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国族整合的角度来看待以新德里为代表的印度本部都市中东北部年轻移民的经验。印度独立后东北部边疆的政治整合并不平顺，武装叛乱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基本得到遏制。21世纪初以来，东北部边疆的年轻人大量进入印度本部的都市寻找高等教育与工作机会。他们因为不同的种族面貌与文化在印度本部城市遭受歧视，而在他们反歧视的集体行动和话语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印度国族身份的理性确认。与此同时，东北部移民群体与印度主流社会的情感距离仍然显著存在。他们的经验既呈现了印度国族整合的进展也表露了它的问题。
关键词：国族整合 印度东北部 种族歧视 多样性中的统一
一、国族整合概念与印度的国族整合问题
在二战之后的反殖民-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亚非拉诞生了大量新国家，它们都以西欧的民族-国家为范型，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族（nations），尽管西欧范型意义上文化同质的单一民族完全不是这些国家的现实。正是在1950-70年代美国主导的对这些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的比较政治学（后来扩展到对西欧自身的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中，国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成为研究议题之一，它们同时也是新兴国家长久以来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现实议题。
国族整合和国族建设这两个常常被互换使用的词暗示了国族的人为创制和不稳定性质，暗示了国家对国土边界之内那些差异性的人群和文化达成一种有序存在状态的希冀，而这并不是二战后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的特殊议题。对于本文采用的国族整合概念，不同的论述者有不完全一致的界定，本文暂且定义为一国之内多元性的群体彼此理顺关系并理顺与国家的关系，确立起对国家/国族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感的过程。这个多元性的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呈现为不同的构成。国族整合是一个过程的概念，也是一个程度的概念。如果说多元群体间的和谐、团结和国族凝聚力是国族整合的高阶目标，那么，群体在国家之内的安顿（不寻求分离）、群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不发生暴力冲突可以算是一个基本目标。国族整合源出于已经置身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理性：如此，国家自身的存在才能获得更牢靠的根基；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因此，国族整合主要是一项国家政治议题。
相对于相似的国族整合任务，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所采取的国族整合路径、策略及其效果也都各有差异，是一个值得比较研究的领域。笔者关注的印度是一个极端多元的社会，印度的国族整合的进路被概括在“多样性中的统一”这一国族话语中：在包容多样性中达成统一。一个偏向中央集权的联邦制，在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社会未对国族身份赋予特定宗教内容、试图与所有宗教保持平等距离的世俗主义，宪法对多元文化身份的承认，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多元主义（不同宗教群体各有自己的私法）——这些都是印度建国之初确立的包容多样性的基本制度框架。然而多样性与统一之间的平衡的达成不是有了制度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张力会一直存在，随现实变动的格局而消长，而呈现不同的样貌。印度独立之后经历的语言邦运动、不同群体和地区的政治自主性运动乃至分离运动，都曾给印度的国族整合造成或短或长的危机。在解决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印度中央政府所表现的包容性和弹性是印度国族整合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事情的全部。
在印度国族整合的大题目中，印度东北部的整合是一个重要篇章，本文在此不拟对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本文处理的只是东北部整合进印度的长长的过程延续到当下这一节点时发生的事情，具体地说，是本世纪初以来大量东北部年轻人来到印度本部都市工作和学习这一现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歧视的负面经验以及他们的回应。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12年8月—2013年7月在德里访学期间与东北部学生的接触、访谈，以及媒体报道。
二、印度“东北部”与印度“本部”
印度媒体和学术文章中广泛使用的“东北部人”（northeast people, north-easterners），源于“东北部”作为一个行政管理概念的确立，它的历史并不长。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英属印度的东北地区包含了东孟加拉省和阿萨姆省，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两个土邦，以及毗邻不丹、中国和缅甸的“东北边疆地带”（North East Frontier Tracts）。印巴分治，东孟加拉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1年独立为孟加拉国。在印度的部分，是阿萨姆邦和曼尼普尔、特里普拉两个中央直辖区。1960年代以来由于阿萨姆的山地部落围绕政治自主性的一系列运动，以及中印边境之战所凸显的这一地区在国防安全中的地位，印度国会通过了不少法案，以便在该地创造新的行政单位或改变已有单位的地位。1971年的《东北部地区（重组）法案》[North Eastern Area (Reorganization) Act] 和旨在促进国家安全与地区发展的“东北部理事会”（North Eastern Council）的成立，标志着“东北部”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管理概念”正式确立。在阿萨姆邦之外，包含在东北部概念中的其他单位都陆续获得了完全的邦的地位：原阿萨姆邦部落聚居的山区从部落自治区域最终升级为四个部落占主体的邦——那加兰邦（1963）、梅加拉亚邦（1972）、“阿鲁那恰尔邦”[1]（1975）、米佐拉姆邦（1987），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也从中央直辖区上升为邦。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锡金王国1975年并入印度成为一个邦，2002年加入了印度中央政府下属的“东北部理事会”。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东北部人口约4500多万，占印度总人口的3.77%。
东北部的独特身份，在与另一个相对使用的词中表达出来：“mainland India”，姑译为“印度本部”。这个如今在媒体和学术文章中都广泛使用的词，据称是东北部人首先用来指印度的其他地区的，无疑，它表达了东北部地区类似离岛的孤立之感。确实，从地图上看，东北部印度是一个孤悬的三角：印巴分治使东北部只剩一条细走廊连接到印度本部。这极大地影响到东北部地区内部以及与印度本部之间的交通、通讯和市场联系，带来经济的后退，以及更深刻的心理后果。
东北部与印度本部的距离，还体现在历史经验上。历史上，这一地区不曾纳入任何印度王朝的版图，它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完全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附带结果，而英国殖民势力在这一地区，一是进入较晚，二是其控制也是不完全的，特别是被英国人称为“部落”的群体居住的、占过半地域的山区，未完全整合进殖民系统，殖民时期泛印度的反殖民族主义运动在山区影响也很小。从宗教上来说，直到印度独立之时，印度教的影响只局限在布拉马普特拉河、曼尼普尔河等河谷地区和山脚，而在山区，基督教的传播在殖民时代取得了重要进展。世居东北部的本土居民基本都属于蒙古人种，在语言、族群和文化上与东南亚和中国西南更有亲缘关系。并不奇怪，对一些族群而言，独立的印度对于英印帝国版图的继承远不是理所当然的。印度独立之后的年代里，东北部地区因为持续的“叛乱”（insurgency）——印度政治语汇中指武装对抗国家权威的词——而著称。可以说，独立后印度国家对东北部的政治整合是不平顺的。简言之，印度中央政府的举措，一方面是对叛乱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是在联邦制的范围内赋予相关族群政治自主性，通过修宪成立新邦（尽管它们在财政上都不能自给），以及与主要武装派别达成和解协议或停火协议。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印度中央政府又试图通过增加发展投资赢得民心。1990年代后期以来，东北部的武装叛乱大部分得到了遏制。不过直到今天，曼尼普尔、阿萨姆、那加兰等地仍不大太平，存在着活跃程度不尽相同的地下武装派别。东北部是印度在族群和语言构成上最复杂的地区，有两百七十多个族群，他们不仅存在着习俗与文化差异，也存在历史经验的差异。在独立印度的东北部行政管理概念之下，并不存在东北部人的统一身份认同与团结，在这一地区占有主导地位的是族裔民族主义和族群身份政治。
实际上，不是所有来自行政管理意义上的东北部的人都是蒙古人种——自殖民时代以来，大量从印度次大陆来的移民和跨族群通婚，至少已使得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成为一个种族混杂的地区。而在蒙古人种族与文化的意义上被使用的东北部概念，还应包含西孟加拉邦的北孟加拉和大吉岭山区。在当下的印度都市，东北部人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范畴被使用源于两个因素：本世纪以来，来自东北部的年轻人在印度大都市的可见存在；这一移民群体共享的负面经验也在反过来塑造某种共同的身份意识，即使回到家乡这一身份就失去意义。
三、人口流动：从东北部到印度本部
东北部从纳入殖民国家结构以来，作为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带，就是次大陆大规模移民的目的地。但在部落集中的山区，自殖民政府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系列保护性区别对待政策，限制了外来移民的渗透。
东北部向印度本部的反向移民，是21世纪初才引起人们注意的新现象。根据民间组织“东北部支持中心及热线”（North East Support Center & Helpline）的统计，2005年来自东北部印度的内部移民约有34000人，201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14850，5年间增加了12倍。其中，48%，也就是约20万人选择了新德里及周边——他们大多在高中毕业后离开家乡，除了进入大学继续学业的，大部分人在零售、服务行业工作，这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可见度很高。
关于移民的研究通常从“推”与“拉”两方面来理解人们的选择。东北部的青年来到印度本部的都市，一是来上大学，二是来找工作。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经济欠发展和缺乏工作机会，是年轻人走出东北部的“推”的因素。与此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拉”的因素：印度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自由化改革，刺激了城市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提高了年轻人通过更高教育获得更好的工作的预期。我在新德里接触过的东北部大学生，几乎都是家族中第一代外出求学的人。就像印度其他地方来的大学生一样，毕业后考上中央政府的公务员是很多人的梦想。
在大学和公共部门之外，来到德里及周边的东北部年轻人主要在零售和服务行业找到了工作，包括印度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快速发展的外包服务中心。我接触的东北部学生以及一些媒体文章，都谈到了东北部青年相比印度本部人在这方面的优势：他们像东亚、东南亚人的长相使他们带有一种异国情调，印度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场所都更愿意雇佣他们；在东北部尤其部落占主体的邦，英语是沟通语言，中学多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言，因此东北部学生一般英语不错，藏缅语族的母语也使他们的英语口语相比之下更少“印度口音”，为西方消费者服务的外包服务中心喜欢雇佣他们；他们西化的服饰，时尚的外表，不拘礼节和随和的态度使他们在接待、旅游行业获得成功。一些劳动力中介机构甚至亲自到东北部去进行招聘。
四、作为印度人：历史记忆、现实与日常经验
我曾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南印的大学里的南印年轻人谈到来自东北部的同学，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这一善意的调侃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东北部学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只不过，调侃者未必清楚这背后的具体历史记忆。比如说，很少人知道印度中央政府曾经派空军轰炸自己的城镇与村庄——1966年在对付米佐叛乱时。由于对印度政府救灾的极度失望，因大饥荒自救而成立的“米佐民族饥荒阵线”（Mizo National Famine Front）在饥荒过去后改名为米佐民族阵线（Mizo National Front），举起了独立建国的大旗。轰炸之后，印度军队为了便于监控米佐村民，使米佐民族军无处得到庇护，还强行使村民大规模搬迁到类似集中营的“保护和进步村”。印度军队的这一招，学的是英国殖民者对付殖民地反叛的经验。直到今天，米佐母亲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还会说：“别吵吵，不然‘呙’（Vai）（米佐话中指来自印度本部的印度人）就会来把你绑走。”
在1986年米佐民族阵线与印度中央政府签署和平协议之后，新的米佐拉姆邦实现了持续的和平。在今天，你可以听到来自米佐社群的与历史和解的声音，就像这位名为基玛[2]的博客一直以来的努力：尝试与本部印度社会进行沟通，让后者理解包括米佐人在内的东北部人的历史与现实经验。在他看来，米佐人从一开始就是认同独立的印度国家的，是印度国家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现在则是印度社会因为他们不同的种族外貌不把他们当自己人。
东北部不同族群的经验和心态也是有差异的。正读博士的诺尼来自曼尼普尔，他曾跟我说起“令许多曼尼普尔人至今耿耿于怀”的那一段历史：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时，曼尼普尔已经有自己的立宪法案，确立了以原曼尼普尔土邦王公为行政首脑、有民选议会的民主政府形式，而在1949年，王公被印度政府召唤到西隆（Shillong，时为印度阿萨姆邦首府），在与民选议会隔绝的情况下，签署了加入印度联邦的条约。在诺尼口中，王公是被迫签署这样一个条约的。实际上，1949年的这一条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成为曼尼普尔社会的一个热点争论问题。而这自然是跟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现实相关，这里的现实最重要的是《武装力量（特殊权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 在曼尼普尔的实施和滥用。
赋予武装力量特殊权力的法案是英国殖民者在1940年代的首创，用以对付印度民族主义运动。1950年代那加人的反叛造成阿萨姆山区的持续动荡并蔓延到曼尼普尔，为了应对这一局势，印度政府于1958年通过了《武装力量（阿萨姆和曼尼普尔）特殊权力条例》（Armed Forces (Assam and Manipur) Special Powers Ordinance），同年“条例”被更名为“法案”。它的核心，是在被宣布为“动乱地区”（disturbed areas）的地方，赋予了军队和安全人员非同寻常的权力。在实践中，军队和安全人员勿需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进行搜查、逮捕以至处决，在这一法律实施的地方，都造成了滥用，造成了对平民大量的任意拘禁、行刑、强奸、假造“武装遭遇”等人权灾难。诺尼说，在东北部，曼尼普尔是重灾区，在这里军队和该法案是最受憎恨的对象，也是直到今天的抗议运动的对象。被称为“曼尼普尔的铁娘子”的人权活动分子依拉姆·沙米拉（Irom Sharmila），自2000年开始为了这一法律的废除连续绝食抗议至今，她一直被警察强制鼻饲。
与印度国家的这些经验遭际使诺尼不能无保留地拥抱自己的印度公民身份，对于印度身份，他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是的，但是……”。这种不情愿的态度，我也在某些那加学生身上看到。
与来到德里才学了些印地语的诺尼不同，来自“阿鲁那恰尔”的阿黛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她告诉我，在她上学的寄宿学校，老师是从印度北部印地语地区来的，上课的媒介语言和来自不同部落的学生之间交流所用都是印地语。“阿鲁那恰尔”是南亚语言最丰富的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部落群体，没有称得上主体的语言和族群，也没有成气候的内生的政治运动。“阿鲁那恰尔”从1972年成为“中央直辖区”，到1987年升格为“邦”，主要是印度中央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举措。“阿鲁那恰尔”的居民一般说来没有经历与印度国家的紧张冲突关系。另一方面，印度民族主义取向的民间团体，如1977年成立的韦韦卡南达教团（Vivekananda Kendra），最早的活动就是在这一边远的喜马拉雅地区开办“韦韦卡南达教团学校”（Vivekananda Kendra Vidyalayas）。如今“韦韦卡南达教团学校”在“阿鲁那恰尔”已经有了34所。阿黛所上的，正是其中一所。她说父母送她进这样的学校，首先是因为它的教学质量好。学校的另一个特色是印度古典文化教育。最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在“阿鲁那恰尔”也有影响，它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改造部落信仰，让其归属于印度教。阿黛的家庭属于信仰佛教的部落，她说她家人都参加了一个仪式成为了印度教徒。印度人身份在阿黛那里，并没有携带历史与记忆的阴影。
诺尼与阿黛，虽然在对印度国家和印度公民身份的态度上有所差异，他们的个人目标是相同的：毕业之后在新德里或其他印度大城市工作。他们还有一点也是相似的：在如新德里这样的印度大城市的日常经验。
东北部蒙古人种的年轻人来到印度本部的城市，第一个冲击就是发现自己因为面貌跟周围人存在直观差异而被另眼看待，在街头市井被加以贬损性的称呼。印度本部自身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但印欧语系的北印人、达罗毗图语系的南印人和一些澳亚语系的部落，尽管存在肤色浅深等差异，都是人们常识中确定的“印度人”，而蒙古人种不是。对于后者，在北部印度，最常用的贬称是“秦基（Chinki/Chinky）”。这个19世纪后期英语世界对中国劳工的贬称，在印度被用来称东北部人、尼泊尔人、藏人，以至任何蒙古人种面孔的人。被人看不顺眼的还有东北部人的衣着打扮。东北部年轻女性穿的服装被认为是西化的，而印度本部的年轻女性，大部分还是穿印度本土服装。在德里地铁的女士车厢里，这种对比很显眼。东北部的年轻男性，尤其那些90后，爱留染有颜色的韩式发型。他们爱时尚，而他们的时尚感觉来自韩国流行文化。这与印度本部以宝莱坞为中心的流行文化形成了距离。
那加女学生基姆曾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东北部女性比较自由独立，所以那么多人出来上学、工作，她自己是为此自豪的，而从印度保守的主流社会的角度，就觉得她们交往上随便，道德上可疑。对于东北部女性的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一般市井，也同样存在于政府或专业机构的办公室。基姆的抱怨还有，在日常生活中，无论租房，还是坐摩的，别人一看她的样子，就会抬高价格。这些日常遭遇背后，是印度主流社会的种族、文化偏见与东北部群体作为中下阶层移民的弱势地位的彼此强化。一篇报纸文章曾谈到新德里当地人对东北部人的脸谱化印象：随时随地喝酒，晚回，随便的性事；没有父母家人的保护，因此，房东可以随意解除租约，摩的司机可以要高价，店员、当地人可以当面戏弄、言辞侮辱。
有东北部人总结说，对于蒙古人种的歧视，北印比西印更为丑陋、粗野。这话也适用于北印与南印的对比。实际上，东北部移民在印度本部受到的“种族歧视”已在近年开始成为报章话题。印度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视，最成系统的当然是种姓歧视，但种族歧视的话题此前很少出现。
东北部年轻人来到印度本部，日常经验告诉他们，且不论他们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印度人身份从另一端来看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种族、文化让他们被视为陌生人或外国人。
五、东北部移民群体反歧视的集体行动与话语
对于发生在街头市井的日常性歧视和骚扰，作为个体的东北部移民一般选择忍受和忽略，实际上，如果你回击，很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羞辱甚至暴力。
东北部移民作为群体，还有组织化的回应方式。在德里的大学里，来自东北部的各个族群都建立了自己的学生会，以及跨族群的邦一级以至东北部地区性的组织。除了在各自大学组织文化和节庆活动，他们的一个行动重点，是与行政和警察机构联系与合作，让政府与警察增加对东北人遭受的歧视和暴力的敏感——成就之一，是2011年内务部宣布使用“秦基”这样的仇恨言辞最高可以处5年监禁，尽管这一惩罚措施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面向学生和非学生群体的，如前文提到的“东北部支持中心及热线”，则帮助移民处理各种困难和问题包括讨薪。一个比较新的组织是2012年在孟买、德里和班加罗尔成立的“东北部印度形象管理者”（North East India Image Managers）。这一组织的成立是基于如下的认识：针对东北部人的种族歧视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它的根源是无知，这只能通过更好的沟通来消除。因此，该组织把向印度本部社会介绍东北部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指出，对于东北部的无知不仅普遍存在于普通印度人之中，正式出版的知识性书籍中关于东北部的地理和文化事实也多数是错误的，荒谬的事情很多。
东北部移民群体的公共抗议是最近几年凸显出来的一种重要的回应方式。2014年1月29日，在新德里一个市场，来自东北部“阿鲁那恰尔邦”的十九岁学生尼度·塔尼亚姆，因反驳一个店员对他外表与染了的头发的嘲笑，被后者及其他店员围殴，尼度第二天因内伤死亡。这一暴力事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引发了印度多所城市东北部群体的街头抗议风潮。在东北部移民群体中，就像在其他移民群体中一样，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和高校学生是最有政治意识的，他们也是诸多公共行动的主体。在主要是这两个群体参加的、为尼度的死而在印度各地举行的蜡烛聚会和游行抗议中，除了要求正义和谴责东北部人歧视的标语之外，还有不少这样的标语：“印度人，不是秦基”，“一个印度人应该长什么样子？”，“我们不是外人，我们是印度人”，“要求全国课程纳入东北部内容”，等等。这里表达的对印度国族身份的肯定以及国族整合的愿望，在东北部移民群体近十年的反种族歧视的集体行动和话语中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六、国族：理性确认与情感距离
东北部移民群体在近十年反种族歧视的集体行动和话语中表达的对国族身份的确认，在几个方面都是有意味的。首先，东北部群体遭遇到的歧视与印度其他群体受到的歧视相比，特殊之处在于其中涉及到对他们国族身份的质疑。这迫使东北部群体更切近地意识到国族身份问题。其次，对蒙古人种的歧视并不等同于东北部人歧视，比如说，大量从尼泊尔来到印度打工的、同属蒙古人种的尼泊尔人遭受的歧视和暴力，就被国族身份的话语排除了出去。国族身份的话语，使反种族歧视的合法性不仅仅建立在一个普泛的人权原则上，更建立在国族作为特定的情感共同体的更牢靠的基础上，后者的有效性与排他性关联在一起。一位来自特里普拉的说唱歌手自述的经历正好可以作为注脚。2007年这位歌手刚来到德里没几天，受到两个当地青年的攻击，被刺了数刀，那两个人一边讨论要不要把他结果了。一个说：“他是尼泊尔人，干掉得了。”他澄清自己来自特里普拉。这两人听到后态度立转，把他扶了起来，往他胸前伤口上贴了创可贴，甚至跟他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来找他们。
再次，东北部人在抗议种族歧视时公开表达的肯定印度国族身份的态度，对于印度主流社会，也是一个新的信息。主流社会的一般印度人注意到东北部，多半是在负面新闻中：武装叛乱与分离运动，族群暴力，等等。有论者指出，本部印度人对东北部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对这一地区有可能从印度分离的深刻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深刻地感到，那里的人从文化和种族上从未归属于印度。因此，当东北部年轻人向媒体镜头抱怨他们在德里和孟买被当作外国人对待时，像下面这位来自印度本部的有识之士就表达了他的欣慰：他在《印度斯坦时报》的博客栏目中叙述了1980年代他的米佐女朋友和同伴，那个时候来到本部印度上大学的少数东北部人，如何乐意被当地人当作外国人，他们更愿意保持距离，并不想成为印度人的一部分。而现在，他看到东北部年轻人想要被看作印度人。尽管我们可以说“被当作外国人对待”的内容在这两个例子中是不同的，但东北部年轻人对印度国族身份、公民身份的态度确实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哪怕不是所有人。
探究这种转变需要更细致的民族志研究，本文在此只能勾勒一些线索：我们恐怕不能忽略这一代人在东北部家乡的成长经验，在有些地方，他们在暴力之后的和平年代成长，在另一些地方，分离/独立运动走向颓势、为自我生存而消耗着自己的道德合法性；我们也不应忽略全球化时代深刻塑造了这一代人对（中产阶级）好生活样貌的想象，而印度本部都市意味着机遇，与它们相比，年轻人眼中的东北部绝大多数地方“发展滞后”、“治理水平偏低”。德里的东北部年轻移民的经验里存在着某种吊诡：他们因为种族与文化获得某些就业领域的亲睐，又因为同一特质而在街头、市井遭受歧视、骚扰。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印度本部都市的负面经验，并没能阻止他们继续留下来，也没能阻止更多的东北部年轻人继续到来——为了更好的个人前途。可以说，在其他因素之外，当经济与就业已经把他们整合进主流社会的一体化市场和国家系统之中，他们获得了更为积极地看待印度公民身份和国族身份的动力，而印度国族身份也成为他们反对歧视的更具情感效力的正当性来源。
东北部移民群体在反歧视的话语和行动中表达的对印度国族身份的肯定，可以看作是一个理性的确认，在东北部整合进印度的过程中也是一个标志性进展。而这一国族整合过程的前景，还要看印度本部社会的回应——这里的“社会”是大众社会，是民情，不是英文媒体上发表支援东北部群体言论的自由知识分子能全部代表的。当下的问题发生在社会与情感的层面，这都不是国家的政治举措或政策规划可以短期奏效的。一方面，改变无知与文化偏见涉及到一个长期的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快速城市化、社会变动加剧的印度，对东北部移民的歧视与暴力还联系着阶级结构的因素，这就如某些评论者说的，“东北部移民在印度城市职业上的成功使他们成为攻击目标”。在和我的私人邮件交流中，诺尼也很悲观：“更多的接触和向上流动只是带来了更多（对东北部人）的憎恨”。状况确实不可能立刻改变。因此，即便在公共抗议中表达了对印度国族身份的确认，东北部移民群体与印度主流社会的情感距离仍然显著存在。政治经济利益支配人们的理性考量，而情感有自己独立的来源，比如说，记忆与日常经验。在东北部移民的例子里，负面的历史记忆或日常经验，正是导致疏离感的原因。历史无法改变，努力方向只能是和解，而和解需要现实的条件与动力。建立在社会互动之上的日常经验领域，则面临消除因差异而产生的偏见、因阶级结构导致的冲突等长期而困难的任务。
七、结语
印度本部都市的东北部移民经验既呈现了印度国族整合的进展也表露了它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东北部经历了动荡到相对的和平的历程，如今，东北部年轻人对印度本部都市的向往、对印度国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态度转变，无疑标志着东北部整合进印度政治共同体的重要进展。在其他因素之外，这一代人改变的希冀和印度意味着的机遇，使年轻移民获得了更为积极地看待印度公民身份和国族身份的动力，而印度国族身份也成为他们反对歧视的更具情感效力的正当性来源。另一方面，针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与偏见的存在又标示了主流社会与他们之间的距离，东北部群体对于印度国族身份的理性确认，也并不意味着同时伴随情感上的拥抱。
就国族整合的多重维度而言，当下的问题发生在社会与情感的层面。印度国家在对多元群体的政治整合方面表现了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各群体在社会与情感层面的整合则一向是其软肋。我们或许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部移民的印度人身份问题对印度主流社会可能不再是突出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歧视与偏见的消失，只是它变成了一个内部问题，就像许多其他群体的问题一样。
但即便国族的社会和情感整合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措施可以短期奏效的，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无所作为。国家能做的是消除障碍。在本文的例子里，《武装力量（特殊权力）法案》，对于许多东北部人就是从情感上归属于印度国族共同体的障碍。就主流社会对东北部的无知与偏见而言，印度国家的公共教育与传播也负有重要责任。当然，印度国家也并非毫无建树，它发挥了作用的地方都与公民社会相关：一是开放出公民社会的空间，在这里东北部群体可以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包括与政府机构的合作，也包括抗议示威。这也是东北部群体与印度主流社会通过各种媒体尝试沟通并寻求和解的空间。二是及时回应公民社会中凝聚起来的意见和诉求，比如尼度事件之后，在东北部民间团体和政治领导人的呼吁下，印度中央政府已经同意，将东北部的地理、本地人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纳入统一的中学教材。正是这一表达空间和互动渠道的存在，使东北部群体能够发挥主体性，主动助推国族整合。
最后，东北部移民群体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检讨“多样性中的统一”的印度国族话语的机会。“多样性中的统一”作为国族话语是一个关于文化的话语。在当代印度，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可见的也得到了制度保障的现实，关键是统一性如何理解。对此有两个阐释方向，一个指向历史，如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所代表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多种文化在印度地域空间中不断发生混和而形成了一个复合的文化。可与这个复合文化相提并论而又更可感的，就是人们常识中的“印度性”。蒙古人种的东北部群体在种族面貌、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免受种姓伦理的影响——上，都超出了民间关于“印度性”的常识辨识范围。统一性的另一个阐释方向指向现代：真正称得上印度的国族文化的，是以板球、宝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这已成为印度的某种社会共识。在这方面东北部仍然存在着相当的落差。因此，东北部群体给印度通行的国族话语带来了真正的挑战：必须重新思考统一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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