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Oren Cass，美国保守派经济智库American Compass的首席经济学家，通过其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分析，为我们揭开了精英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挑战。在本文中，Cass不仅对精英阶层的自我正义和脱离现实进行了批判，更深入探讨了其对美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
文章开篇即以阿片类药物危机为切入点，展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Cass通过个人经历，带领读者进入这场危机的中心，揭示了政治精英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和漠视。随着文章的深入，Cass逐步展开对精英阶层的批判，指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以及这些失误如何导致了民众的不满和政治动荡。
文章中，Cass对特朗普现象进行了独到的解读，认为这是民众对精英统治阶层不满的直接反映。他进一步分析了精英阶层对特朗普当选的反应，揭示了他们对民众需求的误解和对民主价值的忽视。Cass的分析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他还深入讨论了经济政策、教育、移民、制造业等多个方面，展现了精英阶层如何影响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我们不禁要问：精英们是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重新审视他们所推崇的政策和价值观？Cass的文章不仅是对精英阶层的批判，更是对所有关心美国未来的人的一次深刻反思。
我首次了解到阿片类药物的危机是在三次总统选举前的2011年秋天，当时我是米特·罗姆尼竞选活动的国内政策主任。新罕布什尔团队询问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那时，阿片类药物已经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药物流行病。我很惭愧，我当时甚至不知道阿片类药物是什么，可能就像鸦片？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是某种药丸。我告诉大家这是优先问题，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在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年，全国有近23,000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
我也没能置身事外。美国的政治阶层正处于自我正义的脱离状态，脱离了它所统治的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
奥巴马先生和罗姆尼先生在旧金山（2008年）和博卡拉顿（2012年）私人募款活动上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苦涩依附者”和“47%”言论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氛围，这些言论显示出他们对生活在这两个地方之间的选民的轻蔑。
阿片类药物危机在选举后的几年中获得了更多关注，尤其是在2015年，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关注了“绝望之死”。
当然，2015年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发展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开始和他随后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16名坚持党派正统的对手。
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前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而后者也并没有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看法：在公开讲话中，她欣然将支持特朗普先生的一半选民归类为“可悲的人”，她的听众们也对之大笑并报以掌声。
那一年，全国有超过42,000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
在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人民选举领导人代表他们治理。投票机制是对一个不响应、无能或腐败的统治阶层——或者，正如民主党可能正逐渐意识到的，一个坚持选用领导能力被选民质疑的候选人的统治阶层——的制衡。如果那些掌权的人开始相信他们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择，人民总是可以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对于沮丧的民众来说，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制造混乱的能力是一个特性，而不是一个问题。将这样一个候选人提升到高级职位应该立即在政府、法律、媒体、商业、学术等领域的高学历领导者中引起深刻反思和根本改革——总的来说，就是精英阶层。
不幸的是，对特朗普先生成功的反应恰恰相反。在特朗普当选后，面对他很可能再次当选的现实，大多数精英加倍下注。背后的思维逻辑是：我们没有失败，是美国人民让我们失望了。在一些叙述中，心怀不满的美国人只是没有珍惜他们的繁荣。在另一些叙述中，他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使他们容易受到煽动和外国操纵。或者他们只是太种族主义了，根本不在乎——更不用说根据民意调查，大多数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女性和少数族裔，而且他比以往的共和党领导人吸引了更多的黑人和西班牙裔支持。
特朗普先生绝不是民意的理想代言人，特别是考虑到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后自己就努力违抗民意。但举国人民，在充分了解这种行为后，似乎更喜欢他了——至少与其他的选择相比。不知怎的，精英对这种羞辱性的领导力指控的反应是加倍的固执：他们宣称，如果选举结果不如他们所愿，民主本身就会受到威胁，即便他们在追求明显反民主的策略。那进展如何呢？一项针对摇摆州选民的最近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对民主的威胁”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更有可能相信特朗普先生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
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的国家级的斗鸡游戏。从一边冲过来的是仍然完全致力于自己的偏好、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权力杠杆、为两个党派提供候选人以维护现状的精英。从另一边冲过来的是普通人，大多数美国人，他们拒绝精英的偏好，但感到无法主张其他的，除了民主给予他们的最后手段。双方都尽可能大声地鸣喇叭。
人民不会靠边，也不应该靠边。正如西塞罗在2000多年前所说：“政府的管理，就像受托人的职责一样，必须为了那些托付者利益，而不是为了受托者的利益。”任何关心美国民主未来的人，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精英们奇怪的信念，即道路是属于他们的。这是当前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也是对共和国最严重的长期威胁。
无论任何一次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宪法都应该能够弯曲而不断裂。它以前是，将来也会是这样。用一般认为是詹姆斯·麦迪逊的话来说，“对人民的依赖无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经验已经教导人类辅助预防措施的必要性。” 比如权力分立、制衡、州与联邦权力的相互制衡。但是，没有一个系统能够从如此不响应的统治阶层中拯救一个国家，以至于它会选择加速走向政治崩溃。
认真对待多数人的偏好，即使它们与更精明的专家的偏好相冲突，通常被诽谤为民粹主义。但是，即使当选官员和他们的技术顾问可能对如何最好地实现人民的目标有特殊的洞察力，只有人民才能决定这些目标应该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否正在被实现。
阿片类药物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它们也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绝望的标志。普通工人的工资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我在我工作的智库American Compass进行的研究发现，普通工人的收入不再足以为家庭提供中产阶级的安全感。
我们还发现，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美国年轻人能够顺利地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再到职业，对于年轻男性来说，这个数字甚至更低。反贫困学者Scott Winship已经发现，对于25至29岁的男性，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中位数收入和报酬在2020年比50年前更低。特朗普先生当选前的几年，是有记录以来美国人18至34岁更有可能与父母同住而不是独立与重要的另一半居住的第一次。
以拥有的平板电视数量、接受的医疗治疗和摄入的卡路里来衡量，美国人一直在向上发展。但是，尽管流行媒体经常将美国梦解释为在物质上比父母过得更好，但American Compass与YouGov合作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18至50岁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认为“挣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是最重要的。
相关地，我们的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美国父母认为“能够在一个家长的收入上养家糊口”是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或基本标志。对于所有关于“向上流动”的讨论，超过90%的美国人在2014年皮尤调查中认为“财务稳定”比“向上流动”更重要。
请注意，相比之下，拥有大学学位和最高收入的小部分上层阶级美国人将美国梦更多地看作是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能带他们走多远，而不是支持家庭甚至结婚生子。他们更倾向于让两位家长全职工作并全职使用付费托儿服务，并认为提供“最可能的职业选择但离家很远”的中学后教育比提供“离家近的好职业选择”的更可取。所有其他群体都说他们更倾向于后者。
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同样的模式反复出现。尽管政策倡议通常旨在最大化效率和增长、将人们推向机会并从经济赢家向输家再分配，但典型的美国人对地方有着依恋，关注家庭，致力于制造事物，并愿意为了这些优先事项而接受经济权衡。
公共教育过度地将资源投入到让学生进入和完成大学，而不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其他道路。但American Compass的调查发现，美国父母几乎以三比一的比例认为，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发展在他们生活的社区建立体面生活所需的技能和价值观"，而不是帮助学生"最大化他们的学术潜力并追求进入声誉最好的学院和大学"。大多数人更愿意让他们的孩子提供三年的学徒制，通向好工作，而不是全额大学奖学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最近评论说，对美国制造业的关注反映了“对保持受教育程度低的白人男性在城市外占据强大地位的迷恋”，他认为这些人一直在美国占据这种位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制造业的重要性只是常识。
另一项American Compass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以10比1的比例同意“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制造业部门”，最常见的原因是它“对一个健康、成长、创新的经济很重要”。当被要求选择时，大多数人宁愿支付更高的价格来加强国内制造业，而不是应对气候变化。只有上层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是平均分配的。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吗？” 也许。但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移民对国家有好处，但在记录上从未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希望提高移民水平；支持减少水平的支持几乎总是更强。
所有这些偏好的重要特征在于它们本质上是有效的。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可能拥有更高访问权限的统计分析比人们实际重视的东西以及他们选择做出的权衡更加重要。领导人可能寻求塑造公众舆论并改变偏好——实际上，这是领导的一部分——但他们必须服从于结果。他们的义务是追求群众的优先事项，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民主党庆祝工人力量，但对执行移民法几乎没有胃口，更不用说降低低技能移民的合法水平了。其教育政策努力偿还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债务，却放任不管创造债务的破碎的系统本身，同时对大多数没有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照顾不佳。
拜登总统的计划强调了国内制造业的重要性，但以一种适得其反和独特的精英方式进行了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是一个值得斗争的问题，但许多美国人一直正确地怀疑经济转型的巨大成本是否匹配这些计划承诺的好处。现有的能源部门提供了生产性的蓝领工作和廉价能源的来源。一个连贯的工业政策将加倍这些优势；投资数千亿美元来破坏现状可能满足气候活动家的要求，但对工人和他们的社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至于共和党建制派：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共和党国会将其一个主要成就定为减税。华尔街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受批评，更不用说被限制了。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麦克亨利代表阻碍了限制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努力，实际上主张扩大它。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组织“推进美国自由”表示，让更多的工薪家庭有资格获得全部儿童税收抵免将把它“变成另一个福利计划”。
该党的反特朗普派别花了八年时间策划其重返权力的计划，只是支持了妮基·黑利，她是反政府、亲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已经被党内的选民拒绝了。
在美国日益流行的更加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模式的承诺和必要性在于，它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特朗普先生本人并不完美地代表了这一运动，大多数时候只是通过拒绝旧体制来表达。
像由美国政治板块的移动触发的地震一样，他将水搅浑了。在动摇现有结构的基础时，他暴露并摧毁了那些过时或建造不良的东西。但他的方式并不是重建。
然而，向地平线望去，看到下一代保守派准备领导后特朗普的共和党，可以看到可能发生巨变的迹象。由马尔科·鲁比奥、J.D. 万斯、乔什·霍利和汤姆·科顿领导的一群年轻参议员在过去几年发布了大量提议，以重塑全球贸易、对抗中国，重建国内制造业、消除对工业发展的环境限制、执行移民法和减少低工资工人流入国家、阻止合并和更积极地对股票回购征税、将资源从高等教育转移到非大学途径、直接向工薪家庭提供财政支持而不是通过托儿补贴等。（我的组织已经与这四位立法者在各种提议上进行了合作。）
他们已经做了诸如加入罢工工人的队伍，推动提高最低工资和要求加强铁路监管等事情。并非巧合的是，鲁比奥先生、万斯先生和科顿先生都作为特朗普先生的潜在竞选伙伴受到了关注。
他们与民主党在多领域取得的共识为发展提供了机会，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两党立法，但保守改革者在移民、气候、教育和家庭政策上的立场表明了不同的优先事项。他们还将这一经济议程与毫不掩饰的爱国主义和对热点问题（如警务、种族偏好和跨性别运动员）的更传统观点结合起来。
有两个线索贯穿这种民粹主义、保守派经济学，为美国人民的繁荣、自由和安全服务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希望。第一个线索是创造生产性市场，这需要首先承认许多市场并非是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正如亚当·斯密用他的无形之手的隐喻所观察到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私人行为者可能会以推进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事。但这只有在带来最大利润的活动也是带来广泛利益的活动时才成立。
但这只有在资本主义者更偏好“国内而非外国工业的支持”，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指导该工业，使其产品可能具有最大价值”，这也会“为其本国最多数人提供收入和就业”时，斯密非常明确：无形之手才能起作用。
这些是很实际的约束，现代经济学家却设法忽略了。当通过将生产外包到剥削工人或引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外国工人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更容易的利润时，公司就会这样做。
当最高报酬归华尔街投机者和成瘾性社交媒体算法的开发者所有时，最有前途的商业领袖将追求这些职业。
常春藤联盟毕业生中有多少人将他们的才华用于职业，帮助提高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的收入，并在贫困地区创造蓬勃发展的新企业？
生产力增长对于提高工资的作用已经不再显著，甚至在制造业中发挥负面影响，这不足为奇，美国经济发展中较贫困地区赶上较富裕地区的长期模式不再存在。
悲剧，但也是好消息的是，这些趋势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代表了愚蠢的政策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与其像无人购买的库存一样抛弃工人并使社区空心化的全球化相比，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贸易和工业政策，确保利润的路径通过国内投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创造生产性工作。
与其允许非法移民和雇主剥削他们，我们可以严格执法，进一步限制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进入，迫使雇主向美国工人提供好的、高效的工作，而不是削弱他们。
在金融领域，放松管制、税收和破产法规、国际协议和管理公共养老金的失误都鼓励了聪明钱和顶尖人才流向操纵和交易大量资产，而不是构建任何东西。曾经用来广泛部署国家积累财富的资本市场，现在却从企业和社区提取价值，重新在狭小的飞地中积累。金融部门不断增长，薪水和利润不断上升，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实际投资一直在减弱。这不是任何一种自洽的经济学会认可的资本主义。一些右翼领导人现在加入了左翼，认为其过度行为必须受到抑制、监管、征税，甚至禁止。
贯穿这种新的保守派经济学的第二个线索是支持社区。每个人都依赖他们周围的机构，从他们的家庭开始，塑造他们成为有生产力的公民，帮助他们建立体面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自己抚养孩子。但正是最需要支持社区的美国人往往最无助。精英对家庭支持的看法往往是带薪休假和托儿补贴，这推动了所有父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优化和GDP最大化的安排。适当的家庭政策，正如一些共和党人现在提议的，将直接向工作家庭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承担抚养孩子的成本，并让他们自己安排他们的生活。
公共教育同样也会更少关注填补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职业的管道，这条管道只对少数人有利，而更多地关注提高大多数人实际走过的路径。
另一个关键机构是工会。有组织的劳动力可以成为在劳动市场中赋予工人权力、在工作上有代表权和在社区中得到支持的重要力量。不幸的是，在美国，劳工运动现在经常作为与大多数工人的优先事项无关的进步政治活动的力量运作，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近四分之三的潜在工会成员说，他们更情愿工人组织只关注工作场所问题，而不是也参与国家政治。一些保守派通过与较少党派的工会直接合作，并提出可能将工人代表纳入公司董事会或鼓励行业范围的集体谈判而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公司地对抗，正在取得进展。
在2023年，美国有81,000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摄入过量。其他形式的药物过量死亡上升得更快：过去十年中，致命的可卡因过量死亡人数增加了六倍，达到30,000人。精神兴奋剂死亡人数增加了十倍，达到36,000人。总的来说，现在美国的药物过量死亡率与苏联解体后十年俄罗斯酒精使用异常的平均死亡率相似。
美国的精英们是否能超越他们自己的偏好？他们能否承认，他们所重视的并不一定是对所有人最有利的——尽管他们提出的理由可能站不住脚？他们决策的时刻——像是即将迎面驶来的汽车——似乎正迅速接近。虽然有退出的机会，但只有他们能决定是否选择走出去。
文章来源：
Oren Cass,This Is What Elite Failure Looks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6, 2024
网络链接：
Opinion | Dear Elites (of Both Parties), the People Will Take It From Here, Thanks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com)
·译者介绍 ·
王宏泽，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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