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新的战略形势，中国不能“刻舟求剑”
——关于“保持战略定力”与“重大战略调整”
张志坤
当前的全球形势波涛汹涌、波诡云谲，中国难以置身事外，也不可能置身事外，正经受一波接一波的强烈冲击，中美两国高级别官员会晤不断就是表征，这不是什么好事，而恰恰说明中国被可恶并危险地盯上了。
在此形势下，中国国家主权与民族安全等诸多要害问题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和紧迫，由此导致舆论场上议论纷纷，譬如世界会不会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热核战争，美国会不会同中国摊牌，会不会发动对中国的军事打击，等等。种种担心忧虑之下，各类不着边际的说法满天飞，看起来很有些人心惶惶的样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做才是中国行之有效与正确的应对方略，这一问题急遽上升成为学术和舆论的焦点，为此，有人主张要“更加开放”，有人主张应再次养晦韬光，还有人主张要“备战备荒”等等，其中有两种说法互相映衬，也可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争论，呈现隔空交火的奇诡现象：
其一是“保持战略定力”说
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在空前的战略暴风骤雨冲击下，中国应保持既定的方针政策、格局部署以及步骤节奏，不必慌张，不能乱了方寸步，改革开放以来所确定各种条条框框不能修正，不能更改，要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譬如坚持中美关系要坚持“重回正轨”，要坚持全球化、国际化，要坚持“结伴不结盟”之类。
其二是“重大战略调整”说
这种说法认为，在新的战略形势面前，中国必须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必须积极主动作为，进行内政外交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以求在应变顺变中发展自己，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譬如加强同俄罗斯等国的战略联合，高举反霸斗争大旗，坚决同美国做斗争等等。
上述两种说法各有各的调，个吹各的号，都能否逻辑自洽自成体系，也似乎都言之成理。但问题在于，究竟应该对这样两种说法做怎样的评价呢？
我们说，两种说法都部分正确，但都不能绝对，都各有得失利弊。
“保持战略定力”从基本原则和大方向的角度说无疑正确，因为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中国向上发展、力量日益增长壮大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因而中国无须改变自己既定的大战略、大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四个自信”不动摇，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不动摇，不能因为一些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及所谓的“白天鹅”、“灰犀牛”之类的东西就张皇失措、举棋未定，这个基本的战略动力必须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但仅仅这样还不行，仅仅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将其机械化、绝对化，往往导致自缚手脚、消极被动，不知权变、不敢权变、不愿权变，将造成战略上“刻舟求剑”的呆板状态。战略策略上“刻舟求剑”的行为极端致命，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样反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在正确判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形势发展的前提下，中国还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进行重大战略调整，“重大战略调整”的说法适应形势要求、势所必然。
乌克兰战争昭示，剧烈的动荡、改组与重塑乃是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战略形势的主要特征，呈现突出的“乱世”形态；战争期间美俄两国的激烈搏斗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规则不可改变，没有任何秩序不可颠覆，没有任何手段不可使用，国际政治与战争生态更加恶劣。这些都已经为人们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秩序正在重构，全球战略秩序集团化、联盟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美国正全力打造空前规模的反俄阵营，发誓要扼杀俄罗斯，而俄罗斯则公开要宣称终结霸权统治下的世界秩序。
面对如此这般动荡激烈的严峻形势，中国要想不被孤立隔离，不成为孤家寡人，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以自己为核心打造一个新的统一战线，要么在美俄之间选边站队，想走折中路线，如同当年美苏争霸期间那样作为战略第三方居中已经不可能、做不到了，当今世界已经没有这样的战略空间，不存在这样的战略余地。
因此，中国面临新的重大战略抉择。
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绝不能站到美国一边，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将成为美国的附庸，一切所谓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都将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配合美国打垮俄罗斯，对中国不啻是一场战略灾难，接下来美国将更加得心应手的驯服中国、压倒中国，中国将因此失去战略自主，失去民族复兴。
中国也不能像当年“一边倒”那样倒向俄罗斯，现如今的俄罗斯既没有充当这等战略核心的资质，中国更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战略支配，中国也好，俄罗斯也罢，他们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中俄高水平的战略联合。目前这样的联合正高位运行，并向着更高和更深层面推进。
展望未来，中国的战略出路在于，以中俄战略联合为核心，争取世界广大中间地带力量，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和平发展统一战线，这个新的统一战线反对战争，反对霸权肆虐，反对西方资本垄断和技术垄断，这个战线同霸权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必然是新的政治军事大联合，这个大联合不是要诉诸战争，而恰恰是为了反对与遏制新的世界大战。果然塑造与壮大了这个战线，则人类和平将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否则，则未来和平将岌岌可危，大规模战争的危机就将急剧增加。
要实现上述这一系列艰巨的战略工程，中国就必须相应地进行诸多方面“重大战略调整”，实行战略转型（参阅笔者2014年文章《面向未来的中国大战略》、2022年《推动我国发展前进的战略转型》等文章），要从主要面向西方国家转向主要面向俄罗斯等非西方集团及广大第三世界，要推动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从经贸联系为中心，转向以安全关系为中心，要从致力于全球化的战略路线，转向为打造统一战线的战略路线，要解放思想，突破既有诸多条条框框，立足于新背景、新环境，要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前景以及运行轨迹给予新的认知与评估，大幅度修改自己的战略政策与行动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抢抓机遇、夺占先机，做到在战略上制人而非受制于人，才能赢得应有的战略主动。
当然，在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中国还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所谓的战略调整应该稳扎稳打、不能大轰大嗡，更不能搞得鸡飞狗跳、天下骚然、自乱阵脚，像抗疫之初一些城市那种集体性抢购蔬菜、囤积粮食的骚乱应该坚决杜绝。也不能搞投机取巧，不能奉行机会主义那一套，譬如对台作战之类，仍然必须坚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大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在思想舆论上则应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做深做透做到位，坚决纠正国际政治学术界西方话语体系居主导地位的恶劣现状，坚决纠正网络舆论上一些人热衷于一惊一乍、动辄就要天塌下来一般的恶劣习气。中国民间有句谚语说得好，咬人狗儿不露齿，在这方面，现如今的中国应该说差距明显。正如人们所看到的，现如今很多时候中国只是像一条使劲叫唤的狗，而不是一条敢于扑上去勇敢撕咬的狗。
因此，中国必须辩证而全面地处理“保持战略定力”与进行“重大战略调整”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补充而不是彼此否定，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也要避免战略上刻舟求剑；既要积极进行重大战略调整，要为应对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未来做好相应的准备，又要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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