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
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话说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详细地介绍了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的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我们一行于16日上午12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10时谒见斯大林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4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二人当翻译。
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
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30年多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鉴定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
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
1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林彪的关于“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的复电，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中央转）：
10日14时电悉。
一、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4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2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3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9000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即邓华、赖传珠——笔者注）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四、湖南省政府可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组。但程潜除任中南副主席外，其湖南军政委员会仍应存在，即使无具体工作，留一招牌亦有作用。此点程在京时，我已向他当面谈过，请加注意。
五、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有何意见，望告。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口后统筹办理。
六、整个中南6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1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毛泽东 12月18日于远方
此时，林彪已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员，由他与15兵团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组成了渡海兵团指挥部。
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部队是15兵团以李作鹏为军长的第43军、以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另外还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总兵力达到10万人。
12月20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18日的电文精神，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21日凌晨才结束。
12月21日凌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联名致电毛泽东说：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诞辰，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毛泽东在王稼祥陪同下，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他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斯大林敬献了绣有“福如东海”的横匾；宣读了给斯大林贺寿的礼单：中国精美的陶瓷、湘绣、茶叶、竹笋等和山东出产的5000斤大黄芽白菜、5000斤大萝卜、5000斤大葱、5000斤大梨。
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着自己并肩站在一起。按照祝寿活动的安排，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代表讲话后，将有13个外国领导人讲话。在这13个外国领导人中，毛泽东被排在了第一个。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及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与会者两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毛泽东最后高呼：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他的致词一结束，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把大会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是日晚8点，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了各国来宾。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朱仲丽、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孙维世都参加了宴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菜肴、酒水和点心摆满了一桌子，凉菜很多，热菜只有3道。毛泽东首先向斯大林敬酒，各国代表也轮流向斯大林敬酒。
席间，穿插着各种文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技等。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全场的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时才结束。
毛泽东不习惯苏联这种马拉松式的宴会方式，宴会一结束，他感到很累。王稼祥安排他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办公楼上休息。这是一栋旧式洋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毛泽东住在2楼，他说：
“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一人一份，他们的服务员真太辛苦了。”
12月22日5时，毛泽东回到驻地休息。
12月22日下午4点30分，王稼祥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处。王稼祥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想和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说：
“好啊，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3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和我们做。”
他立即约见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来谈话，并要求他把这次谈话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商谈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还有拟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12月2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
“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
12月23日下午6时，王稼祥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苏共中央政治局及斯大林同志从明天开始同我们会谈。”
毛泽东决定，由王稼祥、陈伯达参加谈判，师哲为中方翻译。
12月24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2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
据汪东兴1949年12月24日日记记载：“今天，毛主席和斯大林开始正式会谈。我跟着主席去了，因会谈戒备森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克里姆林宫值班室里等候。5小时后会谈结束，回到驻地，毛主席问我：‘吃过东西没有？’我说：‘喝了一瓶汽水。’毛主席说：‘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负责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其中写道：
“昨（24）日晚11时半第2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5小时半，到今晨5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7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与毛泽东通了电话。
据汪东兴12月25日记载：“中午，苏联上校报告说：‘斯大林同志有电话来，请毛泽东主席接电话。’毛主席通过翻译孙维世与斯大林交谈。斯大林同志在电话中十分关心毛主席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从北京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书《瀛台泣血记》，到莫斯科后抽空看了三分之二。毛主席在我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借去看了。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
12月26日晚7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继续会谈。
据汪东兴12月26日记载：“毛主席起床后，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王稼祥同志来电话说今晚7时继续会谈，他晚6时左右来接主席一起去。’今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夜里12时才结束。”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解释说：
“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他心里明白，这封信是高岗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并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在这份材料中，高岗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派，某某某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汪东兴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毛主席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主席说：‘《水浒》这部书有100回本，有120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我说：‘我借的这部是120回的线装本。’主席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12月27日，莫斯科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毛泽东起床后见雪下得很小了，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卫士们提醒他别感冒了，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走到外面去了。
毛泽东轻轻地踩在雪上，顺着墙根走，裤腿上鞋里全是雪。他走了几步，便驻足观赏起来，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雪景之中。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几个卫士和俄文翻译们像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一个卫士用雪团打中了孙维世，孙维世一边笑骂他坏，一边抓起雪团还击。毛泽东扭头一看，孙维世简直成了“白雪公主”，便也笑嘻嘻地加入了战团，从侧面袭击她，竟然正好打在她的衣领里，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2月28日深夜，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办完公，毛泽东把汪东兴叫来，对他说：
“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
“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毛泽东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12月29日，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他喜欢走积雪厚的地方，苏联上校怕他冻坏脚，劝他不要走积雪厚的地方。毛泽东让孙维世告诉他：
“雪是干净的，下过雪后，空气新鲜，对人体有益，踩完了雪回到房内换一下鞋袜，不至于冻坏脚的，请上校放心。”
接着，毛泽东关于“可在先头阻止李弥余程万部向越南缅甸前进”问题致电刘少奇：少奇同志：
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毛泽东12月29日
是日晚，吃过晚饭后，毛泽东同工作人员一起看了一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记录片。尔后，他办公到深夜方才休息。
12月30日，印度继缅甸之后承认了新中国。
此时，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12月30日下午2时，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他说：
“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
“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坐冷板凳。”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祝贺新年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
【新华社北京3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发表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热烈地祝贺新年，祝贺1949年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任务，全文如下：
第1野战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第2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第3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诸同志，全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全国同胞们！
当1950年的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致热烈的祝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49年内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将士忘我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积极的支援之下，在1949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歼灭了敌军260万人。由于这个伟大历史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巩固地建立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且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在这些方面，应该获得比1949年更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必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12月31日
是日下午，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今晚要过年了，在国外过新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伟大的苏联莫斯科过新年更有意义。晚饭除苏联菜外再加两个中国菜。明天吃饺子就难办了。”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想吃饺子，大使馆可以包好了送来。”
毛泽东说：
“我是吃米饭长大的，北方人不吃饺子过不了年。”
接着，毛泽东关于“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致电林彪，他写道：林彪同志（中央转）：
转来邓赖洪27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 12月31日
这天下半夜，毛泽东办完公，在会客室向汪东兴要海南岛的地图看。他边看边说：
“海南岛现在正是好季节，我军要解放海南岛不要错过好时机。”
1950年1月1日，《人民海军》报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为该报的题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毛泽东
1月1日这一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致电毛泽东。
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胡志明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并获准在会上发表演讲，由李富春任翻译。胡志明所说的另一个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枣园。后来，中共中央按照他的要求，安排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考察。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边境被国民党逮捕；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获释，遂留在广西活动，直到1944年9月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运动。
胡志明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
“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元旦这天下午，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此时，他来到苏联已经十几天了，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其它外国领导人早已都走了，而他还在这里坐冷板凳，实在窝火得很。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的。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睡觉的吗？我现在的任务是3个：吃饭，拉屎，睡觉。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马上将毛泽东的谈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后来经过王稼祥的联络和说明，斯大林这才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实意图。马上同意让周恩来到苏联，进行中苏之间的谈判工作。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北京，他在电文中写道：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接到北京转发来的彭德怀12月30日的电报。
此前，彭德怀根据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指示，将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对西藏的调查结论，向中央和毛泽东据实禀报，他写道：
中央并报毛主席：
1、前电示准备1950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后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200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畜牧次之。后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甚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须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2、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经唐古拉山口（即青康藏3省交界上系雪山，须5天才能通过积雪），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须2天半，除接近拉萨之3天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3、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唯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唐、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4个月（即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4、兰州、西宁两处，现在藏民训练班共约300人（系甘、青两省藏民）。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2野随军入藏。
彭德怀
毛泽东连续看了几遍，心事重重。他相信彭德怀的调查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
1月2日凌晨4时，警卫撤走第2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他又问汪东兴说：
“2楼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说：
“还有1间主房。”
毛泽东说：
“这间房留给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2楼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从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工作人员马上把毛泽东起草给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伯承、小平、贺龙3同志：
1、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3同志研究。
2、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3、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3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3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4、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
此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适合入藏的是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贺龙的62军，可是，毛泽东已经点明2野是主力，总不能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推出去吧！而在2野3个兵团9个军中，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最合适。可是，10军军长杜义德身体差，进藏有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来商量去，颇费脑筋。邓小平说：
“让‘地主’去吧？”
刘伯承被邓小平说糊涂了，问道：
“谁？”
“张国华。”
张国华因为他的18军以前的随营学校干部多，被战友们戏称为“地主”。经邓小平点明，刘伯承才醒悟了，笑着说：
“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1月月2日，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答记者问》，内容如下：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主席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主席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记者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主席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城市和地方，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答记者问》发表后，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在散步时高兴地说：
“我曾讲过，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1月2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在王稼祥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征求毛泽东对中苏新条约的意见，并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等具体事宜。在谈到中苏签订条约的事情时，毛泽东说：
“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利益。”
莫洛托夫说：
“是新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约。”
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中央，通报了在莫斯科出现的新情况，他写道：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3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3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
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1月2日下午11时
1月3日凌晨4时，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他写道：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地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1月3日上午4时
欲知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下一步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在毛泽东逝世后，“外蒙独立”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成了国粉一类人颠倒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丢了。只要查一查历史资料就会看到，早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外蒙古就趁着各省宣布独立之机，开始酝酿“独立建国”。1921年11月25日，蒙古人民党在俄国帮助下，成立了蒙古君主立宪制政府。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宣布独立。对此，北洋政府不予承认。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规定。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对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呢？请看：1949年12月18日，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又提出了在不签订新条约情况下的一种设想，他说：“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权衡再三，毛泽东在1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强调了签订新约的好处，他说：“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由此看来，毛泽东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但从大局着想，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的意见。后来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当毛泽东又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却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此后，苏共蜕变，中苏交恶，斯大林原来提出的“原条约（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机会，就一直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怎么可以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弄丢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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