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79年，伊朗爆发推翻巴列维君主制的伊斯兰革命，史称黑色革命。在革命爆发前，伊朗经济已持续近15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家似乎要实现巴列维国王自诩的“世界第五强国”和“伟大的文明”的梦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79年初巴列维政权竟然在“人民的革命”中走向灭亡。
伊斯兰黑色革命主要发生在城市，革命主力也主要来自城市，四大城市边缘群体———乌里玛宗教学者、巴扎商人、城市贫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其中城市贫困移民，多半是农民工，是这场黑色革命的主力军。巴扎与清真寺非正规的关系和网络，从1925年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开始到1977—1979年革命始终存在，好战的乌里玛和巴扎商人经常联合在一起，发动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乌里玛和巴扎商人是传统社会最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它们控制着城市大部分经济和社会事务。但随着城市化迅猛推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快速走向边缘化。
在土地改革、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人口增长过快等“农村推力”与拥有更多个人发展机会和更好生活条件的“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伊朗农村人口开始自发地、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据统计1956—1966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达168万人，1966—1978年至少有300万农村青壮年来到城市生活，若将家属计算在内，人数高达1200万。另据伊朗特别情报办公室统计，1971—1976年的5年内，德黑兰移民净增270万。60年代初，全国约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到1978年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48％（相当于中国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
城市新移民既有精英阶层，例如大学毕业生、商人等，又有农民工。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之前是雇农和农场中的雇佣劳动力），只是一个为赚钱养家而进城找活干的群体，并非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阶层相比，他们有“两高”、“两低”，即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低识字率和低收入。他们是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后备力量，也是潜在的失业大军，是城市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他们的住所和职业，这些移民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居住在自搭自建的所谓“非法”住宅区，很少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另一部分租屋而居，多位于德黑兰贫民窟，其中有些人从事具有稳定工资收入的职业。
伊朗不能满足进城农民各种需要，不能为新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环境卫生设施。新移民在城市中没有任何社会网络，受教育水平很低，也难以加入有组织的政党。于是宗教协会为那些想参加组织活动的移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一些德黑兰的贫困移民向政府请愿，特别是当住房被拆除的时候，没有人支持他们，而宗教协会有时可以站出来声援。伊朗的行政机构腐败、没有效率，连改良都搞不起，政府对人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除了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奋斗外，贫困移民特别是非法住房者还要为土地和住房经常参加令人绝望的械斗。”城市学专家乔尔·科特金认为，“频繁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没有让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分享到国家繁荣所带来的好处”，“1979年这些‘被边缘化’的德黑兰人和受到严重压迫的商人涌向街头推翻伊朗国王的腐败统治，从而把政权移交到原教旨主义者手里”。实际上，巴列维政权对城市人口膨胀与市政府拆迁不当引发了革命，“由于人口快速的增长，棚户区在德黑兰出现，其中一个棚户区被拆除导致流血，是革命开始的最早标志。”
1978—1979年间，德黑兰贫困移民数量从50万发展到100多万人。对他们来说，住房和服务设施不足、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缺乏医疗保障等，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德黑兰南部郊区分布着13个大型棚户区，居住着大批穷人，落后，贫穷，脏乱，而北区则遍布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和舞厅剧院等摩登建筑，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格局。南北部“两种国民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同情，对于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感情毫无所知，好像他们居于不同的地带，或者是不同星球的居民，他们接受不同的学校教育，依靠不同的粮食养活，服从不同的礼制安排，遵守不同的法律。”南部居民穷困潦倒，备受歧视和剥削，无法享用城市服务，被排斥在经济活动的主流之外。他们文化层次低，缺乏政治意识，嫉妒受益于现代化的北部文化人和富人，憎恨排斥他们的个人和机构。他们在农村时受到伊斯兰传统熏陶，已养成伊斯兰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移居城市后，城市并没有张开双臂拥抱他们，他们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上被连根拔起，置身一个异己的文化环境，城市里的洋房、汽车、空调，他们无缘享受；夜晚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卖淫嫖娼，让他们怒火万丈。现代化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和身心和谐，相反，到处是“大逆不道”的堕落、腐败和混乱，这一切都有悖于伊斯兰的价值观。他们不仅对国家负面表现如贪污、腐败、政府低效等充满怨愤，而且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也难以容忍。边缘群体唯有向他们最熟悉的宗教生活中心清真寺寻找安慰。于是，宗教协会为那些想参加组织活动的移民提供了唯一的机会。清真寺成为联系底层宗教人员和贫困居民的中介。在非法居住区和贫困人口聚集的地方，各级宗教人士与他们保持亲密、频繁的接触。霍梅尼的演讲和对政府的批评，通过各级宗教人士的不断宣传被贫困居民接受。“正是政府反对者不断地将城市贫困居民的要求和不满政治化，引导后者参加反政府活动。”在走上街头反对国王的抗议浪潮中，德黑兰的新移民表现得异常活跃。
1978年1月7日，伊朗《世界报》发表题为《伊朗与红黑反革命》的匿名文章，以诽谤性口吻指名攻击霍梅尼为黑色反动势力的象征，是红色殖民者和黑色殖民者操纵的工具。此文既出，即刻引起宗教界人士的愤慨和不满，1月9日，宗教圣城的乌里玛和清真寺学校学生迅速集会，并且高呼“霍梅尼万岁”、“打倒巴列维”等口号，以抗议政府对宗教界的污蔑。在与警察对峙的过程中，至少造成12名示威者死亡，数百人受伤，部分政府建筑物被毁。随后，伊朗其他城市如马什哈德、设拉子等地发生警察与群众之间的暴力冲突。2月18日，也就是“库姆血案”发生后的第40天，为悼念血案中的烈士，全国有12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到政府镇压，惨案连连，其中尤以“大不里士惨案”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87人，伤者数百人。“大不里士惨案”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政府浪潮，迅速波及其他城市。
霍梅尼指示追随者蒙塔泽里、哈梅内伊、塔里加尼等人在国内组织和吸收革命积极分子，成立秘密革命底层组织，以及民兵性质的底层革命武装，将那些社会地位最低的贫穷人吸收进革命队伍。构成“贫穷人”主体的正是自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即世俗化的资本主义化改革）开始以来，特别是1970年代石油收入带来的经济繁荣时，大批移民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3月29日，即“大不里士惨案”发生后的第40天，全国55个城市同时举行悼念仪式，纪念“大不里士惨案”烈士，其中有5个城市发生流血事件。40天之后，又有24个城市发生了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冲突，尤以马什哈德最为严重。在这种“牺牲———悼念———更大的牺牲———更大规模的悼念”的40天循环中，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来越多，参加者的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第一次军事管制于1978年8月首先在伊斯法罕实施，因为这个城市拥有清真寺和纪念堂的数量仅次于德黑兰。
1978年底，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期，也即伊朗王后法拉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可怕的166天”中，“革命分子非常易于组织，他们可以非常有效地筹措资金，示威游行也是相当容易准备和掌控，他们拥有所有的东西：扩音器、面具、双向通话机以及武器。”德黑兰街头示威中站在最前面的都是“衣衫不整的亡命之徒”，他们“疯狂地高呼反国王口号，身着白色裹尸布，表现出随时为革命殉道的精神。”伊斯兰革命期间，这些城市贫民自愿为游行示威充当警戒民团，保护游行示威队伍的安全。他们自觉听从乌里玛指挥，夜晚来临时，在屋顶上大喊“真主至大”、“国王滚出伊朗”等口号以鼓动民心。据估计，在伊斯兰革命的高潮时期，仅在首都德黑兰，由城市平民组成的警戒民团（Basji）就有1200个。这些城市贫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往往带着颠覆一切的心理并愿意以生命为代价站在革命的最前沿。
然而，黑色革命以后，农民工并没有获得主人的地位。到现在为止，伊朗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贫民窟与赤贫人口。伊朗有8000多万人，2010年伊朗统计局宣布，1000万伊朗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3000万人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首都贫民窟仍聚集着大量的无产者，尤其是年轻的无产者后代现在反而成了反宗教政权的重要力量。2017年末，伊朗的底层社会就因鸡蛋涨价而走上街头，引发全国多个城市大规模骚乱。2019年抗议再起，底层的生存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在经济持续下行中更加恶劣，人们也越来越愤怒。2022年9月，一个库尔德女孩死亡导致底层抗争再度兴起。这些抗议一般从伊朗相对贫困的城镇爆发，很快蔓延到首都德黑兰。伊朗经济不断遭遇危机，货币迅速贬值，生活成本增高，每一次物价上涨对于本就脆弱的底层民众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今后这样的抗争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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