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老家那年，正值秋收。田垄间的玉米早已抽干水分，金黄而硬实地挂在秆上，像沉默的钟摆，等待一把镰刀来决定命运。村口的老牛被拴在树下，无声反刍着黄昏的光。田野、牛棚、炊烟、空心砖砌的房子和一群沉默的中年人，这一切让我想起许多年前读到的《资本论》中那句话：“土地不是永恒的财富，土地之上的关系才是。”
这片土地变了。
曾经，土地属于集体，也属于人民。它既是生存的保障，又是斗争的工具；既是粮食的母体，又是权利的象征。人们在地里种庄稼，也在地里种希望。然而，随着承包制的确立、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土地流转制度的逐步展开，土地变成了资本追逐的对象，也成为农民阶级分化的杠杆。
我认识的李二叔，年轻时是村里最能干的生产队长，靠着吃苦和组织力赢得一口铁饭碗。他常说：“土地是命根子，要自己掌着。”可如今，他已把自家的10亩地流转给镇上的种植公司，每年收个三千元租金，就靠着打点零工过日子。他的儿子早年去城里打工，如今在物流园区当了仓库管理员，月薪五千，租房三十平，连房产证都摸不着。他们家的“土地”，已是遥远的影子。
问题不只是流转本身。问题在于，谁掌控了土地的使用权？谁在这场资本化浪潮中受益？谁又被挤压出权利与资源的结构？
在我回访的十多个村庄中，几乎每一个村都有“种田老板”——拥有上百亩土地承包权的个人或小型农业公司，他们购置农机、雇佣临工，实行规模化经营。而那些没有资本、没有关系、没有技术的普通农户，要么将土地流转出去，要么“外出打工谋生”。一场土地的新型围猎战，悄无声息地重构了农村的阶级结构。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非铁板一块。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新农村三分化”局面：一部分农民成为“农业资本家”或“农场主”，拥有土地使用权与资本运作力；一部分转化为农民工，进入城市产业链底部，成为新型无产阶级；还有一部分人——老年农民、无地贫农、失地妇女——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被挤压在最边缘的地带。
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不仅生产商品，它也生产无产者。”而在当代农村，这种生产的方式不仅体现在工厂流水线里，也体现在田垄沟壑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化不是自然的演进，而是政策与资本共谋的结果。从土地流转制度的推广，到农产品价格机制的市场化，再到农村金融贷款制度的倾斜，一系列制度安排在不断促成土地集中和农业“企业化”发展。它们的语言是“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升级”，但其底色往往是利益重组、话语剥夺与阶级排除。
更令人忧虑的是，农村的文化与政治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村委会不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而往往成为资本进入农村的接口；乡村精英不再是组织群众集体劳动的带头人，而是流转土地、牵线招商的中介人。连“乡贤”与“能人”也从合作社领导变成了“合作资本人”，用一纸合同取代群众动员，用收益权替代集体权。
有一次我和一位在外务工回乡的朋友聊天，他忽然冒出一句：“现在农村谁说话？是有钱的，不是有理的。”这句话像一锤子砸在我心上。它不仅揭示了乡村政治的变形，更昭示了人民主体性的危机。
可人民真的沉默了吗？
不。反抗与抵抗从未消失，只是换了方式，隐藏在生活的缝隙中。比如，在一些村庄，农民们开始以“合作社”名义重新集结土地，不再依附大型企业，而是联合起来自主种植、自主营销；在一些省份，农民工返乡成立了互助组织，尝试以劳动力互换、共管共利的方式重建乡村社群；还有人借助短视频、自媒体等平台，讲述土地剥夺的故事，唤起更多人对“土地正义”的关注。
这些声音还很微弱，但却透露出深刻的历史动因：在资本全面渗透农村的今天，农民作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仍然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只要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共同处境，形成阶级的觉悟，就有可能从“被动的让渡者”转变为“主动的组织者”。
这一点，毛泽东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早就说得很清楚：“乡村的真正革命力量，蕴藏在贫苦农民中。”今天，我们重新理解这句话，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它在当下依然真实。
农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问题。只要土地是生产资料，只要人们仍依赖土地生存，那么围绕土地的关系就不会是自然、平等和温情脉脉的，而是一种以资本为轴的利益配置。而我们，唯有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识破这一表象，才能从根本上思考“谁的土地”“为谁种田”“怎么解放”。
从镰刀到机器，从分田到流转，从合作社到公司化经营，农村从未停止变化。但在变化的背后，是不变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仍然有意义，不是因为它留在历史书里，而是因为它仍能帮助我们解释、批判、改变这一切。
土地不会说话，但土地上的人民会。他们的声音，也许还微弱，但终将会成为改变未来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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