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期间，美国组织开展了国家级大科学工程“曼哈顿工程”，一举奠定在诸多新兴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军事强国地位。2019年7月，美国生物防御与国家安全领域的知名智库“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向政府和业界公开提出“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其后续影响正持续发酵。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深刻变化的时代，作为极有冲击力的战略符号，“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的相关动向值得密切关注。
“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直接前身是2014年成立的蓝带生物防御研究小组，由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组成。其宗旨是“提供对美国生物防御工作状况的全面评估，并提出促进变革的建议”，其代表性成果包括2015年发布的引起广泛关注的《国家生物防御蓝图》，其中许多建议已经融入2018年9月美国官方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就专业领域的思想引领力、与国会与政府高层的互动深度而言，该智库在美国战略界首屈一指。
“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指出，“二战”期间，在军事部门和联邦机构、学术界、工业界、政府承包商以及国家实验室共同努力下，美国实施的“曼哈顿工程”领导研发生产世界上第一枚核武器，为盟国建立了压倒性军事优势。当前，类似的挑战是生物战、生物恐怖和传染病大流行等生物威胁，而美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为彻底消除这种威胁，美国亟须实施一项国家级尖端生物防御研发项目——“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呼吁健康、科技、外交、国防和安全、情报等多个部门的合作以及工业、学术界的利益相关者的协同。
倡议呼应并集成美国国防战略智库的系列思想。美国战略安全界一直在呼吁推动从国家战略高度发展尖端生物技术。从2002年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发布《探索生物技术：国防部的机遇》，2014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并宣称“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国防科技决策核心智囊之一“贾森小组”(JASON)连续发布、引起国防和国家安全界轰动的《基因编辑研究》(2016)、《基因驱动研究》(2017)，再到2018年的国会生物防御核心组成立、国防部委托的项目报告《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发布，2019年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生物学工作组提交“有望在2040年前实现突破的生物新技术”内部咨询报告，诸多关联事件揭示出美国军事部门在“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中的影响。
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国防部研发计划优先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DARPA作为美军军事科技创新的旗舰部门，瞄准未来战争、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打造生物化作战力量。继2011年提出“从宏观生物生态系统到微观量子的各个维度全面提升国防防御能力”的思想后，DARPA于2018年提出将生物科技全面转换为战场感知、后勤保障、信息通讯、指挥控制领域影响军事能力的源泉，打造“生物+”的战略思想。美空军、陆军、海军等军种研发部门，正积极从战役、战术和战略角度认识生物科技在军事斗争中的全新应用，打造“改变游戏规则、创造游戏规则”的战略利器。因“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这一军民融合倡议内容与《国防战略》理念相一致，有充分理由审视美国军事部门在塑造、推动倡议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以来，直至进入21世纪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美国历任政府基本维持战略性防御姿态，有意模糊《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允许开展的防御性生物研究与严格禁止的进攻性生物研究的界限，其军事生物科技研发均以打造防御能力为掩护。美军宣称，“国防部没有一个进攻性的化学与生物武器计划，但有一个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但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战略界对未来生物科技应用于军事斗争的战略意图开始精细调整，发展进攻性军事生物科技能力主张有所加强。
“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生物科技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前景。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力促军事生物科技的大发展已成必然。正如美国高端智库报告强调，“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在新时代，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是新军事革命发展的重要技术变量，核武器、AI智能武器和生物威胁等或将可能并列成为国家战略威慑工具，成为美国继续维持其霸权的战略载体。鉴于军事部门发展生物科技已经形成较广泛共识，美国军事生物科技的大发展已经势所必然，这将加速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和军事变革的到来。
“生物防御曼哈顿工程”倡议本身的走向充满变数，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值得深思。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深刻变化、尖端科技的两用性日益凸显和科学家伦理责任意识强化的时代，大型科技计划实施的时代背景和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家内部很难就超级军事科技发展计划达成战略共识。然而，美国是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国家，美军也是一支学习型、研究型军队，美国的智囊政治家也是密切关注实际的研究型政治家，如果低估美国政治外交军事的应变能力和敏锐思维，不主动加强对未来生物科技与军事战争问题的研究与筹划，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预判失误。
王小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0年02月2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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