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在以美国为首挑起的全球秩序变迁之际，本文关注欧洲尤其是德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通过回顾二战以来德国的内政、外交变化，文章进一步提出德国有可能在新环境下面临重返旧式“德国问题”的危机。而这对欧洲、美国及世界的和平稳定所带来的危险是值得关注的。本文2019年4月2日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美国历史学家，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经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做外交政策顾问，也为民主党人如总统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做过顾问。
新德国问题：欧洲分裂后会发生什么？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译者：张璇
很多人曾为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的黑暗路径所哀叹，但是很少有人讨论这条路会通向哪里。欧洲的弱点和分裂，一个战略性和美国的“脱钩”，以及欧盟的摩擦，“后欧洲”“欧洲的终结”——这些是冷酷的现实，但是这其中的模糊性仍存希望。人民预测梦想会破灭，但噩梦不会到来。然而如果欧洲计划失败，不仅仅对欧洲而言的会陷入噩梦，曾经的“德国问题”会被带回到当下。
德国问题使得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产生了当下的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1871年德国的统一在欧洲中心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富有且强大，因此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势力不能有效均衡彼此的力量。欧洲势力均衡的崩溃导致二战的爆发，让横跨大西洋的1000万美国士兵在战争中牺牲。美国和欧洲在二战后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用来解决德国问题、应对苏联的挑战。联盟的第一个秘书长伊斯梅(Lord Ismay)提出，“让苏联退出，美国加入，以及德国衰落”的口号，如今被现实主义者遗忘，。这也是一系列欧洲一体化组织的目标，从欧煤钢共同体发展为最终的欧盟组织。正如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欧洲一体化的一些形式是“解决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唯一可能措施”，而这种一体化只会在美国安全协定的庇护下才会出现。
一体化生效了。如今，德国不可能回到其复杂的过去。德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自由和平的民族，每个人自觉选择承担起如今的“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的责任。大西洋两侧的很多国家都想看到德国在全球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上展现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自信。正如后来波兰的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在2011年提到的，“比起害怕德国的权力，我更害怕德国不作为。”由波兰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是值得注意的，其建立在被多数人接受的假设之上，即德国人的成就有目共睹，它不可能停下来什么都不做。
这是真的吗?这是唯一可以想象的德国吗?随着当下德国的秩序遭到包括美国的攻击，世界需要找到答案。历史表明也许答案并不让人期待。
逃离过去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德国在作为一个国家的相对短的时间里，已经成为全球事务中最难预测的和前后矛盾的参与者之一。德国通过1860到1870年代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促成了统一。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后来通过“铁血政策”将德国打造为一个国家，正像他说的那样，在未来的20年将德国变为一个和平的“强权”。接着，从1890年代到二战，在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统治下，德国变成一个雄心壮志的帝国，随着对华沙的渴求，德国半球的影响力蔓延到俄罗斯——用后来德国外交部长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话说就是“place in the sun(前途光明)”。战后，德国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严谨的修正主义者，仅仅在1930年代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欧洲的征服者，接着就溃败为一个分裂国家。即便是在冷战时期，西德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亲西方理想主义和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现实主义东方政策中左右摇摆。至少到1940年代之前，国家内政混乱无序。学者们长期研究德意志的道路，即德国进入现代民主政权的独特且有问题的路径，通过失败的自由革命，世袭君主，独裁主义，失败的民主，集权主义，所有这些在德国最开始的70年都经历了。
然而，这一混乱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德国个性的产物。环境包括简单的地缘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是在竞争的大陆中心的强国，受到东西方强大政权的攻击，因此常常面临两级作战的威胁。德国很少感到安全，当其试图通过增强实力来寻求安全的时候，往往却加剧了别国的围剿。德国的内政也常常受到不断席卷欧洲的独裁政治、民主政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提出问题不在于国家的特征而是其外部事件。“不是有两个德国，一个好一个坏”，他这样写道。“邪恶的德国只是误入歧途的善良德国，面临灾难、罪恶和毁灭的善良德国。”
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是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国家秩序之中形成的。德国人在战后的几十年改变了自身，但这一秩序有四个方面，尤其是其提供了演变得以发生的最有益的环境。
首先是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这一保证使得在70年间给欧洲带来不稳定、导致三次主要战争的恶性循环结束（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开始）。通过保护法国、英国和西德的其它邻国，美国让所有国家都能去接纳德国的战后复苏，并使德国能够重新融入到欧洲和世界经济之中。这一保证也清除了全方位耗费巨量资金武装的需要，让所有的欧洲势力，包括西德，更专注于加强其公民的财产和社会福祉，从而进一步促成政治稳定。西德不得不放弃正常的地缘政治野心，增强自身而达成地缘经济目标。与其说这是一种限制，不如说这是一种恩惠。正如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在1946年提到的，“从军国主义中解放”会让德国人“将他们充分的精力和能力用于发展和平。”
新秩序的第二个方面是由美国建立的自由、开放贸易的世界经济体系。德国经济长期重度依赖出口，在十九世纪，对国外市场的争夺是德国扩张的驱动性力量。在新的国际经济中，非军国主义的西德可以在不威胁其它国家的情况下实现繁荣。相反，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驱动的经济奇迹使得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以及欧洲繁荣和民主政治稳定之锚。
美国不仅接纳了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经济成功，并且对其表示欢迎，即便这是以美国产业为代价。从1950年到1970年间，西欧的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7.7%的速度增长，总体GDP每年增加5.5%，人均GDP每年增长4.4%，超过了美国在同期的增长量。到1960年代中期，西德和日本都在核心工业的数量上领先于美国，从汽车到钢铁，再到家用电子产品。美国接受了竞争不是因为其不寻常的无私，而是因为美国认为健康的欧洲和日本经济是稳定世界环境的支柱。20世纪上半叶的伟大经验是经济民族主义会加剧不稳定。全球自由贸易系统和像欧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机构是对其发挥牵制作用的。
有利的环境带来的影响是西德能够在自由的西方扎根。尽管一些德国领导层宣称在冷战期间采取更为独立的姿态，成为东西方的桥梁或者是中立国，而西德进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中所获得的好处使得他们如今根植于此。试图寻求正常、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仅仅被经济利益，也被能够让德国存活的相对良性的环境所调和，这和他们在过去所理解的全然不同。
意识形态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德国在良性自由世界秩序中的经济成功增强了德国的民主制度。即便是在二战的灾难发生后，民主会扎根于德国的土地也并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没有人在1930年代晚期会认为德国正走在通向自由民主制度的道路上。即便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只有少数德国人认为与脆弱的共和国的民主政党和机构有着很深的联系。1930年，随着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些机构很容易被瓦解，即便是在三年后希特勒宣布就职之前也是如此。直到最后几个月，也很少有人反对纳粹统治。灾难性的溃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折磨，瓦解了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声誉，但这种需求并没有转变为对于民主政府的支持。美国的侵略阻止了回到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可能性，但不能保证德国人会接受许多人看来是征服者强加给他们的东西。
然而他们做到了，环境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苏联占据的东德，纳粹仅仅允许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但是到1960年代，西德已经深深根植于自由世界，享受着解除武装社会的安全和繁荣，大部分德国人成为精神和形式上的民主主义者。
这帮助西德在欧洲和世界中生存，尤其是从1970年代之后。这是帮助德国在自由秩序中立足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欧洲和全球环境与当时的环境全然不同，那时魏玛民主政体失败、纳粹主义兴盛，德国开始走上侵略之路。1930年代，欧洲民主制度陷入危机，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各地盛行，看起来像是一种更有效的政府与社会模式。相比之下，在战后时期，民主制度势力的增强和繁荣不仅促进了共同的发展，也产生了在1945年之前未曾出现的欧洲和跨大西洋共享的价值与观念。这种感觉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3年欧盟建立后达到顶峰。欧洲大陆民主的爆炸式发展，以及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 W. Bush)所说的“整体和自由”的理念，帮助德国人建立了一种新的欧洲身份认同。他们确实做到了，代价是牺牲自身独立。如果德国没有感受到与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理想，很难加入新的泛欧机构并集中主权，尤其是用欧元替代德国货币马克，以及北约成员国对于德国独立施加的进一步限制。
新的欧洲是促成整个大陆战争和残暴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原因之一。新秩序的第四个因素是跨国组织如北约和欧盟对于民族主义热情和志向的压制。这使得德国既能够逃离过去，又能够促成欧洲的和平稳定，并阻止了德国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旧竞争的复辟。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欧洲历史上唯一一种与反犹太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部落敌视不可分割的民族主义，但在欧洲的血腥过去。没有一种民族主义能发挥如此大的破坏作用。一个民族主义被压制的欧洲等同于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被压制的欧洲。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反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建立互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因素——美国的安全保障，全球自由贸易政权，民主化浪潮，以及对民族主义的压制——共同使得旧德国问题深埋土壤。然而，这些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绝对永恒。这反映了世界的权力结构，一种自由民主处于上升态势，过去的战略竞争被主导的自由势力所压制的全球平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环境，反常且与历史无关。德国身处其中。
一个正常的国家
即便是在自由世界秩序开始瓦解之前，还存在一个问题：德国会持续其非正常状态多久，会否认其正常的地理政治野心、正常的自私利益、以及正常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多久?。这些年来，同样的问题在日本也是焦点。日本的命运被战败所扭转，接着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中复兴。很多日本人厌倦了为过去道歉，厌倦了压制他们的民族主义傲慢，厌倦了弱化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在日本，控制这种正常欲望的唯一原因是其在战略上依靠美国，应对崛起的中国的挑战。当美国的支持变得不可靠的时候，日本能够抑制其民族主义冲动多久?
德国人发现自己处于正相反的境况。由于处在边缘，德国对过去保持高度敏觉，担心任何民族主义复兴的征兆，对于自身独立性的压制保持最大程度的容忍——即使其他人敦促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不像日本，德国在冷战后就不需要美国的保护，德国人在近几年对北约的承诺并非出于战略需要;更确切地说，这源于他们一直渴望不受威胁地留在欧洲。他们努力寻求邻国们的放心，同时更多的，也是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仍旧惧怕旧恶魔的复兴，并在所自愿接受的限制中得到一些安慰。
但是自愿接受的枷锁也能够被抛弃。随着时间的流逝，恶魔被遗忘，限制逐渐放宽。新一代的德国人还要多久才会开始寻求回归正常?
在过去的25年中，德国的邻国，以及德国人自己，都十分留意德国态度转变的任何迹象。英国和法国在1990年迎接德国统一时的焦虑显示，至少在他们眼里，即便是二战发生后45年，德国问题并没有完全结束。美国再次确认对于欧洲安全的承诺后，这种焦虑得到缓解。即便当时苏联的威胁已经解除，统一的德国同意留在北约。当德国承诺成为新联盟和欧元区的一部分时，焦虑的情绪进一步加深。
然而，即便是在那种良性的环境之中，讨论德国问题都不可避免，至少在经济领域是如此。正如学者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其2015年的分析《德国权力的悖论》(The Paradox of German Power)中观察到的，在德国重新统一和欧元区建立后，1871年德国统一后破坏欧洲稳定的不平衡状态卷土重来。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欧洲中心地带成为德国的补给链，以及“更伟大的德国经济”的有效部分——即二十一世纪欧洲中心地带的实现。欧洲的其它地区成为德国的出口市场。
当2009年欧元区的危机爆发时，新的恶性循环开始。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允许其能对其它欧洲国家施加有利于本国的反负债政策，让柏林成为希腊、意大利和其它国家愤怒的目标，这些国家将自身困境归咎于欧盟在布鲁塞尔的官僚政治。德国人也很愤怒，他们憎恨为享乐消费提供资助。在德国之外，人们讨论反对德国的“共同阵线”，在德国境内，人们有一种受害者的感觉，被“疲软经济体”包围的旧日恐惧复兴。正如昆德纳尼推断的，这是“1871年统一后欧洲内部冲突的地缘经济版本。”
但是至少这只是经济层面的。这些争端在联盟和合作伙伴之间、民主国家、共同的欧洲计划中都存在。因此，作为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当下的情况是“良性的”，或者至少在2015年1月昆德纳尼出版他的书时是这样。
4年过去了，没有多少理由再让人安心，事态再次发生了变化。容纳德国问题的战后秩序的四个方面如今悬而未决。民族主义在欧洲崛起，民主政权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衰退，处处受到压力；全球自由贸易政权受到主要来源于美国的冲击。美国安全保障被美国总统自己质疑。考虑到欧洲和德国的历史，这些变化的环境会不会给欧洲人包括德国人的行为带来改变呢？
秩序之后
如果当下德国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产物，现在需要思考当秩序解体时会发生什么。考虑一下德国人现在生活的欧洲吧。他们的东部，曾经的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的民主政府，已经处于堕入非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不同阶段。他们的南部，意大利由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运动所统治，这些运动向自由主义许下的承诺令人怀疑，对于欧元区的经济秩序的忠诚度更低。他们的西部，一个愈加动乱和充满仇恨的法国，距离民族主义者的选举胜利只差一次竞选，这将给欧洲带来剧烈冲击。同时，这也会终结法德伙伴关系，而这曾是欧洲在70年前建立和平的根基。
接着是英国退出欧盟。在2016年，随着脱欧投票进行，首相卡梅伦问道：“我们能如此确定和平与稳定毫无疑问受到保障吗?”这是正确的问题，脱欧一定会导致欧洲的不稳定，通过加剧势力的不平衡，并让本就虚弱的法国独自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但是却愈加孤立的德国。这也是民族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对旨在解决德国问题和使德国留在自由世界的机构的又一次打击。
在未来的几年，德国人会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重新民族主义化的欧洲，各种纳粹式的政党以某种方式掌握着主要权力。德国人在那种情况下可以抵抗自身民族主义的返潮吗?德国的政治家能够在即便已经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在各自寻求欧洲和世界中寻求德国人的利益吗?即便是如今，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西德联邦议会中所拥有的席位排名第三。这个政党受到已经对“有罪崇拜”感到疲惫，并将移民问题归咎于德国政客。他们称这些德国政治家是“二战胜利者的傀儡。”一个支持更主流、更少冒犯性的观点的政党会更容易走向执政党地位。正如历史家提莫西·贾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已经发现的，一个“对于德国未来的文化层面的斗争”正在进行。
人们也不能假设说，在一个政治、经济层面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世界，欧洲国家会继续否认军事力量是国际影响力的工具。即便是当下，欧洲人都承认他们的战后提升军事实力的现代化试验，使得他们在一个从未分享乐观的、康德主义观点的世界中解除武装。欧洲人仍然认为，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全球安全仍能够受到保护，而他们可以通过肩负自身国防的责任从而避免作出支出抉择。然而，去想象他们永远不会被强迫向那个方向发展是不切实际的。15年之前，大部分欧洲人乐于和美国周旋，并责备美国对硬实力的旧式依赖。但是欧洲能够有此地位是由于历史环境——尤其是美国提供的相对和平自由的秩序。由于俄罗斯更乐于用武力实现其目标，而美国在其外交承诺上退缩，世界正面临崩溃。先不说人类本性会有永久改变的可能性，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欧洲人回到曾主导大洲一千年的实力政治。如果欧洲的其他国家最终走上这条路，即使是最自由的德国也很不难加入其中——哪怕仅仅出于自保。
有些讽刺的是，经常有一些美国人抱怨欧洲人没有在国防上投入足够多的资金。欧洲不这么做是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相对和平且有保障。当世界不再和平稳定的时候，他们或许会集结武装，但这一定不会对美国有好处。
集合的风暴
如果有人试图设计能够让欧洲和德国回到过去的一种新方案，没人会比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做的更好。特朗普当局公开对欧盟表达敌意，这鼓励了欧洲的民族化浪潮。正如美国国务卿彭佩奥(Mike Pompeo)，其在布鲁塞尔公开演讲中鼓吹民族国家的优点。在欧洲，这让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对立，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对立。而特朗普当局对后者表达了支持。其批判欧洲中间偏右派和中间偏左派的领导人，从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到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再到英国总理特蕾莎·梅(Theresa May)，他接受了民粹主义者非自由派右翼领袖，从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到法国的勒庞(Marine Le Pen)，再到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和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美国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在德国的一次采访中表达了给欧洲保守政党赋权的愿望，但他指的并不是传统的德国默克尔的中间偏右政党。
除了鼓励右翼民族主义以及分解欧洲的组织，特朗普当局还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而正是这些体制巩固了欧洲和德国的政治稳定。美国总统特别针对德国，责备其巨大的贸易顺差，并对德国汽车进行关税战，而此前美国已经对欧洲的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想象一下这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冲突：德国经济的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是愤怒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动荡的回归。
现在想象一下希腊、意大利和其它虚弱的欧洲经济体，如今正在摇摆，并需要德国也许并不会提供的进一步援助。结果将是经济民族主义和痛苦的分裂再度出现。雪上加霜的是特朗普治下其反复无常的美国安全保证，以及他对德国和欧洲增强国防支出的要求。美国的政策看起来决意制造欧洲的整体风暴。
这种风暴是否会在5年、10年、20年内降临，谁也说不准?但是事态变化很快。1925年，德国解除武装，成为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权，和其邻国合作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秩序。法国和德国的领袖在瑞士洛迦诺达成历史性条约。美国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世界经济在相对平稳的运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10年后，欧洲和世界正在滑向地狱。
如今，德国及其欧洲的邻国有充分的理由彼此依靠来拯救世界。也许德国人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没有什么可以逆转或者改变，甚至是欧洲的崩溃也不能。但是也许这些自由温和的德国人也不能幸免于塑造历史的巨大力量，他们无法控制这些力量。所以人们会想知道如果美国和世界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前进，平静会持续多久。
在德国，仍有几千个在二战期间由同盟国投下的炸弹没有爆炸。其中一个几年前在德国格廷根(Göttingen)爆炸，让3个试图排除炸弹的人丧命。如果将如今的欧洲看作是一个没有爆炸的炸弹，其雷管是完整的，炸药依旧存在。如果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那么特朗普仿佛是一个拿着锤子的孩子，正愉快而漫不经心地向其击打。那么会出什么问题呢？
翻译文章：
Robert Kagan, What Happens When Europe Comes Apart? Foreign Affairs, April 2,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germany/2019-04-02/new-german-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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