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谁是Pablo Iglesias
随着紧急政策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欧洲的两党制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中声名狼藉的中左翼已经被其核心选民抛弃。这些选民有转向右翼的，也有转向左翼的。在很大程度上，民众的愤怒正通过现有的反建制政党而表达出来：英国的独立党（ukip）和法国的国民阵线[1]，苏格兰的苏格兰民族党（snp）[2]和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3]，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4]。然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反紧缩的诸政党已经从零开始建立起来——这是自1982年巴西劳工党（pt）成立以来第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左翼政党。在希腊，“三驾马车”（Troika）[5]的管理层迫使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直面德国领导的欧元区政权；对于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6]来说，主要目标仍然是国家体系及其统治秩序，两者都称之为“种姓制度”。然而，与“五星运动”不同的是，在“我们能”党的身后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2011年5月的愤怒占领和随后两年的反驱逐和反削减的直接行动。在代际和阵容方面，“五星运动”与“我们能”党的领导团体也相当不同。2014年创立“我们能”党的康普顿斯大学讲师核心团队平均比五星运动的诸位负责人年轻30岁。在正处于奈格里政治理论和另类全球主义（alter-globalism）的漩涡之中的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和政论家（publicist）们变得激进化；他们的表现技巧首先在社区电视（community tv）上得到了磨练。在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或委内瑞拉的激进政府合作中得到的亲身实践的信心，让他们能够大胆尝试在国家政治工程中动员那些愤怒者的不满。“我们能”党总书记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 1978年出生在一个马德里左派家庭，他初出家门时是一名学生活动家。伊格莱西亚斯先是读了法律，接着学习了政治学和电影研究；他的研究从后-自治主义——他的博士论文是《诸众与后-国家集体行动》（Multitude and Collective Post-National Action）——横跨到葛兰西的文化批评：比如《大银幕前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before the Big Screen, 2013)这篇文章就是通过葛兰西、萨义德、阿甘本、沃勒斯坦、布莱希特、哈维、巴特勒来解读《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 《狗镇》（Dogville）, 《卡廷》（Katyn ́）, 《出西班牙记》（Ispansi）, 《爱情是狗娘》（Amores Perros） 和库布里克的《洛丽塔》这几部电影。2014年出版的《民主之争》(Disputar la Democracia)是一份措辞严谨的宣言，谴责西班牙政治秩序的腐败在实质上与房地产投机开发如出一辙。在2015年5月西班牙的地区选举前夕，伊格莱西亚斯阐述了“我们能”党背后的战略思想，并在下文中回应了《新左派评论》围绕该党提出的几个问题。
注释：
[1] 国民联盟，2018年6月前称国民阵线，是法国的一个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由让-马里·勒庞在1972年成立。国民阵线宣称有75000名党员，据该党财务主管、让-马里·勒庞前律师瓦勒朗·德·圣朱斯特所述，党员约为16000－18000名。该党在只有1500名正式党员的情况下于1986年立法选举赢得胜利，到了1998年12月的分裂之前达到了42000名党员的顶点。该党自称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组织，但观察家则归类为极右翼。让-马里·勒庞曾因替战犯与危害人类罪辩解及否认犹太人大屠杀事实而遭受批评，在2015年时再提出类似言论被逐出政党。玛丽娜·勒庞接任后，把党的路线略为转移，以反移民、反欧盟及反伊斯兰为基调。——中文维基
[2] 苏格兰民族党（英语：Scottish National Party，缩写为SNP；苏格兰盖尔语：Pàrtaidh Nàiseanta na h-Alba；低地苏格兰语：Scottis Naitional Pairtie），有时也译作苏格兰国家党，是苏格兰的一个政党，主要致力于苏格兰独立运动。该党现任领袖为优素福，旗下党员人数约有10万人，是目前苏格兰议会的第一大党和英国下议院的第三大党。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在新一届苏格兰议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首次成功组建多数派政府。经历2014年9月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后的民意反弹，于2015年5月的英国下议院大选中，苏格兰民族党历史性地取得苏格兰选区中50%多数选票，议席由2010年大选的6席猛增至56席，在59个苏格兰席次中成为大赢家，以及成为英国下议院第三大政党。——中文维基
[3] 新芬党（爱尔兰语：Sinn Féin，意为“我们自己”），其为爱尔兰岛（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政党，由阿瑟·格里菲斯建立于1905年。新芬党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正式政治组织，主张爱尔兰统一。新芬党目前同时参与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国会选举，且均有议会代表。在北爱，新芬党与主张维持英国管治的民主统一党和阿尔斯特统一党对立。此外，新芬党也参加英国下议院选举，并取得议席，但该党对威斯敏斯特采取“弃权主义政策”，其当选议员始终拒绝向英国君主效忠宣誓，因此无法参加英国国会会议，但头衔依然存在。而由于他们不认同英国在北爱的主权，他们往往以“爱尔兰北部”、“北方”等字眼称呼北爱。——中文维基
[4] 激进左翼联盟，是希腊的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原为由多个反对财政紧缩政策的左翼政党和独立人士组成的联盟，后改组为统一的政党。其前身是“争取左翼团结和共同行动对话空间”。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在希腊反对经济紧缩的呼声中，激进左翼联盟在2012年5月希腊议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得票率超过16%，取的52个席次，跃升成第二大党，第一大党的保守派新民主党组阁失败后，获得组阁权，但最终失败，而向总统交出组阁权。同月底正式组成统一政党，不少成员由原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退党加入，激进左翼联盟取代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最大的中左翼政党。2012年6月希腊议会选举中，该党取得26%的支持率，并取得71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同月25—26日，该党组织罢工者和抗议者联合举行雅典总罢工。在此次罢工后，激进左翼联盟的民测支持率明显提升。2015年1月希腊大选中，该党取得36.34%的支持率，并取得149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希腊政府组织主导权，并在稍后与在本次选举中排名第六的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共组联合政府。——中文维基
[5]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以维护欧洲金融稳定为职责的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为职责的IMF对此高度关注，三大组织负责人于2010年6月共同会见希腊领导人，对希腊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表达担忧。由此，“三驾马车”称谓公开出现。随后，三大组织组成的代表团频繁造访希腊，研究和分析解决希腊债务问题的方案，组织和发放相应贷款，并严格监控和评估救援方案的落实情况。——中文维基
[6] 五星运动（意大利语：Movimento Cinque Stelle）是意大利的一个民粹主义政党，为目前议会第一大党，由著名喜剧演员毕普·格里洛和吉安罗伯托·卡塞雷吉奥创立于2009年10月4日。五星运动核心价值是欧洲怀疑主义、民粹主义与环境保护主义，并反对欧盟扩大权力。该党在2013年意大利大选取得大胜，得到25.5%的选票，以0.1%之差取代意大利民主党在得票率上成为最大的第一大党，而该党拒绝与任何政党联盟合作，包括回绝民主党要求组建联合政府的建议。而在2016年的地方选举，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大选中，五星运动的候选人维吉尼亚·拉吉于第二轮投票中，以2:1的票数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罗伯托贾凯谛，而五星运动也成功拿下北部的大城市、民主党的重镇都灵，五星运动被认为是因为获部分右派选民的支持而获胜。——中文维基
文章梗概
· 错误路线
· 政体危机（regime crisis）
· 2011年之后
· “我们能”党的假设（hypothesis）
· “电视国民（TV Nation）
· 走向政党
· 板块移动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产生了一连串意外的政治影响。在欧洲尤其如此。激进左翼势力如何才能更好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在考虑政治战略时所依据的那一套分析将在本文中得到解释：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本文也是我自从去年11月当选为“我们能”党领袖以来，对这些问题最为全面的反思。于我而言，这也是一个在主流媒体采访之外，用我自己的声音说话的机会。我既是党的总书记，又是政治学家和理论家。如果没有后两者身份，我也不可能成为前者。这也是“我们能”党的特征之一。
面对欧元区危机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局势，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20世纪左派的失败，这一点已经被《新左派评论》[1]记录了下来。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柏林墙倒塌——见证了法西斯主义、战争和殖民暴力的恐怖，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社会进步的时代。1945年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计划为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带来了有限的财富再分配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工会强大的地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被证明无法将经济再分配与民主结合起来，但在现代化和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苏联的军事实力是打败纳粹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明证。在二战后时期，苏联是真正能够制衡美国干预主义的力量。就算我们说冷战产生了没有任何真正主权的东方集团卫星国，但它也为反对美国霸权的反殖民运动开辟了空间，并推动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以及社会权利的广泛铺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大国为了解决其经济中日益严重的问题，把赌注压在一套新政策上：打击工会、赋权金融部门，将公共资产私有化、加速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地区，同时建立法定美元体系（fiat-dollar）。苏联集团的解体对“华盛顿共识”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推动金融资本在欧盟内部取得主导地位[2]。这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中以宪法形式体现出来，成员国同意将货币主权移交给一个“独立的”欧洲央行。趋同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和《稳定公约》(Stability Pact)对新的单一货币进行对冲，标志着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体系内的领导权日益增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仅限于减少公共支出、限制工资和促进私有化或移民。欧洲过去几十年的许多斗争，都可以被看作是在向国家主权正遭受着的不断侵蚀进行防御。在既存左派失败的背景下，批判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实践分离开来，因此截然不同于20世纪早期理论生产和革命战略之间的有机联系。批判思想变成了专业大学教师的工作，而不是激进政治领袖的工作。事实上，当代批判思想的主题与历史性大失败密切相关。
然而，尽管国家主权的空心化正在让政治的可能性不断缩小，但在过去的15年里，新自由主义的新对手出现了。它不仅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而且也出现在国家层面。在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条件下，拉丁美洲的人民和进步组织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他们将这些胜利转化为在国家和区域范围内恢复主权的计划。尽管这些进程的产生背景在许多方面都与欧洲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国家实力、地缘政治形势——更不用说与美国相比了，但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似之处。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灾难年代里，拉丁美洲和欧洲和美国都曾经历过老左派的历史性失败。而这些新力量的出现在提醒我们，政治作为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舞台，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运作，它都永远不会停止。
即使没有旧幽灵的威胁，世界秩序也在过去15年里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过渡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大西洋和东亚之间的工业平衡（industrial balance）已经遭到了取代。华盛顿的单边优势至少受到了新旧大国崛起的限制，这些大国的利益可能不会轻易被纳入美国的利益。“小瓶子”的改革表明，国家计划下的极端资本主义（ultra-capitalism）也是可行滴。它将（发生过）CR的土地转变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生产区和强大的国际参与者（actor）。在欧亚大陆的“支点地区”，普京领导的半民主俄罗斯将继续向世人表明，莫斯科已重返世界舞台。
本节注释：
[1] 今天，现实主义左派的唯一出发点就是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失败"：佩里-安德森，《复兴》（Renewal），《新左派评论》2000 年 1-2 月，第一期。安德森呼吁采取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立场，拒绝与统治体系妥协，拒绝对其权力进行任何安慰性的轻描淡写（pp. 16, 13–14）。——《新左派评论》注
[2] preponderance直译为，取得了数量优势。
错误路线
2008年危机给当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机遇（尤其是在南欧），几乎无人能预料到机遇竟会以这种形式登场。国家对破产金融机构的救助导致国家债务膨胀和利率息差飙升。由德国领导的欧元区实施并很快加以正常化的“拯救欧元”紧急政策对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数万人被赶出家园，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的解体和私有化进程急剧加快，债务负担从银行转移到公民身上。欧盟沿着南北分界线分化成两部分，这种劳动分工认为地中海国家就得提供低工资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而年轻人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则被迫移民。2014-2020年欧盟预算规划就代表着这一路线的胜利。
不久前，西班牙还被誉为欧盟经济成功的典范，这要归功于其基于房地产泡沫和城市工程腐败的发展模式。自佛朗哥后过渡时期以来，西班牙一直由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1]和人民党(PP)[2]执政。现在，和其他笨猪国（PIIGS）[3]一样，它正被迫通过紧缩政策放弃历史上曾有过的社会权利，而德国及其北方盟友却绝不可能在国内实施这种紧缩政策。但危机本身也有助于形成新的政治力量，最著名的便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它最终形成了一个主权政府，捍卫了一个社会主义欧洲——以及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它开启了真正的政治变革和恢复（recuperate）社会权利的可能性。显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与革命无关，也与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过渡无关。但完全有理由把目标放在主权进程上，因为这样我们就能限制金融权力、刺激生产转型、确保更广泛的财富再分配，并推动欧洲机构形成更民主的格局。
本节注释：
[1]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 - 与劳动者总联盟（Unió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UGT）工会有关的主流中左翼社会民主党。——中文维基
[2] 人民党（Partido Popular，PP） - 主流中右到右翼党派，保守派，天主教徒和经济自由派。——中文维基
[3] 笨猪五国 是 国际债券 分析家、学者和 国际经济 界媒体对欧洲五个 主权债券 信用评级 较低的 经济体 的贬称。这个称呼涵盖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特别指各国的主权债券市场，这些国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过了3%。——MBA智库百科
政体危机（regime crisis）
但是，困扰西班牙的是哪种危机呢？在葛兰西的经典定义中，所谓领导权，指的就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精英借以说服庶民群体以为自己和权贵有着相同利益的力量（power），领导权可以把这些庶民群体容纳在同一个普遍共识（consensus）之中，尽管他们仍处从属地位。这种领导权的丧失将造成一种组织性危机（organic，另可译为有机危机），这种危机可以表现为统治机关（包括主流政党）不再能保持或是更新其合法性。西班牙和其他欧元区国家一样，经济崩溃和“拯救单一货币”的措施在这里把组织性危机的幽灵召唤了出来，这在政治上导致了我们所说的政体危机：也就是说，后佛朗哥过渡时期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已陷入枯竭。这场政体危机在社会层面的主要表现是15-M运动。这场运动始于2011年5月15日，并且连续数周一直占领着西班牙各地的城市广场。而这场政体危机在政治层面的主要表现便是“我们能”党。
西班牙1975年后的转型将弗朗哥主义转变为自由民主制度，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类似。最关键的是，它不仅没有触及那些弗朗哥主义经济权贵，而且还让他们重新回到相当一部分的政治和行政领导层。即使社会党在1982年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这些权贵仍在国家机器中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共识精神”不仅统治着Adolfo Suárez领导的佛朗哥主义改革派，也统治着民主反对派——西班牙共产党(PCE，曾经在地下抵抗独裁统治的主要力量）以及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最初规模要小得多）。在主流媒体(尤其是Prisa集团颇具影响力的新日报El País）的大力支持下，这一共识体现在1977年的《蒙克洛亚协定》(Moncloa pact)中。它将工会与工资限制联系起来，以换取社会福利。它被1978年宪法确认为司法规范，并得到公民投票的确认，并被称为“78政体”。渐渐地，尽管存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政党以及某些左翼势力的抵制，这一共识得到了大多数西班牙人的支持。在佛朗哥精心挑选的继任者胡安·卡洛斯一世的“君主立宪制”下，新的安排让西班牙能够顺顺利利地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而经济权贵们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在1978年的选举中，西班牙共产党的糟糕结果并让他们改变原来的机会主义（possibilist）策略，而是依旧遵循与法国和意大利政党相同的“实用主义”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它们的共同风格就是保守。在欧洲共产主义大辩论、其微弱的选举回报和社会运动的瓦解汇聚在一起的时刻，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Manuel Sacristán）——或许是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当中头脑最好的那位——提到了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经济背景、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以及国际形势严格限制南欧采取任何有意义的变革之下，工人运动和左派遭遇的历史性失败[1]。人们从中吸取的教训不仅是说社会主义和革命暂时不太可能——从目前来看，西班牙的政治领导人还相信这些工程的可行性，这点挺感人的——而且哪怕是相当温和的社会改良计划都不太可能。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崛起的背景下，这些东西都被认为在选举中行不通。根据萨克里斯坦的说法，“与此同时”，必须要做的是在国家之外，在环境、和平和女权运动中进行微观层面的政治行动，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日常生活。出于选举目的，西班牙共产党在1986年成立了一个更广泛的联盟，即“联合左翼”（Izquierda Unida）。对于西班牙左翼来说，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本节注释:
[1] 帕特里克-卡米勒（Patrick Camiller）撰写了两篇文章，认为如果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结成坚定的联盟，就能从佛朗哥主义者那里获得更加民主的解决方案，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工人的高度好斗性，见《大西洋秩序中的西班牙社会主义》（Spanish Socialism in the Atlantic Order），《新左派评论》156期，1986 年 3-4 月；《西班牙共产主义的消亡》（The Eclipse of Spanish Communism），《新左派评论》147期，1984 年 9-10 月。
2011年之后
今天，由于欧元区的崩溃，我们不再生活在“与此同时”，而是生活在一场全面的政权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可能以一种自佛朗哥后过渡时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方式来改变西班牙政治的诸参数。应该强调的是，这不是一场国家危机（state crisis），不是莫拉莱斯和科雷亚2006年上台之前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开始出现的那样一种行政机器的崩溃。西班牙的国家机构，无论多么贫困和腐败，仍然在履行着它们的职能——远不只是对权力的垄断——为社会提供监管职能，同时为统治秩序生产忠诚和安全。然而，西班牙紧缩政策无可争议的失败引发了一场政体危机，这场危机开启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治机遇——我们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结构性改革”让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这两大重要群体倍感失望与困顿，这一点是理解当前政治可能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5-M运动为这些困顿提供了一个安全阀。这些困顿在选举人当中找不到自己的代表，这就表明，在起义中得到凸显、并让全世界大为震撼的领导权危机，同时也是西班牙现存左翼的危机。15-M运动在左派面前举起一面镜子，暴露出这些左派的不足。它还把新常识的主要组成部分摆到了台面上：拒绝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早已被普遍视作腐败分子）。15-M运动还形成了一种新的争论文化，这种文化不能被左/右这样的范畴所把握，然而现存左翼的领导者们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一点。
在“15M”运动之后的2011年地区和全国选举中，工人社会党遭受了历史性的惨败。相比2008年，该党失去了近40%的选票。直接的结果是人民党在各地政府中大获全胜，并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但从那一刻起，人们可以感受到政党制度内部发生的变化。从民意调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执政的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都在失去选民的支持，而联合左翼党[1]和较小的自由党派——2006年在加泰罗尼亚成立的公民党（Ciudadanos）和2007年成立的民主进步联合党(Unión Progreso y Democracia)[2]——表现得更好。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有机会制定一个比现在更大胆的——或者至少不那么胆怯的——战略。如果能效仿加利西亚（Galicia）的左翼选择党(AGE)[3]这样一个由联合左翼、Anova（一个加利西亚左翼民族主义政党）和生态学家等人组成的联盟就够了。联合左翼若是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这样的行动，便可能选举中成为社会不满的代表，但它没有抓住机会。
与此同时，在加泰罗尼亚，占有领导权（hegemonic）的保守民族主义政党Convergència i Unió[4]正在输给其温和的社会民主党对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Esquerra Republicana de Catalunya），后者的目标是成为加泰罗尼亚独立进程支持者的主要政党，而且它自身显然也是当时社会不满的中坚力量。在巴斯克地区和纳瓦拉（Navarra），左派重返选举舞台威胁到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尤斯卡迪（Euskadi）的领导权，甚至威胁到保守派Unión del Pueblo Navarro的领导权。
如果再加上“我们能”党(Podemos)的不请自来，以及它在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的结果以及随后的民调轨迹，可以说西班牙的两党模式似乎陷入了困境。对“我们能”党持续不断的攻击，其恶毒程度在西班牙可以说前所未有，但这也表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作对“王朝政党”的体制（dynastic parties’ system）的真正威胁。很明显，比赛才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便是5月24日的地区选举。但似乎也很清楚的是，除了票箱上的直接结果之外，也有迹象表明这场政体危机已经不可逆转。西班牙政治不会回到“我们能”党出现之前的样子。
本节注释：
[1] 联合左翼（西班牙语：Izquierda Unida，缩写为IU）是西班牙的一个左翼政党联盟。1986年4月，联合左翼作为政党联盟和选举联盟成立。创始成员有：西班牙共产党、争取工人团结集体－安达卢西亚左翼集体、共和左翼、西班牙人文主义党、进步联盟、卡洛斯党、西班牙人民共产党、社会主义行动党。1992年11月2日，联合左翼注册为政党，但原来参加联合左翼的各政党仍保留着自己的组织。联合左翼一直由西班牙共产党主导，曾长期保持西班牙第三大全国性政治势力的地位。——中文维基
[2] 联盟、进步和民主（Unión，Progreso y Democracia，UPyD） - 一个进步的政党，在思想上将社会自由主义与来自政治光谱中心的集中主义结合起来。它强烈支持西班牙的团结，从而成为西班牙周边民族主义的敌人。——中文维基
[3] The Galician Alternative of the Left (Galician: Alternativa Galega de Esquerda, AGE) was an electoral alliance of left-wing independentist and federalist political parties in Galicia, Spain.——英文维基百科
[4] 统一与联合（加泰罗尼亚语：Convergència i Unió, CiU; IPA：[kumbərˈʒɛnsiə j uniˈo]）是一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选举联盟。这是一个由两个政党组成的联盟，一个是规模较大的加泰罗尼亚民主统一和一个较小的政党加泰罗尼亚民主联盟。该党已于2015年6月17日解散。——中文维基
“我们能”党的假设（hypothesis）
假设，在决定性条件下，有可能在话语上产生一种可以沿着选举路线被政治化的大众身份，那么在西班牙，在欧元区灾难引起的初期政体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决定性条件似乎得到了满足。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围绕一个能够将政治空间一分为二的媒介领导人（mediatic leadership），将危机引起的诸多新要求汇合起来。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的假说就不难理解。在西班牙，一场组织性危机的幽灵正在为某种能够二分化的话语创造条件，这种二分论能够将15-M运动的新意识形态构建成一个与精英阶层相对立的民粹主题（popular subject）。
对于“我们能”党的创始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假设；在我们刚开始反思15-M运动时，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概轮廓。我们的思考借鉴了一组特殊的政治经验——拉丁美洲“获得的十年”——和一种特殊的政治传播模式：我们的电视节目《螺丝钉》(La Tuerka)。对拉丁美洲事态发展的分析为我们从欧元区外围国家的角度解释西班牙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2011年开始，我们开始谈论南欧的“拉丁美洲化”，认为它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机遇结构。Íñigo Errejón借鉴埃内斯托·拉克劳的作品，将这一民粹主义可能性进行了最为细致的理论化工作。
这个假设的第二个关键是《螺丝钉》。从一开始，在我们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我们就把《螺丝钉》节目理解为一个“政党”。我们认为，人们不再通过政党参与政治，而是通过媒体。《螺丝钉》和我们的第二个节目Fort Apache是我们在意识形态生产的最基本领域（即电视）中进行政治斗争的“政党”。《螺丝钉》成了我们的预备学校，让我们懂得如何最有效地介入主流电视脱口秀节目，也让我们熟悉在进行政治传播时需要用上的讨论工作（consultancy work），而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在规划竞选活动和向发言人和政治领导人提供建议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多亏了《螺丝钉》，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制作电视“插播”，而且还懂得了如何在电视媒体内部进行政治地（politically）思考。
我们在那个阶段的目标并不高，也从没想过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完成这些有限的目标（比如撰写论文、推动小规模倡议、制作和呈现电视节目、研究视听传播、就媒体战略向政治领导人提供建议），让“我们能”党的假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得以形成：一个在西班牙具有高知名度的领导人物。我们在电视上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也不能保证它会产生效果或是能持续存在下去。然而，从2013年5月开始，我就一直出现在大众媒体上。那年夏天，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利用我在媒体上的存在来进行一场全国性的政治介入。在那个阶段，我的观点是，这样一个项目只能在与现有左派的合作之下进行。我们向左翼政党提出的联合参与公开初选的建议就代表着这一方向。我们认为，让公民选择候选人将有助于使政治委员会的力量平衡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倾斜：左派会看起来更像人民。
我们把自己视为一股复兴的力量，但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我们的建议遭到了冷漠乃至公开敌意，竟然让我们走得更远了。左翼联盟的领导人顽固保守主义、对其他风格或观点的排斥，以及对其他一些行动主义群体的蔑视，迫使我们开始在虚拟孤独（virtual solitude）中将我们的假设付诸实践。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义务向左翼保守主义或某些社会运动的自我麻痹做出让步。历史的诡计就在这里：让“我么能”党现象得以出现的诸条件之一就是，那些在理论上本来最有可能赞成我们计划的人选择持保留意见——多亏了他们选择保留意见，我们才能飞得更高、更自由。
若是仍然把政治领域视作是左右两派之间的斗争，那么西班牙在将不再可能朝着进步的方向进行变革。若是仍然处在左翼和右翼的符号领域（symbolic terrain）内，我们这些主张通过国家进行后-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人——捍卫人权、主权，捍卫民主与再分配政策之间的联系——就没有丝毫的胜选可能。当我们的对手称我们为“激进左派”，并不断尝试在我们身上识别出所谓“激进左派”的符号时，他们实则不过是在把我们推到那些“左翼/右翼”符号领域里，因为这些地方是他们的主场。我们最重要的政治话语任务是挑战“诸立场的符号结构”，为“对话的话术”（terms of the conversation）而战。在政治领域，那些决定竞选话术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举结果。这与“丢掉原则”或“温和”无关，而是与这样一个假设有关：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来限定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域的话，我们能使用的话语体系将遭到限制。
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我们既需要一种具体策略来确定可以定义这种新情势的理论框架，也需要能将其投射到媒体领域的话语。例如，当我们坚持谈论驱逐、腐败和不平等并拒绝被拖入国家形式（君主制或共和制）、历史记忆或监狱政策的辩论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后面这些问题上没有立场，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缓和”了我们的立场。相反，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制度力量的机制（the machinery of institutional power），那么关注那些会使我们与大多数人——这些人并非“站在左派一边”——疏远的斗争领域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不占多数，我们就不可能进入行政机制（administrative machinery），而正是这些行政机制让我们得以在介入和干预公共政策的同时，在其他条件下进行这些话语斗争。
电视国民（TV Nation）
几十年来，电视一直是我们社会的核心意识形态机器。近年来，社交网络算是开辟了意识形态争论的新场所，现在人人都能进入公共领域，尽管它们对不同阶层的渗透程度并不平等。尽管社交网络还远远不能与电视竞争，但它在我们的欧洲选举竞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仍然是“我们能”党鲜明的特色之一。然而，电视不只是在制约、而且还在推动着思考框架（心理结构及其相关的价值观）的形成，其强度也远高于传统的意识形态生产场所（家庭、学校、宗教）。在西班牙，就政治态度和观点而言，电视谈话节目或许已经在专门给大众生产论点方面占据了主要地位。在酒吧或工作场所听到的大多数争论与论点都是由出现在电视和广播上的“意见领袖”（opinion-makers）生产出来的。社会的想象力（social imaginaries）显然是由非意识形态和非政治形式塑造的，并呈现为“仅供”娱乐的东西——其实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操作就是把那些被视为常识的概念赋予一副非意识形态的外观。然而，在危机的背景下，就具体的政治辩论而言，电视演播室已成为真正的议会。事实上，这场危机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在电视辩论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我们可以占据这个空间；总得有人来代表这场危机的“受害者”。我们说出来的话让这些受害者——下层阶级，尤其是贫困的中产阶级——认同自己确实是这样的，并通过一个新的“我们”的形式，来想象作为对手的“他们”：旧的权贵。
“马尾辫教授”[1]这种电视现象可以被视作是对这一空间最为有效的占领。此前，左派们或是靠运气，或是靠实践曾尝试过去占领这一空间。事实上，这种电视对话是为每次干预进行紧张准备的结果。渐渐地，那些由于危机而引起的社会-政治不满开始把这样一个非传统的左翼脱口秀嘉宾当作自己的参照物。将参照物转换为候选人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我们的欧洲选举活动取得了成功，因为我们设法继续在媒体上出现。在竞选的最后两周以前，“我们能”党在媒体上的形象基本一直都是一个不太寻常的脱口秀嘉宾，而不是什么候选人或政治领袖。而竞选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去告诉人们，电视上“扎马尾的家伙”正在参加选举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西班牙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在选票上使用候选人的脸。“电视人民”（People of the Television，el pueblo de la televisión，或者叫做电视国民）不太懂一个叫做“我们能”的新政党，但他们知道那个扎马尾的家伙。
这些通过电视进行政治社会化[2]的人群，是无法用政治空间的左/右传统范畴得到代表的。在人们对权贵极度不满的背景下，我们的目标是要确认出一个包括电视国民的新的“我们”，而这一目标最初曾围绕着“Pablo Iglesias”的能指而出现。在竞选之前和竞选期间，我们在电视谈话节目上的工作旨在介绍新的概念和论点，这些概念和论点将有助于划分出对我们有利的政治战场。“种姓”这个概念的挪用方式——代表着西班牙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正如节目分析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易受政治化影响的新媒体空间已经形成了一段时间。每周时事节目《Salvados》及其主持人Jordi Évole之所以大受欢迎，并不只是靠其话题的社会敏感性或Évole的进步立场。成功的关键在于，它能够关注社会不满的核心问题，创造出一种跨越政治界限的新话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者用拉克劳的话说，它是横向的（transversal）。
本节注释：
[1] 此文化现象可以参考“马前卒”。——中译者注
[2] 政治社会化是个人学习并经常内化政治镜头的过程，该镜头构成了他们对权力如何安排以及周围世界（和应该）如何组织的看法；这些看法反过来塑造和定义个人对他们是谁的定义，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在他们所生活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行事（参看社会化、社会规范与文化）。政治社会化也包含了人们获取形塑其政治立场和思想（如意识形态）之价值和意见的过程；该主题聚焦于对各年龄层人们获致政治认知、态度和行为之发展过程的研究。该主题也聚焦于一个运作良好的政治系统之规范和行为模式在代间传递之过程。这个过程使得个人被带入政治文化之中，并且形成对于政治事务之取向。学校、媒体和国家在此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包含但不限于支持政治系统之运作，以及维持政治生活等。——中文维基
走向政党
从2014年1月成立到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1]选举，“我们能”党的政治领导层是由几十个干部组成的，他们承担了竞选团队的所有日常任务。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的一群讲师和研究人员，吸引了来自“没有未来的青年”(Juventud sin Futuro)、学生协会、《螺丝钉》和其他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新一代激进分子，以及另类文化项目和15-M运动。这个团体成为了“我们能”党的最初核心，并开展了最初的竞选活动，把重心放在传播上——社交网络、电视节目、公共活动和宣传。在启动几周后，我们开始呼吁创建“我们能”党的圈子（Circles）。地方和部门团体开始蓬勃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尽管扩大了团队合作，但还远远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我们能”党仍然只是一个激发了巨大热情的公民运动，这种热情表现在“圈子”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人参加我们的活动、成千上万的人在社会网络中的活动，并有希望转化为5月25日的投票。但我们在当时还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后，“我们能”党获得了5名欧洲议会议员，尽管它仍然缺乏正式的政治领导和跨地区且有组织的领土和部门结构，同时也没有正式的决策机制。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赌注押在了允许民众参与最重要的决策进程上；负责组织我们成立大会（2014年10月的公民大会）的技术团队就是这样选出来的。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能”党从一个有选举项目（electoral project）的公民运动转变为一个有领导机构、内部管理系统、政治和战术指导方针和明确组织效率目标的政治组织。地方和区域建设进程自那时起便开始，并在最近刚刚完成。在大会进程中，我们同意了我们的基本选举策略，即在市政选举中支持民众团结的候选人（而“我们能”党不会独自参选），同时在地区选举中以我们自己的“品牌”竞选。
我们的选民大会，以及随后的区域和地方大会（processes），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政党的框架，为2015年11月的大选做好准备。但是，可以说，“我们能”党的肌组织（muscle-tissue）所覆盖的范围远远超出整个组织本身，因为它有能力将市民社会最先进的部门联系到更广泛的政治变革项目中，努力将民众运动纳入一个不能单独进行的过程中。要成为执政党，“我们能”党需要公民社会中最优秀的干部；要想赢得选举，我们必须通过公开投票来维护与广泛社会在决策层面的联系。如果说有什么让我们变得强大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让激进分子把我们与社会提出的愿望隔离开来，没有让激进分子劫持一个超越了政治领导人、干部和激进分子的身份并且还能够推动西班牙政治变革的组织。
今年1月31日，“我们能”党发起的“变革大游行”不仅在参与人数(10万至30万人)方面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在其非常规的性质方面也具有历史意义。这不是一场抗议，也不是为了在社会层面提出某套要求。20世纪工人运动的历史表明，并非所有的罢工都需要以特定的劳工要求为理由。相反，在关键时刻，罢工可以转化为一种政治工具，不需要代表的接触或调解。“变革大游行”是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与某种社会意愿的公众代表有关，这种社会意愿将“我们能”党视作为变革的基本工具。“变革大游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西班牙没有其他政治力量有能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动员。更重要的是，它决心要结束群众动员与选举政治之间的脱节。在公民看来，西班牙的旧政党只不过是通过选举手段进入国家行政机构的机器。事实上，15-M运动之后的选举给人一种错觉：那些完全失去信誉而且被公民视为主要问题的政客和政党，似乎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好像仍然在主宰着官方民主（formal democracy）的领域。“变革大游行”将政治带回了街头。这次游行的规模虽然没有2014年3月的“尊严大游行”[2]那么大，但它证明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和西班牙公民的巨大支持。旧权贵对15-M运动的轻蔑回应——告诉广场上的示威者他们应该参加选举——短期内不太可能重演。2015年1月的动员标志着一个新周期的开始，西班牙因此开启了决定性的一年。
本节注释：
[1] 欧洲议会选举是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成年人普选；该选举有超过4亿人拥有投票权，因此被认为是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民主选举活动。欧洲议会自1979年起便采取直接选举，而截至2019年则有751名欧洲议会议员当选；但随着英国于2020年宣布脱欧，当前欧洲议会包括议长在内只有705名议员。目前除欧洲议会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欧洲联盟机构采用直接选举制；欧盟理事会与欧洲理事会也都是通过各会员国的全国选举实现间接选举。尽管欧洲政党有权在欧洲联盟范围内为欧洲议会选举进行竞选活动，但实际的竞选活动还是以会员国国家为单位进行，而且选举重点也是欧洲政党在该国的分部民意代表候选人。欧洲议会选举一般持续四天，从周四到周日；而日期一般安排在4月7日到7月10日之间。最近一次欧洲选举是在2019年，而下次选举将于2024年举行。——中文维基
[2] 2015年3月又出现了一次“尊严大游行”。——中译者注
板块移动
自欧洲选举以来，尤其是自2015年初以来，建制派对“我们能”党的攻击不断，远远超过了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攻击。这完全在意料之中，恰恰表明我们让西班牙历史上的掌权者们感到有多害怕。像“我们能”党这样的组织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暴涨引起了我们对手的不安。在2015年的头几个月里，人民党（PP）和社会党（PSOE）的宣传员向我们提出的论点通常会产生反作用，反而会增加我们的支持率，让我们的发言人得以大众媒体上进行反击，而且效果显著。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对我们的攻击的技术和特征已经变得更加尖锐，并且破坏性越来越强。我们必须得承认，与之前相比，我们的媒体战已经不再处于同样有利的条件下了。对我们的攻击将持续下去，至少会持续到我们在区域和地方选举中取得体制基础（institutional）。最近那些专门针对我们的运动就表明，我们可能会失去“把话题提上政治议程”这样一种进攻能力。
我们目前最重要的挑战是2015年11月的大选。很难预测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工作是一场公民投票，而它将会把政治抉择还原为保守的人民党和“我们能”党之间的选择。尽管我们有可能超越工人社会党，但它离“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化”(Pasokization)[1]还很远。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是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它曾经是希腊最强大的政党，但在与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结成支持紧缩政策的联盟后，它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选举中仍有很高的支持率。今年3月的安达卢西亚地区选举给它注入了政治氧气，尽管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当地的条件。自欧洲大选以来，“我们能”党获得了三倍的选票，在安达卢西亚赢得了15个席位和15%的选票——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超越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这两个传统政党。这就是为什么5月24日的地区选举——尤其是马德里、瓦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选举——和9月的加泰罗尼亚选举对我们如此重要。
我们今年的重要目标是超越工人社会党——这是西班牙政治变革的必要前提，即使我们无法超越人民党。只有在我们有效地超越他们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才会180度大转弯，拒绝紧缩政策，这样我们才能与他们达成和解。在那个阶段，工人社会党要么接受“我们能”党的领导，要么屈服于人民党的领导，而后者无异于在政治上自杀。工人社会党领导层及其党内不同派别都很清楚这一点，并一直在努力减少我们的领先优势。将安达卢西亚选举提前两个月举行，显然是当地工人社会党女党魁Susana Díaz的企图，以确保在这个决定性选举年的第一次考验将在社会党损失最小的地方举行——而且他们成功了。
2015年要决定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在选举后的责任。我们可以在其他政党的支持下执政，也可以支持其他政党上台。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之间的一系列地区性“大联盟”，这将加强“我们能”党作为主要反对派的作用，尽管这对西班牙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但对工人社会党来说，这意味着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化，因此他们的领导人很可能会探索其他选择。工人社会党将陷入国家逻辑与其政党利益之间的矛盾，目前尚不清楚这一矛盾将如何解决。公民党(Ciudadanos)[2]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公民党是精英阶层的白色政党（white-label party），被称为“右翼的Podemos”：它必然会与人民党讨论潜在的共识，但它知道这将对其选举产生何种负面影响。
对于“我们能”党来说，关键是在地区选举之后在地方政府中发挥作用，并将人民党赶出政府。但最关键的是要以最有利的地位参加大选。制度赋权（insititutional empowerment）将为我们提供保障，并为我们提供至关重要的经验，但这也可能意味着我们失去“局外人”的优势。我们面临的矛盾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根本目标：抱着重塑西班牙政治格局的希望去参加大选。
本节注释：
[1]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希腊语：Πανελλήνιο Σοσιαλιστικό Κίνημα），简称泛希社运，是希腊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2015年1月3日，乔治·帕潘德里欧带领其他5名希腊议会议员，退党另组民主社会主义者运动，以参加2015年希腊议会选举。2015年希腊议会选举中，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获得13席，并获得4.68%(289,286票)的得票率(相较于2012年5月希腊议会选举少了7.60%)，成为第七大党，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取得分配席次权的政党（希腊政党需要取得3%的得票率才能进入议会）。这亦是希腊民主化40年来，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首次同时成为在野党。——中文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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