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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近日大骂苏共,恰恰暴露了自己的困境

衣初辛 · 2020-07-11 · 来源: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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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的困境,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警示呢?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社报道,7月5日普京在接受“俄罗斯1”电视台采访时,谈到此次宪法修改时大骂苏共,表示这次宪法修改的核心是“避免苏共带来的灾难重演”。

  普京说,苏联宪法中关于加盟国有权退出苏联的规定以及1977年宪法中确定的苏共的政权垄断地位成为了“定时炸弹”。

  其宣称,“1977年的宪法和之前的宪法规定了苏共的政权垄断地位,苏共成了整个国家系统的核心。国家各部门代表无权退党。党掌管着一切。这实际上是把一个政党的命运和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强行捆绑到了一起”。

  普京还表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苏共本身没有遭受任何外部冲击,而是从内部开始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解体。这是不能容许的。这是1922年苏联成立时就埋下的‘定时炸弹’,之后也出现在了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宪法中。”这次修改宪法就是要“避免发生类似事件”。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普京说的对呀,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国有权退出苏联,难道不是一个大漏洞吗?苏共一瓦解,苏联就解体了,难道不是事实吗?”

  其实,不光是俄罗斯,中国许多媒体与学者也的确持这种观点,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相关事件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这种说法近乎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

  

  我们一般把苏联时代之前的俄国称之为“沙俄”,领导人称之为“沙皇”。但其实,“沙皇”只不过是一个简称,其全称要比《权力的游戏》当中的龙妈头衔还要长得多,足足有三百多字,即:

  蒙上帝恩典,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沙皇及独裁者;喀山、阿斯特拉罕、波兰、西伯利亚、陶立克克森尼索和格鲁吉亚沙皇;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芬兰大公、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库尔兰、瑟米加利亚、萨莫吉希亚、别洛斯托克、卡累利阿、特维尔、尤戈尔斯克、尤格拉、维亚特卡、保加尔和其他地区的王公;切尔尼戈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焦尔、乌多利亚、奥勃多利亚、孔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齐斯拉夫和全北域的君主;普斯科夫、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卡斯亚、突厥斯坦、伊弗里亚、卡塔林尼亚和卡巴尔德尼亚地域及亚美尼亚地区的领主;挪威王位继承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曼、迪特马尔申和奥尔登堡公爵。

  也就是说,沙皇俄国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沙皇个人众多领地拼凑起来的怪胎。

  比如说,立陶宛人就并不算做“俄国人”,只不过是因为沙皇还兼任“立陶宛大公”,所以立陶宛和俄国同样都属于沙皇统治而已。

  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像爱沙尼亚之所以属于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沙皇还兼任“爱沙尼亚王公”,亚美尼亚则是因为沙皇还兼任“亚美尼亚地区的领主”……

  甚至这一大串头衔还没列出的民族地区,也同样是“只效忠沙皇个人,不效忠国家”。

  像车臣,在沙皇统治时代就长期实行所谓“一国两制,车人治车”的制度。简单的说,也就是俄国其他地区的所有制度和法律都不在车臣实行,车臣的一切完全是由当地的首领说了算,只是当地的首领必须效忠沙皇就可以了。

  这种体制的国家显然是相当松散的,也是相当危险的。

  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便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彻,其在1913年《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当中就明确指出,俄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必须摆脱“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大国”:

  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可惜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等到二月革命真正把沙皇打倒了之后,俄罗斯人才发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沙皇没了,原来那些“只效忠沙皇”的民族地区自然也就要分家了。

  像立陶宛就表示,“原来是沙皇兼任立陶宛大公,现在你们把我们的立陶宛大公推翻了,那我们就要建立自己的新政权”。后来在1918年2月,其正式宣布独立建国。

  爱沙尼亚、亚美尼亚等原来那些沙皇那一大串头衔“兼职”的地区,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甚至原本沙皇的一大串头衔当中没有的车臣等地区,当地的首领因为失去了效忠对象,也忙着要“独立”……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新政权的列宁,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于是,他愁的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

  经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之后,顶着黑眼圈与谢顶的列宁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不再坚持中央集权制,同意实行自己多年来一直反对的联邦制。

  在1918年7月19日通过的第1部宪法当中,正式把苏维埃俄国命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

  这样一来,原本车臣等一大批“首领效忠沙皇”的民族地区,就以“自治共和国”等形式加入了新生的“苏俄”。

  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亚美尼亚等原来那些沙皇那一大串头衔“兼职”的地区,大多数还是不干:“我们跟车臣可不一样,原本车臣就比俄罗斯低一级,我们可是和俄罗斯平级的,凭啥让我们加入俄罗斯呢?”

  于是又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再次顶着黑眼圈与谢顶出来的列宁决定:在“苏俄”的外围再成立一个“苏联”,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外高加索(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加入,继续和俄罗斯平级。

  但还有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地区,连“苏联”也不愿意加入,怎么办呢?

  列宁掂量了自己的实力,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只好在苏联成立时表示,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当然新的加盟共和国也可以加入。至于到底是加入还是退出,那只能看之后的领导人给力不给力了。

  

  幸运的是,列宁去世之后接任的朱加什维利同志不是一般的给力,其在年轻参加革命时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斯大林”,这在俄语里边就是“钢铁”、“铁人”、“钢铁侠”的意思。名字就叫得这么“钢”,为人能不“钢”吗?

  斯大林上台之后,针对列宁遗留下来的仍然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使出了一记“绝杀”,即“阶级斗争”。

  其认为,为什么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地区不愿意加入苏联,说穿了不值半文钱:当地掌权的还是地主资本家,跟着英美法搞“独立”有好处,要是加入苏联他们的财产就保不住了。这种情况下,傻子才加入苏联呢。

  那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也就很简单:就是要坚定不移的支持当地的工农力量和地主资本家斗争,建立起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之后他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也就愿意加入苏联了。

  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和斯大林计划一模一样:1940年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支持下建立起社会主义新政权之后,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苏联。

  而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之后,苏联做的第1件事就是把当地的地主资本家统统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且告诉当地的工人农民,表示“你们要一脱离苏联,这些地主资本家就会回来,你们就会和过去一样,工人996,农民变杨白劳”之类。

  当地的工人农民当然也不希望地主资本家重新回来欺负自己,于是个个高喊“苏联万岁,苏共万岁,斯大林万岁!”

  至于那些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地主资本家,喊“万岁”的声音则要比留在当地的工人农民还要响亮——喊“万岁”都到边疆劳改了,要是再闹“独立”,不是连小命都保不住了?

  对之前就加入苏联地区的车臣等地区有分裂倾向的人,斯大林也是照方抓药:虽然苏联宪法当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但是想退出的人肯定不热爱社会主义苏联,因此就是“阶级敌人”,西伯利亚劳改所是最适合他们待的地方……

  “阶级斗争”这件法宝可以说比钢铁侠的战甲还要给力,简直快赶上消灭灭霸军团的响指了。到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苏联名义上虽然仍然是联邦制,但实际上列宁所期待的“中央集权制”已经建立了起来。

  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当时苏联各地区的所有干部都是由中央自由调动的,与其民族成分和出生地等等毫无关系。

  像后来担任过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1950年时曾经担任过摩尔达维亚(今摩尔多瓦)第一书记,1955年时又担任哈萨克第一书记。其之前从未在这两个地区工作过,但是进行人事调动时,当地人丝毫没有什么异议: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哪个民族干不一样呢?

  

  可惜,这世上总有一些“崽卖爷田心不疼”的货色。

  斯大林时代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把沙皇时代积累下来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基本上弥合了,而赫鲁晓夫刚上台三年就进行大批判,重新制造了矛盾。

  其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宣布,斯大林当年搞的阶级斗争绝大多数都是不对的,应该把那些被流放的西伯利亚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车臣等地的分裂分子通通放回来,并且对他们进行平反和补偿。

  到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正式提出了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认为苏联已经从阶级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苏共也变成了全民的政党,阶级斗争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了。

  但赫鲁晓夫本人多半也没想到,那些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人非但没有感激涕零,反而强调平反和补偿的不够,并且继续宣传民族分裂主张。

  而更糟糕的是,当不讲阶级斗争之后,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淡化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便提倡俄罗斯的传统,企图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代替阶级认同作为新的精神支柱。

  可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地区原来那些高喊“万岁”的工农群众又不干了:我们又不是俄罗斯人,凭什么提倡俄罗斯的传统不提倡我们的呢?这不是让我们低人一等吗?

  于是,他们不再支持苏联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了,反而同情那些分裂分子。苏联的国家凝聚力也逐渐丧失了。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对于这种局面束手无策,便在某种程度上重新使出了沙皇时代“一国两制,车人治车”等一套老办法: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由少数民族担任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俄罗斯人的不满……

  到了1986年12月,苏共中央任命俄罗斯人科尔宾担任哈萨克地区新的第一书记之后,哈萨克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造成两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史称“阿拉木图事件”。这和30年前勃列日涅夫出任哈萨克第一书记时的风平浪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过,虽然经过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30年的胡折腾,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已经危机四伏,但是也没有立即就要解体的地步。

  要是新的领导人重新学习斯大林,用阶级观念和社会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那么重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仍然是有可能的。哪怕是过一天算一天,有苏共中央的制约,也还可以像当年的沙皇俄国那样维持很长的时间。

  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搞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再次发动举国之力揭批斯大林。至于斯大林当年用阶级斗争理论,流放一些搞分裂的地主资本家的事,更是成了重点揭批的“罪行”之一。

  像戈尔巴乔夫时代有一本非常流行的小说叫《金色的云在这里过夜》,主要内容就是讲斯大林时期被流放的车臣分裂分子有多么多么悲惨。这本书一出版就马上脱销,而看了这本书的人几乎没有敢再反对车臣分裂的了……

  更加要命的是,戈尔巴乔夫后期又同意实行多党制,在失去了苏共中央制衡的之后,煽动民族情绪无疑是凝聚支持者的好办法:

  像普京的导师叶利钦和索布恰克等人,就鼓吹“俄罗斯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奶牛,应该抛掉他们轻装上阵”,少数民族地区那些“民主斗士”,当然就更不遗余力的鼓吹“独立”了。

  这种情况之下,苏联宪法当中实行了近70年的“加盟国有权退出苏联”,才真正被一些人提了出来,要求解释清楚“如何退出”。

  戈尔巴乔夫当然也不傻。虽然自身就不信仰社会主义的他不可能像斯大林一样表示,想退出的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可也给退出程序加上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对宪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解释。其中明确规定,加盟共和国如果退出,必须得先经过公投,如果达到2/3以上的居民同意,才能进入5年的过渡期,5年之后再一次公投,仍然有2/3以上居民同意方可退出。假如第1次公投就没有达到2/3以上多数,那么5年之内不得再次公投。

  1991年3月戈尔巴乔夫又主持举行了是否保留苏联的公民投票,按当时的规定,公投有效期也一样不少于5年。假如公投通过,至少5年之内必须保留苏联。

  可结果是,虽然有76%的人赞成保留苏联,但是普京的导师索布恰克和叶利钦等人根本不遵守苏联宪法和公投结果,违背苏联宪法的规定强行“独立”,这难道也能扣到苏联宪法头上吗?

  更何况,车臣等地可并不属于苏联宪法规定的“可以退出”的范畴,他们不也照样要“独立”吗?

  

  其实我觉得,普京本人之所以大骂苏共,恐怕并不是真的认为苏共的体制不好,而更多的是对于现实问题的焦虑。

  事实上,在2010年底的时候,时任总理的普京和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曾围绕着“如何解决当下俄罗斯的民族冲突,维护国家统一”,爆发了一场公开的争论。

  当时普京表示,

  “要知道,在苏联,民族关系是没有问题的。苏维埃政权成功地创造了各民族和各宗教和平的局面……我(小时候)从来不记得在列宁格勒发生过什么民族主义。就是莫斯科肯定也没有,在苏联其他地方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今天的俄罗斯“未能找到类似于苏联时期所创造的那种东西”,要借鉴苏联时期的经验来解决民族关系问题。

  而梅德韦杰夫却在普京刚讲完话之后当场发表了公开批判普京,表示

  “刚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发言时提到苏联实际上找到了取得民族间和平的具体成就的方式。苏联时期做过的事情能够重复吗?我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我们的理解是:不,不可能,因为苏联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国家,并且坦率地说,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国家。俄罗斯则是另一种国家,我们更多的机遇和我们的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如果我们有25年前的那些机会,坦率地说:现在坐在这个大厅里的国家领导人都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了。”

  简单地说,梅德韦杰夫就是在提醒普京,“别忘了,当年你是跟着叶利钦和索布恰克等民主斗士干的,要是承认今天的俄罗斯不如苏联,那你还干什么呀,直接交权给共产党不得了?”

  普京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脸色立刻变了。

  今年年初,普京突然罢免了梅德韦杰夫的总理职务,在日前修改宪法的讨论时又明确表示,之所以这次修改宪法要“任期清零”,是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未来几年大家都会忙于找接班人,就没有人会好好做事了。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曾经长期被视为普京接班人的梅德韦杰夫,根本就不可能接班。

  而梅德韦杰夫之所以落到这种下场,恐怕就是当年公开斥责普京所惹的祸。这就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是,普京也不得不认真考虑梅德韦杰夫所说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以普京为首的这一个领导集团乃至普京本人,其合法性都是建立在否定苏联体制基础上的,要是公开表示俄罗斯不如苏联,应该学习苏联,那他自己岂不是要下台了吗?

  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当中曾经指出过,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纷纷把子女送到苏联,就证明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也是知道苏联体制好的,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体制触犯了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才去反对,以致连孩子都不要了:

  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普京,当然也逃不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可问题是,在撤掉了梅德韦杰夫接班人地位之后,又捡起了梅德韦杰夫当年的一套说辞的普京,又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当前俄罗斯,车臣等地的民族问题仍然严峻,而且这些地区不仅像苏联后期一样,实行必须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首脑的制度,而且不少地区又重新拾回了沙皇那种“一国两制,车人治车”的一套。

  就以车臣地区为例,几乎一切都是卡德罗夫家族等曾闹过分裂后来又投靠俄罗斯的这一派地方势力说了算,不仅俄罗斯中央的法令政令几乎都无法在车臣实行,甚至军队也大多是卡德罗夫家族的私人武装。

  据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现在的车臣除了小卡德罗夫赌咒发誓般的表示效忠普京,俄罗斯人几乎难以生存:只要发生了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的打架斗殴,俄罗斯人被打死也没人管,而车臣人只要受一点伤,马上就会有警察把俄罗斯人抓起来……

  普京并不是不清楚这种局面的危险性。其在任上先后任命了伊利亚索夫、巴比奇、波波夫、阿布拉莫夫等好几任俄罗斯族总理,但最后都被卡德罗夫父子排挤走了。甚至一度任车臣总统,自始至终反对分裂的阿尔汉诺夫等车臣当地亲俄势力,也都被卡德罗夫家族挤跑了。

  因此,今天很多网友戏称小卡德罗夫为“卡禄山”,这的确是颇为贴切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普京在这次宪法修改当中明确规定了俄罗斯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其实也的确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可这能起多大效果呢?难道宪法规定了不许独立,他们就真的不独立了?当年车臣等地要分裂,也并不是按照苏联宪法呀!

  更加要命的是,普京总不可能长生不老,现在车臣等民族地区只是效忠普京个人,这不仅不如当年的苏联,甚至连沙皇也不如。好歹沙皇还是世代沿袭的称呼呢!

  可以取代普京个人权威的,只能是像当年苏联共产党那样一个有信仰、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领导性政党,可这一切又恰恰是受制于执政合法性的普京所无法做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普京近日大骂苏共,不过是对于苏共的“羡慕嫉妒恨”罢了。这丝毫无损于苏共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创立的丰功伟绩,反而暴露了普京当下的困境与焦虑。

  

  而且,俄罗斯“后普京时代”的危机或许并不遥远,只要看一下二战以后苏联和俄罗斯历任领导人的寿命就知道了:

  斯大林生于1879年,1953年去世,享年74岁。

  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死于1971年,享年77岁。

  勃列日涅夫生于1906年,死于1982年,享年76岁。

  安德罗波夫生于1914年,死于1984年,享年70岁。

  契尔年科生于1911年,死于1985年,享年74岁。

  叶利钦生于1931年,死于2007年,享年76岁。

  也就是说,每一位领导人几乎都在75岁左右去世。这在世界大国当中,恐怕是寿命最短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俄罗斯气候过于寒冷,因此男子在工作时大多要靠痛饮伏特加等烈性酒来保持精神。这样到了中年之后,其心脑血管和肝肾功能就普遍出现了问题。

  相反,个别不怎么喝酒的人往往寿命都很长。比如说,苏联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大喝酒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现在快90岁了仍然在世。

  一向以“硬汉”自居的普京,当然也是个“海量”之人。从他这几年的发量和精气神等方面的变化就能看出来,想要连任到2036年,单是自然规律这一关就不好过。

  至于到了普京之后,俄罗斯该怎么办,就更只有天知道了。

  而普京的困境,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警示呢?

  破坏容易建设难。看着今天的俄罗斯失去了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走到这一步。可是,再看看某些公知与媒体的嚣张,难道不需要居安思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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