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美中经济冲突，正在由一个普通网络话题发展为影响中美关系和世界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美国就曾与法国、日本等其他国家发生过多次经济战。可以料想，此次事件也必然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战历史的一个新阶段。随着冲突事件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由于事件自身的复杂性、动态性，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立场的差异，目前人们对其实质的认识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对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做一探析。
一、美中经济冲突的历程与演变逻辑
关于美中经济冲突的历程和演变，当前学界主要有三种常见思路：第一种思路，把美中经济冲突看作一种以关税战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战，认为到目前为止中美贸易战已经发生了三个回合或三波。第二种思路，按照冲突过程“谈”与“打”的交替，将美中经济冲突区分三个阶段：“以谈为主、以打促谈”阶段，“以打为主”或“只打不谈”阶段，“边打边谈阶段。第三种思路，把美中经济冲突与抗日战争的历程做类比，认为这一冲突包括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前两种思路基本符合美中经济冲突进展过程的实际，但第一种思路把美中经济冲突看作是以关税战为主要内容的贸易战，具有片面性;第二种仅围绕美中经济冲突的解决途径来分析，没有深入分析这一途径要解决的内容和实质。第三种思路试图用宏大历史视野看问题，但将中美经济冲突时间上限延伸到20世纪苏东巨变前后，人为扩大了事件外延。鉴于此种考虑，本文将美中经济冲突限定为美国2011年11月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基础框架以来，美中两国之间在贸易、科技、金融、舆论、学术等方面发生的冲突事件的整个过程。
1.第一阶段：美中经济冲突的酝酿与爆发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都在迅速提升，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同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在某些技术环节也达到领先水平。这一切被美国视作对其国际地位和发展模式的重大威胁，开始逐步采取遏制政策。2011年11月APEC会议上，美国撇开峰会正式议题不顾，喧宾夺主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基础框架，邀请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参与谈判，但没有邀请中国。美国的这一做法被人们普遍理解为利用TPP架空APEC，达到孤立和遏制中国的目的。由于美国后来在关于TPP协议的谈判中与其他国家存在利益上的纠纷，再加上国内力量的反对，这一协议最终变成了奥巴马的“政治遗产”，交给特朗普政府来处理。特朗普不像奥巴马更多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认为TPP会导致就业岗位进一步向外流失，于是坚决退出TPP。但特朗普政府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放弃在奥巴马时期就确定的对华遏制措施。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以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正式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2.第二阶段：以“贸易战”为主辅之以“科技战”
从2018年3月至2019年5月中旬，中美双方进行一次元首会晤和十一轮经贸磋商。在此期间，美国对中国发起三次关税战，并对中国中兴、华为等企业发起以罚款、监控、封堵和抓捕人质为手段的科技战。关税战方面，美国前两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第一次500亿美元，第二次2000亿美元。中国被迫做出应对，先后两次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税，第一次500亿美元，第二次600亿美元。2019年5月10日，第三波关税战爆发，美国将第二波关税战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由10%上调至25%，中国对此也做出回应。中国一直希望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但是美国却采取以施压的方式，企图逼迫中国同意美国的不平等协议。科技战方面，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企业中兴实施封锁禁令，禁止美国所有企业与其发生业务交往，导致中兴公司不得不接受巨额罚款和人事监控。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在采购中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同时，美国联合“五眼联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禁止华为参与其5G基础建设。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当局要求，以违反美对伊朗贸易制裁法令为由，加拿大警察抓捕了华为财务官孟晚舟女士。事后特朗普说：如果对达成贸易协议有利，他会在必要时干预此事。2019年2月至5月，美国政府官员彭斯、蓬佩奥等反复到欧洲、亚洲、美洲等国家巡游，以华为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告诫”不要使用华为产品。美国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这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关闭西方市场、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和欧洲技术的行为，是针对中国经济战的一部分。[1]整体来看，这一阶段中美双方仍然以贸易战为主，科技战配合贸易战，美国主动进攻，中国对应反击。
3.第三阶段：以“科技战”为主辅之以“贸易战”及其他形式
2019年5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总统令，要求美国商务部着手解决“外国对手”对美国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服务供给链带来的威胁。此后，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70个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从美国企业购买部件和技术。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正举全国之力，对中国高端技术产业发起集中打击。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冲突，由之前的以贸易战为主正式转向以科技战为主，这种转向的发生，与美国对华贸易战出现重大挫折有关。2019年5月11日第十一轮经贸磋商一结束，中方代表通报表明虽然谈判没有破裂，但美国多次出尔反尔，在“三个重要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权益和尊严，这是重大原则问题，中方决不让步，这实际上就宣告谈判陷入短期难以破解的僵局。虽然美国从第三波加征关税开始就威胁中国要发起第四波(对剩下的3250亿美元产品)征税，但此时没有真正执行。美国对华为围堵采取包括高端芯片供应和制作、操作系统使用权以及技术标准制订权等一系列措施，都遭到了华为有力的抵制。对于贸易战与科技战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特朗普说愿意把华为问题作为“贸易谈判的一部分”来处理，但其前首席顾问班农却认为封杀华为比达成经贸协议“重要十倍”。美中经济冲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发生了以电视主持人隔空辩论、IEEE事件以及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控等事件。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科技战为主，贸易战配合科技战，“以打为主”或“只打不谈”，中国主动反击。
二、美中经济冲突实质的观点述评
关于美中经济冲突，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长，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如果不能科学认识其真正原因和内在实质，在混乱复杂的局势下，势必会影响对这一事件发展的预测和有效应对。因此，本文把主要笔墨放在总结分析美中经济冲突实质这一前提性问题上。关于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问题，回顾人们的整个认识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个性特点及行事风格有直接关系，其发生具有主观随意性、不确定性，其发展具有难以预测性。有人认为，有史以来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政治领袖个人偏好和性格特征，因此美中经济冲突主要是特朗普个人或极少数人理念的体现。因为这一理念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所以无法真正达到左右未来走向的目的。[2]有人认为，与美国之前领导人相比，特朗普具有鲜明的商人特质，这种个性特质已经鲜明地影响到其对外关系决策，使其呈现出随意性、两面性和极端性等特征，这必须引起中国决策者高度重视，但特朗普的个性特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决定性的。[3]
观点二，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是由美中两国贸易不平衡而引发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单纯贸易冲突，其它问题都是由这一核心问题派生的产物。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市场出口，实现自身经济再平衡和再就业。[4]有人认为，实现贸易再平衡和再就业是假，其真正目的不过是要进一步进入中国市场和占领中国市场，因此随着占领市场目的达到贸易战很快也会结束。[5]有人认为，其实质是美国对中国“不公贸易行为”的惩罚行为，是中国对美贸易侵犯了美国相关法律所引致的惩罚行为，责任在中国。[6]
观点三，美中经济冲突实质是由高端技术产业和国际地位竞争而产生的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或霸凌主义与反霸凌主义的冲突。有人认为，美中经济冲突是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之争，中国政府正在作为一种非市场力量主动推动中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升级，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纲领《中国制造2025》，而美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7]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涉及到国际产业分工地位，还涉及到国际秩序的制定权和话语权，美国对中国贸易冲突的主要目标是要继续垄断国际秩序的制定权和话语权。[8]还有人认为，这次中国政府突出使用的概念是霸凌主义，霸凌主义实质上虽然还是霸权主义，但霸凌主义具有目标上的霸权性与手段上的欺凌性的二重性，凸显了美中经济冲突与传统霸权主义非常不同的一面。[9]
观点四，美中经济冲突实质上不是高端技术和国际地位竞争，而是控制与反控制中国经济主权行为。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不是为了实现贸易平衡和阻止中国崛起，而是为了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控制中国经济主权，使中国丧失自主发展的能力和地位，沦为美国经济的附庸。具体而言，有人从西方依附理论出发，认为把美国发起贸易战仅仅看做是阻碍“中国制造2025”的观点是受了宣传的蛊惑，其真正目的是将中国发展拖入依附型经济深渊，造成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10]还有人针对美国政府把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称为“经济侵略”的做法，在把经济侵略界定为主要是对经济主权的侵犯的前提下，认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干涉了中国经济主权，因此才是真正的经济侵略。[11]
要对美中经济冲突实质下一个简单结论，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随着美中经济冲突的持续发展，冲突的中心问题处于不断转化之中，冲突的具体形式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动态性决定了人们对美中经济冲突实质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而只能是多次性的。上述不同观点，都是对整个过程进行认知发生的阶段性结果。因此，这些观点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由浅层到深层的不断深化特征。
本文认为，对于第一种观点，虽然此次经济冲突具有美国领导人个性上的原因，其商人特征使得整个事件时刻充满变数，却不能将其看作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对于第二种观点，必须承认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确具有创造就业和获得选票的考虑，但综合考虑美国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历史长期性和内在结构性，本文认为这不是美国追求的更高目标，美国政府有着更深远的战略意图;对于第三种观点，这是目前对美中经济冲突实质所持最普遍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从国家根本利益矛盾和国际秩序话语权两个方面揭示了冲突的原因，霸凌主义在坚持霸权论前提下突出了手段方面的新特点，比单纯贸易论观点更具深刻性，但对经济冲突为何主要发生在中美之间没有做出进一步剖析和思考;对于第四种观点，美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过殖民侵略，其统治阶级不可能放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和主权控制，当下的美中经济冲突进一步暴露出美国政府在这个方面对中国的野心，这是此种观点非常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如果把当下美中经济关系看作是类似于历史上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那种依附型关系，可能低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完全可以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
三、分析美中经济冲突应坚持科学的方法
要准确把握美中经济冲突的原因和实质，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科学方法呢?本文认为，这必须由所研究事件自身的特殊性来决定。一般情况下，对于性质暴露比较充分，时间相对短促和空间比较单一的局部性事件的分析，应该坚持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于性质已经充分暴露，但时间相对较长和空间多元化的历史性事件的分析，应该坚持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与这两种情况不同，美中经济冲突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有一定进展又远未结束的事件，它的性质总体上是敞开的，有一定暴露又没有完全暴露，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和空间上具有多元性。针对这种特殊性，上述两种方法都不能担当主要分析方法的重任，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动态的逻辑”，即唯物辩证法关于本质生成和本质转化方面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阶段性和地域性的狭隘经验的束缚，摆脱“夏虫不可语冰”和“井蛙不可语海”的时空局限性，完整准确地把握冲突事件的实质。
第一，要坚持矛盾分析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首先应坚持矛盾的观点。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规律。矛盾既包含对立关系又包含统一关系，那种把对立与统一割裂开来的矛盾观，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立性具有绝对性，统一性具有相对性。但不能因此否认统一性以及结合方法的重要意义。列宁说过：
【“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的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12]208】
美中经济冲突自身就是一个矛盾，它既包含着美中两国对立的一面，又包含着美中两国统一的一面;既不应该忽视统一的一面，也不应该忽视对立的一面。美中经济冲突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矛盾，例如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方面的矛盾。同时，美中经济冲突又是推行世界霸权与反对世界霸权，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矛盾的具体体现。
第二，要坚持本质决定的观点。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唯物辩证法反对从历史人物个人意志出发，主张从事物的内在矛盾出发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认为事物本质是由事物自身包含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3]320，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3]323】
唯物辩证法关于本质决定的理论，要求我们在分析美中经济冲突问题时反对把领导人个性作为根本原因，立足冲突自身，全面分析存在哪些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等等。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根据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判断事件的性质。
第三，要坚持本质分层的观点。针对事物的本质，特别是针对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复杂事物的本质，我们不能仅仅拘泥于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二元思维，而应该针对本质自身进行更为具体的、动态的分析。对此，列宁提出了由初级本质深化到二级本质和更深层本质的思想，这对我们分析美中经济冲突实质非常重要。列宁说：
【“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深化的无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14]191
“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4]213】
对美中经济冲突实质问题认识，也存在一个个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过程。我们不能只看到美中经济冲突的浅层本质，而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忽视其深层本质。
第四，要坚持本质变化的观点。事物的本质属性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规定，但这种性质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不同矛盾和不同矛盾方面的地位的转化，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处于变化当中。列宁指出：
【“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约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14]213
“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过渡。”[14]191】
毛泽东也指出：
【“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则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13]322，3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追求的两大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经太平了，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狭隘保护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斗争、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始终存在。这些矛盾规定着整个国际社会和整个时代的性质;这些矛盾的变化，规定着整个国际社会和整个时代的性质的变化。我们应把美中经济冲突放到这样一个时代和国际矛盾及其性质不断变化的视野中去审视。
四、美中经济冲突实质的辩证探析
那么，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以唯物辩证法关于本质的观点为指导，本文尝试从冲突进展的时态、冲突的规则范围、冲突的性质、冲突的演化态势等四个方面做一系统梳理和辨析。第一，从冲突进展的时态看，美中经济冲突呈现为一种历时衍生而又共时互动的“逐步出场”的冲突。从历时态看，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具有层层衍生性。当冲突刚一开始，由于内部矛盾没有充分暴露，有人只看到了特朗普的个性特征，就把贸易冲突的产生和实质看做是由特朗普个人因素决定的。还有人认为美中经济冲突就是一场普通贸易事件，很快就会结束。这反映出冲突初始阶段的一种假象状态，它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情的本质。然而，当纯粹贸易冲突衍生到高端科学技术竞争问题的时候，当美国政府“长臂管辖”抓捕中国企业人士，并直接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产业支持政策的时候，人们的认识就发生了阶段性飞跃，抛弃了单纯贸易观点。有人因此完全否定了贸易论的观点，认为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完全是虚假的，贸易战只是美国为垄断国际产业链地位而制造的假象。这种观点虽然深入了一步，但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特朗普上台之时许下的解决贸易逆差、创造工作岗位的承诺并不完全是竞选口号。打贸易战不是虚假的，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中经济冲突的实质。从共时态看，美中经济冲突实质上具有多元互动性。贸易论、科技论、主权论等观点，实际上揭示了美中经济冲突的不同层面。时间转化为空间，逐渐暴露出冲突的不同层面，由初始的单纯派生关系，不断转化为彼此之间的相互强化和配合关系。例如，美国一边与中国打贸易战，一边要求盟国抓捕华为工作人员;一边满世界遏制华为的发展，一边又威胁要跟中国发起新一轮的贸易战;或者用前者推动后者，或者用后者配合前者。围绕着科技战，除了贸易战手段，美国还采用了限制学术和舆论进攻等方面的措施。正如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指出：
【“造成这些紧张的原因是多元和多样化的。在工业和技术领域围绕新增长动能的竞争是原因之一;动摇了自由民主国家的重大政治力量的变化也带来不安。此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对不同政治制度的怀疑心态，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疑惧日深。”[15]】
第二，从冲突的规则范围看，美中经济冲突是现有国际秩序规则内部而又超越现有国际秩序规则内部的冲突。美中经济冲突到底是现有国际秩序规则内部的冲突，还是围绕这种国际秩序规则自身而产生的冲突?对此，有人认为，现有国际秩序规则已经不再适合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中国应该重新谋求新秩序和新规则;也有人认为，二战以来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规则是普世价值的体现，具有永恒意义，因此必须要坚持下去。本文认为，这两种认知都失之偏颇，我们应该以一种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将当下与未来动态地历史地统一起来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不仅伤害了中国，也伤害了美国自身，这样做不是“双赢”而是“双输”。但特朗普之所以明知“双输”还硬要这样做，显然是因为他认为美国承受得起而中国承受不起，为了长远目标美国做出短暂牺牲是值得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连TPP都不要了，不断“退群”甚至不惜发起经济战。美国仍然是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主导者，但他已经不能满足现状，他要重新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规则。而对于中国，我们必须承认，美中经济冲突的发生的确凸显了这种秩序规则的局限性，但这种秩序规则下所形成的全球化，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能顺应而不能背离这一趋势。中国按照自身需要和世界共享原则建设的新经济组织和协作倡议，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是在坚持维护现有国际规则前提下的创新。当然，维护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不等于支持和纵容国际霸权主义，相反，是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前提的。发展和完善新型全球化，合乎中国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是对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化的有力回击。美国的主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国际秩序规则并不是由谁的“胳膊粗、气力大”来决定。历史地看，世界不同国家国际地位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是不以任何个别国家领导人意志和国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
第三，从冲突的性质看，美中经济冲突是以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为主要矛盾，又超越这一矛盾，向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与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矛盾转化的“综合”冲突。稳定中美关系的“贸易压舱石”目前已经无法更好地发挥作用，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进而在谈判中暴露出对中国经济甚至政治主权的干涉意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贸易、科技、主权等问题上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一直是美中经济冲突的主要矛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之间在制度、道路方面的重要差异，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始终起着或明或暗的重大作用。具体而言，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在两国贸易谈判中，美国始终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和补贴。这样做虽然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但其实质是要消弱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第二方面，中国的发展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实现的发展。中国发展的成功，代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成功。这种发展采用了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但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在客观上必然对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形成重大挑战。第三方面，对于中国的制度和道路，美国领导人和官员们从来没有“搁置争议”，反而利用各种场合和手段对其进行攻击和打压，诋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2018年9月26日，美中经济冲突已进入第二波关税战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赤裸裸地说：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经过了尝试，它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腐朽。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和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16]】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演讲中说：
【“苏联解体后，我们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由国家。带着这份乐观，美国在21世纪前夕向中国敞开大门，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前的政府做出这个决定，希望中国的自由将发展到各个领域———不仅经济领域，而且政治领域，希望中国尊重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尊重私人财产、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尊重人权。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17]】
2018年11月19日，美国前国务卿霍马茨就中美贸易问题也指出：
【“在过去10年中，两国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美国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并且国际机制本身也会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自我演进。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18]】
可见，美国对中国发起经济战，绝对不是单纯的经贸冲突，也不是简单的高端技术产业竞争，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政治目标考虑在内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政权的阶级认定问题。有人认为，特朗普尽管出身于资产阶级，其政府成员身份也大多是大资本家，但他更多是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即所谓“民粹主义”的集中代表。还有人认为，特朗普只代表美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即产业资本集团，他的政策与在美国处于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集团存在重大冲突。本文认为，特朗普的政治倾向与美国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存在明显差别，但与其说他是美国普通民众的代表，不如说他更好地利用了普通民众的选票。那种认为特朗普不能代表美国资本家整体利益，而仅仅代表本土产业资本利益，这种观点的合理之处是看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新分化趋势，但可能夸大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美国共产党《人民世界》网站刊发的文章指出：
【“如果认为只有特朗普想要打倒中国，那将是一个错误。尽管他的鲁莽策略和不稳定的声明让许多华尔街投资者和期货交易商感到不安，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却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共同目标。”[19]】
可见，不应把特朗普看作是马克思笔下主要靠投机上台的路易·波拿巴，也不应将美中经济冲突的解决寄希望于美国金融资本家对特朗普的掣肘。
第四，从冲突的演化态势看，美中经济冲突是“战”中有“和”、“和”中有“战”，“谈谈打打”呈现为一种“战略常态”的冲突。关于美中经济冲突未来的演化态势，不应通过简单套用某种“模式”来做推测，而应基于冲突的实质及特殊性自身来做分析。对于美中经济冲突是否能称之为“战”，人们的认识一直莫衷一是。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正式称法为“中美经贸摩擦”，这也是目前官方使用最普遍的一种称法，但《白皮书》同时也使用了美国对中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的说法。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先是称之为“贸易战”，但后又改口说是“贸易冲突”。这就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解读的自由空间。有人认为不能称为战，而只能称为贸易冲突或贸易摩擦等。实际上，战与非战的问题，并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它主要取决于事件自身的性质和发展状况。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冲突，与历史上美国对法国和日本一些企业的冲突，既有相似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似的一面是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方面的竞争;不同的一面是这次冲突不仅是对新兴大国的冲突，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大国的冲突。也就是说，冲突不仅会涉及到经济、科技本身的竞争，而且会涉及到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因此，这种经济冲突必然比历史上的冲突更加复杂、剧烈和长期。
由于美国已经把中国看作是其首要竞争对手，这种竞争不仅是贸易和科技上的，而且是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的，不仅带有常规冲突的性质，也带有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特殊性质，这决定了美国已经不能容忍中美关系在现有国际秩序规则下按照原有模式发展下去，决定了日后美中关系中的“战”与“和”，“谈”与“打”不是阶段性的，而是长期性和战略性的，直到矛盾基本得到解决。当下的美中贸易谈判虽然对外称尚未破裂，但实际上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重大原则问题。战术性进展是短暂的，而战略性胜利是长期的。出于竞选或者稳定金融的需要，特朗普短期调整对华关系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此次冲突所暴露出的深层矛盾不会因此而消失，由深层矛盾所决定的经济冲突也不可能就此停止。
五、科学认识与合理应对
中美建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相较于美国尚有较大差距，因而，贸易、科技竞争问题也主要表现为经济内部的问题。但是近些年来，特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政治实力的衰退加速，由此带来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和竞争力严重消弱。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成效显著，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相对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必然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惕，甚至出现令世人瞩目的一幕：社会主义的一种蜕变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多次大选中产生了重大挑战，这逼迫特朗普在国会演讲中专门宣誓美国永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这不过是一种蜕变了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修正主义，但它却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惊恐不已，更不用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复兴了。可以预料，特定时期美中经济冲突可能呈现阶段性缓和，但决不能由此天真地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科学技术和发展道路的较量，可以一劳永逸地结束。党的十九大为我们的前进道路指明了方向：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方向的实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在实现“两个复兴”伟大征程中，各种国际冲突在所难免。我们应该立足于“两个复兴”历史坐标来审视各种国际冲突，包括美中经济冲突，充分认识这一冲突的必然性、长期性和曲折性，合理应对美中经济冲突。
第一，应该旗帜鲜明地批评“崇美”“媚美”“恐美”错误思想观念。2019年6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明辨崇美媚美恐美的奇谈怪论》，同年6月7日新华网发表评论文章《让“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两家官方权威媒体同时向“崇美媚美恐美者”发出了批评和警告。崇美思想是媚美和恐美心理的思想前提，因为崇拜美国，把美国看作是人类最完美社会制度的国家，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落后、野蛮的制度，所以对美国充满了吹捧和谄媚，对美国的霸权行为充满恐惧，反过来污蔑嘲讽中国人民维护本国利益和尊严的正当言行。这种错误思想和心理如果不能破除，必然会动摇中国人民反击霸权主义的意志力，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精神。两家官方媒体的态度和做法，让人联想到1950年抗美援朝前夕，中国宣传部门发表《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批判，对美国的侵略行为表示仇视、对美国的堕落反动表示鄙视、对美国的纸老虎本质表示蔑视，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如何认识美国”和“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精神武器和信念支撑。两个“三美”思想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其实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正确认识美国制度和文化的本质，增强对社会主义伟大复兴和最终胜利的自信力。
第二，应该科学认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主创新能力。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高瞻远瞩地论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方面，因为我们比较落后，尤其要注意向外国学习。在提倡学习外国的同时，我们尤其要注意提高民族自信心。毛主席深刻分析了一些中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心的基本原因：一个是我们历史上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而不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别国;再一个是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我们建国比苏联十月革命晚很多年。前者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有关，后者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针对那些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人，毛主席批评道：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20]】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有自信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21]】
第三，充分预期美中经济冲突升级的新动向，努力做好应战“备胎”工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22]】
鉴于美中经济冲突的复杂性、多变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的决策不能做好充分预期和准备，那么势必陷入时时仓促应战而没有战略主动的被动局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在是美国遏制中国复兴的唯一或最后历史机遇，以霸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垄断掠夺本性来看，美国绝对不可能放弃这个“最后机遇”，因此全面遏制势所必然。那么美中经济冲突的下一“战场”会是什么?对此，学界目前有几种预测：有的认为下一战场将转为以外汇市场为核心的货币战，有的认为下一战场可能转为美国主导的全球银行结算系统SWIFT为核心的金融战，还有的认为下一战场可能转为以汇率战或金融资产扣押为核心的金融战。现实的发展可能按照人们的预测进行，也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测。但无论是否超出预测，我们都应该像华为为自己“备胎”那样做好应战准备工作。
第四，补足“短板”，冲击高端产业，坚实推进产业升级。我们一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它却从来没有像当下这般直接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因此，对于中国核心技术发展的整体态势，我们必须有着清醒而准确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两院大会讲话上给出了清晰界定：
【(一方面，)“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21]。】
由此，继续坚持“并行”和“领跑”科技的发展，并迅速补足“短板”技术，以免受制于人，将成为我们推进产业地位升级必须做好的两方面工作。当下尤为紧迫的是补足“短板”，这些“短板”主要包括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基本算法、开发平台、基础元器件等。技术方面的短板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紧密相连，因此从长远看，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是更为根本的问题。除了技术方面的“短板”，海外利益、人员安全、内部市场开启等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重要“短板”。只有精准瞄准这些“短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尽可能迅速补上这些短板，才能减少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阻力，积蓄快速发展的历史动力。就此而言，美中经济冲突的发生，是一个倒逼中国走上复兴快车道的“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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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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