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印度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路大体遵循着前新自由主义、世俗新自由主义和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的顺序演进，每一次关键转变均以“危机”为肇始：在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自主工业化陷入困境后，国大党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当国大党领导的世俗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后，随之进入了印人党领导的“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时期。本文重点聚焦印人党主导的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背景及其对印度政治经济秩序造成的深刻改变。在印度教种姓制度凝聚起来的集权主义政治框架下，新自由主义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强的力度运行，其结果必然带来更大的发展不平衡和更严重的积累危机。在政治经济秩序剧烈变动和极右翼政权的打击下，印度左翼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并被迫开启战略层面与战术层面的全面转型。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议会左翼 革命左翼 新左翼联盟 世俗民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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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上台后执行的“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Hindutva Neoliberalism）”战略议程，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在印度的延续与深化，也是新自由主义秩序遭遇危机和阻力之后因时因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印度乃至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第一，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最鲜明的特点是极端右翼政治保守主义与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呈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复合体结构。第二，印人党的经济实践与政治宗教组织模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断裂。在政治与宗教层面，印人党自我宣称要“谋求人民幸福”，并通过宗教力量动员了庞大的印度底层民众；在经济层面，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在重建资本积累方面依然乏力，却在维护与扩张庞大私人利益集团方面效果显著。第三，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模式是在国大党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陷入危机后，作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和政治尝试出现的，即在印度教种姓制度凝聚起来的集权主义政治框架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强的力度运行新自由主义，其结果必然带来更大的发展不平衡和更严重的积累危机。
在极右翼强大中央政权的挤压下，印度左翼呈现出整体被压制的态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印度左翼被迫进行战略层面与战术层面的全面转型，其中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反民主性质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新焦点。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印度左翼的团结与整合成为各方关注的问题，印度左翼能否走出长久以来的分散、分裂乃至敌对状态成为印度政治的重要变量。
一、印度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
如果以当前印度政治经济状态为起点进行回溯，印度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路大体遵循着前新自由主义、世俗新自由主义和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的顺序演进。每一次关键转变均以“危机”为肇始：在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自主工业化陷入困境后，国大党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当国大党领导的世俗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后，随之进入了印人党领导的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时期。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在两个方面重塑了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一是用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填补了国大党民主社会主义色彩完全褪去且世俗新自由主义愿景破产后留下的巨大的意识形态空白；二是依凭印人党强有力的宗教政治组织能力，建立起一套印度教种姓秩序凝聚起来的集权主义政治框架。在此框架下，印人党试图进行印度的国族重塑工程，并以更大力度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
（一）
前新自由主义时期（1947-1990年）
在著名讲演《与命运之神的约会》中，尼赫鲁立下了“擦干民众眼中的每一滴泪水是我们时代的雄心”的誓言。尼赫鲁的“新印度”愿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外交领域的不结盟政策，即在美苏双寡头宰制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同时获得二者的财政和技术支持；二是社会领域的世俗主义，即建立最大化包容政治，缝合阶级、种姓、种族和宗教之间的断层线；三是实施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自主工业化混合经济战略。总之，摆脱殖民地时期留下的极端贫困是实现“新印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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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成功似乎就在眼前。1951年后的几年，尤其是1956年后，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9％升至1961年的16％。但是，在之后的10年中这一比重都没有超过18％，远远低于同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就。例如，1971年巴西和中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9％和35％。与此同时，工业对印度就业率的贡献更低。1978年印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高达250万，而工业仅创造了75万个就业岗位。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人均收入有一定增长，分别为1.8％、2.9％和2.3％，1965-1979年间则降至0.3％。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整体超越。截至1980年，印度6.5亿人口中的3.15亿处于贫困线以下，占发展中国家总贫困人口的一半以上。
建国50年后，印度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工业进口替代战略逐步陷入泥潭：外债增加、财政赤字提高、就业趋于停滞、赤贫人口无处不在，“贫困”仍然是印度的国家悲剧。印度发展道路的三个特点限制了工业发展：一是奠定国家社会经济转型基础的关键-“土地改革”的缺位。印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打破落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废除寄生的地主制，将土地分配给贫农，以及将工业发展从外国资本中解放出来，为一个经济自立的先进工业国奠基。但是，由于完整保留的大地主阶级在议会中形成阻力，土地改革基本失败。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印度工业化明显缺乏强有力的支撑。二是国家主导工业化方案所需资金的匮乏。印度对外实行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实施进口替代；对内未能实现社会关系重组以释放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在缺乏基本土地改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仍然有限，如果不依赖外国资本，国内工业就无法增长和扩大。印度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外部和内部借款来资助工业化，这又导致外部国际收支和财政赤字出现严重危机。三是印度社会较低的整合水平与工业化所需的高度集中规模化成为一对难以克服的矛盾。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强有力的大政府、高效的产业政策、较高的政治素质且勤奋的产业工人实现了工业化。然而，印度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与具有高度积极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印度虽然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政策（如国有企业和经济计划），但仍然保留了资本、市场、封建种姓等政治因素，其工业化成效乏善可陈。
（二）
世俗新自由主义时期（1991-2013年）
1991年苏联解体，计划经济的信誉遭受空前危机。同年5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一张预言印度经济的图片：一只老虎被困在笼中。这个笼子就是无所不在的官僚政治和企业许可证制度，暗示印度经济的潜力被深深压制。此时，印度政治动荡不安，仅1988-1991年就经历了3次大选和2届政府。惊人的年度偿债额（1991年外债高达643.91亿美元）和即将耗尽的外汇储备（截至1991年5月仅余10亿美元），迫使印度政府以黄金储备做抵押向外国借款。除了按照西方要求的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印度政府似乎已别无他法。1991年，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出任印度政府财政部部长。在这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持下，印度政府放松经济干预，以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为目标，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包括取消出口补贴和行业许可证、降低关税、开放金融和改革国企等。最重要的是，印度政府不再强调工业制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改革的先期效应逐步显现出来。1950-1980年间，印度的GDP平均增长率仅维持在3.5％的低水平；1985-1995年间，GDP平均增长率为5.9％；1995-2005年间，GDP平均增长率为7.1％；2003-2007年，GDP平均增长率已高达9％。2008年金融危机后，GDP增速开始放缓，2012年降至5.6％，2013年回升至6.4％，2014年增至7.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制造业推动GDP快速增长有所不同，印度GDP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服务业代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换言之，1991年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服务业推动的。2004-2007年，服务业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仅2006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高达61.8％。印度白领工资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3.7％，比亚洲其他地方的增速都快。
服务业引擎拉动的高增长促使顶层精英积累了更多财富，印度社会诞生了更多亿万富豪。根据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2004-2007年间印度亿万富豪由9人增加到36人，2008年又增至53人，其中4人拥有的净资产数量位居世界前8位。印度“现象级增长”的另一面是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加剧。根据印度经济学家阿米特·巴杜里（Amit Bhaduri）的计算，印度的高增长过程使大约1／3人口陷入极端贫困。著名印度经济学家乌特萨·帕特纳克（Utsa Patnaik）的计算结果揭示出一幅惊人的社会贫困和衰败图景。1993-2005年间，印度每天摄入热量不足2400卡路里的农村人口数量从75％上升到87％。同一时期，印度城市极端贫困人口比例翻了一番，高达52％。由于工资水平下降和食品价格上涨，许多地区的营养不良率都在上升。到2006年年底，印度全国儿童的营养不良率为42％，80％的儿童患有贫血症，48％的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阿玛蒂亚·森敦促印度政府重新调整经济政策，强烈关注巨量贫困人口。
高增长与不平等加剧并行的局面，是由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两个特征造成的。一个特征是就业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农业释放的劳动力被工业吸收的比例较低，这是工业欠账的一个系统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常规就业增长几乎没有超过1％。在印度4亿劳动人口中，有3500万印度人（不到劳动总人口的7％）受雇于正规经济部门，其中2100万人为政府工作。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服务业主要面向中产阶级，吸纳的劳动力十分有限。例如，面向国际资本的信息技术和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仅维持在130万人左右。根据巴杜里的说法，这意味着大部分增长并非就业扩大的结果，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或人均产出增加的结果。另一个特征是经济自由化加剧。自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以来，印度面向国际金融和国内资本开放，逐步削减基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公共福利支出，政策重心开始向精英阶层倾斜，社会不平等随之加剧。
在辛格政府的第二个任期，经济危机加剧，GDP增长率下降，财政赤字升至新高，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日益加剧，民众抗议日益增长，共产主义武装反抗力量再度兴起等，共同宣告了国大党领导的新自由主义传统模式陷入危机。1947年以来，国大党建构政权合法性的关键是确立反殖民主义领导者形象和承诺兑现社会平等。国大党带有一定的民主社会主义“中间状态”的政治色彩，但相较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很多政策措施都只是徒具形式。因此，国大党建构的“民族国家”与民众之间是一种“弱连接”的状态。自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以来，国大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逐渐褪去，社会持续繁荣发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新的社会心理支撑。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践进入死胡同，国大党所承诺的美好愿景也破产了。在国大党任期内，新自由主义议程未能完全展开，预期的收益尚未彻底实现，大垄断集团迫切谋求与新的意识形态结合来进一步推动新自由主义议程。在普拉巴克·帕特纳克（Prabhat Patnaik）看来，这种新“结合”一般发生在右翼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
（三）
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时期（2014年至今）
自2014年以来，印度教右翼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结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个新模式既是新自由主义化在印度的延续，也是新自由主义因时因地进行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印度左翼将它视为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并命名为“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这种新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在印度教种姓秩序凝聚而成的集权主义政治框架下，新自由主义议程得以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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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人党所代表的印度教右翼兴起的背后，是宗教狂热转变为政治动员的过程。自殖民时代以来，印度教右翼政治一直存在，但从未在印度主流政治中找到立足点。作为印度教政治复兴计划的一部分，1984年的“阿约提亚运动”令印度教获得政治合法性并在现有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站稳了脚跟。印度教政治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也是政治保守主义与经济极端自由化的结合，二者的结合共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政治准备过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征。首先，具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司瓦德西”（Swadesh）概念得到修正。源自反英运动的“司瓦德西”曾是印人党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的核心，带有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色彩。在印人党看来，国大党执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过于屈从外国资本，因而削弱了民族资本的竞争力。因此，印人党主张，正确的自由化顺序是，在优先确保本土民族资本利益的前提下再允许国外资本参与自由化进程，即开展一场有节制的、由内而外的自由化运动。然而，在印人党蜕变为成熟的右翼之后，“司瓦德西”的涵义也逐渐得到修正，印度教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共鸣。在2014年的最终执政时刻，印人党开始向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方向靠拢，总理莫迪也被称为“国际资本之友”。其次，印人党把新自由主义发展愿景同印度教黄金时代的重生幻象嫁接起来，并将实现消费主义繁荣定义为复兴印度教的重要策略，这类策略得到了印度垄断财团的支持。最后，利用宗教特性淡化和转移“阶级矛盾”。用宗教狂热代替阶级政治，这一战略客观上导致了印度教政治替代左翼政治以及左翼意识形态的退场。
在辛格政府的第二个任期，由于不满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也由于国大党的组织衰落削弱了垄断财团的信心，大垄断财团开始疏远国大党，转而支持印人党。2014年的政权更迭通常被解读为“强硬的莫迪”替换了“软弱的辛格”，此轮财团代理人的更换旨在为更大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铺平道路。由于服务业的主要市场趋于疲软和服务业经济增长引擎老化，印度软件和IT服务出口的综合增长率已从2012年的20.8％降至2015年的14％-15％，2017年进一步降至7.3％。印人党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重新恢复资本积累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14年9月印人党政府启动了“印度制造”战略。该战略规划未来十年创造1亿个就业岗位，实现2022年制造业增长10％，GDP占比25％，以最终实现将印度打造为全球研发和制造业中心的目标。该战略的执行要点是，改变依赖国企和央企实施基础建设的传统做法，转为利用私人垄断财团实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开发。垄断财团大举进入国防工业、银行、金属矿业、电力、电信、港口、机场和道路等原本由国企和央企垄断、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的“国家战略行业”。政府指定安巴尼财团旗下的信实基金管理公司为“破产的”国企规划快速出售方案，垄断财团从国企和央企的大规模破产中获益。印人党政府还提供了诸多支持，包括国库补贴、税收优惠、灵活定价、国有银行信贷、官方许可便利和简化土地使用权转让等。此外，政府不断放松对垄断财团的监管，全力协助垄断财团扩张经济权力和活动范围。以阿达尼财团为例，在2019年大选前几周，印度商务部修订了在经济特区禁止运营电厂的规定。借助于规则的修订，阿达尼财团将切蒂斯格尔邦的发电厂扩增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特区，并获得了各种豁免和奖励。据估计，这一改变至少使阿达尼财团获益32亿卢比。此外，经过修改一系列法律和规则，阿达尼财团得到了6个机场的控制权。尽管最高法院持有异议，但阿达尼财团仍然获得了环境部的支持，得到了在切蒂斯格尔邦森林露天挖掘煤炭的权利。
短时间内，与印人党关系密切的垄断财团成为高额利润的获益者。以阿达尼财团为例，在2014年印人党政府上台时，其市值仅为71亿美元，居全球富豪榜第609位。2021年，该财团市值飙升至1000亿美元，2022年超过2000亿美元，2023年年初达到2500亿美元。2022年，高塔姆·阿达尼飙升至全球实时富豪榜第3位。其他被纳入印度制造战略的亿万富豪的财富也在迅速增长。
2023年1月24日，美国神秘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所”发布了题为《阿达尼财团：世界第三大富豪如何策划历史上最大骗局》的报告。该报告一经发布，在8个交易日内阿达尼财团损失了市值的54％，损失高达1200亿美元。随着股票急剧下跌，阿达尼财团既无法还债，也无法获得新的投资。财团旗下的港口、机场、太阳能发电厂等项目都成了搁浅的投资。在印度左翼政治经济学家C.P.钱德拉塞克（C. P. Chandrasekhar）教授看来，实体庞大的阿达尼商业帝国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受到一份卖空报告的影响，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内外部的巨额借款导致了这个商业帝国极度虚空。为了调动信贷，阿达尼财团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离岸空壳公司迷宫，利用这些空壳公司收购阿达尼集团的股票，使股价涨到异常水平。阿达尼财团将“兴登堡袭击”与100年前英国军队在印度制造的“阿姆利则惨案”相提并论，声称对阿达尼财团的攻击就是对印度国家崛起的攻击。兴登堡回应，“阿达尼不过是打着国家的旗号，有组织地掠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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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印度制造”远未实现制造业GDP占比达到25％的目标，新增就业人数也明显低于预期目标。由于印度本土企业在技术和效率方面缺乏国际竞争力，外国企业很难将印度作为出口加工基地。在印人党政府的第一任期内，“印度制造”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PMP计划推动下手机转向国内制造，而这一转变主要是由小米等中国企业推动的。
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恢复资本积累条件方面并不成功，却在重构和恢复垄断精英的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卢卡斯·谢尔（Lucas Chancel）的研究，自2015年以来印度贫富差距创1922年以来历史新高。根据乐施会（Oxfam）一份报告显示，近年来印度财富不均状况急剧恶化。2016年，1％的人口拥有58％的财富；2017年，1％的人口掌握了73％的财富。不仅如此，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认为，仅2021年印度贫困人口就增加了7400万。根据2022年新出台的全球饥饿指数，印度的饥饿指数为29.1，比2014年的28.2更差（数值越大，饥饿程度越高），在121个国家中排名第107位（饥饿问题不显著的国家未纳入排名）。在南亚，饥饿指数高于印度的国家只有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排名第109位。此外，印度营养不良人口数量高达1.9亿，也是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印度左翼的衰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左翼的衰落是全球性现象。然而，印度的显著差异在于，由于相对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印度左翼力量的变化轨迹与全球左翼的变化轨迹并不相同。一是议会左翼阶级基础的逐步丧失和流散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议会左翼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地方长期执政并获得阶级基础的政治惯性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延续，但是由于在议会政治范围内无法继续推动工业化，2009年在实践上转向新自由主义，进而导致原有阶级基础的快速流失。二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刺激下，大量部落民、不发达地区失地贫民的生存境况进一步恶化，印度革命左翼运动一度呈现复苏态势。然而，以2014年印人党上台为转折点，印度教政治与激进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治经济模式推动了印度政治经济关系的重新整合，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在右翼政治急剧扩张的态势下，印度议会左翼与革命左翼的政治空间都遭到空前压缩，近十年内出现整体性式微，从而无法对民众需求做出有效回应。
（一）
议会左翼的衰落
1964年，印度共产党分裂为印共和印共（马）。此后10年内，印共（马）代替印共成为印度最大的共产党力量和议会左翼代表。在鼎盛时期，该党拥有106万党员，群众组织人数高达7000万。以印共（马）为代表的议会左翼通过坚持不懈的土地改革斗争、确保佃农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减免地租等，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议会左翼先后在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站稳脚跟，打造出印度左翼运动的三个堡垒。印度左翼长期站在印度政治的前列，并且有能力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计划施加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显著挫折时，由于理论上相对成熟和自身的独立性，印共（马）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中汲取营养，重估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重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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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左翼的衰落始于2011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大选中失利。这次失败被印共（马）二十一大定义为“党在全国处于劣势的开端”。印共（马）内部完成了一次代际更迭：印共（马）前政治局委员、担任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25年的乔蒂·巴苏（Jyoti Basu）卸任后，其弟子、被誉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急先锋”的布伦德夫·巴塔查尔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接班，在经历了辛古尔和南迪格拉姆事件后，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开启了雪崩般的失败。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领导权被马马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领导的草根国大党替代。这个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声称，推翻印共（马）的“暴政”是其长期使命。2016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翻盘的愿望落空，更雪上加霜的是，2018年印共（马）丢失了特里普拉邦，替代者为印人党的地方分支。2019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第二党位置由印人党替代，地位进一步滑落。帕特奈克认为，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错误地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急先锋”和践行了“屈从”资本逻辑的辩证法。印度经济学家海任·高汉（Hiren Gohain）认为，党的阶级性质发生了变化及其与群众的疏离是失败的主因，过分仰赖议会民主导致了印共（马）阶级基础的流失。印度经济学家阿鲁普·拜思亚（Arup Baisya）更为尖锐地指出，印共（马）代表的左翼应被视为统治阶级政党。在2015年1月出台的《政治路线审查报告》中，印共（马）对长期策略加以反思，认为“教条地坚持改良主义议会思想”“片面追求选举联合，降低了左翼联盟的准入标准”“党在全印度整体实力难以提高”以及“未能处理好新自由主义问题”等四个方面共同导致了失败。
（二）
革命左翼遭受挫折
与印共（马）坚持和平议会道路不同，2004年再次复兴重组的革命左翼代表印共（毛）执行发动武装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激进革命总路线。在成立之初，印共（毛）确立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总目标及一系列子目标，将“人民游击解放军”转变为“人民解放军”，“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游击区”转变为“解放区”等。迄今为止，“人民游击解放军”尚未成功转型为“人民解放军”。由于各地游击战发展不平衡，仅部分地区个别战役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目前，仅在三邦交界的丹达卡冉亚丛林地区建立了“解放区”。在印度政府重重围剿下，从2011年开始印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呈下行趋势。这一趋势自2019年印人党政府第二个任期以来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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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大党2009年推出“绿色狩猎战争1、2”后，2014年印人党政府将“绿色狩猎战争”全面升级为“绿色狩猎战争3”，将围剿战争从“低烈度战争”全面升级为“中烈度战争”。2019年印人党政府又启动了“萨玛丹计划（SAMADHAN）”，原印控克什米尔警察总监维贾伊·库马尔（Vijay Kumar）任总指挥。该计划宣布，将在2022年年底前彻底剿灭印共（毛）（根据形势变化，印度政府延宕了任务时间表）。“萨玛丹计划”的具体内容如下：重新评估和划定印共（毛）活跃区，密集清除印共（毛）高级领导人，投入超过60万军警、突击队和准军事部队，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投入超大型火箭、无人机等进行密集攻击，大规模地毯式搜索，与以色列情报部门全面合作，切断印共（毛）资金链等。
在军事重压之下，印共（毛）领导层的人大批被捕、牺牲，甚至叛变，遭受重创。印共（毛）控制的游击区和解放区遭到削弱，人民游击解放军开始战术撤退。在革命运动遭受挫折的态势下，必然会出现关于整体理论、战略、路线的反思和争议。比如，印共（毛）内部有意见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印度已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持久人民战争路线”已不再适用于印度。随着印人党政府“国族再造运动”的全面推进，此前印度各邦四分五裂的局面渐趋终结。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极右翼中央政权，关于“持久人民战争”路线是否需要调整的争论未来恐怕将更趋激烈。为了有效应对不断升级的军事围剿，印共（毛）于2018年11月对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原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巴萨瓦拉吉（Basavaraj）接任贾纳帕蒂成为总书记。相较更擅长意识形态工作的贾纳帕蒂，巴萨瓦拉吉更长于军事战略，曾是多次大型军事行动的幕后主使。此次最高领导人的调整意味着，印共（毛）的战略重点开始向军事倾斜，人民游击解放军领导的游击战随之出现变化和提升。
（三）
印度左翼滞后于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反抗运动
作为扫清私有化障碍的一部分，印人党政府启动了三项新自由主义改革，分别是商品和服务税改革、稀释劳动法以及推出以废除农产品最低支持价格和政府采购制度为目标的“农业新法案”。然而，仅第一项改革得到落实，其他两项均由于遭到工人和农民的激烈抗议而未能通过。2020年10月至2021年11月，一场由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发起，后蔓延至北方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比哈尔邦及南部各邦，历时14个月的农民抗议浪潮刷新了印度农民斗争的历史。期间，印度工会发动了一场2.5亿工人的大罢工对农民进行声援。迫于即将到来的中期大选压力，印人党不得不终止“新农业法案”。
“新农业法案”是激进新自由主义路线延伸至农业的产物。一旦新法案得以施行，将意味着政府对农业实施保护的最后屏障被拆除，国内外垄断资本将不受限制地进入农业。建国以来，国大党提供的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政策、保护性采购措施以及农业补贴等保障机制，在客观上阻止了投机掠夺资本进入农业。然而，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也是拆除一切阻挡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的过程。早在国大党改革初期，伴随着一些农业保护性政策被撤销，大量农民自杀。一旦农业的最后保护屏障被撤除，可能会产生以下后果。第一，殖民地时期的大饥荒再次卷土重来。根据市场讯号，农民会减少甚至放弃粮食生产，要么种植西方国家不能种植的热带非粮食作物，要么种植季节性作物，就像殖民地时期孟加拉放弃粮食种植而改种罂粟和靛蓝，最终导致农民在大饥荒中丧生。国际粮价由跨国公司控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没有定价权。像印度这样体量大的国家，一旦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将会引发国际粮价飙升，大量农民会因为购买不起高价粮食而丧生。第二，依赖粮食进口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西方国家会利用粮食出售作为政治杠杆，迫使印度接受强加的政治与外交路线。
因此，印度左翼认为，这场运动“触及了印度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核心”“恢复了反殖民主义斗争精神”“抵御了帝国主义对农业的侵蚀”。关于印人党执政以来做出的罕见“退让”，帕特奈克认为，“这种暂时性＇退让＇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部分”，“由于下层的抵抗，国家有时会略微放缓改革步伐，并试图提供一些缓解措施，以确保改革不会因社会动荡而脱轨”。
就性质而言，这场运动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和保守性，具有一定的民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特征。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和以印度教贾特种姓为代表的农村中上阶层，在运动初期扮演了组织者和发动者的角色。1947年独立后，国大党实施了一场失败的土地改革，地主、富农以及充当放债人和粮食收购的“中间人”阶层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印度农村统治集团的一部分。相较在农村的统治联盟，印人党更倾向于维护国内外大资本的利益。因此，农村利益集团和基层农民都是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在国大党、印共以及地方政党的共同支持下，这场运动最终发酵为一场聚合不同阶级阶层、宗教、种姓以反对印人党为中心的全国政治动员运动。
议会左翼仅在局部地区比较彻底地落实了国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革命左翼在一些地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改革。这也是毛派武装与地主领导的民团在中东部地区斗争尤其惨烈的原因。由于议会左翼和革命左翼仅在局部地区解决了农村生产关系问题，因此对整个印度农村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有限。议会左翼和革命左翼积极支持和响应了这场运动，但是未能有效引导运动方向、发挥核心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因此，这场运动与真正意义上的左翼农民运动相去甚远。虽然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印人党政府更加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给印度左翼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环境，整场运动以农民的暂时胜利和印人党政府的适当退让告终，但是，目前印度左翼的发展模式尚不足以突破印人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很难与自发性的群众反抗浪潮相结合从而发展壮大自己，这显示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群众斗争的客观需要。
三、印度左翼的战略重塑
尽管遭遇史无前例的挑战，但是印度传统左翼运动仍然保留了基本政治骨干，仍然可以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劲反抗力量，只是在新自由主义强权政治的打击下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印度左翼所领导的反抗掠夺性积累的斗争仍在继续，但这种反抗运动的政治定位和组织方式已经不同于以往。在新自由主义掠夺性积累和重建阶级权力关系的政治背景下，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反民主性质已经成为当前印度各方政治斗争的新焦点。印度左翼在内部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即用“法西斯主义”定位印人党的政治秩序。在印度左翼看来，“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抵达另一个世界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印度堕落为一个由印度教政治领衔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一）
印度左翼的历史任务
在印度左翼看来，印度在对外关系和内部政治两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对外关系方面，美国把印度设计为一枚遏制中国的棋子，将其推到对抗中国的前沿。印人党政府完全屈从于美国的这一政治和军事战略，正在沦为帝国主义的仆从。对内政治方面，印人党政权呈现出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特征，目前印度正处于向“法西斯主义国家”过渡的边缘。上述判断成为印度左翼确立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战略更新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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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来自社会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依据。第一个分析是，印人党将建国初期的“包容性政治”设计视为国家“软弱和松散”的根源，为了使支离破碎的国家重获凝聚力，印度教政治从印度教和穆斯林教徒的历史紧张关系中汲取养分，重新进行了政治设计。在印度教的意识形态框架下，印度次大陆本质上只属于印度人，其他外来宗教和种族群体（例如基督徒和穆斯林）均属于二等公民。在新的政治设计中，印人党试图将“印度教徒”这一主体上升为“国族”，国族整合和断裂修复的过程被誉为“国族再造”。印度社会政治学家苏哈斯·帕尔希卡（Suhas Palshikar）认为，印人党进行“国族再造”的过程也是政权“法西斯主义化”的过程。2014年印人党大获全胜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步骤。在2019年第二次上台后，印人党集权主义政权进一步巩固，国族再造工程快速推进。根据“国族再造”时间表，一旦印人党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将在重塑国族方面迈出最后一步。印度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挽救被摧毁殆尽的民主精神，或者彻底堕入法西斯主义深渊。
第二个分析是帕特奈克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印度政权逐渐“法西斯主义化”的过程及其背后支撑的分析。“每逢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失业大幅增加，法西斯主义会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垄断资本为法西斯主义上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媒介，而扶植其上台的目的是通过散布教派或种族仇恨掩盖和转移资本主义重重危机下民众遭受的痛苦。相较老牌垄断财团，新垄断财团与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关系更为密切，反过来也从这种支持中获益。将印人党政府与新垄断财团的关系仅仅定义为“裙带资本主义＇，将严重低估法西斯主义政权和新垄断财团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应确切地被表述为＇垄断财团-印度教特性＇联盟。”
关于印人党政权性质的判定，最初左翼政党之间存在一定分歧。例如，在印人党上台伊始，印共（毛）立刻宣布“法西斯主义浪潮降临印度”，并乐观地预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2015年，印共（马）二十一大报告作出谨慎判断，即印人党很可能是右翼独裁主义政权，并将党的首要政治任务调整为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与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作斗争。随着形势发展，印共（马）与印共（毛）的判断趋于一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印共（马）的基层党组织反复地遭到印度国民志愿团暴徒的破坏，一些党员被杀害，这表明议会左翼在合法政治空间内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迫使印共（马）在意识形态上更趋激进。2018年，印共（马）二十二大政治报告作出判断，印度政权正逐渐大规模地法西斯主义化。在2021年二十三大报告中，印共（马）认为，印度人民正面临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激进新自由主义和狂热印度教特性计划的攻击，印度共和国的世俗主义特征几近被摧毁。
至此，尽管印度左翼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印度右翼中的自由主义世俗派对当前印度法西斯主义化程度的认识略有区别，但对发展趋势的判断趋于一致，即印度正处于向法西斯主义国家过渡的危险时期。帕特奈克认为，印人党正在把印度推向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在极右翼政权对左翼发动大规模镇压之前，这个过渡期为左翼提供了动员人民反对法西斯、捍卫民主和民权的机会。印共（马）将最新的历史任务调整为，“站在一切斗争最前列，对印人党开展全面、多维和深入的斗争”。印共（毛）对印度左翼运动的前景进行展望，认为未来将会有更多新群体投入斗争，持久人民战争将会获得更大发展机遇。
（二）
印度左翼的新战略图景
在“印度正转变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这一政治判断和理论预设下，印度左翼的历史任务全面转变为孤立和遏制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代表-印人党，阻止和遏制印度“法西斯主义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印度左翼必须做到，采取创新的方式与印人党政权进行斗争，改变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形势和土壤。通过研读左翼政党的文件和政治报告，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幅印度新左翼的战略图景：在实现“反印人党力量最大化”的中心目标下，创设一个以左翼政党为中心，左翼联盟居于次中心，世俗民主联盟居于外围的圈层力量结构。而构建这个圈层力量的关键是建立凝聚上述力量所需的战略共识。
第一，圈层力量中心-实现左翼政党力量增长。2000年以来，议会左翼开始了缓慢的衰落过程。2015年印共（马）中央委员会出台的《政治路线审查报告》指出，印共（马）衰落的重要背景是，虽然在黄金时代党员和群众组织人数保持增长，但党和群众组织的号召力以及党的选举能力并未提高，党在全国的发展极不平衡，增长主要集中在左翼运动的三个堡垒，而在全印度范围内整体实力难以提高。革命左翼政党同样深陷主观力量严重削弱的困境。因此，在新左翼战略的构建中，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战略目标和辐射外围不断扩大而核心力量却越来越虚弱。只有解决这一关键短板，实现战略目标和战略资源匹配，左翼战略图景才可能实现。为了全面遏制和扭转颓势，左翼战略重塑的基本点是左翼政党力量的增长。
以印共（马）为例，该党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强调夯实群众基础是关键，将组织范围和影响力扩展至全国。在政治工作上，采取阶级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在组织工作上，着力解决组织老化的突出问题，精简党组织机构，着力培养高素质党员，积极鼓励年轻人和妇女入党；在思想工作上，积极应对印度教特性意识形态挑战，与对阶级团结造成极大破坏的“印度教徒身份政治”作斗争。
革命左翼政党在政治上坚持“新民主主义政治”，即通过武装斗争而非议会道路替代资产阶级国家，并最终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军事上，印共（毛）的任务聚焦为，巩固丹达卡冉亚根据地和发展人民战争壮大阶级基础。人民游击解放军执行整体战略防御，局部反攻策略。在组织上，召开各级党委会议，选举新一届委员会。对游击区和各地区条件进行重新评估，确立新的革命任务。对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重点招募掌握电子信息技术的青年加入人民游击解放军。在思想上，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在党内开展旨在克服主观弱点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即通过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
第二，圈层力量次中心-打造“新左翼联盟”。按照“建立超越分享议会席位的松散联盟，实现真正的左翼团结”的设计思路，印度左翼打造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印度教特性计划为中心的“新左翼联盟”。相较传统“左翼民主阵线”，“新左翼联盟”兼纳中右翼的世俗民主力量和社会边缘群体，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目前，能够被纳入左翼联盟的力量包括左翼政党及其阶级组织和群众团体、左翼团体和知识分子、分散在世俗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社会主义者、原住民、达利特、妇女和少数民族组织以及被压迫阶层的反抗运动组织等②。只有把这些力量吸纳到一个共同纲领上，新左翼联盟才能具备一个共识基础。新左翼联盟推出的新纲领涵盖如下要点：捍卫印度宪法、维护联邦制和共和国的世俗民主特质，维护社会正义、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维护经济主权和世俗民主文化，保护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和宗教少数派的权利。在对外关系方面，恢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新审核美印防务协议，拒绝成为美国的附属盟友。此外，巩固与世界各地左翼革命运动的关系。
革命左翼号召一切民主、进步和世俗的爱国力量在各条战线联合反对印人党，呼吁议会左翼加入反对印人党的持久人民战争。随着处境和战略目标趋于一致，如何协调与更右边和更左边的兄弟政党的关系，实现战略“配合”，对分裂半个世纪以来的议会左翼和革命左翼来说都是重要考验。在印度左翼学者看来，理论问题业已成为“议会左翼”和“革命左翼”共同前进的重大障碍，核心是缺乏对“改良”和“革命”辩证法的理解，对该问题的理解将有助于解决印度议会左翼和革命左翼力量的困境。帕特奈克指出，革命左翼集中于直接地和专门地为革命而斗争，援引一种神话般的社会主义状态；议会左翼则只是等待为革命而斗争的时机，将革命纯粹视为“明天”的事情，而没有看到“今天”挑战体制边界的努力会有力促进革命的“明天”。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要求人民系统地响应改良，打破现有秩序的边界，走向革命的道路”。
第三，圈层力量外围-建立“世俗民主联盟”。通过综合分析国大党的种种表现，印度左翼得出结论，国大党已经无力团结全印世俗民主力量共同反对印人党，这一历史任务势必落在左翼政党的肩上。因此，左翼政党及其领导的“新左翼联盟”进行斗争的关键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力量，建立以“反对印人党为中心”的世俗民主联盟。
印度左翼建构的“世俗民主联盟”执行如下最低行动纲领：维护人民的食物权、就业权、免费医疗权、受教育权以及获得充足养老金和享有其他社会福利的权利，竭尽所能帮助人民摆脱经济困境；约束印度安全部门侵犯民权的行为，包括废除《非法活动（预防）法》，禁止随意对民众施加私刑；向媒体划出执业底线，恢复大学以及各类学术和文化机构的正常民主秩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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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最大限度汇集“反印人党选票仓”，有效应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印度左翼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其一，谨防印人党利用压倒一切的“印度教徒身份”将民众的关注点从重要的民生问题上引开。值得警惕的是，左翼政党很有可能再次扮演“内部敌人”的角色，成为印人党转移民众对民生问题注意力的“替罪羊”。左翼政党需要尽一切力量向人民揭露社群极化现状、阿达尼骗局、印人党滥用中央和司法权力的行为，坚决要求实施人口和种姓普查等。其二，在实现“反人民党选票仓”最大化的前提下，就与国大党建立什么类型的共识以及开展何种程度的合作做出界定。与此同时，针对每个邦的具体情况，与地方党因地制宜制定合作策略，实现世俗民主力量最大限度的团结。其三，借助民生问题对世俗民主力量展开广泛动员，尽可能恢复因疫情中断的各式反抗运动。此外，积极介入阿萨姆邦身份法案和克什米尔问题等。
四、结语
自1991年以来，伴随着持续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印度大财团大资本的力量得到史无前例的增长。在此期间，激进的印度革命左翼曾经出现持续扩张态势，而议会左翼力量整体上则是停滞、疲软乃至式微的态势。印度议会左翼的困境在于，在应对新自由主义危机方面未能提出可行的系统性替代方案，反而由于采纳了一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长期执政的地方邦丧失了领导权。上述种种因素，共同为印度教极右翼势力上台创造了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印度极右翼之所以能够推行更深层次和更大力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大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不可调和的危机。
2014年以来印人党领导的印度教特性新自由主义旨在重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条件。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广大印度教群体空前的宗教与政治狂热，另一方面则是印度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民族、宗教、种姓和阶级矛盾呈现全面激化态势，多次出现全球罕见规模的大罢工、农运、学运和自发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这些运动反映了民众普遍的不满和变革需求。在此背景下，印度左翼试图进行战略重塑。在议会左翼新的战略视角下，印度政治格局被定义为世俗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对立，议会左翼新战略方案所依靠的基础、反复重申的政治议题和采用的斗争方式，都紧紧围绕“最大限度包容反印人党力量”（即实现世俗民主力量最大团结）这一战略目标，主要斗争形式仍停留在原有的议会选举框架之内，仍然带有明显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印记，是典型的仰赖“议会加选票”的印度社会主义运动主流模式的延续。然而，其主要对手印人党已经和原来的国大党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拥有强大的“印度教徒选票仓”，得到了垄断财团及其影响的媒体的全力支持，甚至也更大程度地控制了强大的暴力力量。除了警察和军队力量外，印人党的上级单位“印度国民志愿团”，也是经常从事暴力暗杀等政治活动的半军事化团体。
在新的重塑战略中，原本作为印度左翼战略核心的“阶级议题”降格为一个次要的从属目标。对于如何将阶级议题与世俗民主运动加以统一，如何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在这场世俗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议会左翼均无清晰路径，甚至其文件和报告中均没有列宁主义“领导权”理论的相关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度议会左翼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去列宁化特征。在没有替代性的政治基础理论和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去印人党”政治、恢复世俗民主秩序并实现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愿景，议会左翼尚未提供明确的、可行的政治路径。
在当前阶段，左翼政党的强劲对手印人党正处于鼎盛时期。在各类文件和报告中，议会左翼政党曾总结重申，其“阶级基础上移”造成了今日衰落的局面。印共（马）脱胎于典型的革命政党，其早期的革命性在代际更替之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在长期的议会选举及邦政府执政过程中出现了群众动员力、组织力、宣传力的整体弱化。这种局面下，印共（马）的代表性学者初步探讨了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证法问题，但对如何弥合二者的矛盾尚无实质性战略举措。
总而言之，印度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印度本土实践相结合。印度社会主义运动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出现了列宁主义，中国诞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两大划时代、标志性理论的出现，对于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来说极端重要。对于印度来说，一旦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政治方案和理论范式，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的面貌就有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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