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开始“躺平”了。不是个别人，不是某个群体，而是一种集体性的退却、普遍性的疲惫。从“996”到“35岁职场危机”，从“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到“上岸也买不起房”，从小红书上的“极简生活”到B站里的“摆烂日记”，一种消极对抗的姿态悄然蔓延。主流舆论急了，他们在呼喊：“年轻人没有奋斗精神了！”可是他们永远不会问——年轻人为什么不奋斗？他们奋斗的果实去哪了？那果实，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他们？
有人说，这是年轻人的“精神危机”，是“内卷文化”带来的“心理内耗”；有人说，这是“消费主义”的反噬，是“人生目标缺失”的表现。但这些解释，说到底还是把问题推到年轻人自己身上，好像只要他们心理建设好一点、情绪管理强一点、目标树立清晰一点，问题就能解决。他们不敢说，也不愿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分配机制出了问题，是劳动和收获之间的联系彻底断裂了。
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年轻人并不比上一代人懒。他们从小在题海中长大，十年寒窗考上大学，一边背书一边刷题，一边内卷还要一边兼职；他们刚工作就背上房贷、车贷、父母养老、孩子教育的多重重压，甚至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爱人。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之后发现，没有回报。
一个在大厂里日夜加班三年、被优化裁员的程序员，他不是没拼命；一个送外卖日均十三小时、月入五千的骑手，他不是没干活；一个大学毕业考公上岸、被派到边远地区当辅助岗的年轻人，他不是没自律。他们都很努力，但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收入仍然跑不过房价，学历不再等于机会，劳动不会带来尊严。他们被迫发现：你再拼，也拼不过资本家的金融杠杆，拼不过既得利益者手中的不动产，也拼不过人脉、关系、资源、信息这些看不见的权力网。
在一套系统性分配不公的结构中，单个个体的努力最终只能沦为装点数据的工具。他们努力，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为了证明失败是自己的错。他们的努力，最后成为金字塔顶端人的获利来源，成为“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报酬”的又一轮佐证。
所谓“奋斗”，曾经是一个有回音的词。老一代人说“吃苦耐劳能出人头地”，那是因为他们在时代变革的裂缝中，曾确实有过阶层上升的空间。可现在呢？数据写得明明白白：社会流动在下降，年轻人家庭出身对收入的决定性越来越大，“寒门再难出贵子”不再是一句抱怨，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再鼓吹奋斗，不就是一种骗局？不就是给既有利益结构化妆？甚至可以说，鼓励别人奋斗，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
年轻人看明白了。他们开始问：“为什么我拼命加班，赚的钱还不如我老板投资基金的一天收益？”他们开始想：“为什么我每月交五千房租，却一辈子都买不起房？”他们开始认清：“我不是不努力，是努力根本没用。”所以他们躺平，不是懒惰，而是清醒。他们拒绝再被消费、被利用、被榨干。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收回来，把生活过小、过慢、过简单，不是逃避，而是自我保护。他们不想再成为生产机器里的一颗齿轮，而想成为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
当然，也有人说，年轻人不该悲观，要积极起来，要相信体制，要相信改革。但这些话，很多时候是从既得利益者嘴里说出来的。他们拥有资源、身份、资本，他们所“奋斗”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成功，他们自然可以谈理想、谈愿景。但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不是“想不想奋斗”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奋斗的基础”和“奋斗能不能改变命运”的问题。他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口号，而是一个公平的起点和一个合理的果实分配机制。
而这种分配机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靠温情呼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下，分配永远是向资本倾斜的；利润总是优先回报投资者，而不是劳动者。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重建劳动者的政治权力和集体力量。必须建立一个真正以劳动为中心、以公平为原则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一个社会，如果无法让劳动者分享到发展成果，那这个社会就不配谈希望、不配谈未来。
躺平，是年轻人对不公正的回应，是一场沉默的反抗，是对这个制度的最沉重控诉。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清醒者。他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这个剥削劳动力、奖励投机的制度。有问题的是那些坐拥资产却要求别人奋斗的冷血精英。有问题的是这个口口声声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却把机会锁进既得阶层保险箱的游戏规则。
真正的解决办法，不是再喊几句励志口号，不是再开几个就业讲座，而是让劳动获得尊严，让付出获得回报，让年轻人看到通向未来的桥，而不是被遮住的墙。躺平不是终点，但在重新站起来之前，他们需要先说出这句真话：“我不是不想奋斗，是这个世界，分不到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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