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所有实力对比中，中国与美国的情报实力差距最大，而且很可能永远也赶不上。如果以美国的情报实力为100的话，中国恐怕连5都做不到。
一、中美情报实力差距巨大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美的价值观根本不同
中美情报实力差距极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情报系统在获取情报和实施颠覆时是无所不用其极，毫无道德底线的。举凡暗杀、酷刑、绑架、跟踪、盗窃、色诱、利诱、造谣、诽谤、发动小型特种作战等等，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卑鄙无耻的手段，无不成为美国情报系统的基本行动指南。
美国情报系统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像007系列电影，汤姆·克鲁斯的系列间谍电影，都有中央情报局驻好莱坞的机构参与策划，把中央情报局肮脏龌龊的行为变成了英雄美女的幻象，给中央情报局罩上一个爱国主义光环，为中央情报局行为的合理化准备了舆论，也为中央情报局招募特工人员提供了幻想。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卸任国务卿彭佩奥曾2019年4月15日在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演讲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我曾经是一名CIA局长，我们撒谎、欺骗、偷盗，我们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 “这正是美国实践的荣耀”。
肯尼迪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希尔斯曼在他的著作《美国是怎样治理的》一书中指出：“中央情报局合法地垄断了间谍活动和隐蔽的政治行动，即在外国支持亲美政党，策动政变，维持秘密军队（如该局在老挝的行动），策划叛乱（如古巴的难民旅曾企图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后导致猪湾事件）。”
他还指出，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已经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一，情报活动的保密性使该局可以致政府其他部门于不顾而执行自己的政策。第二，当情报机关把行动、政策和收集情报三者融合起来时，它就可能把收集到的情报为自己的政策服务。第三，阴谋策划和秘密活动的气氛不可避免地会弥漫于全国各个领域，以致威胁到情报机关应予保卫的社会本身。第四，中央情报局是一个国中之国。有两名记者指责说，‘当今美国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有形的，另一个是无形的。他们认为‘这个无形的政府已经获得了准独立地位和自己独有的权力’，以致人们不禁怀疑‘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公开的一面遵循的是一个方向，而通过这个无形政府执行的政策却走向相反的方向’。还暗示，‘无形政府’甚至可以违抗总统的旨意。”
希尔斯曼说的是70年代的情况，自那以后，虽然美国的情报机构不断受到美国社会的抨击，但其规模大大扩展了，其权利也大大扩展了，而美国社会对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已经彻底顺从了，在本文后面，我们将大段引用斯诺登的话，看看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怎样的警察国家和警察世界。
美西方的基础价值观就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只要能够胜利，任何手段都是合法合理的。如果说西方人5000年来都是在不停顿的屠杀中度过的，那么还有什么比大规模屠杀更没有道德底线呢？
在这方面中国永远无法与美国、与西方比，永远追不上美西方在屠杀方面的“先进程度”，也永远追不上美西方在情报方面的无耻程度。中国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永远也不可能打造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情报系统。正因为这样，美国情报系统在无底线挑战中国时更显得肆无忌惮，因为中国没有手段也没有价值观基础像苏联和俄罗斯那样报复他们。
对中美的这个差距，所有中国人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干不了美国那样的脏活，在美国的脏活进攻面前，我们的进攻和反击能力极其有限，我们最大的可能还是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屏障和防御措施，如果你觉得这使你不自由，那么对不起，中国为了国家安全而对自由的限制比美国要少得多，也道德得多。
二、美国情报系统的发展与美国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因而获得了极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利。
美国的情报体系起始于联邦调查局前身的发起和联邦调查局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阻挡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命令司法部长帕尔默组织专门的调查队伍，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终身领导胡佛应运而起。威尔逊是美国知识分子的代表，威尔逊为美国政府设计的这种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政策，就是美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基本逻辑。
胡佛派遣专职特务打入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社会党内部，通过监视、跟踪、入室盗窃、绑架，栽赃陷害搜捕了上千人，绝大部分人都被美国法院无罪释放。联邦调查局开始和大学教授合作，设计出一整套栽赃陷害的攻略。美国共产党基本被联邦调查局打垮，美国社会党曾经成功成为美国第三大党，获选票近100万张，其成员被选入许多城市政府，但最终仍然被联邦调查局打垮。所以美国情报系统的“脏活”已有整整100年的积累了。
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麦卡锡迫害中联邦调查局起了关键作用。从30年代开始，联邦调查局就对美国主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进行跟踪调查，甚至包括所有总统候选人，所以当一个人当上总统时，他已经被联邦调查局调查了个底儿掉，对胡佛和联邦调查局非常恐惧，不敢纠正联邦调查局的违法行为。当然，他们也喜欢利用手中的权力让联邦调查局提供自己政治对手的私人信息。所以每一届总统都痛恨胡佛，而他们又都给胡佛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
胡佛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几千万社会名人的档案库，全是这些人的各种隐私，这些人的言论或行为如果越界，媒体就会得到这些人的隐私信息，也可能会收到一张税务局的清单，他们不但会身败名裂，而且会把牢底坐穿。
60年代末的反越战运动给美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联邦调查局使用了各种卑鄙手段来对付这些左翼知识分子，里根就是联邦调查局在好莱坞的卧底，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清扫中都起了很大作用，在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他最终当上了美国总统。所以美国许多政治人物打根上起就是政治流氓，他们深谙此道。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中的各种情报系统迅速发展起来，各军种和国防部都设立了许多情报机构，更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设立的在战争中为总统决策做情报服务的战略情报局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战后杜鲁门总统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他非常厌恶战略情报局的巨大权力，另一方面，他又面临一个如果取消战略情报局，就必然把国际情报的收集和国际情报行动的权利交给权力已经非常大的联邦调查局和胡佛的手里，而他更为痛恨胡佛。
就是在这种纠结中，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中央情报局是一个违反美国宪法，直接由总统领导、向总统汇报和负责，其资金由总统特殊基金直接支付，而不需要通过美国国会的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应对战争而通过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成了中央情报局的法律基础。
这样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总统就成了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总统利用中央情报局建立自己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政绩和意识形态斗士的形象，来获得竞选红利；而中央情报局则利用总统的这种心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甚至用欺瞒和直接违反总统命令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行动逻辑来采取行动策略。两者的目的都是为避开美国最基本的民主设计，即国会权力。
希尔斯曼指出，中央情报局“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是南方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联盟的核心。这些因素使谙熟政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用来对国会施加很大的影响。肯尼迪不得不留任联邦调查局的埃德加·胡佛和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这绝不是偶然的。”
在冷战中，中央情报局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凯南所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冷战主要工具。胡佛死后，中央情报局的权利和资源远远超过了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局长成了综合所有情报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情报界代表，但是美国情报系统的内斗远没有停止，并直接导致了911的发生。
911之后中央情报局从巅峰跌落，美国政府设立了情报总监和国土安全部。汇总情报资源，直接向总统汇报的责任落在了情报总监及其办公室身上，中央情报局局长失去了直接接触总统的特殊权利。
美国情报系统的这种超常发展和获得极大不受控制权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分权制中权力制衡带来的权力斗争，这种权力制衡和权力斗争，最终把美国演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警察国家，也使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的秘密警察。
三、美国情报系统强大的第3个原因是，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警察国家和警察世界。
同时发生的另一个进展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情报系统的格局，这就是互联网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尽管今天的情报系统仍然离不开“斗篷与剑”，中央情报局的行动部成员仍然占全部成员的1/3以上，但收集情报的主要工作已经由大大扩展了的国家安全局来承担了。
斯诺登的叛逃揭开了一直掩盖在神秘面纱下的国家安全局的真面目。国家安全局隶属美国国防部，到斯诺登时代，已经监控美国每一个可以使用电子信息的公民以及全世界使用电子信息的公民。
以下摘录自《斯诺登回忆录》：
“我参与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这一代不只是重新设计情报工作；我们全面重新定义情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秘密会晤或暗中交换消息，而是数据。……我坐在终端机前，可以几近无限地取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讯，只要人们曾经拨打过一通电话或碰触过一部电脑。这些人当中，包括三亿二千万美国同胞，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不仅严重违反美国宪法，更是违背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如果人们在线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报告自己的近况，从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况，那么企业只需要设法将自己挤进这些社交互动之中，再从中获利即可。这便是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开端，也是我原先所认知的网络的终点。”
“私营企业不断利用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巩固他们自家产品或服务的市占率。科技巨擘垄断了美国民众的网络生活，绝大多数人使用的是谷歌电邮、脸书社群媒体与亚马逊电商平台，而美国情报体系充分利用这一点，除了直接下令要求这些公司交出登入系统权限，私底下更从未停止入侵的尝试。我们的个人资讯为这些企业带来巨大获利，政府却不花一毛钱窃取这些资料，这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棱镜计划让国安局可以定期由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YouTube、Skype、AOL及苹果收集资料，包括电邮、照片、影音聊天、网络浏览内容、搜寻发动机搜寻，以及所有储存在他们云端的其他数据，将这些公司变成知情的共犯。不过，上游收集更具侵入性。它可以固定从私部门网络基础设施，像是全球网络流量的转换器与路由器，经由太空卫星和高容量海底光纤电缆，直接抓取资料。这项收集是由国安局特别资源行动小组负责，他们打造秘密监听设备，植入全球网络服务供应商的企业设施内部。加总起来，棱镜计划（由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强制收集）和上游收集（由网络基础设施直接收集），确保全球信息都可受到监视，包括储存的与传输的信息。”
斯诺登说的“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指的是，在联邦调查局时代，联邦调查局通过电话、信件等手段监控美国有影响力的人物，重要人物和关键岗位的联邦雇员；在中央情报局时代，这一功能的一部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而在国家安全局时代，已经演变成无差别地通过电信和网络监视所有使用这些交流工具的美国公民和全世界人民。
在英国《卫报》拍摄的《斯诺登》专题片中，斯诺登在香港接受《卫报》记者采访时展示了他手中的工作站，据他说这台电脑接上国家安全局的系统后可以监控、跟踪20亿人，而国家安全局有10台这样的工作站。国安局在美国挖空了许多山洞，将他们窃取来的资料储存在这些山洞里，这些山洞极其坚固，可以抵抗氢弹爆炸。
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使我们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能达到不朽了，因为如果发展核大战，全人类都被消灭了，但是我们的个人资料仍然在美国的山洞中完好的保存着，等待着未来某个遥远的星球中的生物来窥探。美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从这一点来看还真有点道理。
斯诺登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披露了，早在他之前就有人向媒体透露了美国政府无故监听所有美国民众的事情，他说美国政府的反应是：
“布什政府更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告诉凯勒与《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舒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说，如果《纽约时报》登出了政府无故窃听美国民众的事件，将会助长美国敌人势力与孳生恐怖主义。不幸的是，报社被说服了，并舍弃了该报导。”
显然，美国媒体完全清楚他们自己以及全体国民都被监视的情况，而他们仍在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的“自由”，他们和美国政府在利用“自由”反自由的行动中完全是合谋。
关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监察活动，美国记者韦纳在他的两本关于这两个机构的书中做过一些披露，其他的书也有许多披露。我们在美国时也有所了解。2000年我们在美国国家公园游玩时，碰到过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不无炫耀地跟我们说，他可以在他们的系统中了解我们的一切，因为联邦调查局对每个从中国到美国来的人都进行长期电话跟踪，直到系统解除警报。
1993年，美国前驻华武官，空军准将韦伯将军曾给过我们他家里的电话。2000年我们决定在美国定居时给他家里打过电话，他告诉我们，他家里的电话都是被监听的，我们给他打电话会给自己找麻烦，他说如果有事儿找他，可以给他写电子邮件。但是现在美国对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自己人的全面监视已经无所不在了。
斯诺登在他的回忆录中控诉，正是美国民主分权体系中的三大机构的刻意而为，使美国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的：
“美国过去自诩为容忍异议的泱泱大国，如今却变成专制的警察国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威胁、下达“放弃抵抗”的命令。”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计划，尤其是它的国内监视计划，完全藐视第四条修正案。该机构的说法基本上是，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不适用于现今社会。他们既不把你的资料当成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资产，也不把他们收集资料的行为当作‘搜查’或‘扣押’。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你已经将手机里的记录‘分享’给了‘第三方’——也就是你的电信商，因此你已经失去了宪法保障的隐私权。”
“立法部门，也就是国会两院，很乐意放弃他们的监督角色——美国情报体系的政府及承包商员工越来越多，然而能得知美国情报体系的能力范围和行动内容的国会议员却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委员会成员能够在密室会谈中得知。而且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能知道美国情报体系的部分行动，而不是全部。偶尔会进行公开的美国情报体系听证会，这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立场竟然非常明确——该机构不合作、不会诚实公开，最糟的是，透过保密法规，他们会强迫美国联邦立法机构配合他们的欺瞒。”
“政府机关只要在经费许可范围内便能雇请承包商，而且要多少都请得起。这些公家机构仅须到国会几个专门委员会作证，强调恐怖分子正威胁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骇入我们的电子邮件，中国入侵我们的电网。国会对这类形同威胁的请求从未说不，还真的屈从美国情报体系的要求。”
“意外的是，司法部门的失败却更令人失望。监控美国情报监视的外国情报监控法院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秘密进行会谈，且只听命于政府。它是为了发放收集国外个人情报的搜查令而设立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别宽容，该机构提出的要求几乎超过百分之九十九都会同意。这样的数字让人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橡皮图章，而不是谨慎的司法过程。”
“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民间团体想要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行为，召开联邦法庭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政府不会为自己辩解，说那些监视行为是合法或合宪的，而是宣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它的委托人完全没有出庭的权利，因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无法证明这个委托人实际上真的有被监视。……让我觉得厌恶的是，二○一三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结果接受政府的判决理由，驳回一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针对全民监视发起的诉讼，甚至不去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局行为的合法性。”
“最后就是行政部门了，他们是导致这个宪法漏洞的元凶。在九一一事件之后，总统办公室透过司法部秘密下令准许进行全民监视。在那之后，行政越权的情况持续发生，两党都试图单方面行动并发布巧妙地规避法律的政策指令——不会被挑战的政策指令，因为保密法规确保他们不会被福斯知道。”
“只有三个部门独立运作时，宪法系统才能完整地运作。这三个部门不只是失败，而是刻意失败并且合作，结果产生了不被惩罚的文化。……美国情报体系认为自己高于法律，而这套规则如此遭到破坏，证明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比起创造出这套系统规则的人，美国情报体系更加了解这一套，他们利用这些知识来获得好处。他们钻了宪法的漏洞。”
“美国政府在全然漠视开国宪章之下，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且一旦尝过这棵毒树的果实，便陷入狂热无法自拔。在暗地里，政府掌握全民监视的权力，这种权威就定义上而言，对无辜者的伤害远大于对犯罪者的伤害。”
“虚构造假向来是情报体系最黑暗的一面。单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同一批机构便操弄情资以营造战争借口，并且使用非法政策与隐讳的司法权，将绑架视同‘异常拘留’、将刑求视同‘强力侦讯’、将全民监视视同‘大量蒐集’。”
“我们最终必须得面对自己，纵容屠杀与滥用权力并非专属于美国行政机关与情报单位，而是存在于美国所有民众的心中，包括我个人在内。”
斯诺登是地道的美国人，祖孙三代都在军队中工作，他的回忆录叙述了他们家庭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美国是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的教育，而他的工作实际与他所接受的教育产生了巨大冲突，他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为国家所做的和国家所宣扬的之间是这样南辕北辙。但毕竟了解美国这些黑暗本质的人是极少数。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当斯诺登事件被大肆报道，当多数人都知道了美国政府运作的内幕时，斯诺登事件却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媒体没有指责情报系统，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系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有人评论说，美国人民认为违反自由民主人权就是在维护自由民主人权。
看，美国人民，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
四、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从未改变，美国情报系统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
美国情报机构在100年间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方网站，2020年美国全国总情报预算是858亿美金，包括美国18个情报机构的所有预算，含CIA和FBI等。其中军事情报预算231亿美元。
这18个情报机构是：2个独立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和中央情报局（CIA）；9个军事情报机构：国防安全局（DIA）、国家安全局（NSA），国家地球空间情报局（NGA），国家侦察办公室（NRO），以及五个兵种的情报部门：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以及太空部队。其他机构的7个情报部门：能源部的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国土安全部的情报与分析办公室、美国国民警卫队情报处、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毒品管制局的国家安全情报处、国务院的情报与研究局、财政部的情报与分析办公室。
中情局没有披露人员和预算，据网站 https://people.howstuffworks.com/cia.htm 2006年的文章，caroline wilbert分析，中情局大约有20000名工作人员，其中1/3是“卧底”。
除美国的这些正式情报机构之外，美国的驻外媒体人员，美国公司的驻外人员，美国的外交系统，美国的科研人员，美国的大学教授等等，有许多都是受过情报培训的，他们都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外围人员，过去他们受到了向美国情报机构写报告的要求，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比较少了，因为他们向公司或自己部门写的报告，他们个人的文章甚至他们个人的草稿，已经通过组织的和个人的互联网后门直接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系统。
每个美国驻外使馆都有各种各样的情报人员，美国的外交人员也都受过情报方面的培训，此外，美国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驻外使领馆都雇用了大量当地人员，发展了许多外围组织。例如根据审计资料，美国光在香港领事馆就有2000人，（金将军说有1000人，显然他的情报是错误的）。他们在大陆掌握和指挥的恐怕至少有几万人。
美国的情报机构与美国的各种战略智库、外交智库和其他智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央情报局与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有非常强大的关系，与世界上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也有强劲的关系。这样美国的情报机构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包括政府机构、大公司、智库、大学、基金会，以及世界上跟从美国的国家和组织的极其庞大的情报网络，美国总的情报支出，其数额极其庞大，没有人能知道到底有多少。
纽约州宾汉顿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佩特拉斯2001年12月15日发表于其个人网站的文章《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与秘密警察进行慈善合作的有据可查的案例》指出：
“中央情报局利用慈善基金会作为最有效的渠道，将大笔资金输送给机构项目，而不提醒接受者注意资金来源。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现在，中央情报局对基金会领域的入侵是巨大的。1976年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主要基金会在国际活动领域的700笔拨款中，有近50%是由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谁给吹笛子的人出钱？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弗朗西斯·斯通诺·桑德斯，格兰塔图书公司，1999年，134-135）。中央情报局认为像福特这样的基金会是‘最好和最可信的一种资金掩护’（同上，135）。根据一位前中情局特工的说法，受人尊敬和有声望的基金会的合作，使该机构能够资助‘影响青年团体、工会、大学、出版社和其他私人机构的看似无限的秘密行动计划’（第135页）。后者包括从1950年代至今的‘人权’团体。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是最重要的‘私人基金会’之一，该基金会在文化冷战的重大项目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智库观察（Think Tank Watch）网站2017年4月18日文章《智库与中情局》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海外的智库，都充斥着前情报界人士。布鲁金斯学会甚至在几年前成立了自己的迷你中央情报局，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刚刚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讲话。”蓬佩奥退职后已经进入了智库哈德逊机构。
很多人认为美国没有举国体制是一个重大缺点，但是美国在对外情报、颠覆和战争政策上，或者说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举国体制，中国人至今都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许多所谓专家、教授和官僚，实际上在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的军费支出大约是中国的4倍，美国的外交费用支出大约是中国的6倍，由于中国情报支出的数额并不清楚，有美国研究人员估计美国的情报支出大约是中国的10倍或10倍以上。中国经济的总收入已达美国的70%，而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支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4到1/10，中国在美国的情报进攻面前处于怎样一种形势，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前中央情报局高官维克托·马凯蒂和约翰·马克斯由于对中央情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的那些龌龊勾当不满，退出之后于1974年写了一本书《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这本书由法院判决必须由中央情报局审查并删除有害内容后才能出版，因此书中满是此处删去多少页多少行，尽管如此，书中还是揭露了少量情况。
例如，中央情报局与各大私人基金会、政府设立的基金会都有密切的联系，甚至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拥有当时五大航空公司中的两个，即美国航空公司和南方航空公司，同时还拥有美联航的股份。60年代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西藏地区空投他们的情报人员和经他们训练的藏人武装，就是由美国航空公司进行的。美国在拉美的许多行动，包括入侵古巴，是由南方航空公司进行的。
他们在书中指出，“中国是美国的死敌，而中央情报局认为，凡是可能煽动的国内混乱增加一点，都能使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并已开始试验远程弹道导弹的国家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少一点。”要知道70年代初，正是中美关系开始起步的时候，美国的许多政治人物都开始调整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但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一直把中国当成死敌，不断地进行渗透、收买、刺探、造谣、污蔑和栽赃。由于中国反情报机构极为“菜鸟”，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可以说是规模极大的活动从来没有被公开揭露过。
所以中国网上的谣言，有许多是国家安全性质的，由于这些谣言的设计都非常专业，一般人很难分辨。但是有一些还是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例如在美国，因警察滥杀无辜而引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如火如荼，社会撕裂加剧的时候，中国的网上突然出现大量攻击黑人的帖子，分析这些贴子的手法，可以说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做法是非常相近的。
维克托·马凯蒂和约翰·马克斯指出，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颠覆战，手法之一，就是收集和使用具有一定基础的事实，通过引申、歪曲和放大，制造社会不满，引发社会动荡，进而迫使中国政府在解决内部问题上疲于奔命，无力顾及国际问题，如果能直接引起社会颠覆就更好。
可怕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的情报进攻面前，几乎是一无所知。我们曾经跟几位部长级的官员讲过，他们到美国访问，他们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有亲人在美国的，他们的所有联系都是被美国情报系统跟踪的，他们在国内的通讯只要没有加密，也都是被美国跟踪的，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相信。
中国在美国的情报系统面前，就像一个被扒光了的美女任人窥探。孟晚舟事件就是一个缺乏警惕性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典型事件。香港的暴恐行动则是另一个典型。香港问题和新疆问题以及中国国内网络上的制造谣言，是美国庞大情报系统行动的几个重点。所谓的“实验室泄毒”问题，原本已经被美国的情报系统否定了，由于拜登政府正在改组美国的情报系统，并以此为压力，迫使情报系统制造谎言，因此也成了情报系统的行动重点。
（：于中宁，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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