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希腊潘提翁大学社会政策系教授 斯塔夫罗斯·马夫罗迪亚斯 作
高静宇 译
[摘要]新冠肺炎危机触发了业已进入下行通道的资本主义经济爆发危机。社会主义经济体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所以更有能力应对像新冠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自2008年以来的“去全球化”、回归以国家为中心的进程，国际经济关系根据国家的联盟和政策而重新调整。新自由主义和新宏观经济共识的失败深刻表明，左翼要坚信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替代性。流行病是全人类的敌人，也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和支配这些制度的阶级的产物。没有严格的阶级壁垒，却有阶级的不对称效应，流行病的这种特点凸显了复兴社会主义、为打败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必要性。
[关键词]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全球化 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危机
一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疫情的不同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和1975年以后出现的更为普遍的“新流行病”，再次显示出我们必须对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应对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卫生危机，同时，全球经济也进入了现在被称为经济危机的衰退时期。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卫生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这一点是正统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方所公认的。当然，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具有非常不同的因果关系。正统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是卫生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即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不会发生。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已经进入了经济危机的衰退时期。[1]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导火索，加速和加剧了危机的趋势。最近几份关于不同经济体状况的报告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的报告宣布，美国经济在2020年2月进入衰退期，这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同样的，其他国家（如德国）的许多报告——特别是制造业的报告，以及整个经济的报告——也指出了同样的趋势。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向经济危机，而卫生危机使这一趋势提前并进一步恶化。
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的卫生危机本身就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为了应对流行病，有必要暂停社会和经济活动(封锁、限制工厂和其他生产活动等)。当没有立即可用的医疗工具(疫苗、药品等)来治疗疾病时，这种封锁尤为必要。这种对社会和经济活动的限制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扩大，并使卫生系统有时间集中资源以应对卫生危机。同时，这种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也会抑制经济的发展。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经济已经要衰退的时候，那么封锁就会加速这种趋势。
这种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个关键性的难题，当面临卫生和经济的双重危机时，应对一个危机所需的政策措施会加剧另一个危机，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必须决定他们将优先考虑哪一个危机。正如古林查斯(Gourinchas)所描述的，“拉平卫生危机曲线的政策措施会使经济危机曲线变陡”。[2]
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资本主义经济体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资本主义经济体以私营部门为基础，公共部门作为前者的支撑而运行。私营部门以盈利为目的，从事获取利润的活动，并放弃或退出非盈利活动。此外，资本主义经济体为了克服卫生和经济危机，需要动员私营部门（因为这是经济的主导部门），这就需要公共部门来补贴私营部门，给私营部门以足够的利润激励。这是一种间接机制，(a)它不确定是否能够发挥作用，(b)它在卫生危机发生时浪费时间。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政策措施是缓慢而不确定的。
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体是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运行的，其主导部门是公共部门。公共部门可以有非盈余的活动，甚至可以有亏损的活动，因为社会主义企业并不是以盈利为运行的基础，它们是由社会计划确定的，并在结构上得到其他经济活动的补贴。此外，当面临紧急突发事件时，社会主义经济体能及时地、充分地调动资源，因为这是计划部门运作的直接机制，因此，（a）一定会发生，（b）一定会准时。
基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经济体更有能力面对和解决像卫生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资本主义经济体只能承受短期的经济封锁。正如特朗普对美国经济所说的那样，美国经济不是为关门而建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不可能在生产成本的层次上经营，更不可能亏损，否则，它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除非有人补贴它们继续经营，否则它们就会倒闭。相反，社会主义经济体可以在不实现盈余(利润)的情况下，只需够支付生产成本就可以生存。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经济亏损，它也能生存得更久。另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实力要大得多。
由上述可以看出，以公共卫生部门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制度更能应对流行病问题。以此类推，拥有庞大而高效的公共卫生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如欧洲国家）比那些公共卫生系统薄弱、主要依靠私人卫生部门的经济体（如美国）更能应对这一问题。
二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疫情发生之前，世界体系已经处于动荡之中。2008～2009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结束了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迎来了帝国主义竞争加剧的时期。苏东阵营崩溃后，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强国开启了“全球化”，即资本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的时代。[3]“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以前所无法预见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将永远存在。此外，他们还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国家经济、国家冲突和战争的结束，以及(西方)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内部“全球化”的支持者甚至宣布了帝国主义的终结。这些“流行的事实”都经不起现实的检验。首先，至少在19世纪，就存在着类似的资本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在1873～1875年第一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后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时代：“国家化”(即回归以国家为中心)的程度大幅提高和经济军事冲突加剧。第二，国家经济（及其政策）从未停止发挥重要作用。所有的主要西方帝国主义强国都是根据它们特定的国家利益来执行其“全球化”政策，只要有必要，就会毫无顾忌地使用民族国家的重拳。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削弱大部分欠发达的经济体并让它们接受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这种资本的国际化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盈利能力下降起到了典型的抑制作用，从而支撑了它们的盈利能力和资本的积累，牺牲了欠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来说，这个时代一直顺利运行到21世纪初。然而，很快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随着资本国际化的抑制能力的耗尽而重新浮现。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美国的衰落就是例证。美国经济尽管长期受益于“全球化”的政策，现在却开始步履蹒跚。类似的轨迹出现在所有其他主要西方帝国主义强国和日本。2008～2009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全球化”的结束，标志着国家政策公开地、明确地回归，标志着帝国主义内部竞争的加剧。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一进程的公然表现，但这一进程早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它已经成为美国试图让中国屈服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场，更根本的是，它加剧了“全球化”国际价值链的瓦解，即在“全球化”时代构建的国际化生产和交换结构的瓦解。由于禁止人员和产品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流动，国际生产和商业的链条被截断了。这导致了国际经济关系根据新的联盟和更公开的国家政策来重新安排。这种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例如，英国脱欧)，但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三 新冠肺炎疫情对左翼运动的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标志的时代对共产主义左派和工人阶级运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资本主义世界问题重重，但社会主义的替代性并不明显，因为它仍然受到1989～1991年苏东剧变的影响。此外，西方左派多数人迷失在文化战争和政治正确之中，忽视了阶级政治，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全心全意地向新保守主义政策屈服后，完全丧失了信誉，现在它正试图以反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卷土重来。然而，这种新的反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幌子，背后依然隐藏着新保守主义的政策。
首先，如今新自由主义显然已经惨遭失败。在经济政策上，“市场是自我平衡的，国家应该退出经济”的观念成功地提高了劳动剥削的程度（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剩余价值率），但却无法应对资本过度积累所引发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教条式地认为经济危机是外生的，这决定了它无法制定克服危机的经济政策。同样，就卫生部门而言，新自由主义试图将公共卫生系统私有化(直接或间接地将其分割开来，在各部分之间制造竞争，并加强公私伙伴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了这些系统。
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明显的失败，标志着它被社会自由主义的新宏观经济共识所取代。这是温和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混合，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短期内的凯恩斯主义、长期的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当前的危机使这种继承性更加明显。自危机苗头出现后，各国政府不仅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欧盟而言，新冠肺炎的流行导致公共支出和赤字脱离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约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欧元区那些受经济紧缩调整方案约束的国家(如希腊)都放松了管制。
的确，由于货币政策的长期使用导致其效力耗尽，随着广泛的财政支持计划的宣布，经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财政政策上。一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在发生：官方考虑将经济的战略部门国有化（如意大利航空公司）。
此外，产业政策正在以一种非常积极和谨慎的方式明确回归。非常明显的是，在新冠危机的背景下，大量的资金被用于卫生部门;相应的纵向产业政策不仅受到赞扬，而且得到了实际执行。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在总体上憎恶产业政策，但其继任者（新宏观经济共识）虽然最初只倾向于横向产业政策，但现在其钟摆正移向纵向产业政策一边。
其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新宏观经济共识”也即将失败，它所倡导的政策——羞羞答答地恢复了国家干预主义，系统地、反周期性地使用所有的国家政策——可能避免了2008年全球危机前夕的灾难，但未能纠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当其经济政策无法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所触发的经济危机时，这些问题尤为明显。
共产主义左派和工人阶级运动不应该成为新的反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正统思想的同路人。相反，他们应该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他们必须利用这场危机来解释，正是资本主义制造了危机、苦难和更频繁的流行病，用有计划的、民主管理的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将提升现代社会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除了这一战略目标外，共产主义左派和工人运动的力量还必须要求由资本来支付这两个危机所造成的花费。另外，公共卫生系统和一般的公共福利系统——再次被证明是唯一能够应付流行病的系统——在多年的资金不足和私有化之后，应该得到加强，强调社会医疗、初级保健和提供普遍的福利应是这些制度的指导方针。
四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流行病是全人类的敌人，但它们往往不是全人类的产物，而是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和支配这些制度的阶级的产物。
在过去的30至40年间，资本主义越来越容易发生流行病，与此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医学的进步和发达的卫生系统的建立已经杜绝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1975年以后，出现了“新兴的流行病”，即几十种新的疾病，主要是由病毒引起的，其发生率前所未有。这些新流行病主要是人畜共患病，即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
对这一现象的一般解释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的论述，即资本主义由于盲目提倡对自然的商品化和剥削，忽视了自然的局限性和社会后果，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这个论点并不意味着接受各种离谱的回归自然、“去增长”的生态学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a)所有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都在干预和促进自然的新陈代谢，(b)这种新陈代谢甚至是保证大部分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但这一论述却揭示了资本主义正在无节制地扩大这种新陈代谢，因为它的核心动机是资本的盈利，其运行逻辑是盲目的(我只要得到利润，并不关心这个系统的生存)。
但这种一般性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明最近30至40年间流行病增加的原因，还需要用历史危机的决定因素来进行补充。我们可以合理地找出以下因素：第一，(原本必要的)工业化农业的无节制发展，导致了有问题的卫生方法的使用，这些卫生方法提高了资本主义的利润，但却引起了重大的问题(如沙门氏菌);第二，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所谓的“全球化”)，国际上日益激烈的竞争使这些生产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它们的成本较低;第三，资本主义农工联合体无节制的增长极大地减少了处女地，使人类接触到以前只限于处女地或只涉及小型土著社群的疾病和病毒，这些社群要么已经获得了相对的免疫力，要么流行病只限于这些社群，并没有大幅扩散;第四，资本的国际化使得世界边远地区之间的交通和通讯线路激增，加速了流行病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在过去，流行病比较有限，因此更可控;第五，外来物种的使用和消费的商品化，增加了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几率。
这些新的流行病大多数（a）没有严格的阶级壁垒，但（b）具有阶级不对称效应。它们没有严格的阶级壁垒，因为它们是通过消费品(在饮食中)和社交聚会传播的，不容易采用阶级隔离的传统方法(例如，“让平民死在他们的贫民区”)，但是，它们的影响又是不对称的，因为工人更容易受到感染(如“一线工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容易不健康(如购买更便宜、更劣质的消费品)，当然还有劣质的医疗服务。新流行病的这种特殊性，凸显了复兴社会主义运动、为打败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而斗争的必要性。
【简介】斯塔夫罗斯·玛夫鲁戴斯(Stavros Mavroudeas)现任潘提翁大学社会政策系教授。曾任马其顿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希腊经济。他撰写了多本英文和希腊文书籍，如《监管的局限》(2012)、《危机中的希腊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2014年)等，他因后一本书于2018年获得“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就奖”，还在合著中撰写了许多章节，并在期刊中发表多篇论文，如《发展与危机——希腊资本主义的动荡历程》(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vol.3 no.3 2013)、《管制理论：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的解体》(Science & Society vol.63 no.3 1999)、《工作更多或工作更努力?马克思〈资本论〉中工作的时长和强度》(Science & Society，vol.74 no.1 2010)、《卡特莱尔的货币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吗?》(Economic Thought vol.6 no.2，October 2017)等。他是希腊政治经济学协会的创始成员，曾在该协会董事会担任秘书(2009-2013)和主席(2018-2020)。
译者：高静宇，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
[1]Mavroudeas, S. “The CoronavirusPandemic and the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is.” https://stavrosmavroudeas.wordpress.com/2020/03/25/4383/;Roberts, M. “The Virus, Capitalism, and the Long Depression,Interview with Michael Roberts.”https://spectrejournal.com/the-virus-capitalism-and-the-long-depression/.
[2]Gourinchas, P.O. “Flattening the Pandemic and Recession Curves.” In Mitigating the COVID Economic Crisis, Ed., Baldwin, R. & Wederdi Mauro, B. London: CEPR Press.
[3]详细分析见Mavroudeas, S. “De-globalisation and the Returnof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In Globalisation and PublicPolicy,Ed., Kaoru Natsuda, K. et al eds. London: IJOPEC http://www.ijopec.co.uk/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_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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