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岳某的流调轨迹被公布。他在1月1日至18日的18天时间里，辗转了20多个不同地点打零工，并有多日于凌晨工作，被某媒体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他的故事辛酸之处不仅在于劳动的艰辛，更在于家庭的不幸。大儿子失踪、小儿子未成年、父亲瘫痪、母亲摔伤，还有老人的大笔心血管病医药费待支付，一年没有十几万收入根本养不起家。作为一名70后，四处打零工的岳某没有抱“躺平”的心态，而是不分昼夜地到处接活，可是“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为何难以养活家庭？
要理解农民工的现状，还要回到历史，看工人阶级如何从国家主人转变为商品化的劳动力。曹征路老师的工人文学三部曲——《那儿》、《霓虹》和《问苍茫》——能帮助我们了解劳动如何创造价值，以重拾工人的主体性。
曹老师生于1949年9月30日，于2021年12月28日去世。在当今许多知识分子还停留在旧式文人“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商业写作时，他致力于书写“底层文学”、“左翼文学”，为人民说话。曹老师出生在上海，后随支援全国建设的大军到安徽。年少插过队，后参军当通信兵，接着又在矿山工厂做工人。1971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开端》，后来进入宣传口工作。1993年，在“南巡”的呼唤下，他来到了深圳，先是当杂志编辑，后加入深圳大学当老师。兼具城乡生活经验，国企经历及对“世界工厂”的切身观察，曹老师把中国工人的变迁历程刻画得入木三分。让我们通过对工人文学三部曲的追溯，回顾历史，针砭现实，思考工人的劳动价值。
《那儿》中的保厂卫国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也创造了人类。流调中的岳某扛沙袋、扛水泥，干着“很辛苦很累”的活，虽然已人到中年，但仍靠出卖体力维生。劳动只是一个赚钱的手段，并不是实现自我的过程。
相比之下，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出灵巧的双手，更深信凭借自己的手艺，没有什么东西造不出来。小说《那儿》发表于2004年，描述了国企矿机厂改制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矿机厂五十年代从东北转战江南设厂，到七十年代末已经发展成为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一的大厂，拥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
男主角小舅朱卫国是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的。他十九岁下乡回城顶替外公进入矿山机械厂，随即帮助工厂解决了难题。因为在乡下打过“腰锤”，他懂得如何挥洒榔头，能精准地把一种铁楔手工砸进榫槽里。当时不少国企老师傅已经因为机械化生产而失传了这门手艺，没想到小舅却在乡下的劳动中掌握了这门手艺。小舅的身体因劳动而美：
……小舅打铁的样子我是见过的。他个子高皮肤白身材匀称，身上布满三角形的小块肌肉，榔头在火光中舞动的时候那些肌肉全都会说话，好像全都欢快起来呱噪起来，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浑身乱窜。那时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头像是敲在编钟上，每一个细胞都在唱歌，整个身心都飞升出去。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工厂虽然几经波折，但是还是经得起风浪的。这是因为工人们在生产中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工厂除了飞机，什么都能造。厂子没有从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中套取暴利，但也没有因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而被拉垮，反而成功地转型生产农用机械并占领市场。不过到了九十年代末还是没能逃脱改制的命运。正如当时流行的“吐痰论”所说，上面看你还不垮，直接就换上一帮贪污犯来当领导，看你垮不垮！
因此，为何有力气有手艺却不能找到活干？国企改制对于工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小舅站在龙门吊上，瞧着墓群一样的车间，眼睛里全是泪。说咱工人不贱啊，咱要求不高啊，咱工人卖的是力气靠的是手艺啊，只要有活儿干咱就能把日子打发得快快活活，咱怕谁个啊？
在没有资本家的年代，工人亲眼见证了劳动如何创造财富。但他们只看到劳动能产生使用价值，没有认识到社会已进入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时代，他们的劳动力已失去了交换价值。
不过，上头的结构性命令并不能一帆风顺地落地执行。小舅是厂里的劳模兼工会主席，势必要与出卖工人阶级、侵吞国有资产的敌人搏命一斗。开头，他以为敌人就是上面派来的腐败领导，于是抱着找包青天的心态不断向上级告状。先是到省城向第一任厂长汇报，后来又在老厂长的带领下找了国资办和总工会。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老厂长给他点拨了关键所在：“风向变了小朱啊，他们这是背叛啊。”小舅仍不放弃，并打算去北京告状。虽然在火车上财物、证件和材料都被暗中偷走，他到北京后仍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技能，成功地解决生存问题，并把材料顺利地递交给国资委、财政部、中纪委等各大机关。
只是，小舅越发认识到走“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上层路线单靠他孤身一人难以成功。在港资公司宣告收购矿机厂来发展房地产时，他横下一条心，要发动工人抵制卖厂。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他振臂一呼，然后大家同仇敌忾就把厂子保住了。工人都知道小舅作为干部拿的不是128，签名信最后只征集到一两百个名字。但这还不是压垮小舅的最后一根稻草。
厂里突然发了文件，允许职工集体购股。而且幸运的是工厂已经被低价地“界定”估值三千万，这意味着三千员工每人出几千元就能取得绝对控股地位。小舅终于成功地发动工人抵押房产证，保住工厂的集体财产。可是，没想到这又是上面捉弄他的一个游戏。市里下发了29号文件，提出“经营者持大股”原则，要避免平均持股。小舅被告知作为工会主席，他最少可以拿3%。工人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被廉价地转入内部人手中，这是朱卫国拼了死命要反对的，结果没想到到头来要反的敌人竟然是自己。
最后，小舅唯有选择躺在空气锤下，按下开关，让脑袋给砸得粉碎，只留下一具没有头颅的身躯。
曹老师用震撼的故事，回应了国企改制是因为“过度举债、经营不善”的托词。这种新自由主义话语，完全剥夺了工人捍卫主人翁地位的主体性所在。
《霓虹》灯下的下岗姐妹
在保卫国有财产的最后一击失败后，工人无可避免地迎来大批下岗的命运。在小说《霓虹》中，下岗女工倪红梅生不如死的状况比小舅更惨。倪红梅之前在是绢纺厂工人，得过市先进生产者荣誉。父亲和丈夫都在同一个工厂上班，父亲因在工厂的火灾中抢救物资而牺牲，丈夫则由于厂里的事故被行车砸死。红梅对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很痛心。“我们当工人的，把命搭进去了，把家庭幸福搭进去了，把子孙后代搭进去了，就能挽救工厂吗？那些人把厂子搞败了，拍拍屁股走人了，所有的苦果还不是全厂工人自己吞？”
与流调中的岳某相似的是，红梅支撑着家庭的生活重担，家中有瘫痪的奶奶和先天心肌功能不全的女儿。但比岳某更惨的是，下岗女工的劳动力已无法被资本看上，红梅只能靠出卖肉体维生。她认识到：“在这个劳动等同于下贱的时代，女人的肉体其实一直在升值……”
但同时，红梅与其他霓虹灯下的姐妹们一直在进行灵魂的拷问：“我们是抹布，是下贱，为了多挣一点什么罪都得受。可我们天生是做抹布的吗？我们愿意当抹布吗？我们也曾经主人过。”
终于，她们迎来了重新当主人的一刻。有一次，几个姐妹被招去陪一个机关大人物祝寿，却当场被那人用香烟烫得浑身烧伤。在一个老工人的组织下，邻近各大厂的下岗工人穿上工作服，集体包围了机关大门。
可是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热泪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喷！这就像猛然走进一部老电影里，我们迎着高压水龙，迎着让人窒息的无可诉说的悲痛，还有像鞭子一样抽下来的暴风雨，劳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这是孤雁追上了队伍，是溺水者看见了海岸线。
她们的行动成功了，但比起赔偿道歉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回人，有尊严的那种人。”
《问苍茫》的“谁养活谁？”
工人文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问苍茫》，故事的主人公已从国企工人转向了农民工。《问苍茫》发表于2008年6月，正值金融危机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之际。书中通过位于深圳台资企业宝岛电子厂工人的故事，展现了在第一代农民工受压榨与觉醒的过程。柳叶叶、毛妹是贵州穷山沟里长大的女孩，一个喜欢读书念了高中，但不甘于结婚生子的闭塞生活，另一个则只念到初一，因舅舅长期患病、弟妹要上学，被父母安排了嫁给有猪头疯的一户人家。当时村里已经开始流行外出打工，女娃过年回家，手拎大包小包，脚蹬高跟皮鞋，十分得意。与潘毅在《中国女工》中的所观察到的打工妹相似，她们都把外出打工看作逃离父权制的一种途径。但不同的地方在于，《问苍茫》中的几位女孩还要含泪满足老板“开处”的要求，才能获得村里的招工指标。
进入工厂后才发现，试用期六个月只发200元生活费，正式工则有700元工资。作为一家“三来一补”的电子代工厂，公司通过不断招工辞工，试用期支付低薪的方法来套取“人口红利”。常来临，军人转业的公司党委书记，也观察到“挂着高科技的牌子，一点现代意识都没有？这是包身工时代？”厂里甚至还打骂工人、侮辱人格、扣押身份证和欺压猥亵女工。
在一个台风来临的日子，工人都不约而同地“不干了”。公司后来不得不取消试用期辞工的政策，并实行三班制，但同时也重新组合工人，打散她们的同乡联结。
罢工后，厂里的出货速度明显加快，流水线有了一个外号，“迷你”流水线，迷糊你。“人一上了流水线就如同被接通了电源插进了回路，你就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你的手、脚、眼睛、耳朵甚至脑壳都从身上逃出去，不归你自己管了。”卓别林《摩登时代》的场景再次上演。“有时候直到下工了，你的手还在一抽一抽地动，拿着勺子往别人碗里送。”
毛妹在罢工中不是积极分子，甚至还说风凉话。“打工妹就是打工妹，你出来是讨说法的？”“我们出来就是来苦的，怕苦就不要出来，人脸就是一个苦字！”她认同工厂和老板，积极工作，甚至为老板娘的弟弟无偿献血。
毛妹的机遇与现实中的岳某相似，把打工视为一个个人承受苦难，为家人作出牺牲的过程。相比之下，柳叶叶从一开始就把打工视为一个向上流动的途径。 常书记召唤她发奋进取：“在深圳，人人都可以当太阳”。自幼喜欢看书学习的柳叶叶，报读了夜大，希望通过获得大专文而晋升白领。
不料，一次公司组织的黑板报活动触发了她对打工本质的思考。当时快到过年，她写了一首题为《寄钱》的诗。
千个万个都是排队的人
千颗万颗都是恋家的心
千言万语都写不完
二十个空格挤不下万万千千
没想到她的灵感很快引起区里报纸的关注，说宝岛电子公司开展“算算寄给亲人多少钱”的活动。随即，媒体大肆宣扬深圳不但养活了近千万外来劳务工，还养活了分布在全国各贫困地区的外来工家属。但真正触动柳叶叶思考的不是这些主流舆论，而是工友的质问，“你不是会算账吗？你为什么不算算，我们给老板挣了多少钱？”随着“先富带动后富”成为主流话语，“谁养活谁”的讨论已退出历史舞台，尽管这个问题曾是共产党早年革命动员的重要手段。幸福村村长的父亲文叔，当年参加革命，带领村民打击村里的渔霸。他的工作方法就是给家家都算一笔账，“算算就是谁养活了谁？是他们养活了族长”。
“谁养活谁”的讨论很快就被幸福村的上级叫停。但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应该重提：为何岳某筑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自己却蜗居在城中村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为何农民工创造了大量的社会价值，却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
在书中，这次写诗风波只是在表面上触发了柳叶叶对于打工本质的思考，真正让她理解打工妹与老板的关系要到毛妹遭遇火灾之后。有一天，厂里意外失火了。与1994年的致死九十多人的致丽大火不同，这次工人不是活活被闷死在铁栅栏里，毛妹本来完全有时间撤离，但她却去组织工人灭火，结果自己被严重烧伤，面部彻底毁容。此时，公司不仅没有高歌毛妹的护厂精神，反而质疑她是故意伤害自己来骗取高额赔偿。甚至连柳叶叶也被利用为毛妹的经济困难提供证据。
毛妹尽管对公司的“碰瓷”扣帽感到心寒，但她仍然相信公司一时无法支付赔偿是因周转困难。彻底冲垮毛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电视直播老板给贵州老家的希望工程捐款。工人养活了老板，但老板不仅对员工冷酷无情，更为了显示其“菩萨心肠”而捐出一百万去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小学。毛妹彻底绝望了，她选择了坠楼自杀，而且是故意头朝下载。她此刻蜕变为一个斗士，在遗书中她强烈要求亲人把抗争延续下去，“你们可得咬死口，不要顾惜他们，他们赚钱好厉害的，哪天不赚十万八万的？只是他们不想给，怕开了口子，今后再有死人比着要。”
毛妹的死也使得柳叶叶彻底觉醒。工人养活老板，老板不会天然感恩。工人的权益要靠自己去争取。当宝岛电子老板跑路时，她参与组织了工人罢工，并带头冲上大街堵路。最终逼迫政府支付工人所欠的三个月工资加班费，还有毛妹的三十八万赔偿金。这时候，她才体会到那句诗：人人都可以当太阳。
随后，她加入老工人唐源开设的劳动争议服务社，成为了一名为劳工服务的工作人员。
新老工人的结合
岳某的经历引发了网友的无限同情，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劳动者改善其处境？曹老师在无产阶级文学三部曲中，指引的是新老工人结合的前进方向。
国企改制之时，新老工人并没有看到彼此利益的一致性。90年代中后期国企工人的大批下岗是与农民工大量进城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经营“世界工厂”的资本，需要的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身体，而不是手捧“铁饭碗”的劳动力。作为产业后备军，下岗工人尚没有认识到他们与现役劳动军的存在都是为资本积累服务的。《那儿》的开头出现了一名农民工因欠薪而表演“跳楼秀”的场景，矿机厂工人不是通过联想自己被停发工资而对欠薪产生共情，反而是冷眼旁观看秀。“……楼下有人正在给农民工加油：跳啊跳啊，想跳就快跳啊……他不过是想讨回三个月工资，三个月也才七百块，想想也不值。”同时，中年下岗女工在迫不得已走上坐台之路时，也视年轻的打工妹为竞争对手。
新老工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要到《问苍茫》才实现。唐源，本是成都一家国企的车间主任兼五级钳工，在下岗潮后也来到了幸福村的一家工厂打工。他认为“只有毛主席才是真心为工人农民的。可惜我们大家都看不清楚，也跟在后头骂。”继而，他发出对现实的尖锐拷问。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阶级斗争在啥子阶段熄灭的？”在从国企的“工人阶级”转变为“打工人”的过程中，他认识到：“把少数人的劳动合理合法装进少数人的荷包包，这一套从前叫剥削，如今叫改革。剥削才能出效益。”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临近，“世界工厂”跑路的老板越来越多。他所在的涂料厂甚至出了人命，新工人来了就连轴加班，再加上车间散布有毒的化学物，一名年仅十六岁的女工当即猝死。唐源和同事发起了罢工，最后逼迫幸福村垫付两个月工资，并安排死者的抚恤费。
随后唐源屡次试图组建外来工协会，但都收到阻挠。之后，他成立了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并吸引了柳叶叶的加入。柳叶叶从毛妹的自杀中，逐渐领悟到资本的本质。工人养活老板是个铁铮铮的事实就不用说了。而工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是靠给老板捐血，也不是靠献身扑火，而是要通过组织起来才能成功。柳叶叶加入了服务社后，卧底进入一家血汗工厂。她给工友带来了一副劳动法扑克牌，通过扑克牌给工人分析工厂的不合理。接下来，她找机会劝说老板要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但如其所料意见并没有被接纳。于是她提出辞工，并成功成为厂里第一个在试用期内辞工不算自离而能拿到工资的人。在她离开后，全厂认识到《劳动法》还是有用的，于是工人组织起来，从发起联名信到参与罢工，致力于争取周日休息和加班费。
和书中的柳叶叶相比，岳某的工作更零散化，生活更无助。他在新冠疫情中辗转流离，留下百般苦难的故事。曹老师指出，文学作品“可以是‘苦难’的，但最好是真实具体的精神困境，而不是逃避‘宏大叙事‘和‘公共领域’，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岳某的故事不应仅停留在对命运多舛的无奈，或对“不觉得自己可怜”的认可。是时候思考为何工人创造价值，却难以养活家庭？是时候探寻工人重拾主体性的出路了。
曹老师已指明方向：老工人的劳动价值论要与新工人的行动相结合。英特纳雄耐尔就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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