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背景下的美国次贷危机
［印］Ｃ．Ｐ．钱德拉塞卡尔著 房广顺 徐明玉 译 国外理论动态
印刊《马克思主义者》2007年秋季号刊登了CP钱德拉塞卡尔题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危机》的文章，认为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为了回应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爆炸性地扩张金融资本，这直接导致了当前的次贷危机。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处在恐慌之中。由于金融的不稳定而导致的危机一触即发。金融市场的现状是：流动资金紧缩①，投资者和消费者日渐谨慎，美元贬值。尽管目前经济萧条的状况并未出现，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已成定局。这是近十年来，第三次发生经济衰退。在此之前的两次分别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0年的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与前两次的情况相似，这次危机的诱因亦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下，主宰全球经济的金融公司及实体贪图利益且管理不善，由此引发投机潮。
全球性的大幅经济增长日益罕见，因而爆发周期性危机的趋势更具特殊意义。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长期以来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二战”结束之后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结束。到那时为止，人们对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信念已经消失殆尽。需求管理政策即是政府通过调节消费来遏制长期困扰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对于凯恩斯政策的抵制导致了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持续下降。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37％）、80年代（3％）、90年代（26％）以及21世纪前五年的增长情况（25％），我们会注意到增长率在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每年25%的增长幅度都是可观的。
关于经济稳定的辩护性解释
除去中期一段时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稳中有升，虽然幅度不大，但也保持了相当水平。而且，这段时期也保持了史无前例的低通胀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理论界人士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辩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20世纪末经改良之后再次焕发了活力。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率降低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代资本主义自身有能力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改良，从而促进了生产力周期性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的相对高增长和无通胀成为可能。生产力的进步既提高了人均收入，也弱化了实际工资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必然联系。新资本主义革新的本质是微处理器和信息技术产业下衍生的“新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知识远比经济成功、金钱和机器更重要”。因为这种变革使各经济部门提高生产率成为可能，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不再专属“制造业——一个40年来经济萎缩的部门”。这些大规模的经济技术变革被认为转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全面提高了生产率，同时有力驳斥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能长期保持高增长、低失业率和稳定物价这一论断。
第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带来的金融领域的转变被看作促进了已有机制的发展。这种机制的进步防止了暂时性的经济挫败或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为经济萧条。“证券化”的实施经常被作为实例来证明金融改革稳定了资本主义发展。这是一个银行创建信贷资产的过程。比如将汽车、房产或者个人贷款以不同的组合捆绑在一起，来创建一种新的金融资产（证券）。这种资产的价值来源于它们背后的原资产的价值。银行定价将这种证券出售给其他金融投资者。于是这些投资者便承担了被拖欠还款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也有资格享有原资产所承诺带来的收益。因为不同种类、不同风险度的资产以证券的形式被捆绑在一起，投资者认为证券投资的平均风险自然会降低。与此同时，银行本身通过证券化的过程将风险转嫁到投资者一方，从而降低了自身承担的风险程度。
人们普遍认为证券化的普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使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信贷也不会完全枯竭。因为以证券化为手段散播并承担风险的贷方，出于对大额亏损的恐惧并不会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突然撤回贷款。比如，根据《经济学家》（2007年9月22日）的分析，这种情况打破了“收入和消费之间僵化的关系”。因为即使收入骤减，贷方也可以凭借借款继续消费。公司投资不再受到资金流通情况的制约，居民消费也不会受到当下收入水平的限制。因此，任何短期的工资收入下滑都不会引发经济活动的螺旋式下降。虽然我们看到这段时期的增长远低于战后时期，但总体的情况更加稳定，工资收入的增长情况也在“好转”。
生产率和新资本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非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率确实有所提高。然而，虽然1995年到2006年的平均生产率增长水平高于1973年到1995年，但却低于1947年到1973年的增长水平。1995年到2006年间的数据需要我们谨慎解读。生产率增长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的信息技术行业不断扩大规模，促进了生产率提高。虽然这种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信息技术渗透到了其他各个部门，但就提高总产出方面来说却收效甚微。综合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归功于在总产量提高上占有很大比重的IT及IT相关产业的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另外，非IT行业在IT硬件和软件以及在包含信息技术设备上的投入不够及时且投入也远远低于预期的程度。因此，IT行业在非IT行业中发挥的提高生产率的效果，远不及在本行业中的好。这种情况应归咎于采用新设备和应用新软件的节奏缓慢。加之近几十年来的低投资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缓慢又进一步延缓了应用的节奏。上述情况发生在“二战”之后，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所进行改革的过程中。
除此之外，国际劳工组织（ILO）《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显示：虽然美国人均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最高，但在1980年到2005年，西欧和日本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却更加显著。在西欧和日本，IT和IT相关产业的生产率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尤其突出。无论是以工人的人均产出计算（独立于总工时），还是以小时为单位计算，此期间美国的年平均生产率的增长率都是17个百分点。同期英国工人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为21%，单位时间的增长率提高到24%。以工人人均为单位进行计算，法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一年中增长了15个百分点，以单位时间的产量计算增长了22个百分点。因此，从生产力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合作组织（OECD）成员国比美国发展得更好。美国工人人均生产力的绝对水平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人均工作的时间较长。这种长时间的工作源于缺少管制和更富“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
金融资本的扩张
通过验证，不仅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证明资本主义活力的论断站不住脚，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能够帮助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加顺畅的观点显然也是错误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流动资金量确实大幅提高，各国间的金融交易额也迅速上涨，金融行业逐步开放并且走出国门。但是这一现状不是抑制反而加剧了金融的波动性，也就是说加剧了实际经济增长的波动性。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及其对金融波动性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际贷款热以后，资本扩张经常采取的形式是工业发达国家的银行向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向所谓的“新兴市场”的扩张。最终的结果就是国际资产在发达国家大银行中不断积累。这一趋势在近年来越发强劲。据报道，在东亚危机之时（1997年6月末）向国际清算银行汇报的23个国家中，通过将国内资产转化成国际货币后计算得出：银行的国际资产头寸总计99500亿美元，其中包括86000亿的境外资产。截止到2006年12月，汇报的40个国家中国际资产头寸已经增长到293800亿美元，包括境外资产261000亿美元。②这种国际资产头寸扩张的增长不仅仅是发生在汇报的这些国家中。据报道，在这两个时期内，这种趋势在其他的国家中也普遍存在。因此，总部设在英国的银行，其国际资产已从15000亿增长到了52000亿美元；美国银行的国际资产也从7400亿增长到23000亿美元。事情还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非银行金融公司——养老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公司——已经以中介的身份出现在储户和投资者之间。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05年机构投资者的金融资产总额已经达到460000亿美元。
在这些资产中，保险公司所占的份额接近170000亿美元，养老基金占128000亿美元，共同基金占162000美元。③美国处于优势地位，在机构投资者资产中所占份额高达218000亿美元。然而英国只占了40000亿美元的份额，被美国远远甩在身后。1995年到2005年，机构投资总资产的增长翻了一番还多：美国的原资产为105000亿美元，而英国的原资产仅为18000亿美元。④美国的自主养老基金的资产已从1980年的786亿美元增长到1985年的18000亿美元，1990年的27000亿美元，1995年的48000亿美元，2000年的74000亿美元和2004年的80000亿美元。
此外，这些机构缺乏监管、透明度差。尤其是封闭式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除了经营机构投资者的资产外，还直接为拥有高额净资产的个体（极富个体）管理金融资产。封闭基金与共同基金基本相似，不同的是它有资格从授权的大投资者一方筹措资金。这些资金借助于复杂的营销策略投入到资本市场中。而且这部分资金基本上脱离了监管机构的监督，转而隐藏在神秘的面纱下运作。广义的私募股权公司是指能够从富有的投资者中筹措资金并以无记名股权的形式投资，因此这些股票不在大众的股票市场中交易。封闭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都是通过大额借款的形式从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然后以这些资金为基础来执行他们非常规的、具有投机性质的风险投资策略。9000家封闭基金公司目前筹措资产总额高达16000亿美元。一项研究表明，目前私人股权管理下的资产在美国已接近4000000亿美元，在欧洲也接近2000000亿美元。据报道，2001年到2005年期间，北美私人股权扩张的总交易额以每年51％的速度增长。世界几大私募股权公司，例如黑石集团（Blackstone）、德州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或者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其中任意两家控股公司年净收入总额累加起来都超过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年净收入额。除去债务和股票，这些实体机构的交易额也在迅速增长。1992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汇日交易额达到820亿美元，与世界商品年出口额38000亿美元或103亿美元的世界商品日交易额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报道，外汇市场的平均日成交量（避免重复计算）从1992年的80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15000亿美元。虽然在2001年跌至12000亿美元，但是在2004年又回升到19000亿美元，并于2007年攀升至32000亿美元。2006年，世界商品出口额达118000亿美元，商业服务贸易额高达270000亿美元。因此，2007年外汇交易市场的日成交额已经超过30000亿美元，接近于2006年商品贸易年交易额的的三分之一。外汇日成交量已接近商品和服务日交易总量的80倍。
衍生产品的交易更加引人注目。衍生产品是没有实在和独立价值的金融工具；其价值“衍生”于其他资产（可以是金融资产、商品、黄金或其他资产）或与其相关的其他指数。这是一种投资模式，其收益依赖于基础资产价值和指数的变动（方向和规模的变动）；这种投资模式也可以保证投资者即使在出现非预期的经济波动时，同样获得收益。衍生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期货（期货合约规定在将来的某一时间买卖原生资产）或者期权（期权合约赋予持有人在将来某一特定时段、特定日期买卖原生资产的权利）。其中某些衍生产品是以正式商品、股票交易或者专业交易的形式进行（也叫场内交易）。另外还有的产品采取交易双方直接成为交易对手私下交易的方式，也称柜台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估算2007年4月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日成交量总金额高达62000亿美元；2004年为45000亿美元；2001年为22000亿美元；1998年为14000美元。而衍生产品市场的柜台交易在2007年日成交量（以目前的汇率计算）也突破了20000亿美元；2004年、2001年和1998年分别为12000亿、575亿和375亿美元。这样一来，衍生产品交易额每日高达82000亿美元；与外汇市场32000亿美元的成交量累加每日总计11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与世界产品年出口额持平，高达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以上数据表明，国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迅速买卖资产的能力或者说运用信贷和收益去购买商品或资产的即时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当资金流动性良好时，通过“创建”和获取资产来快速赚取高额收益的诱惑就会增加。
以上论述表明：近年来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大幅提高。这一情况造成了：向新兴市场中投入资金的压力成倍增长，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时就已经存在。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疯狂寻找保持资本运作的途径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资，包括向所谓的欠发达世界的“新兴市场”的投资。
金融和实体经济
需要注意的是，资金的流动性对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近年来经济的增长是极其重要的。金融资本的扩张对于美国经济及经合组织总体经济的增长（通过外部作用）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扩张刺激了资产市场投机潮的形成，同时“财富效应”也刺激了消费的大幅增加。投机热导致在股票市场和固定资产中投入的资本大幅增长，从而增加了居民拥有的股权和资产的价值，进而使民众感到自身更加“富有”。人们通常会粗略估计自己应持有多少财富才能保障未来的生活，而轻而易举的意外收入则削弱人们储蓄的欲望和紧迫感。因此，民众更愿意减少存款、增加消费，甚至出现了消费额度高于工资收入从而借款进行消费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幅度高于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而人均消费额大幅上扬被视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消费上扬并非取决于实际收入水平。另一个重要的诱因是：在获得了资产额增加的回报后，美国民众更加主动地拿出预期财富进行消费。这就造成了美国居民储蓄率的骤然下降。信贷同消极储蓄一样促进了消费繁荣，从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因为个人财富的增长可作为贷款的实际或虚拟担保物，所以信贷更加容易。信贷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由当前经济体制下的流动性过剩和美联储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
美国因举债而产生的消费繁荣应归因于其居民获得的源自美国股票市场繁荣所产生的财富收益。美国股票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独特性是广为人知的。自主退休账户和股票型基金是促进股权持有者人数增加的两支主要力量。到1998年为止，35到64岁年龄段之间拥有股票的人数比例高达50％，而35到44岁之间的人数比例更高达62 4％。从1994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除去1997到1998年间金融危机的小插曲）股票市场繁荣的若干年间，股权的普及导致了美国民众资产的大幅增加。相应的“财富效应”刺激了民众的消费，因为居民认为自身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支付退休后生活的费用。而这种情况也被认为是导致消费繁荣或是居民储蓄衰退甚至出现负增长的首要原因。2000年随着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人们期待股票市场的冷却能够改变这种现状。最初情况确实有所改变，这还迫使美联储通过减息的手段进行经济干预。
但是利率下调和流动基金的持续过剩却导致了购房热。经济学家瑞克?沃尔夫（Rick Wolff）这样说过：“人们通过借钱来购买住房或者增加居住面积。”房价（房屋的价值）因此被抬高。借助于目前高价房屋带来的房产价值的增加，美国工人拥有更多的担保金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建造和改善居民房屋的热潮刺激了消费的增长，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正常运作。这种借款建房，借的越多建的越多的情况导致了房价史无前例的上涨。借款额度的大幅增长不只刺激了购房消费，也为其他产品的消费增长提供了可能。因此，自2001年以来，能通过房产轻松赚钱的现状刺激了房产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经济的复苏。根据估算：2001年到2005年间房产经济增长提高了40％的就业率。住房的扩建和房产经济的膨胀带动了同期居民财富高达70％的提高。由于房产价值的增加，居民的净资产大幅增加。这也是刺激消费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源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
导致资产市场繁荣进而拉动美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消费和收入增长的又一原因是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反向流动的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需求的状况来看，各国已经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入。目前的国际收支账户情况现状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小幅度的贸易逆差或者大额的贸易顺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收支账户已经开始从赤字向盈余转变。
这些盈余的资本不需要用来支付目前的外汇兑换需求。大多数的储备金流回到美国，用来购买安全又能及时兑现的美国国库券。因为美国国库券的利息较低，所以来自发展中国家流入资本的利息也不高。这给美国提供了便利，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资本的流入帮助美国缓解了贸易赤字。若是没有这种廉价的资本，美国的贸易赤字便会引发美元更大幅度的贬值。但是这种廉价资本滋生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进口商品的美元价值随之增加，投资者对于美元主导下的金融资产的信心会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和政府就会强制介入调控经济，通过加息削减政府赤字来控制收入增长和缓解贸易逆差。这样就会导致信贷困难、利率上扬。如果这样，本来由于低利率而拉动的资产市场的繁荣景象也不复存在；保持美国经济正常运行的居民的消费热潮也被抑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于是成了推动美国和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与金融密切相关的因素。
这种金融驱动下的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造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第一种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和不均衡性。1991年到1994年间，当英美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和复苏之时，德国、法国和日本却正在经历经济的衰退。在接下来的五年间，只有美国保持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经济表现一般；除1996年外，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在逐渐减弱。美国仍然在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上保持领头羊的地位。第二种结果是，美国在全球的经济中起到火车头的作用。美国的贸易逆差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大量流入美国，从而维持了一些国家经济的平稳增长（比如欧洲）；拉动了另外一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比如中国）。因此，无论是把经济增长归功于金融行业还是漠视它的作用，金融行业都间接地为全球的经济平稳增长作出了贡献。
金融主导下经济增长的脆弱性
金融业虽然在保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不稳定性也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鉴于金融投机性扩张的本性，它的不稳定性是无法避免的。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衰退之后会发生经济萧条也在情理之中：（1）金融炒家大大高估了科技公司。鉴于过去的情况，期待科技股会在不久的将来大赚不但毫无根据而且毫无可能；（2）科技行业公司夸大公司的利润和公司业绩，借此大幅哄抬股票价值，内部员工从中获利。目前，美国也面临经济萧条的威胁，因为投机金融业拉动下的房地产经济的繁荣同样具有不稳定性。从2000年网络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房产市场一直是维持美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迅速膨胀的房产交易刺激了居民的投资热情，飙升的房产价值拉动了消费的热潮，并且保持了总体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增长。
可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拉动了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些公司由于股票市场的衰退而受挫之后，渴望借助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来牟取利润，转而将视线转移到房产投资上。然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发展决定了以信贷金融为基础的购房必然增加。相应地，更多的以前不能满足条件无法贷款的人入市购房。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这一结果。利用大环境资金的流动性强和低利息的便利条件，房贷公司通过降低信用额度的手段来招揽顾客，而这些顾客多是曾经被评定为没有能力还贷的人。这些次级贷款者以高息为代价获得信贷。同时提供给他们的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的资金规划——无需提供工资收入证明材料或只需个人申报、零首付或只需小额首付、延长还款期限、阶段性还贷包括初期的低利率还款，但是这种利率是“可调节”的，它会随着市场利率的调节而大幅上扬。所有这些条件或刺激或引诱了偿还能力差的高风险借款人进行贷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还款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他们选择隐瞒自己的实际工资收入，期待通过借款一搏，在繁荣的市场中为自己赚取财富。
房屋抵押贷款公司鼓励贷款。因为它们可以将抵押财产卖给银行，尤其是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从而从事其他金融活动赚取纯利润。而投资银行能够通过抵押物的“证券化”来赚取高额利润。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之下，投资银行也渴望加入到这笔交易中来。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和摩根斯坦利这类的公司，都接受房屋抵押贷款，然后整合资金，以证券的形式进行销售从而赚取佣金。抵押债务证券（CDOs）的投资者中包括欧洲银行和养老基金以及亚洲机构投资者。创建这些产品所带来的高额收入使投资银行无视自己负有调查证券潜在风险的职责。风险与它们关系不大，因为这些风险早已转嫁到证券购买者身上。最终，风险会由购买证券从而在低息的大环境中追逐高额回报的养老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共同分担。而这种情况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比例大幅上升。虽然统计数据不一，但《纽约时报》引用的数据显示：与2001年5％的比例相比，2006年次级贷款占全部房屋抵押贷款的20％。
在欠款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个结构在过去的时间里相对稳定。但是随着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比例在全部房贷总额中不断上升，欠款的情况也不断增加。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案例的增加导致了房产的价格和交易受到负面影响。以这些抵押物为基础的证券变得分文不值，因为很少人愿意购买这些价值模糊又没有市场的房产。最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不得不宣布旗下两只涉足房贷抵押证券的基金分文不值。投资者不得不廉价销售资产、重新平衡投资组合，以便安抚其他市场（比如发展中国家市场）。这次事件并未波及美国次级贷款市场。
华尔街银行不是陷入此困境的惟一一方。比如，八月初法国巴黎银行宣布，因涉及美国次级债市场，冻结旗下三只基金。银行声称下此决定是由于“部分市场已经完全丧失流动性”，因此不得不冻结资金赎回以免造成挤兑基金的局面。对于某些银行，比如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的德国工业银行因为旗下的“莱茵基金”在资产证券市场投资高达17 5亿美元，不得不寻求财政紧急担保。由于资产价值下跌，莱茵基金需要高达12亿欧元的信贷。除了德国工业银行自身以外，通过协商包括德意志银行的几家银行都同意出资相助。但由于基金大幅亏损，德意志银行决定撤销贷款并且需要德国国有复兴信贷银行的财政担保。在英国，前身为房屋协会的抵押贷款银行诺森罗克（Northern Rock），由于在次级贷款市场中亏损，遭遇储户挤兑。焦虑的储户开始取款，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介入，唯恐这一情况会波及其他银行。英国央行提供资金援助，帮助诺森罗克银行安然度过危机并向储户保证其存款的安全。
一言以蔽之，次级贷款危机打击了全球金融系统部门并将全球置于金融危机的困境之中。如果危机一旦爆发，金融公司不是没有资金就是没有信心再次发放贷款进行投资。这就是资金流动性紧缩的征兆。而流动性紧缩会切断资金来源，恶化本来就增长缓慢的经济状况，从而导致经济衰退。所有这些情况的发生也应归咎于宽容性监管机制。这种机制凸显了现代金融的典型特点：市场体系看似“透明”实则隐晦。投资银行并没有披露按揭房贷证券业中存在的低信用度问题；投资分析家一如既往地报道，安抚人们对金融崩盘的恐惧；信用评级机构也并没有及时降低风险债券的等级；同时市场管理者对投机潮的膨胀视而不见。
这些金融实体从事金融活动所需资金，源于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监护之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革。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典型特点就是不公平现象日益加剧：在生产力水平不断增长、利润不断增加而工资水平却停滞的情况下，巨额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少数大城市投资者手中聚敛。
而政府只从这些富人的收入中征收少量的税款。比如新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就从未致力于收缴富人的盈余从而改善穷人的福利。进一步探究表明，投资资本全部通过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的方式进行筹措。而这些基金却来自不受保护的弱势群众的存款，这些存款用于保障他们未来的生活。在如今自由和开放的资本主义经济下，国家福利的缺乏造成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以定期上缴基金的方式进行存款，而这些存款却成为金融资本的重要来源。发达国家的金融公司通过杠杆作用来操作资本：通过大额借款和积累的大额资本尽情进行金融投机交易。
结果
经济扩张和全球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通过政策调控经济的空间大幅缩减。如果某一国家的政府选择通过扩大支出的方式来加快就业、拉动产出增长，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就会导致贸易赤字和金融资产价值的贬值，进而导致资本外流和货币体系的崩溃。鉴于此，政府就会尝试限制支出并遏制赤字，随之而来的结果则是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减缓。松散的金融监管和开放体制下的流动性过剩刺激了个人消费，从而拉动了经济的增长。通过以上论述表明，对举债消费、股票市场和房产繁荣的依赖，导致了经济更易受到投机的影响而陷入危机。最终的结果便是：缓慢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的极度不稳定性并存。
然而，虽然早期周期性的危机都已平安度过，但是谁又能保证危机总是短暂而且总会过去呢？实际上目前的恐慌在于：如果次级房贷危机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一直持续，美元便会全盘崩溃，全球经济也将面临一个更持久的危机。鉴于此，目前有必要讨论保证美元软着陆这一问题。目前一种论调声称：这次危机只会困扰英美，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德国和日本，而对于经济成功发展的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本构不成威胁，并称后者并没有卷入海外金融市场，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阔步前进。但是这个论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尤其是美国。美国在印度和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中占有很大的份额。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会直接影响出口，而美元的贬值将给出口带来更大的打击。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关系日益密切，一些间接因素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投资者需要变卖资产从而重新平衡投资组合，这就导致他们可能选择将资本撤出发展中国家市场。此举直接影响到这些市场的资金流动性，至此金融危机就会由资本主义的中心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各国。这种情况之下，发展中国家也成为输家，全球的经济萧条才是真正的危险。这就再一次验证了有限的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可以使一些国家从全球投机的金融经济下脱离出来。然而，印度政府却不愿限制资金的流入，同时又没有能力掌控流入的大量资金。这使得政府不得不选择弱化资本管理、鼓励外汇输出，因此加剧了印度经济的脆弱性从而进一步破坏了政策主权的独立性。
当然，这些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全球资本主义都在面临的难题。而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将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作为缓冲这次危机的载体，此举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危险境地。■
［房广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明玉：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注释
① 流动资金紧缩是指市场中现金的短缺，从而导致了拖欠付款，债务人无法清偿债权人的债务。
② 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季刊》各期。
③ 养老基金公司是一种金融机构，此机构用于储备雇员的养老保险金并投资到资本市场，同时负责为当前和未来的退休职工支付养老金。共同基金公司从小投资者手中筹措资金并以他们的名义将资金投资到资本市场。
④ 数据来自于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工作小组2007年提交的报告（第5页）。这个委员会负责为十国集团（G10）的中央银行行长监管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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