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不断提高。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外部力量中，西方智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社会的“中国观”，也越来越明显地打上了智库的烙印。
在日益频繁的互动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外部力量中，西方智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社会的“中国观”，也越来越明显地打上了智库的烙印。
“中国话题”背后的智库运作体系
中国实力的增强及国际影响力的稳步提升，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西方相对实力地位转换的加速，直接推动西方主要智库越来越关注“中国话题”。近年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特中心、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多个著名智库纷纷组建了“中国研究”或“东亚研究”部门，集中力量从事涉华问题研究。对中国来说，西方智库不再仅仅是外部观察者，他们已经成为参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另一股力量。西方智库近年来对中国话题的关注和研究，经历了由远及近、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以美国智库为例，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从早期的汉学、历史文化，到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战略、台湾问题，再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社会等诸多方面，涉及的点和面都越来越广，分析也越来越有深度。通过立体性扫描和全方位透视，主要智库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展示了多角度的“中国观”。
由于西方智库是知识精英、舆论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汇聚地，具有知识与政策的桥梁、政府与公众的媒介等特点和优势，所以总体上看，西方智库的“中国观”对国际社会“中国观”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制造和传播“中国观”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热点问题，生产“中国观”
智库是知识、智慧和思想的一个集散场所，最重要的是要产生出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知识，思想和观点是智库的第一要素。智库提出的观点、思想和主张要引起社会的关注，对知识界和政府部门产生影响，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紧紧抓住当下热点问题，并对这些实际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深刻分析，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西方智库的涉华研究，更是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特性，他们力图通过研究“中国热点”，以便产生“中国观点”。他们在涉华研究中的议题选择和倾向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舆论风向标的作用。近年来有关中国的“威胁论”、“责任论”、“崩溃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南海问题、两岸关系问题等持续发酵，能源等问题成为新的热点议题，其背后都有智库的长期研究所推动。以2011年为例，西方智库一方面紧紧抓住中国国内的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如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加入WTO十周年、重返联合国40周年，以及首艘航母试航，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寻找议题，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上的反应及政策调整，如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能源问题等，就成为境外智库观察中国影响力和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围绕上述热点问题，西方智库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报告，如《与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接触》、《建党90周年》、《加入WTO十年后的中国贸易政策》、《新丝绸之路：中国在大中东的能源战略》、《台湾2012年大选与两岸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中国的新左派与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模式辩论》，这些报告以热点为抓手，提出了很多观点，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2、借助自有渠道，展示“中国观”
西方智库不仅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己任，也越来越注重对外展示其涉华研究成果。其自身具备的传播渠道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出版涉华著作或研究报告。他们对与中国相关的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最为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公开出版的专著或者发表报告。二是自办刊物。目前，西方智库大多有自己的刊物，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基金会有《外交政策》、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等，这些刊物经常刊登自身研究成果和其他学者的涉华评论文章。三是创立官方网站。各主要智库都设有公开的网站，其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会等各种文字和音视频资料一应俱全且网站的更新和维护非常及时，为学界、媒体界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接触渠道。四是举办学术交流活动。西方智库经常主办与中国话题相关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政界、学术界、其他著名思想库、主要媒体的“中国通”齐聚一堂，集中阐释自己的成果。
3、通过社会媒体，传播“中国观”
除了自有媒体，西方智库还非常注重利用其他社会媒体，广泛传播其“中国观”。由于媒体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其本身不具备生产思想的功能，缺乏对重大事件或政策的独立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借助智库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对公众进行新闻报道和评论。而智库就利用了这一点，借助社会媒体的传播，放大自身舆论影响力。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几个大型智库几乎都设立有专门的公关部，负责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沟通和联络。智库研究人员借助大众媒体，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引发公众关注，形成公众舆论和“社会共识”。每当某一涉华问题出现新变化或有新的热点事件发生时，那些长期跟踪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研究人员即成为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观点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出去，转化为影响国际舆论的资源，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4、紧密联系政府，推销“中国观”
智库作为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机构，其产品主要体现为政策建议，其主要目标受众是决策者。因此，西方智库非常看重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西方国家，尤其以美国最为典型，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往往能够将其精英安排到政府机构任职，使研究人员从政策分析家转变为决策参与者，从而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此外，通过在大选期间担任候选人的政策顾问，邀请政策制定者参加私人午餐、内部会议，保持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的密切私人关系，邀请前政府官员到智库任职等方式，也成为智库联系政府、推销其观点的有效途径。例如，美国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三任总统的首席亚洲顾问李侃如、韦德宁、和贝德都曾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
5、广泛合作对话，包装“中国观”
为了增加研究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西方智库也越来越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以及吸纳中国学者的参与。通过人员的交往、国际研讨或者正式结成智库网络，智库跨国性研究活动日益增多，科研项目的国际化倾向更为突出。很多国外智库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不断与中国的一些大学联合建立研究机构，或对一些智库进行资助。例如，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网页这样介绍它的定位：“中心致力于创建中国的一流智库，在围绕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及维系良好的中美关系的诸多重要领域提供独立、高质量及有影响力的政策研究。中心给予学者实地的研究支持，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供前沿性的研究及分析，并且为中美双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加强双方的对话与合作。”
图：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西方智库还经常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和研究。此外，一些华人学者也充当着各国智库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不乏很多国外智库中国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和管理者，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等。通过广泛合作，尤其是中国学者以及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相关涉华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的确有所增强，其提出的“中国观”也更容易被接受。
启示与建议
基于上述对西方智库塑造“中国观”途径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展示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提供更多来自我们自己的“中国观点”，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1、加强国内智库建设，争取塑造“中国观”的话语权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们的智库建设尚在发轫和起步当中，虽然数量比较多，但被公认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还比较少。与美国智库的强大舆论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相比，中国智库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现代智库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泉源，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体现。因此，我们进一步加强智库建设，也就是在加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
第一，鼓励国内智库深入研究国际涉华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特别要对外解释好中国发展的成功模式，精确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智库专家要致力于将自己的研究推销到海外，参与国际辩论;也可以适当聘请国外专家来华工作。
第二，引导国内智库不仅仅研究本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国际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与胸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熟悉国际智库的运行特征与话语模式，力求建设与大国地位、形象和需要相匹配的国际化智库。
2、加强对西方智库的整体研究，及时预判其涉华舆论动向
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智库涉华研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同时更要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借鉴欧美政府对智库的宏观管理体制和智库自身的内部管理机制，研究其发挥舆论影响力和意见领袖角色的主要途径，加强对其整体涉华研究的动态把握。
第一，要时时跟踪西方主要智库的研究报告，深入分析其主要观点内容、传播范围、影响程度，准确判断舆论总体态势，及时发现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
第二，要积极借用智库涉华研究中与我有利的观点和话题，通过与相关智库对话、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争取让这些研究观点成为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力量，以获取更多的国际舆论支持。
第三，对于一些智库为吸引注意力而发的“奇论”和耸人听闻的“怪论”，如“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等，我们一方面不要盲从或被这些智库的报告所“忽悠”，另一方面，也要及时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开展研究，用事实说话，开展有针对性的反驳。
3、加强与国际主要智库的交流对话，积极提供中国观点
从一定程度上讲，与西方智库的交流，就是与西方精英舆论的交流。只有在不断互动交流中，才能充分交换信息和意见，以接触促进相互了解，减少敌意，扩大共识。因此，进一步加强与主要智库的交流，有助于我们在“中国观”产生的源头发挥影响力。
第一，鼓励国内高水平的智库参与国际交流，在各类国际论坛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通过与国外智库、媒体等的交往，全面深入地向国际社会说明我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主张，帮助国外精英受众较为客观地了解中国，进而理解中国。
第二，发挥智库“二轨外交”的作用，通过智库专家之间的战略对话、交流，对官方交流起到事先沟通、事后补充、发生危机时保有对话渠道，增进双方彼此信任的作用。
第三，在与其他国家智库的交往中，学习和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不断完善自身的日常运作、营销策略和发展思路，在学习中摸索出一条既适合中国智库在本土的壮大又能同世界接轨的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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