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美国最高院在今年大选前加急宣判了一桩亚利桑那州的关于选举立法的案件。
在这个案子中最高院以5:4的票型支持了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的要求，重拾了一部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的法律。
最终判决中特朗普2020年提名的保守派女性大法官巴雷特和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站在了一起，投下了反对票；
一向坚定保守的托马斯、戈萨奇、阿利托大法官投下了完全赞成票；
而习惯于在如今的保守主义最高院中扮演“摇摆票”的保守派罗伯茨、卡瓦诺大法官则投下了部分赞成票。
结果出来，民主共和两党双方——或者说美国左右两边——都不满意。
民主党对判决整体进行口诛笔伐，而共和党则对 “叛变”的巴雷特大法官以及“立场不坚定”的罗伯茨、卡瓦诺大法官展开抨击。
亚利桑那州是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最重要的摇摆州之一，很多人相信该州的选举结果可能直接决定最后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获胜。
2022年时该州共和党占多数的州议会通过了新的选民登记限制法，做出了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的要求，这项措施遭到了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
历史上这并不是亚利桑那州第一次试图通过查验公民身份的法律。
2005年时亚利桑那州就通过过另一部类似的法案，但最终被之前的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判定不允许在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美国联邦系统的选举中应用。
民主共和两党互相认为对方作弊
非常有意思的是民主共和两党在本案中对对方的批判与攻击。
共和党认为民主党反对选举资格法都是源于他们想利用投票机制的漏洞进行暗箱操作和选举舞弊。
一方面民主党人有安排做票的“黑历史”。
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民主党出钱出力，安排民主党人和中间人士临时注册为共和党人，在各州初选中给黑莉投票，希望让特朗普失去提名资格。
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大力支持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共和党人相信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冒充美国公民给民主党投票。
毕竟在2020年曾经催生过“阴兵过境”的传言。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利用非法移民、利用实际上已经死去但尚未完成登记销户的美国公民身份，给拜登造票，最终“窃取”了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些言论不仅仅是在普通共和党选民中流传，美国众议院中有近百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公开表示过相信“拜登窃取了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民主党对选举资格法的看法与共和党完全相反，但思路完全相同。
在民主党人看来，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议会之所以要制定新的选举资格限制法、保守派最高院之所以要支持这项立法，完全是因为共和党希望在总统大选中作弊。
民主党首先认为共和党历史上也有许多干预选举和作弊的黑历史。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20年总统大选前特朗普政府重新给《1887年选举计票法》中的“纠察队条款”开绿灯，被民主党媒体炮轰为“给在投票点外驱赶黑人选民的3K党纠察队还魂”。
2020年后美国的有色人种协进会曾专门以“破坏和干预选举”的名义针对特朗普发起诉讼。
其次民主党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处心积虑地要在亚利桑那州推行公民身份验证的法案，其实就是为了阻碍正常的民主党选民投票，是一种干涉选举的卑鄙操作。
在最高院对亚利桑那州选举法做出判决的前一天，哈里斯在民主党2024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特意提到“民主党要反对共和党，保卫美国人民的选举自由”，公开将共和党指责为舞弊的那一方。
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共和两党都有舞弊的动机，也都在灰色地带进行了实际的演练与操作。
所以他们都能在选择性忽视己方的作弊行为与疑似作弊行为的同时，大声地斥责对方是阴险小人，是美国之敌。
两党的默契：选择性忽略美国票选制度的真正致命伤
在互相对骂与指责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一个隐性的相同点，即他们都默契地选择忽视美国式票选民主制度中的真正漏洞：票选制度并不能传达民意。
因此，美国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精英权贵逃避问责制的挡箭牌。
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台演讲之前，最后一位嘉宾是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籍的州长罗伊·库博。
库博在自己演讲的最后高喊几个摇摆州的名字，呼吁相关州的民主党人“雄起”。
最后将其他州的选民笼统放在“美国人雄起”的口号下，这种下意识的分类法实际上反映了美式选举中的某种真实：选举最终的结果不取决于倾向明显的大多数人，只取决于少数地区的极小一撮人。
这是长期以来美式选举制度中为人所诟病的问题，道出了美国政客喜欢忽悠多数选民、习惯敷衍多数选民的原因。
其实在政治学的研究中，美式票选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共和制——或者说反民主——的代表，秘密就藏在“票选”二字之中。
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康多塞伯爵曾经发现了著名的“康多塞悖论”，这一悖论用极简的模型说明了票选制度可以导向多种结果，或者说大多数选民青睐的候选人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合法合理”的手段由看似公平公正的程序“做掉”。
康多塞
举个例子，假设有A、B、C三位候选人，甲、乙、丙三位选民。
在甲的心目中候选人A最好，其次是B，再次是C。在乙心目中候选人B最好，其次是C，再次是A。在丙心目中候选人C最好，其次是A，再次是B。
假设制定选举程序的人让甲、乙、丙三人先在A和B中选人，那么A因为得到甲和丙的支持会胜出。接下来甲、乙、丙在A和C中选人，C因为得到乙和丙的支持而最终胜出。
但假设制定选举程序的人让三人先在B和C中选人呢？B会胜出。接下来在A和B的角逐中A则会获取最终的胜利。
如果假设制定选举程序的人让三人先在A和C中选，那最后胜出的就变成B了。
那如果让甲、乙、丙三人同时在A、B、C三人中选呢？选民偏好上出现了矛盾。
康多塞悖论在实践中有许多运用，比如上文提到的民主党暗中对黑莉的支持，希望黑莉在共和党初选中战胜特朗普。
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公开宣称自己对桑德斯的忌惮大于对拜登的忌惮，也是出于同样的小心思，希望借由桑蒂斯之手把对自己威胁更大的拜登先“拿下”。
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在其著名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用数学论证了康多塞悖论，从数学原理的层面证明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意愿不可能在群体票选中真实传达。
换成大白话讲，就是程序民主肯定偏离实质民主，大多人无法通过选票将大多人都喜欢的候选人送进白宫。
1972年，阿罗凭借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肯尼斯·阿罗
“竞选州长”：对选举无处不在的隐形干预
美式票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扭曲实质民主的体制，其实早在美国建国时美国国父汉密尔顿、杰斐逊等人就洞察了票选制度对民意的扭曲，以及这种体制会造成的严重党争的危害。
在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国父们痛斥党争对国家和政治的危害，预言了政客为了争权夺利，会在党争中做出没有下限的操作。
近一百年后马克·吐温在其著名小说《竞选州长》中描绘的种种怪象，不过是美国国父们理论模型的具象化表达而已。
利用强大的党团机构，尤其是两党各自操控的新闻媒体，一边反复宣传“独立媒体”的假象，一边无所不用其极地向对方展开攻击，正是美国国父们当初严厉警惕与痛斥的局面。
然而这种局面却成为了美式票选政治中的主流与常态。
在近几届的总统大选中，“负面竞选策略”成为两党不约而同采取的主要方针。
这种方针放弃了构建性的政策主张竞争，放弃了比拼谁更能实现自己对选民的承诺，转而采取不择手段抹黑对手、争当“相对而言更不惹人讨厌”的候选人的主轴思想。
这种思路的集中表现就是2020年到2024年间，民主党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妖魔化”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这方面。
显然，正是这种策略决定了美国的恶性党争和社会撕裂愈来愈恶化，没有回头路。
政商旋转门：心照不宣的根本目的
为什么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不管是美国国父还是如今的平头百姓，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美式票选制度的弊端与名不副实，而美国还要坚持这套前现代体制？
两党精英还要假惺惺地在亚利桑那州选举资格法上纠缠，假惺惺地指责对方舞弊呢？
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套最方便于两党精英逃避政治问责、保住政治利益以及实现门阀继承的体制。
在美式票选制下，政客不需要真的去履行自己竞选时的承诺，食言后所承担的最大责任也只是四年一轮换的下台。
而下台后的政客可以选择去大公司、游说公司、大学或者智库赚取高额的高管工资或顾问费，伺机再重回政治舞台的中心。
问责制的缺失导致了美国政商精英互相勾结的普遍化以及政客可以名正言顺地打造自己地盘、将权力“遗传”给子孙后代。
在两党精英共同受益于这套名为“民主票选”实际上专门为“政商旋转门”搭建的体制时，他们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了普通民众身上，将一切负面影响归为“都是选民自己选的”。
在长期持之不断的洗脑中，美国的普通民众即使意识到了自己只是在精英权贵们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规则里扮演无关紧要的角色，也无力改变大局。
只有完整理解了美式票选政治的运行模式，以及民主共和两党精英和民众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真正理解两党现在关于亚利桑那州选举法的纠纷。
表面上看是双方互指对方舞弊，实际上这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狗咬狗”之争，双方在细枝末节上互相攀咬，实际上一致想保住“美式民主”这个更大的骗局，或者可以称作“美式合法选举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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