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重要之变，就是全球经济版图与秩序的变迁与重构，这是当前历史阶段全球范围战略革命的重要内涵。
冷战结束至今，相比于政治版图的变化，全球经济版图的变化更加突出也更加剧烈，其具体涵义二：
一是主要生产基地转移到世界的东方
众所周知，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西方世界就一直占据物质生产之鳌头，成为物质生产的策源地与主要供给者。高峰之时，一个小小的比利时所创造的财富，居然高于除南非之外的整个非洲。世界发展之不平衡由此可见一斑。当此之时，西方在经济上居绝对统治地位，这是他们得以支配世界和操纵世界的物质基础。
但是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总体而言，西方世界已经失去了全球物质生产主要策源地与供给者的地位和身份，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崛起，全球物质生产的重心已经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东方，转移到亚太地区。仅仅就中国一国而言，现如今中国的生产制造总量就已经等量于美国加上欧洲的总和。尽管西方世界在全球生产制造总量中仍占有相当比例，并且在许多关键与核心技术上仍然具有掌控能力，但这不过是过去几百年间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余韵，不过是历史的过渡而已。其实，上述这种生产重心的转移只是一种历史的回归，是在回归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因而也是不可逆转的战略大势。霸权当局正拼命要通过所谓逆全球化以及制造业回流等手段来扭转这一大势，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挣扎而已。
二是贸易关系及相关路径的变迁
与生产版图变化相对应，就是全球贸易关系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通往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路径日益成为全球主要的贸易路线。展现在地理结构上，则是亚太地区的海上航线与陆上通道呈现勃勃生机，而传统的大西洋航线则呈现相对衰落的景象，所占比重日益下降。现在，人们常常引用这样的数据，即中国已经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就意味着，全球贸易现如今正以中国为中心而展开。
这是同既往全球经济贸易格局迥然不同全新的贸易结构，因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这一趋势的持续发展，所改变的将不仅仅是贸易路线与贸易关系，更重要的是将改写和重塑适应主要贸易对象的规则与办法，新的贸易桩家不能继续奉行旧章法，而必须建立和确定适应新发展与新变化的新章法，这历来都是人类社会贸易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因为这样，因此全球贸易关系及相关路径的变迁与变化所激发出来的第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所谓的“规则”问题，旧的贸易中心要捍卫其主导地位，首先就要拿规则来说事，力图以那些旧规则、旧章法来打压限制新兴崛起者，但历史经验屡屡证明，这注定要成为螳臂当车的徒劳之举。
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历来都是社会革命与战略革命的先导与先声，将由此引发各种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在战略层面，这些变化将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阵营化必然反映到经济关系中来
新的阵营化是全球新冷战的基本态势（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2022年文章《全球新的“阵营化”前景与中国的战略抉择》），现在，这一态势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经济上也同样显著。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全球能源、粮食等战略物质流动格局正在发生惊人的转变。首先是能源，美国的能源出口大规模转向欧洲，中国石油进口大规模转向俄罗斯；其次是粮食，许多国家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警惕关注粮食安全问题，并为此安排自己的保障渠道，包括重要作物与种源上的独立自主；再次是战略性的金属原材料，比如锂、钴以及稀土等，相关国家都在设计战略性的储备与保障办法；最后是资金与技术，西方资本基本上已经撤离了俄罗斯，也开始了撤出中国的进程，他们更青睐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谋求在这些地方找到替代中国的各种初级产品。与此同时，在美西方主导下，他们还正在构筑经济贸易上各种“小院高墙”，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话说就是实施“小院子、高围栏”战略，要把经济关系上的阵营化落实到实际中去，以便做到与战略竞争同步同频、协调发展推进。人们往往将这样的进程描述为逆全球化，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全球化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逆不逆的问题，霸权在政治上、军事上一概都“全球化”，经济上如此这般地反全球化，不过是战略阵营化的逻辑延伸，也是一种必然。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全球经济关系必将再现多个阵营，形成多个平行而激烈争斗的市场。
现在唯一还不能确定的是中国同美西方的经济关系最终将走到怎样一种状态，但目前的走向已经十分清晰，那就是中美两国都在降低彼此之间经济关系所带来的风险，用美国方面的话说就是“去风险化”，简单地形容就是，美国力图以经济关系为手段打压遏制中国，但同时还要避免中国利用中美经济关系来约束制衡美国，使之失去威胁性。这真是一种很巧妙的战略设计，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设计之下，中美经济关系今后必将走向没落。至于中欧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同美国那些忠诚猎犬之间的经济关系（譬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是不是也将跟进，也要走到这一步，现在还不好遽下断语，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战略竞争之下，经济战争必打无疑
经济阵营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的目标是要通过这样经济上的手段打赢战略竞争。
经济竞争是战略竞争的基础，只有在赢得经济竞争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战略竞争，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输掉经济竞争，那么战略竞争就失去了胜利的基础与前提，即便赢得几场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无济于事，前苏联就曾提供过很好的先例。
要赢得经济竞争的逻辑决定着霸权的战略抉择，那就是排除同所有对手搞合作共赢的可能性，这是霸权争衡世界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扼杀对手的经济潜力与发展势头，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竞争的胜利。相反，如果在竞争中让对手拥有更好的环境或者越来越好的发展条件，所谓赢得竞争与胜利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在战略竞争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任何有关彼此竞争者还可能风雨同舟、殊途同归的指望，都一概是荒诞无稽的天方夜谭。事实上，在战略竞争的驱动下，经济竞争必将演化成为经济战争，这种特殊形式的战争必打无疑，目前所广泛发生的各种经济制裁只不过是其初始阶段，进一步发展就将是广泛而深刻的封锁，而要有效地实施经济封锁，经济阵营化就变得不可或缺，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各种形式的经济阵营目前已初现端倪，未来将急剧地成长壮大起来。
现在，经济竞争已经在东西方之间激烈展开，这场竞争的主要对手是中国和美国，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是全球范围经济竞争的主阵地，也是其发展走向的引领者，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将率先走进经济战争的进程之中。作为中美经济战争的一部分，目前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还将迈上新的台阶，中国将力求减少和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美国也在努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双方都担心对方把经济手段当做武器，为此都在采取相应的准备，最终都将以安全为由采取断然举措。这就意味着，向一场经济战争迈进，中美两国彼此都是既自觉又不自觉地在进行，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这是不可逆转的战略规律。因此，中国不能指望美国收手，中止对华经济战，相关的呼吁敦促没有实际意义，美国已经无法对此踩刹车，否则，就将自我翻车自行颠覆。
第三，强烈冲击之下，再造全球政治生态
经济关系的革命性变化自然而然要反映和体现到政治与战略关系上来。首先是政治斗争将风云再起，究竟哪种制度、哪种现代化模式更有活力、更代表未来，这就完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最核心与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因此，同经济竞争、经济战争相伴而生的，就是政治竞争与政治战争，就是经济阵营化基础上的政治阵营化、战略集团化。
面对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下滑的发展态势，一些人很着急，相关专家、学者就此提出了救赎建议，譬如恢复双方行政权力机构定期沟通，恢复两国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成员的互访，全面恢复面对面的学术联系，包括学生、大学教授和管理人员、智库专家、学术出版物编辑和基金会领导人，等等。有点政治民间双轨制的意思，把人文交流当成拯救中美关系的救命稻草。这也意味着，一些人仍然渴望继续保持热闹喧嚣的中西方人文关系，中美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景象，他们盼望在战略竞争背景下还继续能够这样，不要因战略竞争而受到影响削弱。
我们说，这样的想法未免有点太过天真了。正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过去的中美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两国人文层面那种柔情蜜意岂能再现江湖，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幼稚。经济版图与经济秩序之变以及由此而来的激烈竞争，必将重塑与再造全球政治与战略生态，使之再次堕入冷酷严寒的时代，现在问题只在于这场政治与战略上的新冰期将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是将重演过去的冷战景象，还是将以新的面目出现。
不但全球政治与战略生态是这样，相关国家其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将是这样。对外经济关系与秩序的变化变迁必将引发国家内部经济关系的变化与变迁，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国内的经济版图以及相应的经济关系、阶层关系都将因之大变，都将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发生转折性、革命性的重塑。与此相对应，政治取向与生态也焕发新的面貌，譬如所谓的民族主义问题，现在就可以做出这样预判和断言，一度盛行的所谓全球主义以及世界公民之类，必将在中国无复孑遗。至于更广泛、更深刻的政治变化，可能将超乎眼下人们的想象。
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已经置身上述种种变化的旋涡之中，这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发展前进的客观之使然、之必然。有鉴于此，矛盾旋涡中的中国是进是退、是左是右、是攻是守， 相关战略抉择就变得十分重要。
其一，应该积极应变
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之变，中国既不能拒绝和反对，也不能消极躲避、置身事外，任何隔岸观火或者作壁上观的指望与企图都是空想，事实上根本没有可能性，而应顺应其势积极应变，努力打造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阵营，包括区域一体化体系和广泛自由贸易体系，加快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战略性转向与转型。
其二，还要主动求变
能否突破美西方施加给中国的种种限制，这是关乎中国前途与未来的大问题。过去，国内外都有人拿什么“负责任大国”之类说辞来要挟压制中国，妄图用这个枷锁使中国就范，最近一个时期则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论调，其实都不过是故弄玄虚的“唵嘛呢叭咪吽”而已，用意仍然是要籍此来束缚中国的手脚，使中国在他们所设定的“红线”之前裹足，让中国跳不出他们的手掌心。这些人深知，只要中国不做这样的战略性突破，美西方就能继续掌握全球经济体系使之为其所用，就能继续将新兴发展国家压在五行山下出不来。
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崛起就是要撕掉上述这一切禁言咒语，砸碎既有各种不合理的条条框框。须知，中国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去维护旧体系、旧秩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中国的发展进步归功于这个旧体系、旧秩序，似乎中国是在霸权的庇护下才成长壮大起来一般，这完全是无耻的谰言。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壮大始终都是在反霸斗争中获得，正是通过与旧体系、旧秩序的不懈斗争，中国人民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与地位，否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其三，更要塑造新变
众所周知，战略自主是中国的基本取向，而战略自主的重要内涵，就是有意愿、有能力塑造自己所需要的新变化、新秩序和新版图，简单地说，就是要塑造新变。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都坚决摆脱对美西方的依赖，彻底破除美利坚至高无上的迷信，粉碎“跟着美国都富裕”的无知谣言，坚决杜绝各种依附性发展的奇谈怪论与歪门邪道，特别要在经济领域自成一体，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独立于美西方之外的资本贸易体系与金融结算体系，通过经济竞争推动和促进战略革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全球经济版图与秩序之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涵，也是一个崭新战略机遇，构成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在其中能够大有作为、大展宏图，也必须大有作为、大展宏图，这样的战略前景十分广阔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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