利；目前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呈现形成了人们对农村人口的负面刻板印象，加深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幻想滤镜。因此，当下新媒体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为民工的自我表达提供了可行的渠道。
以上这一切共同激发了一种当前涌现的不同寻常、但相对缺乏研究的新工人艺术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这种艺术和文化激进主义即时反映并批判性地回应了后革命时代高度矛盾的现状。
如今，打工文学艺术创（新工人）的作品涵盖了从文学、电影到音乐、短视频和表演艺术等多种文化活动。现在也有致力于记录和展示新工人近几十年历史的工人文化节、音乐会和博物馆。它们的主题关切各不相同：从保姆和女工的性别苦难，到劳动被贬低、充满敌意的城市环境对心理的影响，再到工作场所安全和公平工资的基本社会正义话题。尽管其中叙事往往带有明显的主流商业文化的印记，但在其他方面，民工们积极寻求并打破普遍存在的“城乡流动”的神话，刻画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故事中不被言说的背面。
在转向考察诗人郑小琼和小说家王丽丽的具体案例之前, 我在此简要说明这种新兴的工人阶级文学（打工文学）的特点：强调劳动本身的生理和心理困境是他们的作品有别于主流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
04
打工文学的兴起
作为一种明显的后毛时代、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独特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景观。这种书写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波农民工来到中国南方的沿海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深圳。
杨宏海是打工文学研究的先驱，他将打工文学追溯到1984年，当时由国家资助的《特区文学》杂志出版了一系列以临时工为主题的作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省级官方期刊（包括《花城》、《佛山文艺》和《广州文艺》）纷纷效仿。《大鹏湾》杂志和《劳动报》也在1988年于宝安区成立。作为专门报道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出版物，这标志着农村劳动力加入了这种新工人文化的创造。
从那时起，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官方文学杂志和报纸、自筹资金的工人杂志和通讯，以及网站、在线论坛作为最主要的方式，一个令人惊讶的、充满活力的打工文学已经出现，并逐步获得文化上的凝聚力。今天，这种底层文学仍然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密切相关，尽管由于互联网规模的普及，它更合适被描述为一种跨地区的文学现象。
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些使用者对“打工”这个标签的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词附带了对务工者的普遍污名化。但其他打工文学艺术的创继续有意识地使用这个词，以强调“打工”所固有的边缘性和无力感。这些创在对语言的挪用中自觉地赋予了词语以对立的意义。打工妹诗人郑小琼在她2003年广受赞誉的诗歌《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中形容“打工”是一个“错别词”。她写道：
“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
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时候
我把它当作可以让生命再次飞腾的阶梯 但是抵达它
我把它读成陷阱 或者伤残的食指
高烧的感冒药 苦咖啡”
打工文学的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戏剧和散文随笔。但从一开始，诗歌就是打工文学的主要类型。也许就像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打工文艺理论家柳冬妩所言，这种短小精悍的形式特别适应于打工者的创作条件。
整个1990年代，打工文学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在农民工（新工人群体）外，这一文学现象在批评界和学术界相对没有被注意到。然而，近年来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主流文学、诗歌杂志（如《中国作家》、《诗刊》、《读书》和《人民文学》等）偶尔也会介绍一些打工文学的例子。
同时，大陆的文学评论家，包括那些与“低诗歌运动”有关的评论家，也开始拥护打工诗人：他们认识到并赞扬打工者表达的真实性和社会参与性、以及它们在重振中国现代诗歌方面的潜力。打工文学选集的出现——如杨宏海主编的选集，也让这些作品开始进入精英读者的视野。
然而，被主流认可是否是打工诗人的目标？这个问题在打工者圈子内部引起了争论：有批评认为这是（文化圈的）一种表面文章，且仅仅作为（精英们）每月一次的“调剂”，具有一定局限性。另一些人则拥抱了打工文学自身的“底层性”，认为这种激进的文化实践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让打工者成为文化机构的一员，而在于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本身。
王德志是“新工人艺术团”的创始人之一，该团位于北京郊外的皮村，他这样评论：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主流杂志发表了我们的诗歌就自以为是，它只不过是几首诗而已，这无法解决我们声张自己权利的困难。我们要利用文化来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文化（新工人文化）。在我看来，一些主流艺术是一种商品，它只为有购买力的人服务；而没有购买力的人只能在网络上、报纸上和盗版中获得它们。”
王德志
柳冬妩则回应了近期专业作家内部的“底层写作”热潮。他也是主张将打工文学理解为一种具有“底层性”的文化模式的人之一，他对那些跃跃欲试的精英艺术家保持怀疑。他将打工文学首先定义为：那些生活在特定历史性矛盾中的人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呈现。“打工诗人”不是什么派别，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必然），一个历史进程。他们整体的历史背景、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让他们形成了一种相似的艺术风格；他们诗歌创作的模式、方向和态度都与他们的生活相一致。
无论其相对于主流文化的地位如何变化，打工文学都有相当大且不断增长的受众，尤其在流动人口不断增加的地区。
杨宏海指出，当代文学的其他类别，如新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的读者群不断萎缩，而打工文学却蓬勃发展。确实，在20世纪90年代，《佛山文艺》的发行量达到了50万册，是全国所有文学杂志中印刷量最大的。
目前，改革开放以来的打工文学的作品年表尚未编纂完成，但打工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肯定包括1991年安子在深圳特区报连载《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1992年，郭海鸿创办 《加班》；1999年，安石柳和谢湘南创办《外遇》；2001年，一位名叫许强（生于1974年）的工厂工人/诗人创立了《打工诗人》。其中《打工诗人》是新工人诗歌出版物中最知名的一个。
许强是一名大学毕业生，于1990年代中期从四川来到深圳，并与工友罗德远、徐飞、任明友一起创办了该刊物。在出版的头十年中，它还是一本低成本、的出版物，但它在打工文学圈有很高的声誉。在2011年，该杂志进行了改版并更名为《打工诗歌》，内容基本保持不变，刊登来自全国各地工人的诗歌以及不定期由左翼学者和劳工撰写的理论文章。
许强和他的伙伴们还创立了一个在线诗歌论坛，和其他在线论坛一起形成一个虚拟的文学社区，把来自不同地域的打工诗人聚集在一起，增强诗人和读者的集体认同感。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方面，许强在2007年协助编纂了第一本大型打工诗选《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在2009年，他和安子共同设立了中国打工诗歌奖，以表彰这一领域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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