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体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完成其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并旋即从根本上全方位地实现了其大国霸（强）权之逐步建构的。美俄选择了绝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两种模式、两种制度和两种文化。美国建国一百多年之后，苏俄才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刚出襁褓（当然老沙皇和基辅罗斯和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则已经有数百和千多年的历史了）。美国崛起依赖的是工业化、产业化、智能资本主导、自由至上等原则，再加上美国人权、民主与平等，主要是在美国内战后的这第一次美国经济长波中大体完成其工业-产业化的。美国没有走尼德兰、英国、法国、德国（所谓普鲁士）之路，而是综合了所有先发、原发性资本主义的崛起强国之路和模式，参照美国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极为优厚丰裕自然禀赋特质，和美国人的天然美国梦的独特优越感以及所有其它的美国国情，基于其实用主义哲学、功利主义伦理、霸权主义心态等等，才完成了其初级崛起和霸权争夺的。
美国成为实体经济与产业老大之后，就巧妙地利用国际债主的独特债权人地位和权力（含权利），在独立战争之后，再次对母王国英国痛下杀手，一举夺得了实体经济和国际金融老大的双宝座。美国从早年的罗斯柴尔德等金融大鳄眼中的‘赖帐国家’或善骗国度，一跃而成为世界金融霸主，从一介暴发户转变为华尔街世界大亨与宰宰，着实给旧大陆或欧洲列强的‘虚无党’之遗老遗少以极大的震撼与教育，欧洲饱尝了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折磨。
尽管美国人的经济、社会、文化之路，并非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并非完全沿袭了老牌欧洲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般套路，但无论从内政还是外交上看，美国此时此刻的战略资源与空间，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创新和合理性积累，美国1823年前后的门罗主义和帝国主义拉美后院之哲学宣言和圈定，以及对中国的强制性的享有其它列强一样优惠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对菲律宾的征服甚至于夏威夷的掠夺等等，都不具有世界正义性和国际合法性，至于其同墨西哥的战争和领土掠夺就更是持强凌弱的典型，至于其同墨西哥的战争和领土掠夺就更是持强凌弱的典型。美国第一长波的崛起之路，是被他们自己称之为强盗大亨时代的华尔街恶棍赌徒们的无法无天与镀金时代的斑斑血迹所极大玷污的。其理所当然地激起世人强烈的愤怒、反抗和斗争，包括美国平民百姓自己和一切有社会正义感的人士。由此可见，美国强盛之路无论在国内与国际，都无法构成任何可信、可敬、可圈可点的领导力、开拓力和统驭力。
美国的高光时刻，既不是在林肯英雄般般地倒下那一刻，也不是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之时，而是继罗斯福新政，在二战中坚决彻底创造性地行使美国联邦政府国家动员力和激活整个国民经济后，使自己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世界领袖，据此而协调和统一反法西斯战线的大国同盟，并在战后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重新塑造了欧洲，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建构了新型的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另一方面，在国内先后以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后继的肯尼迪的开拓新边疆，再后来特别是高达五百多项的社会项目改革，被称之为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超级社会变革试验以外的最大的社会实验的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直到尼克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计划宏观调控和社会发展计划协调，以及尼克松-基辛格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尤其是在毛泽东‘小球推动大球’之下的打开中美关系，并带来了中西、中日一系列国际大格局的巨大变动。
战后，在欧洲和西方盟国眼中，美国是当仁不让的盟国领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国家与人民眼中，美国是世界正义的代言，化身和领导者，并具有强大的婺源能力；在全世界的几乎一切国度和土地上的人民眼中，美国几乎就是富有的天堂，自由与公平的大地，上帝之城和上帝拣选之邦。美国具有实力、能力、资源和潜力，也有国际信用、威望，更有战略意志和领袖意图。
战后不久，由于丘吉尔、凯南、艾奇逊以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等等的短视与急功近利，把制度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大国间的特别是领袖行事风格的差异过度甚至无限放大，造成急切转入冷战轨道。这当然是世界的一个极大的不幸，但与此同时也应充分地看到，正是由于美国在高科技、军事、社会、文化，特别是经济统筹力和高速增长方面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烈忌惮，才迫使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基础上和混合经济体制运营的计划性一极上下大气力，补足短板，这才使得美国同瑞典和北欧模式，以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形象得以确立，造成了其黄金时代的盛世世界印象和高大形象。这给了美国以超级的国家品牌优势和巨大的战略资源和空前开发与运用之可能。
然而，美国国运的历史性转折，是以所谓的里根-萨切尔夫人革命，这个所谓的有力纠偏凯恩斯需求管理后出现的滞胀顽症，先以供给经济学、新经济学面目出现，后来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布坎南甚至于阿罗们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理论，特别是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合流，同重塑政府的大规模私有化、统驭世界的全球化合流，几近横行天下，继伦敦大爆炸，东京大爆炸，华尔街-芝加哥大爆炸之后，又同时和开起了全球国家转型的经济革命，造成了一个全世界的白色恐怖。这就同转型国家的震荡-休克疗法一道，一举解体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制度及其阵营，逆转了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更开启了全球远低于百分之一，可能仅有数千乃至一万人左右的世界超级富豪及其相应的亲友十万左右级别新贵族的全球精英们在财富、权势之全能性的超级扩张，和无尽的贪婪地占有这一全球性的极端隐蔽、野蛮、残酷的历史过程和绝对意义上的历史反动，而这样的历史大倒退在整个的三四年的新冠疫情后后疫情时代，丝毫没有任何的收敛和放缓脚步，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和大肆拓展。
这种世界强盗大亨的如此血腥的大本营、策源地美国的地位择取，已经彻底地把美国自己置于全球的道德审判席上，从而在德性、道义上几乎彻底剥夺了美国的世界信用基础，而美国财政、货币、金融的无节制、无操守的放纵，美国包括美联储和一切国际清算机构的骚操作，在市场、资本、商贸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天经地义的游戏世界把戏中，使得美国国家政治资源与战略身份大打折扣。
造成美国战略资源平台与空间历史性大挫败，使得美国战略资源与空间，变成高度稀缺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如下五大方面：
第一西方世界成本结构彻底崩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社会与国家，无论是传统的农业经济与中世纪社会经济历史，还是基于现代工业甚至包括高级工业化、信息社会之后的社会经济，其从来都是实体经济和硬约束预算制约下的线性成本结构。然而，由于上述世界性之东京、伦敦、华尔街-芝加哥大爆炸以后，特别是所谓现代货币发行理论出现之后，更由于零八年金融海啸后天量般国债巨胀，借以逆风飞扬的超级量放，或者所谓量化宽松，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后的新型泡沫和超级非理性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客观合理性的经济学成本建构之分析、预期和核算，似乎已经完全不具有逻辑和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微观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单位，从短期经纪人角度和短期行为者角度看，其会计和金融财务成本乃至影子成本价格仍然是可行的，但若从中观、宏观和超宏观成本界定，已经由于泡沫经济、虚拟资本和一切资产虚掷，变得根本无从把握。而美国、日本，依照传统成本结构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看，早已处于国家破产境地，但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游戏，表现和统计乃至具体的国家行为结果，却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欧盟各国却又是另一番景象，除了英国出现了短期的萧条之外，其他欧盟国家则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第二美国经济增长、债务网络走进死胡同。如上所述美国国债在最近几年由二十万亿迅速冲破三十万亿达现阶段的35万亿之巨，显示出完全失控的爆发性积累和堆集。与此同时一般家庭和其他消费债务或者普通民间债务规模同样在高速扩张之中。由此看来依照经典和传统的经济预算与核算统筹下的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私人层面，美国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入到债务拉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循环流转之中。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脱实向虚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又被严重老化的基础设施修复和建设欠债，还是因为核心工业基础，特别是制造业能力和产业方面国际竞争力丧失，都已经造成其远远落后于中国产能、产出（其为中国的二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不等）美国债务资产引导的虚拟经济化显示出美国不单陷入国家破产危局境地，同时处于理性国民经济崩溃的破产边缘。
第三美国支配世界的体系与能力几近徒有虚名。如前所述和世人皆知，战后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和美国国民经济支撑与领导下大体形成的。即使是出现了尼克松冲击，美元放弃放弃同黄金挂钩，导致世界各国货币出现汇率波动，以及由于放松管制和其他种种的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四化联动的超级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劣-烈性扩张，美国的美军/美元和高科技所支撑的世界体系，仍然存在，然而除了人们看到海湾战争当时美国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性降维神打击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真正威慑力和国际信誉，而随后美国支配世界的体系与能力又仿佛大有江河日下，而近来从对胡塞武装的无能为力到中东战争加沙人道悲剧和以色列的任意妄为再到世界的动荡不已，尤其是在乌克兰代理人战争中显示出来的美国联合西方世界体系，以北约为首脑而展开的对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全面封锁，非但没有奏效，反而使俄罗斯从战争到国内经济到舆论与文化即使不是处于上风，也显现了美国的极端无能。虽然美国在操纵中国衰退论，特别是美国中国GDP游戏上好像显示出中美差距的加大，甚至是大规模地加大，并真实地在中国国民经济中造成了一定的不安与恐慌，但从根本上并没有伤及中国，无论是贸易战高科技战和其他任何的金融战都是如此。而全世界的走势则显示出，中美双雄和北方南方体系的全球化，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过渡性的世界新秩序。
第四美国战略投放、战略动员、战略调整、战略打击的基础，从工业甚至高级工业化社会与世界经济基本层面上看已经荡然无存。国际经合组织和联合国等跨国和国际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一国的制造业能力竟然涵盖美国一下的其他十位跟进者的数量规模之总和。无论是从造船业、钢铁业和任何的主要大宗产业产品态势上看，中国对美国已经出现了压倒性的产业/产能/产量之全面胜出的超级优势。美国不可能寄希望于核战争、太空空间战和其他高科技科学战以及金融心理战来打垮中国，美国农业/超级资源和基础科学优势，对中国不具有实质性的战略打击和竞争优势。美国全球布局和占领乃至投放和战略资源与能力和战略打击优势，相对于中国国家崛起和中国世界战略而言，非但没有任何的胜算与竞争优势，反而事实上从战争胜负和长期成本代价角度考量，处于自我消耗和战略劣势的下风。
第五美国国家韧劲与潜力固然不可低估，但美国崩溃、解体与国家破产的可能性事实上也大为提升。
基于上述美国战略资源的高度稀缺及其五大方面的原因，美国唯一可能的战略选项和能够相对胜出的战略设计，应当是我们在数年前提出的战略性可控和良序竞争与理性务实双边/多边合作。所谓的竞争，指的是不是冷战和后冷战的战略层面上的极端对抗和你死我活，而是在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战略层面上积极有序和可控的竞争。所谓合作，绝不意味着美国发号施令，采取极端报复行为，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美国试图在气候变暖控制和其他包括毒品泛滥等方面的有求于中国的单方面的需求。中美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高度互补，即使在涉及到民主和自由，和平与战争的诸多重大的价值选择领域，中美同样具有高度互补性质。美国单单是从中国万年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以及人口与地域的超大规模，就能学到和得到真正的世界大国与强国的诸多有效经验和利益。
中国不只有《孙子兵法》，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和纵横家等等，古典中国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例乐教化，治理经验，国际建构，睦邻友好，天下共和，更有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一直到毛泽东的大国圣雄领袖韬略、领袖风范、制度建构，文化文明传承和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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