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五月广场母亲”在政府大楼前集会抗议。
五月广场祖母与五月广场母亲团体都诞生于1977年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的黑暗年代。
1976年，陆军少将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贝隆政权，开始了阿根廷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独裁统治。军政权以“国家安全”为名，严禁所有政治活动，打压政党，残酷清除异己，逮捕大批知识分子和左翼年轻人。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省长1977年底曾这样阐述政权有步骤的镇压行动：先是颠覆分子，然后是他们的合作人，然后是他们拥护者，再然后，就是那些冷眼旁观者，或者还没有选定立场的人!
从1976年至1983年间，在这个当时人口只有三千万的国家，一万五千人被枪杀，九千人坐牢，一百五十万余人流亡!在这之外，还有无数的失踪者。所谓“失踪”其实是政府有意识、有组织的清除异己的镇压形式之一。当时，军人和民兵全副武装，开着军车沿街抓捕。被捕者有工人，有学生，有专业人士，有政治异见人士，有他们的亲人、朋友，更有那些无意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的无辜者。他们随后被送往集中营，饱受酷刑，大部分人被秘密杀害。他们的尸体或者被军队以“死亡飞行”方式从空中抛弃，或者被集体掩埋。这样，当局即可以否认绑架的事实，也可以否认杀人的罪行。失踪者家人则在未知中开始无期、难熬的等待。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子女在什么地点、那个具体时间、怎样的情形下被失踪。
史学家估计，大约有近三万人在这些年间被军政府强迫失踪。根据阿根廷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些被强迫失踪者大多数都在35岁以下。
但是，军政权低估了那些无故失去儿女的母亲的力量。
98岁的胡安娜，是当初“五月广场母亲”中最年长的一位。尽管已经过去了35年(2012年)，但她依然清楚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1976年，军人们发动政变，推翻了阿根廷民选政府，镇压也随即开始。很多年轻人被警察从街上带走，被从公共汽车上带走，被从工厂里、中学里、大学里带走。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孩子被带去了哪里。我们只知道他们或许曾经聚集在一起，希望一起做点什么，来阻止独裁军政府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
贝阿特丽丝的儿子和儿媳也是在当时“失踪”的。1978年5月18日，她的儿子和儿媳被从家中强行掳走，此后，今年已经82岁的贝阿特丽丝就再没有听到过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她回忆说：“当时我的小儿子马赛罗快22岁了，和一个21岁的女孩刚结婚才10个月。他们和我并不住在一起，但像每一个好孩子一样，每天早晨八点半，他都会给我打电话。但那一天早晨，电话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响起。于是我给他的公寓打电话，但没人接。我开始担心，当天下午就赶了过去，发现公寓里空无一人。我找到楼下的门卫，他告诉我说，前一天夜里突然有一群人来到我儿子的家门口，说自己是警察，因为一些和毒品有关的事要进行搜查。他们进去后呆了很久，几个小时后，门卫看到我的儿子和他的妻子戴着镣铐、脸上蒙着黑布被带走了。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最后讯息。”
突然失去了心爱的孩子后，同胡安娜以及贝阿特丽丝有类似遭遇的妈妈们开始了执着而漫长的寻找。胡安娜说：“我们走在大街小巷里，到处去敲门。去敲军政府统治者的门，去敲警察的门，他们回答说，‘不，你的孩子不在这里。’我们去敲教堂的门，去找每一个主教。‘主教大人，你们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现在他们就这样失踪了，请帮帮我们吧。’‘不，他们是恐怖分子。’”
在军政府的恐怖统治下，这些母亲决定团结起来，共同寻找这失踪的3万名年轻人。从此，她们寻找的不只是儿子、女儿，而是在后来被称为“阿根廷肮脏战争”中的所有失踪者。
1977年4月30日，14个母亲出现在五月广场那座玫瑰色的宫殿前，要求军政府对她们儿女的失踪作出解释。胡安娜回忆说：“一天，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说，‘各位妈妈们，我们得去五月广场，总统府里的那些人有所有失踪者的名单以及拘捕他们的理由。我们得向他们交一封联名信，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子女的下落。’于是我们14个母亲就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去了那里。在广场上，一个警察走过来对我们说，‘女士们，你们这是在进行政治集会，这是被禁止的。如果你们继续站在这里不动，我将把你们带到警察局。’听了这话，我赶快拽住了旁边一个母亲的手，拉着她开始绕着广场走，其他母亲们也是一样。于是，我们就这样两人一排地绕着五月广场走了一个多钟头。从此以后的每个周四，我们都会来到五月广场的总统府前绕圈行走，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称我们为‘五月广场母亲’。”
守卫的士兵不屑一顾地让这些母亲去广场遛弯。这些母亲于是开始围绕广场行走。几天后，更多的母亲进入了环绕广场的漫步行动。这些母亲开始组织起来，她们头戴白色头巾，举着失踪儿女的照片，每周都在五月广场聚集。在这之前，她们已经连续数日、甚至数月奔走于政府机关、教堂、警察局、监狱等地，寻找失踪儿女下落。在这里，她们相互交流寻找的经历，讲述失踪儿女的故事，彼此分担未知而无望的等待的痛苦。除少数几名领头者外，大部分来五月广场集会的母亲其实都是家庭妇女，很多人甚至不识字。她们对儿女的政治活动也毫不知情。但是，母亲的本能将这些原本与世无争的女性推向了象征着阿根廷政治权力中心的五月广场。
广场集会母亲人数增多引起当局的恐慌。1977年12月8日至10日，三名广场集会的倡议者被当局绑架，并被杀害。五月广场集会一度险些夭折。但独裁镇压仍在继续，更多的孩子继续失踪，母亲们于是又重回五月广场，继续她们无暴力但却执拗的抗争，拒绝听任她们的骨肉就这样无故地从人间蒸发。1979年，五月广场母亲正式注册成为非政府协会团体。
五月广场祖母团体与五月广场母亲相伴而生。母亲们寻找自己儿女的时候，这些祖母则努力寻找那些或者随父母一道被绑架，或者在关押中出生的孙子、孙女。由于大部分被强迫失踪者都是年轻人，很多人被捕时膝下都有年幼的孩子，一些人被捕时已怀有身孕。据估计，这些孩子的数字大约在五百左右。他们中有很多人在狱中被从父母身边抢走，然后送给一些军官或接近军政权的家庭领养，也就是说，他们从此成为那些折磨并杀害他们亲生父母者的子女。
军事独裁政权于1983年被民选政府所取代，民主重回阿根廷。但是，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的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她们不仅要寻找失踪孩子的下落，更要求当局展开彻底调查，把那些绑架和酷刑折磨、杀害孩子的责任者全部送上法庭，而不是只满足于处理个别官员。
五月广场祖母则成功推动建立了全国基因数据库，收集所有失踪的家庭的基因图表，然后在国际科研机构的协助下，根据祖父母的基因数据与孩子的数据比较，确定孩子的真实身份，还那些失踪者和他们被军政权改写了身世的孩子一份尊严。到目前为止，她们已经帮助105个孩子找到了他们真正的家庭。
广场上的母亲和祖母们。
随着1985年军政权审判的结束，五月母亲团体也开始分裂为立场不同的两个团体。坚持创始宗旨的一派坚持将三万失踪者看作是一个整体，只要杀人者未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失踪真相未能大白于天下，她们就拒绝与政权谈判。她们拒绝接受政府给失踪者家属提议的20万美元赔偿，更反对在埋尸坑起尸验尸的行动。而另一部分母亲则认为，补偿金说明国家承认了他在这些强迫失踪行为中的责任。她们支持起尸验尸的努力，认为应当为那些军政权想抹消一切人间痕迹的失踪者还原身份。
在寻找孩子下落的努力中，这些原本与政治活动无缘的女性接过了子女们此前的政治与社会参与，逐渐成为阿根廷民主建设的推动者，成为抗争独裁与强权的力量。。她们的团体不断壮大，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寻找失踪的孩子，她们对母亲有了更广泛的定义：她们不再是自己孩子的母亲，而是所有被失踪者的母亲。她们开始更广泛的参与社会活动。1981年，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团体发起“抵抗散步”行动，要求尊重人权，惩治所有反人类罪行的责任者。(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2006年基什内尔出任总统才停止，认为基什内尔在审判有组织的镇压行动责任者问题上有足够的承诺，显示出足够的决心。)1982年，阿根廷政府为争夺福克兰群岛主权与英国开战。五月广场母亲在众多以爱国名义支持政府行动的团体中独树一帜，支持年轻士兵的母亲，要求停战，喊出了“马岛是阿根廷的，失踪者也是”的口号。
如今，五月广场母亲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人权团体，拥有电台、学校、出版物、书店……她们在国内参与社会活动，支持工人、工会和穷困者的抗议，并参与救助穷人的努力;在外，她们也先后向巴西无地农民、向美国印第安人、向巴勒斯坦人和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表示支持。几位母亲甚至还曾经亲赴秘鲁，试图说服时任总统藤森正视国内侵犯人权的情况。2003年五月广场祖母的领导人艾斯黛拉-德-卡尔洛(Estela de Carlotto )获得了联合国人权奖。
军政权镇压罪行的责任者尚没有全部被送上法庭，无数失踪者的下落也还没有真相大白，五月广场母亲因此仍然每周四出现在广场上。纪念他们始终不见生还的亲人，也提醒当政者不放弃对这段历史的彻底调查。是为了追寻真相，还原历史，也是为了那些军政权希望从形体上消灭的年轻人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于集体记忆。
2006年12月联合国禁止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诞生，公约于2010年12月22日正式生效。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接受签署了这项公约，强迫失踪的案例仍然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存在。
无论在何处，无论以任何理由，听任强迫失踪行为的存在，哪怕只是少数案例，那么，所有人的人身安全就都增添了一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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