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随时都有400枚W78和W87热核弹头处于触发状态，其上装有可以飞行八千英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摧毁四英里半径内的所有建筑物和生物。自2001年以来，内华达州空军基地的无人驾驶飞机已被用来杀死世界另一端的上万人，其中许多是平民。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General Atomics)的MQ-9“收割者”无人机具有用于瞄准的视觉，红外和激光传感器，用于实时视频流的技术，多种类型的雷达，并支持多种致人死亡炸弹和导弹的投放。
五十年前这样的武器还不存在。没有一种“自然的”科学或技术进步能够解释它们的出现。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开发并使用大量的科学专门知识才能达到这些目的，突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军队在资助和塑造现代科学事业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观察者称这种体系为“军事-工业-学术综合体”。
科学家们一直为他们的资助者开发武器。公元前200年，阿基米德为锡拉丘兹(Syracuse)的统治者们完善了弹射器和抓钩。但是，科学，资本主义与军事之间的现代关系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OSRD)和导致了原子弹爆炸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规模动员。在1938年至1945年之间，美国的军事研究与开发预算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16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技术成功改变了军事，工业和政府官员的科学研究观念。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席范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于1945年发表的开创性报告《科学无边界》中记载了这种变化。布什认为，“必须要求该国的研究科学家在和平时期继续为国家安全做出很大一部分贡献，而这些贡献是他们在目前战争的压力下如此有效的”。基础科学研究是 “制造更好，更便宜的新产品”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所必需的。布什的报告深刻地影响了决策者对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现代科学事业越来越被认为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项目，旨在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和资本主义的获利能力。
朝鲜战争和对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担忧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统治者的这一愿景，激发了决策者对扩大科学资助的广泛热情。美国科学已经永久地受制于军事和垄断企业的特权。
在几乎所有有关科学的讨论中，科学研究的支出与用于开发新产品的支出都归为一类：研究与开发。研究子分类既包括基础研究(无“任何特定用途或用途的研究”)，也包括应用研究(“主要针对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的研究)。另一方面，开发则旨在利用获得的知识研究并制造“新产品和工艺或改进现有产品和工艺”。
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将其GDP的大约1%用于科学研发(2018年约为1160亿美元)。但是在广泛的科学研发中，军事支出占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在冷战时期最为明显，当时军事研发始终占研发总支出的60-80%。如今，军事研发支出几乎占联邦政府所有科学研究支出的一半(2018年为700亿美元)。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每年超过500亿美元)直接用于开发常规或核武器。相比之下，2018年分配给各领域所有联邦机构的基础研究总金额不到370亿美元。
大学是军事经费的主要受益者。麻省理工学院的林肯实验室每年从军方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对弹道导弹防御到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和技术的各项研究。宾州州立大学的应用研究实验室是美国国防大学14个附属研究中心之一，最近从海军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资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拥有6300多名员工，并吹捧其在发明多种武器方面的作用，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种远程，自主，精确制导武器。”事实很清晰。现代科学事业，特别是生命科学之外的事业，与军事工业紧密相连。
基础研究(大多数人在听到“科学”一词时会想到的东西)占“科学资金”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大大少于每年用于研发武器的资金。这些数字暴露了战后科学与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核心深层矛盾。最终，科学家们被赋予了自主权和机构资源来实践自己的技术，但是，这些资源还是被指定专门用于解决军事和企业相关问题。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即使有资源能够解决，也会被告知“无法资助”。这些问题根本不在政府的考虑范围内。
科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转变。正如物理学家查理·施瓦茨(Charlie Schwartz)打趣的那样：“他们知道面包是涂在哪一边的(译者注：即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你不会做任何可能冒犯权力的事情。因此，您声称自己是中立的，不参与任何政治，并且拒绝尝试任何可能使重要人物(即资助你进行研究的有钱人)不满意的行为。”
然而，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短暂时期，这种现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受新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反战运动启发的激进科学家开始发展科学的另一种视野。他们开始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是科学家?我们为谁而工作?全面我们道德和社会责任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诸如“人民科学(Science for the People)”之类的活动家团体在主要科学会议上举行抗议活动，撰写最前沿的报道，呼吁其他科学家抵制参加由军方资助的智囊团(例如JASON)，并尝试在主要专业协会中通过谴责军事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的角色的决议。
学生和学者直接挑战了大学在军事研究中的作用。他们占领了建筑物，并恳请科学家停止研究武器，而将精力投入解决社会问题。甚至通常沉默寡言和保守的教师也组成了像“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这样的新团体。(译者注：忧思科学家联盟成立于1969年，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由全球10万多名科学家组成。该组织最初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倡议组建，主要目的是提出一些报告和忠告，避免科学技术遭到滥用。该组织经常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并曝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激进的科学运动设想了另一种科学研究体制，它可以使自己脱离军事工业联合体，并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是，随着解放科学的社会运动的失败，解放科学这种观点在科学界基本上消失了。新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以及里根政府重新推动的军费开支，为军工学术联合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在里根执政期间，与军事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科学遭受了损失，而军事研究却蓬勃发展。非国防研发减少了近100亿美元，从1980年的420亿美元下降到1988年的320亿美元，而同期军事研发费用从400亿美元增加到730亿美元。
如今我们仍可以感受到这种失败的科学研究体制的后遗症。获得研发新炸弹的资金仍然比获得开发新的、可能挽救生命的抗生素的资源容易得多。
为获得财政支持而苦苦挣扎的科学家常常求助于军队以求生存。在这个“不发文章就走人”的研究环境中，科学家的价值是根据他们能带给他们的大学多少研究经费来判断的。而军队通常是唯一真正的资金来源。
通过这种方式，军方为研究人员设定了广泛的议程，包括科学研究方向，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及谁能从中受益。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家们努力为自己的工作创造自主空间。但是军事-工业-学术的综合制度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自主能力。
然而，新的运动正在出现，解决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紧迫问题将需要对我们的经济进行彻底的重构。为了使“绿色新政”等政策真正成功地实现零排放，同时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我们将需要在新科学研究上进行大量投资。(译者注：《绿色新政》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8年12月11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统称，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前景。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个世纪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拥有足够资源和明确目标的科学家可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科学家能够制造出携带核弹飞行数千英里的导弹以及可以从世界中途进行控制的无人机，那么他们当然可以开发出使人类真正受益的技术。
来源：《雅各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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